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

寫在前邊──為發現《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而作

·維一·

一九八一年的初夏，我正在考古所里伏案修改論文，準備畢業，不想被到訪的吉德煒先生拖去給他的講演作口譯。

吉德煒先生是美國加州大學的中國上古史教授，當年是美中文化交流委員會的成員，這次又是頭一回面對中國考古重鎮──北大考古專業的師生作專題講演，心情之緊張可想而知。

為了萬無一失，他在講演的前幾天特意跑到考古所來，把事先打印好的講演稿交給我，讓我也好有個準備。他並且謙遜地說，因為中國剛剛開放門戶，對這裏的種種禁忌實在不甚了了，若是看到文中有冒犯諱言的詞句，讓我一定給他指出。

隔行如隔山，對吉先生金文甲骨的商周學問我只知皮毛。如今二十多年過去，時過境遷，他當年講演的內容我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但有件小事卻是至今記憶猶新。

據我的觀察，洋人做學問有個毛病，到了收尾的部分總是要縱橫捭闔一番，似乎非如此不能善罷干休。讀了吉先生的講演稿，發現也是如此。當他抒發完畢對殷商大墓，鼎彝銘文的研究之後，便進一步微言大義地闡發道：若是幾千年之後的考古學者發掘出毛澤東的紀念堂遺址，他們能夠憑藉墓葬的規模和型制，把公元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斷定為「奴隸制時代」麼？

這雖說是句幽默，但我明白此話絕對不合時宜，於是講給吉先生。可能吉先生認為這正是他畫龍點睛的神來之筆，到了那天的講演，這段精采的文字終於未能忍痛割愛。不過關係不大，從我耳朵里聽進去的是英文，從我嘴裏吐出來的中文裏卻少了這段話。倒不是說我對吉先生的論說有什麼異議，而我是擔心：萬一有個無事生非的聽眾鬧場，賓主的面子上都不好看。

不過，我至今認為：考古學是社會人文學科裏面最講求實證的一門學問。胡適先生的「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實在是研究考古的不二法門。因此直到眼下，儘管眾多學問的研究都已經是江河日下，潰不成軍，唯獨考古學還算差強人意，其中的道理或許就在這裏。

在潘家園發現《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進而發掘出《調查表》後面一連串動人故事的姚小平先生就是出身考古所，潛移默化之間肯定受到這份傳統的濡染。

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這份一九六三年七月造冊的《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1)發現於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據專家認定：此物是從北京市公安局五處流出。若不是姚小平先生的慧眼獨具，收藏了這份文獻，那些庾死黑龍江興凱湖農場、河北清河農場和京郊北苑農場的九十四名右派的臨終命運和葬身之地，很可能永遠湮沒無聞。

此後，姚小平先生根據《調查表》的線索暗察私訪，再從中抽絲剝□，去偽存真，找到其中三位當年被打成右派而慘死勞改農場中人物的後代及舊友，從而寫出讓人不忍卒讀，但又使人不忍釋卷的文字。感人肺腑之處不僅在於其慘烈，還在於其真實2)。

我們已經讀過不少那個時代倖存者的行跡，但據死亡者墓葬資料鈎沉史實的情形實不多見。「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與倖存者相比，死亡者不能再為自己的冤屈