近來海外到處發現中共誇耀「建軍」「光榮」的書冊文字，他們的誇耀宣傳已成習慣，原可不值一顧，但對歷史事實，加以歪曲，對赤色侵略者的蘇俄，一味捧拍，則不能不根據事實，予以更正，想為真正的中國人士聽樂聞。
一、由滲透顛覆到建立政權期中的軍事發展
滲透孕育下的中共地下武力
中共在開始組黨不久，即確定以滲透戰術作為黨、政、軍三方面在國中發展的主要行動之一。在當時曾根據蘇俄的指示：「必項【HGC：「必項」，原文如此，似為「必須」之誤。】加入國民黨，取得對國際和國內群眾的信任。」（註：此項意見曾經一九二二年在杭州開第二次會議時激辯後才決定。）照史達林的意見，其作用在：「……要把國民黨榨乾了，然後拋棄，像檸檬一樣。」（註：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史達林在莫斯科對中共代表會議的演說。此原則今日正由俄共對中共實行中。）至於毛澤東的意見則認為：「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組織表式是軍隊。」（註：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六○七頁。）因此，在中俄共的這種共同目標下，他們決定了在中國活動的道路和發展路線。當他們滲透入國民黨才一年的時間內，除了在最重要的軍官學校內吸收幹部發展組織——公開的名稱為「青年軍人聯合會」之外，便是以李之龍為首的襲取中山艦，擬用武力推翻當時革命政府的事件。這個行動的結果，李被扣留，同時在國民黨中任職的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等人，也隨之解職，這是他們的首次的公開失敗。
但由蘇聯顧問加倫等對國民黨所建議的軍事組織，亦即北伐時的武裝組織，除沿用中國固有的軍、師、團、營、連等編制外，在同級里則增入了黨部組織和黨代表與政治部。當時革命軍的黨代表是汪精衛，總政治都主任是鄧演達，這即是蘇俄共產黨意圖侵蝕國民黨的初期經過。
革命軍北伐到達武漢，共產黨這時利用國民黨的掩護，在軍隊、工人、農人、學生中儘量發展力量與組織，企圖在武漢地區發動推翻國民黨篡竊國民政府的陰謀，並且由共產國際代表洛伊（ROG）正式把在莫斯科第七次大會關於中國問題提綱，要汪精衛照辦，於是國民黨才實行清黨，國共正式破裂。中共在俄人羅明那（LOMINADZE）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指揮下，乃先後發動南昌兵變、兩湖暴動等，在中國實行武裝流血的叛亂。（註：見「三十年中共」第三十三頁。）這時他們的軍隊編制，因為甫由國民黨中蛻變出來，所以仍是沿用舊制，只是在最高指揮系統上另成立一個「前敵委員會」。起初是由毛澤東任主席，以後改派周恩來接充，即開始用「工農軍」名稱，把軍隊的精紳與行動也公開接受俄化，而正式使用俄國的鐮刀鐵錘旗。
井岡山紮寨時期中共軍方和組織
毛澤東雖非中共軍人，但他很迷信「以槍桿子製造政權」的俄式教條。尤其對親自統兵——掌握部隊的癮也很大。在朱德、賀龍等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兵變後一個多月——九月八日，毛氏本人也在湖南把漢陽失業工人和潰兵民團礦工二千多人組織了一股自稱為工農第一師的部隊，從事「兩湖暴動」。失敗後被俘，幸中途逃脫，十月才上了井岡山，與土匪王佐、袁文才兩部合夥，一個月後，朱德率領剩下的五百人也逃到山上，經過一年的嘯聚，集合了三千多人，再由蘇聯新派的德籍軍事顧問李特的指導「建軍」，他們才正式把散在各地的游散部隊，都改編為「紅軍」，井崗山的則編為「紅四軍」。此時的指揮系統是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機構，前敵委員會為臨時指揮組織，下設紅軍總司令部和軍團、軍、師（獨立師、旅、團等）組織，各級主官，不設副手，而以參謀長為指揮員的第一代理人。部隊編制，仍與國軍大同小異，只是把黨代表改為政治委員，在軍、師、團級設「黨委員會」，由政治委員或政治部主任兼任書記。團以上設政治都，團以下設列寧室（一九四七年由營改設指導員，以下則設文化幹事，取銷列寧室）。黨和政治對軍的控制也更進一步。（註：見龔楚著「我與紅軍」。）
這時除毛朱自率的紅四軍外。另委由何健部變逃的彭德懷、黃公異【HGC：「黃公異」，原文如此，當為誤植。】部一個團為紅五軍，皖北徐向前所部三千餘人為紅一軍，湘西賀龍所部二千餘人為紅二軍，贛南羅炳輝部八百人為紅三軍，湘西北石首、監利地區段德昌部七百人為紅六軍，桂東北俞作柏、李明瑞所部千餘人為紅七軍，桂東鄧小平、張雲逸所部七百餘人為紅八軍，彭德懷的部屬李燦部五百餘人為紅九軍，閩贛邊界方志敏、邵式平所部六百餘人為紅十軍，粵東暴動的葉挺、彭湃所部千餘人為紅十一軍，閩西張鼎丞、鄧子恢部八百餘人為紅十二軍，由兵運工作誘變的趙博生為十三軍，董振堂兼十四軍，陝北劉子丹、高崗所部千餘人為紅二十軍。
鄧小平、張雲逸所部七百餘人為紅八軍
在部隊的編制上，因急於擴大江西的蘇區，時間緊廹，加以武器彈藥缺乏，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抵抗第四次圍剿後，此時中共正奉到共產國際「迅速建立優秀紅軍二十萬」的指示，乃按照蘇俄步兵操典的戰術要求，配合當時情況，以及國軍火力比較，擬訂以師及團為戰略單位，以營為戰術單位，以連排為戰鬥單位的編制。把團的編制擴大，下轄三步兵營，一野戰炮營，一特務營，步兵營轄三步兵連，一步兵炮連，一特務連。特務營轄搜索、工兵、運輸、三個連又一個衛生隊。已放棄三三制的編制。（註：見龔楚著「我與紅軍」第三六○頁。）實際上由於武器不敷，這個編制並未做到，而國軍第五次圍剿已開始。
抵抗圍剿長大軍力
這時中共軍的兵力編組已在抵抗四次圍剿中逐漸長大，指揮系統則由中央蘇維埃的「紅軍」總司令部，指揮直接在江西編組由朱德自兼的第一軍團，彭德懷的第三軍團，董振堂兼任的第五軍團和粵贛軍區司令部，湘黔邊區的第二軍團（賀龍部），川東北的第四方面軍張國燾、徐向前部，川西的第四軍團鄺紀勛部，閩浙邊區的「紅軍」總指揮方志敏部（全部約三十萬人）。但在江西的所謂「中央紅軍」，雖極力掙扎仍不能抵抗政府軍的進剿，在不得不作突圍流竄之計，乃改組「紅軍」為野戰軍，預備打軍事政治兼具的運動戰與游擊戰了。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中旬開始準備，在十月即正式實施的軍事編組。從此一瀉千里，到處無法立足，原定在湘西簫克、賀龍盤據地區建立根據地的計劃先被國軍粉碎，乃向貴州西逃，遵義會議後，打算入川去和張國燾呼應，也在川南被川軍所敗，而不得不退沿長江南岸西向逃入西康。最後連川西都立不住腳，只好冒越過草地的艱難而趨陝北與劉子丹，高崗合股了。
在戰爭和逃亡的艱險中，所恃以為維持和團結軍心的重要法門，值得研究的是政工制度。
政工三大本領
在中共軍隊中與黨分不開的政工制度，是軍隊中最主要的一環。在中共的文件中，對於軍中政工制度，曾有這樣的解釋：「……政治工作是掌握部隊、鞏固部隊、維繫士氣的工作，其重要性不在作戰指揮之下。我們的三大本領：一打仗、二生產、三群運（即群眾運動）。這三大本領是要政治工作來做好。……」（註：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對出關增援林彪部隊的指示，原件系油印小冊子分發部隊，曾為國軍俘獲傳播並刊載當時華北報刊。）但因政工人員多為知識份子，日久玩生工作作風發生，下列缺點：一、軍閥主義傾向（吊打、侮辱逃兵及其家屬）。二、缺少民主作風，官兵間存有隔閡。三、深入下層工作不夠。四、對黨的決議，決而不行，行而不果。五、普遍疲倦現象，缺乏雷厲風行精神。為了改正此項缺點，中共特別提出：
一、開展部隊「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改善士兵生活。
二、加強黨部工作，嚴格黨的生活。
三、參加土地改革，進行土改教育，加深官兵的階級性。
四、改善部隊教育，貫澈群眾路線。
上述所謂「加深官兵只階級性」【HGC：「「加深官兵只階級性」」，原文如此。】，即儘量犧牲淘汰非無產階級份子，所謂群眾路線即以鬥爭方式消滅階級敵人而上下發揚同階級的友愛。另外即是集中士兵意見，變成領導意見，使官教官、兵教官、兵教兵。
五評與三查
同時根據群眾路線創造下列運動：一、對新補入主力的地方部隊，提出「丟背運動」，即以班為單位，相互檢討、說服丟掉逃亡思家情緒。二、在進行作戰前，展開士兵「想辦法運動」，使勇氣與技術相結合。三、在官兵關係上，展開「五評運動」（評功、評過、評戰鬥、評幹部、評思想）。啟發士兵積極性與克服軍官幹部自驕自滿脫離士兵現象。四、在土改學習上提出「三查運動」（查階級、查思想、查立場）。與「訴苦、坦白、立功運動」。
中共軍隊，經過這類由黨控制下的各項政治工作，和各種運動之後，儘管他們在江西和延安所裹脅的烏合之眾，與未經訓練教育的純樸農民，甚至曾經受過共黨迫害的農工與國軍俘虜，也都不得不在他們的組織下去效死拼命和立功獲「獎」。
參謀制度
有人以為他們一向就無健全的教育制度，也無良好的參謀制度，即不會編組出健全的現代化軍隊，其實他們把一切軍事作戰的調度計劃，皆由蘇俄有經驗的軍事人員作顧問，透過軍隊裏的「黨」來籌劃決定，只把有關技術性的問題和臨陣指揮，才交由職業性的中共軍人提意見和負責，也就圓滿達成任務。他們在井岡山才開始設置訓練機構，曾在「紅大」內設「參謀人員訓練班」，但事實上的基本方針和參謀作業，早就是以俄國的「教程」和「條令」為標準，參謀人員除部份是俘擄國軍幹部臨時利用外，主要的人員即以陸續歸自莫斯科的訓幹部接替。
動員與參軍
在軍事動員的業務上，由江西建立「紅軍」起，他們即已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從事把握階級路線，以農村基本群眾——貧僱農為基礎，由黨的幹部為核心，而推行地方性的煽動與強廹的「參軍」運動——所謂「志願兵役制」在當時並無此名稱，更無所謂制度。一定要如中共今日說有「兵役制度」，則只有由農村起的清算鬥爭與「分土」「翻身」……等過程而被逼加入共軍的「參軍制」。凡此工作，皆賴政治工作配合黨的指導而推進。
一九三一年中共在江西農村與城鎮成立俄式「中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各個地方「蘇維埃」時，正與外蒙、東蒙（呼倫貝爾）、新疆（盛世才）的俄式自治政權，先後遙遙相對而成為俄人在中國的第三個孿生子（這即俄國侵略中國領土、干涉中國內政的鐵證）。這時中共的黨和青年團與地方行政組織，在正規的紅軍之外，曾全面性的動員人民，編成各地方性的「赤衛隊」（後擴充為「赤衛軍」）、少年先鋒隊（十四至十八歲青年）、兒童隊、婦女隊（以後又增編情報隊、破壞隊、運輸隊、擔架隊），以及全面普通性的戒嚴組織——遞步哨（凡屬道路交通、關卡隘口……不分距離，全面設哨盤查行人及搜身與逮捕所謂可疑份子）。由少先隊、兒童團、婦女隊、或老翁老婦不能參軍的農、工等抽調輪任，自備伙食（這時還無正式的民兵制，以後即由民兵代替）。當軍事甫定或軍情緊急時，更為殘忍嚴密。
在中共嚴刑峻罰與清算鬥爭的恐怖暴政下，良善人民，為了獲免暴行和保全身家，又加以「立功有獎」的偽裝鼓勵，以及共黨的互相監視檢舉報複製度，農民也不敢不接受任務。
這類制度在江西支持中共的「紅軍」，行之有效，抵抗國軍的五次圍剿也發生作用。以後在陝北、華北、東北和全面佔領大陸時鎮壓民變亦如是，直到韓戰停火，內部反抗勢力已鎮壓消滅，基層政權已鞏固嚴密，全國軍事管制度才撤銷，而改用公安部隊和民兵來鎮壓人民了。
二、利用中國抗日掩護共黨擴軍
一九三六年（民廿五年）中共利用中國人民民族主義的熱情，滲透入東北軍部隊內發動西安事發。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又由周恩來說服叛軍，用和談的方式，獲得政府給與八路軍的合法名義，與經常的軍費和補給，又再回頭在擁護政府的口號下公開正式的明密活動，深入全國社會各階層及政府各部門，佈置顛覆組織，由此大量擴充軍事武力。
政府收編以後儘量滲透發展
按照當時政府給予的編制是八路軍下轄三個師，每師四個團（其中一團是補充團），分屬兩個旅。但中共在實際上並不遵行此項編制，除了按月領撥經費外，原佔領地區仍舊以鐵幕封鎖（只許共党進入政府區，卻不許政府方面人員與人民進入至共區），他們除表面上用政府所發表的師番號外，師以下的編制便因地因時自由變更與擴大。主要的是向華北和黃河下游地區與長城內外各地鄉村儘量滲透發展。在原有的每團內抽出一營或一連至二三連，編成獨立的「支隊」與大隊，與「隊」。向各地鄉鎮和重要戰略據點伸入，反客為主加以控制和從事黨性的政權建立，再擴大成團成旅或師與縱隊。同時對地方舊有的社會領導份子先加以遊說，使其徘徊遲疑於中立和親共之間，再以威脅、利誘使供驅遣，最後才「追掘老根」，再加清算屠殺。對貧僱農與青年，則以反日愛國為宣傳而加以說服參加組織受訓，擴大地方上的新生力量，把地方上歷年農民防匪自衛的一切新舊武器全都沒收改編，由此他們的地方政權與武力遂像滾雪球似的長大起來。小至中隊、分隊、大隊、支隊、獨立團，大至師、旅、縱隊等等如雨後春筍般的到處皆是。但是控制所有武裝部隊的基層力量，使不為黨外所左右而又能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不至瓦解分化，其向心的動力，除了政治工作制度外，就是共黨秘密安置在每連每排或每班以內的「黨小組」。
黨小組的核心作用
所謂黨小組即是以秘密黨員從每班的士兵起，以三人或三人以上為一組（黨員不敷則只派一二人甚或只控制在連排內），在每班內的黨小組（黨員多時可能達兩組以上），由組長領導，並不一定為班長或排連長所知悉（即知悉亦是合法的）。其作用在使戰鬥工作、政治工作、團結工作、監視工作，打成一片，把班長對每班內凡有關新兵教育、軍紀維持和戰鬥警戒、分散退卻、化整為零、集中收容、化零為整……等任務，都可補班長耳目之不足。每一士兵乃至每班土兵都形成每班每排的活動細胞，使每班的力量可以發揮到等於敵人的一排一連。同時上級的「黨」也因黨小組的連繫，就直接了解和掌握到每個基層的士兵（因為通常這小組內的組長，可能即是上級黨方派來的幹部）。中共之所以能自江西逃竄到西北，迭遭各地民間武力打擊和政府軍的追剿而不完全瓦解，與這個組織有密切的關係。以後在政府區內和日軍後方真空地帶能從容發展摻透成功，也得力於此（他們連自己的基層部隊，都用滲透控制，何況對敵人）。
取得合法地位擴展情況驚人
他們在軍隊的政治工作中「打仗」（即鼓勵敢死吃苦的士氣）、「生產」（自給自足不怕封鎖）、「群運」（兵源、糧源、情報、基層政權），「三大本領」配合下，加以軍中的黨小組的核心動力作用而滲透、發展、擴大。從此中共在政府區域內便根深蒂固，像細菌一樣的到處蔓延，使政府既不能制止，也無法在對日戰爭中又對中共作全面性的兼顧（因為滲透份子仍是口頭上也在抗日，而常常是具有政府的合法身份的）。
同時，他們的主力部隊，也請准政府擴編為十八集團軍，正式歸二戰區長官閻錫山指揮。但他們並不和日軍正式作戰，只儘量向雙方真空地帶和後方農村滲透游擊，因此也時時和國軍後方部隊衝突。至於滲透到二戰區的薄一波等偽裝份子，則幾乎把全戰區的新軍都赤化叛變投共。至在江南地區由政府委任的中共新四軍（葉挺部），本來核訂的編制是四個支隊，兵額五千人，歸三戰區顧祝同指揮，指定任務是在日軍的江南蕪湖地區游擊。但中共把部隊正式成立後，卻不理這些任務與命令而只專事擴充武力，搜繳民間自衛武器，偷襲國軍後方部隊，因之部隊愈大，給養也愈不敷，更間民間搜括，於是和當地國軍的衝突愈劇，日軍因之更得向華中地區深入，直到抗戰結束，已成中國心腹大患了。
抗戰中孕育成中共龐大軍力
在此時期中，共軍因發展過速，各地編制亦不統一，除正規主力的師、旅以外，縱隊、支隊、獨立團、營……，形形色色，極為複雜。到一九四五年，據中共自稱控制人口已一億，兵力已達百萬，民兵則為二百二十萬。（註：新華社與中共多種文件皆有同樣誇大宣傳。）在東北、華北、山東先後獲得蘇俄大量軍火直接補充，名稱與編制也才逐漸整理統一，一九四六年正式成立野戰軍區及所謂「人民解放軍」。以縱隊為戰略單位，放棄初期以游擊戰為主的作戰，而以運動戰為主。東北的每一個縱隊之下轄三個師，師直轄團（另有獨立旅編制，略同於師而較小）。關內的縱隊之下轄三族，旅以下轄團。每師（旅）約四千人，每縱隊約一萬五千人，但實際兵額約為四至六成。以華東區陳毅的縱隊編組較大，略同於東北，每縱隊約有二萬五千人，縱隊之下直屬有炮兵團、騎兵團、通訊兵連等。另有快速縱隊，車輛、燃料全系俄方由旅大方面直接補給，經海運到魯北、魯南登陸，其他軍火亦然。但以東北、山東、華北、西北……各區同時比較，仍以東北林彪部裝備最優，有日式、俄式各種新武器之外，尚有戰車、山炮、野炮等。另更編有獨立使用的七個機動團，三炮兵旅和協同作戰的日共、韓共、蒙共的精銳部隊。以後陸續獲得國軍喪失的武器，更增編大量的炮、工、及戰軍等獨立單位。但步兵師的編制，一直到一九五○年底參加韓戰，仍是每師三團，每團三營，每營四連，每連三排，只是在師與團營的直屬部隊和特種兵單位更加強化，如一個團部的編制，除直屬的政治、參謀、供給三個處之外，還有三個營、七個連（亦有部份例外，如西北區的一野及國軍投共部隊）。
地方武裝與土共的作用
除這種正規部隊之外，各地還有不常參加主力作戰，而只配合第一線正規部隊專作游擊、破壞、搜括糧食物資、建立地下倉庫……工作的另一類地方土共，如所謂「河北支隊」，冀魯豫區范築先縱隊、黃河支隊，豫東的魏鳳樓、金紹山，豫西的孔從周等，這類別動性的地方恐怖部隊是隨時編組，隨時合併，兵力亦大小不一。此外如陳毅所指揮的兩廣縱隊，則為馬歇爾調處國共和談時應周恩來之請由粵北調的兩廣土共擴編而成者。此外還有代表黨政而向農村地主、小資產者，執行清算、鬥爭，開闢兵源糧源的「農民協會」、「抗敵委員會」（官式的動員機構）、「武裝工作委員會」、「輪戰隊」……等，這類都可列入民兵性質內的地方性暴力組織，是因地因時而隨時興廢的，但其作用則甚大。
在同時期中，冀、晉、魯、豫、蘇、皖各省農民，為了反抗中共的暴政，也紛紛組織地方自衛武力，如山東河南的紅槍會，豫東、冀南、魯西的連莊會，山西的鏟共隊，豫北的自衛團、自衛隊、豫西的民團，蘇北皖北的人民自衛隊、義勇隊、還鄉隊，膠東的地方保安大隊……等，但因多系臨時激於義憤的民間自保自衛組識，面臨強敵，後無支援，亦無政治理想的號召和普遍性的團結與聯絡，聞有與國軍配合行動者（如膠東），亦有與國軍互不相照者（如豫西），故結果皆悲慘的被接受蘇俄驅使的中共武力所消滅。（註：作者任職三人小組之北平軍調部及南京國防部時所得閱之參考文件。）
但吾人不可忽視者，即凡有地方性農民抗共武裝之地區，共黨即難發展地下滲透與武裝土共組織，尤其是配台民兵與游擊隊廣泛深入政府地區的「武工隊」無法展布。
武裝工作隊
所謂「武工隊」，是中共在「佔領」新地區後，或將要進攻的敵人區內。為了適應未來不可逆料的軍事失敗，或急應第一線的臨時需要，必以快速方法建立地方武力——包含民兵與地方軍——工兵，用來對內鎮壓人民反抗，對外支援前線作戰，由地方的黨干和軍干與政干和平時先已潛伏勾結的地方土共……混合組織而成。它並無直達最高極的系統，也不是正規性的永久機構。但在中共佔領或控制每一地區時，它是兼負作戰、滲透、破壞、暴動、宣傳、造謠、分化……與代替地方黨、團的武裝間諜組。消極方面也是聯繫前線主力作戰與後方黨、政、軍推動工作的樞紐。在作戰期中，無論是先於正規軍向敵方滲透或是後於正規軍脫離敵人的追擊，作牽制擾亂的工作，以及破壞交通、組織群眾、打擊敵方的小股擾亂……等工作，都是「武工隊」的責任。（註：中共華東人民出版社羅伽著「中國革命的武裝鬥爭」第六四頁。一九五四年版。）
三、軍區與民兵制度
建立戰略地區分劃俄式軍區
在八個年頭的全國抗日戰爭中，據中共自己各書刊的報導他們『在東北、華北、華中、華南、西北……十九個省份建立了十九個「解放區」，……全國最重要的戰略地區，所有最大的城市，均處在八路軍、新四軍等控制和包圍中。全國幾千裏海岸線和重要港口，均在控制和活動範圍之內……從戰鬥中生長、壯大、建立和鞏固了廣大的解放區為以後大反攻創造了戰略基地，並做好了準備。』這就是中國對日抗戰對中共的輝煌幫助，他們如果不在此時已秘密地做好了包圍「全國最重要的戰略地區和所有最大的城市」，「為以後以大反攻創造戰略基地的準備」，中國政府不會在以後這樣容易的退出大陸的。
在上述的所謂「解放區」內，中共最重要的歷史性措施，莫過於知一九四六年起所分劃的俄式軍區制下的民兵制度。這是中共在政權下建立總動員基礎的重大事件，也即所謂「隸屬於軍區領導之下的不脫離生產的人民武裝組織」（其任務為甲、難持社會治安（配合共軍及公安部隊對人民施行鎮壓搜查）；乙、保護生產建設（如保護鐵道、橋樑、電線、倉庫、工廠、礦山、森林、水利工程……）；丙、實施軍事訓練，準備動員，為正規軍的第二線部隊）。
動員補充程序
在一九四七年初，因美國派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雙方停戰，中共乘機重新補充整編，在喘息甫定中，把佔領區再加調整區劃，加速動員。共軍區司令員，統由野戰軍司令員兼任，其劃分所佔領地區為九個野戰軍區，下轄三十個軍區，八十三個軍分區，每分區轄四至七個縣，每縣有大隊，軍分區有獨立團或營。軍區有旅或團，都是補充野戰部隊之用，有時亦急廹的直接參與野戰軍的重要戰役，不另撥補（與一九五○年八月以後至一九五四年軍區制的實際情形較有差別）。其動員民兵的補充程序，為省說明計，有如下表：（註：國府國防部出版「共產遠東軍事」一九四七年版。）
一、兵源補充是用遞次升級方式，由民兵起即負作戰任務。
二、必要時後勤部隊亦參加野戰部隊作戰。
這個民兵制度在中共的建軍史上曾占最重要的地位，毛澤東曾這樣說過：
「這個部隊（指野戰軍）之所以有力量，還是由於民兵的武裝群眾組織，和它一道配合作戰，在解放區，一切青年、壯年，甚至老年的男人、女人……在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下，組織在人民自衛軍之中（即各縣軍區部隊），自衛軍中的精幹份子除加入軍隊及游擊隊者外，則組織在民兵之中。沒有這些群眾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想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註：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毛澤東的這一段話，正是一篇證明在中共控制區域內實行軍國主義化「全民皆兵」的供狀。在他們把一個國家內的青年、壯年、老年、男人、女人……都歸納於既要生產，又要打仗的組織中，試想這個國家還成什麼樣子？
民兵遞升制度
當時朱德對這個民兵制度的好處，更有下列的說明，（註：朱德在中共第七次大會中的軍事報告。）他說：「……我們學會了組織民兵工作（指從蘇俄學得），這件事情其意義的重大是不可限量的。民兵一組織起來之後，就配合正規軍作戰，或自己獨立作戰。解放區人民的生產運動，民兵的保衛功勞很大（指強廹勞役與監視）。民兵的聯防作戰，亦在許多地方組織起來，這裏看出民兵向地方軍轉化的端倪。同時民兵自衛軍還擔任普遍的生產任務，這樣使戰鬥與生產結合，改造了農村的一切舊形態……我們提出主力軍、地方軍，民兵互相結合的原則，這樣造成了三者的有機連繫。……」
毛、朱兩人的言論，當然還不便把許多不好意思說出口的內容暴露出來。不過雖然中共在已建政權的共區，和隨時易手的游擊區已有各種臨時性，特殊地下性的武器組織，但在正式的行政機構中，至今仍以民兵制為經常不變的正式組織，事實上，也即是在新佔領區鞏固地方政權和擴軍的基本組織，亦補充野戰軍——主力部隊的根源。它既能配合主力進行游擊，又能參與主力軍對主攻點作頭二三波的衝鋒，有時民兵不敷，甚至鼓勵民兵後面的擔架隊、運輸隊都參與人海衝鋒。共黨對於使用民兵參加主力作戰的理由是：「民兵是經過對地主、富農、資產階級鬥爭階段而分得土地與果實的貧僱農，當為保障自己的利益而戰，也就是武器保田運動。」民兵在參加此類主力作戰之後，如果勝利，自然很決的可能升為主力部隊，加強裝備。即令失敗，共黨也常常自我宣傳認為勝利——即「勝利的轉進」或「勝利的消耗了敵人」……也可獲得榮譽的遞升。其實不過是中共在大量犧牲後補充部隊與擴大武裝的一種方法而已。這類遞升制度——亦名「轉化」之先，當然也必須經過整理、鞏固、教育、審查……等程序，俾把民兵中所謂剩餘的（還未戰死的）保甲長、天主教、一貫道、中農地主……等階級成份不純和歷史不清的份子剔除。
朱德對於以民兵配合主力作戰的成就，曾有如下的說法：（註：見朱德論解放軍戰場。）「……一、可以實行內線與外線的靈活作戰。二、可以實行很靈活的包圍與反封鎖。三、以解放軍的集中，打擊敵人的分散；以解放軍的分散，襲擊敵人的集中（所以對於已被擊潰的共軍，也不可疏忽）。四、更可以民兵和地方軍圍困敵人的孤立據點，再以正規軍伏擊敵人援軍。」
在中共的這種「參軍」動員方法下，經過民兵階段而遞升轉化為正規部隊，已成為共區極普遍的現象。所以中共的軍力，在迭經大戰，犧牲慘重之後，仍然實力存在，甚或更加擴大，如果真遇勝戰，取得敵人的補充和俘虜，兵力還更加增強（此即中共自誇愈戰愈強的內幕原因）。
全面變亂後的參軍規摸
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共全面發動內戰後，所佔領的西北、華北二百八十個縣中，單春季參軍運動後，平均每縣的需耍目標為三千人編入民兵，總數即有九十萬人。同年十二月中共廣播：冀魯豫區十一縣新兵五萬人中，經審查合格入伍者三萬七千人。他們自誇主力部隊的補充數額不僅在人民踴躍從軍之下滿員，而且擴大三分之二。但在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秋，關內共軍迭遭失敗，地區縮小，軍情緊急，傷亡重大，由農村到城市都舉行參軍運動，當時中共廣播，在哈爾濱市區，人民「參軍」者二千多人，「參戰」者三千多人（已受訓練者）。這類比率就比上年的增高。根據中共自己的報告，（註：中共軍委會武裝部隊資料組的報告。）僅太行山區的民兵，在幾個月的反攻作戰中，參加人數就達四十五萬之眾，單獨作戰了六百六十多次。由太岳軍調來的「遠征隊」，亦達一萬五千人以上。足見民兵在緊急期中的作用。
新的民兵成份，在發動「參軍」運動時，即已規定黨員須佔十分之五，村干十分之二，人民十分之三。並號召「村干參軍，黨員帶頭」。在發現士兵中「充滿思鄉病」時，則以「土改學習」和「思想訓練」控制之。此外也儘量爭取敵人俘虜編訓以補充缺額，立功即予升級和獎勵。
為了解決經費困難和物質缺乏的問題，「黨」又決議號召「建立不吃飯的兵」——即自己生產，不在軍費內負擔，此所以毛澤東必須使民兵一面生產一面打仗，建立一種外間所稱的「生產軍」，內在作用就是由人民既出力、出糧、出勞力，還要送命而已。
民兵組織的兩個新系統
中共在一九四七年對於「地區」、「生產」和「壯丁」的三個嚴重問題曾有精密的檢討，他們認為：「……華北經八年抗戰民窮財盡，因此我們（中共）只能養兵百分之點六。邊區（指陝北）僅能養百分之點二，最好地區也只能養百分之一而已。在全解放區內，我們已有人口一億六千萬（這是中共當時對內宣傳的誇大之詞，實際當時國共雙方戰區均在流動未定之中，但被中共真正赤化區域人口不過幾千萬左右）。如以壯丁比例二十比一，則為八百萬人，如徵出兵員百分之六應得四十八萬……。」（註：國防部所接獲邱清泉兵團一九四七年七月俘獲中共在豫北檢討會的會議記錄。）但按之實際，中共當時各軍區所強徵之民兵已超一百萬以上，足見當時人力缺乏與經濟和糧食缺乏的程度。為挽救此種危機，故中共中央局決定：一、消滅無裨益於作戰的資產階級與富農地主，以其果實補充作戰經濟。二、擴大解放區——開闢第二戰場，向政府地區發展求兵、求糧、求戰（亦名「三求政策」，「求戰」之意為向國軍及民間求補充武器彈藥）。（註：當時劉伯承南竄大別山區時對部隊的訓話（俘虜報告）和中共開闢第二戰場的廣播。）這時中共把民兵的組織劃分為二：一為與正規軍主力編制相同的民兵，由連到團都有正式指揮機構，中共稱之為「基幹團」，又稱」子弟兵團」，或「野戰民兵團」。魯北、魯西南即編五十個團，太岳軍區（在山西）即編三十六個團，太行山區編十六個團，呂梁山區（在山西）編十二個團，其他東北、華中、西北均照人口數額分別編組，歸各野戰軍更番使用。一為自衛隊，等於後勤部隊，專支援前線。編制為大隊、中隊、小隊、不分散使用而是集中於各野戰軍之後，作各種武裝的後勤業務，隨軍推進。亦即在戰事激烈緊急時的「人海」戰術資本。（註：一九四七年國防部軍聞總社發表之資料。）
中共政權成立後的軍事變革
這時中共已將各地區部隊，正式編為四個野戰軍，一個華北兵團。在一九四九年正式成立政權後，根據共同綱領二十三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民兵制度，保衛地方秩序，建立國家動員基礎，並準備在適當時機實行義務兵役制。」從此，中共對於負責民兵制度的軍區便在共區更普遍的根據此項法節而具體區劃組織起來，並由所謂中央軍委會的「人民武裝部」統一指揮。為了便於強姦民意不離所謂出自人民「志願」的宣傳起見，並在各大小軍區成立「人民武裝代表大會」，選出「各級人民武裝委員會」，下面由村到邊區另設各級「民兵指揮部」及「自衛隊部」辦理其事（參閱附錄民兵組織條例）。在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將結束時，據東北日報八月二日才透露：「東北全區民兵，除補充正規部隊不計外，僅參加擔架隊和民工隊者即達七十一萬五千人。」其他全部數量，當更驚人。僅據中共南方日報資料室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統計（這時正是中共開始正式不宣而戰進攻聯合國軍之時），東北區民兵為一百九十二萬四千一百餘人；中南區為一百四十八萬人；華東區為一百四十五萬人；西南區為三十二萬四千人；西北區為二十萬人（內有陝北老民兵八萬人）。但在一九五二年（民國四十一年）上半年為止，全部大陸民兵數字：東北已達二百二十一萬五千六百人；中南區已達一百九十八萬三千二百一十人；華東區一百八十二萬四千四百人；西南區八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人；西北區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四十人；華北區一百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人；內蒙區十八萬四千人。（註：中共中南區人民武裝部通訊組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公開報導。）但這個數字並不包括一九五二年以前已參戰和留後方勤務與地方警衛人數，已和中共要把全國民兵發展到人口百分之五的標準相符，即是在四億七千萬人口中，民兵須有二千三百五十萬的數字。如果照六億人口計算應該更多了。
此外中共在充實和加強民兵制度，和為國家總動員預先打好基礎，曾在一九五四年六月頒佈一種「勞衛制度」。意即「準備勞動與衛國」。先由中等以上學校實行，其內容當在文後再詳為介紹，總之，它仍不離屬於中共的一種平時軍事組訓制度之一，也是值得注意的。
中共在當政府正式委任的合法時期中，其兵力的發展，有如前述的驚人成就。雖然他們始終不離是用暴力強廹的方法，但比之在叛變初期，只能滲透不能公開的困難，有天淵之別。此時在各地區用武力所建立的地方政權，也隨着武力的發展而把地區擴大，直到一九四九年控制整個大陸。但在參加韓戰中，才覺悟到過去時期的武裝力量不能躋於國際水準之林，於是才在「正規化」、「現代化」口號之下，亟圖改革軍制。
這時中共的所謂憲法已公佈，但在此以前先由「副總參謀長」粟裕在「八一」建軍節發表論文，提出「加速我軍現代化建設，必須實行統一編制、統一裝備、統一訓練、統一紀律、統一制度」的暗示，接着聶榮臻更在所謂「一屆人代會」上說：「現代化的軍事建設難，然重要的是兵器裝備改革問題，但又不只是一個兵器裝備的改革問題，而是一個由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偉大歷史轉變，必然要引起組織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事實上中共如沒有蘇俄的兵器裝備，和代為儲備的參謀人材，單是紙上的組織制度改革，仍不過自欺欺人之談。但蘇俄為要使中共軍隊成為可以統一指揮、統一教育、統一紀律的附庸部隊，豈有聽任中共的長期紛亂落後，而不要它先把組織制度和俄軍「統一」然後才便於統一補給之理？所以第一便先在最繁維而不易辦好的兵役制度上着手。
兵役制度的改革與準備
兵役制度的改革和準備，是從一九五三年春即先加強實行「普遍民兵制度」做起，目的便是在義務兵制上預下工夫。先由周恩來在一九五四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建立強大的現代化的陸軍、空軍和海軍，我們就必須逐步實行義務兵役制」的話來呼應中共一九五四年九月由「政務院」所頒佈的徵集補充兵員的命令。這次徵集補充兵員的辦法是介乎過去所謂「志願」參軍和未來的正式徵兵前的過渡辦法，也就是為徵兵制度先打好基礎。其作用和先一年推行的「普遍民兵制度」的意義相同。但其方法乃採用「自動報名」方式，即參軍時代的「志願應徵」的別名。事實上命令公佈以後，曾大力的準備三個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才開始實行徵集，但仍不免一來就硬性的規定如：「一切有關兵役的政策、方針、任務、時間安排等必須由『黨』來親加適當的安排，而且要動員各方力量協助完成。」「青年團要動員團員、民兵和青年積極份子，要以身作則帶頭，民主婦女聯會要動員母親們、青年婦女們，用骨肉之情勸導自己丈夫、兒子、兄弟去應徵。」此外兵役機構和各級行政幹部要用各種方式發動響應、保證，並成立「新兵招待所」、「新兵訓練營」等補助機構。（註：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中國青年報及十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足見其進行竟是十分的不順利與困難重重。所以十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為此不得不垂涕而道的指出：兵役制度的改革，是由於過去的志願兵制，造成了目前軍隊的三種危機。第一是後備兵訓練補充問題，目前作為後備兵源的民兵，數目雖大，由於地方勤務過多，未經過現代化訓練，補充部隊不能即刻作戰。同時在常備兵中，多數都已老大體衰，到了退伍年齡，至於參軍的壯丁，也多數是情緒低落，不能擔負現代戰爭的任務。第二是中共有意實行精兵制度以減少寵大的軍費支出。第三是「志願參軍」的士兵，沒有退伍的期限，只好犧牲家庭不顧妻子，是共軍士氣低落的原因（聶榮臻在人代會也作此同樣的報告）。不過他們還有一點不好意思公開說出，便是成立正式的徵兵制度後，更便於把過去不成文法的強廹參軍的「志願兵制」變為今後合法負擔的義務兵制，理由是在「憲法」規定下的義務。
其實，如所周知，中共在中國對政府變亂時期，因為既無正式政權，也無固定領土與人民，當然不可能按步就班的依法徵兵。而當時他們還拿反對政府徵兵的口號以困擾政府的對日抗戰。當然中共此時自不好意思提出他們要徵兵的話。也就樂得實行流動式的就地參軍的辦法，也就是歷代流寇的「就地裹脅」，不過方法更加進步而已。
新兵役法等於具文
新的兵役法，是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公佈，同年七月三十日由一屆「人代會」通過實施。把全大陸十八歲到二十歲的青年皆徵調入伍。但在一開始實施，在中共「國務院」的命令中就規定：如個別縣份因條件特殊，要徵集多一歲的年齡時，只要得省兵役委員會的批准即可，徵集地主要在農村，但在省轄市也徵集一部份。（註：見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長江日報。）此外「國務院」又臨時規定了許多緩徵條件：如一、正在高中和相當於高中學校學生年滿十八歲的。二、廠礦中三技以上的技術職工。三、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主任、主任會計、新農具手。四、區以上「國家機構」、「人民團體」和公私企業、學校等單位中的二十一級以上幹部。五、鄉黨部支部書記、鄉長、農業生產合作社會計。由市、縣兵役委員會根據情況，需要決定應徵或緩徵。（註：見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雲南日報。）又如有些地區「國務院」或各級「人代會」的命令也可規定免徵，如廣東海南區就有五縣（註：見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南方日報。）照這一來，全國至少應有九百萬到一千萬人該在緩徵之列，因為二百萬個以上農業合作社以及全國高中學生、全國國家機構、人民團體的及齡青年（即共干）都在內。至於由「兵役委員會」決定下的弊端是更不必說了。這樣，可以證明所謂「兵役法」也者，其伸縮性之大，是可以由上至「國務院」當兵的，只有共干以外的「人民」了。至於兵役法並明定「國務院」有權延長軍士和兵的現役期限，「國防部」有權改變軍人的現役期限，則所謂「兵役法」的服役期限，還不等於具文？事實上只看共黨的需要，一切都可以由周恩來、彭德懷變更的。尤其是正式的兵役法都已在大力推行之際，各省黨部和行政機構卻並不真正以人口數字來公正的用抽籤決定，仍是用參軍與強行「普遍民兵制」時的開會方式，以「大會壓」「小會擠」來推行動員。另外工、農、婦女、居民……等會仍分別推行鼓動、挑戰等粗暴強迫手段。這就反映出中共今天的兵役法仍未現代化、正規化，仍是一套宣傳。
正式成立工國防機構
其次為國防機構的正式成立。這是在政權建立後六年所謂「憲法」頒佈後半年才把二十年來不正規時期從事「游擊戰」「運動戰」的「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委員會」。另在國務院內設一「國防部」。這個「國委會」是根據「憲法」四十二條「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的規定而成立的。在十五個副主席、八十一個委員之外還有總、副參謀長、訓練總部部長、總政治部主任、總幹部管理部部長、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總後勤部部長、財務部長等設置。同時撤銷原有的「人民解放軍總部」，而由國防委員會直接統率陸海空軍各部隊。但說到國防部，本來照國務院的主管職責第十四項規定，國防部的職權是「領導武裝力量的建設」，看來似乎好像是主持軍政事務的。但對該部另外又規定「接受國防委員會的命令與指導」，可是再一對照國防會的權責，關於教育訓練、後勤補給、軍費籌撥……等等，仍歸該會主管，另還有總攬計劃作業，確訂全面指導方針的參謀總長及其龐大的「辦公廳」，是軍政、軍令兼管的最高機構，則國務院下的國防部，最多不過是該會間接所屬的一個執行機構，但一細看委員會內八十一個委員中，除極少數的數名投降軍人點綴門面外，差不多都是兼任中下層實際執行主管的軍人，則國防部的空洞可想而知。至於國務院本身，照規定一切業務又是要受「全國人代會」劉少奇的「決定」，法令則須經它的「通過」，才能執行，其中互相牽制矛盾的現象，正顯示出幕後的複雜背景，和中共集中軍事權力於最高階層的證據，而又暗示着不一定是在毛澤東一人之手。何況照規定另外還須接受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而該局照共產國際的規定又是經常駐有代表監督的。但「國務院」與「國防會」……等各級軍事機構還不免派有「顧問」常駐，則真正主持中共「國防」、「軍事」的是誰呢？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人民日報即公開的暴露出這樣的憂慮：「……軍隊正規化後，軍官產生了反對政治的傾向，他們重視技術而輕視政治，在用人方面，重視文化技術水平，而不問政治條件。」其實，問題決不僅如此簡單的。
由於經濟困難退役多過徵召
緊接着所謂軍隊正規化之後，是年七月三十日並發表由八月一日起把大陸各專區和縣公安部隊一律改編為「人民武裝警察」，直屬各級公安機關建制。其原來擔負「逮捕」、「看守」、「押解」人犯，及機關警衛、搜捕「土匪」、維持治安、看守專區與縣級勞動改造「犯人」……等任務，同時移交「人民武裝警察」，統一指揮、統一管理。並在省「公安廳」內專設管理此項部隊的機構。至於經費亦自接交日起，由國防部後勤部門，按原預算撥交「國家財政部」辦理，算是暫時不屬於軍事系統了。
目前中共由於經濟困難與所謂五年計劃的遭受頓挫，已有逐漸把正規軍數量單位急遽減少的趨勢，尤以撤回北韓「志願軍」，其內在的原因即為減輕負擔另行整訓，其他理由皆是騙人的。自一九五六年起軍隊即退役多過徵召，一九五七年這個情形更加顯著（可由中共發表的退役與徵兵各種數字中看出來）。在各省與各軍區的駐軍單位和番號與數字上，證明內地駐軍的數量，自一九五五年秋即均普遍減少。對於地方治安與鎮壓反抗力量的任務，大多交給公安部隊——即警察部隊。大體看來只有五個地區的軍隊是比較龐大的。一為東南沿海的蘇、浙、閩、粵、贛，重點則在閩省沿岸，裝備提先「現代化」。二為北韓地區和中韓交界地區，是戰略預備與防禦南韓雙重任務。三為滇桂兩省邊區，這是為控制北越與必要時對泰、緬有所行動。四為康藏地區，這是對鎮壓西藏人民的革命與康藏邊區游擊隊。五為新（疆）甘（肅）地區，在新疆的是大部屬於屯墾部隊，兼負鎮壓大量強廹移民之責。在甘肅地區的則為鎮壓監示回族人民的反抗。這五個地區的部隊兵種不同，素質各異，可以由其任務想像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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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中共三十年來建軍內幕》，是以《春秋》雜誌總第23-26期（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同名連載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碼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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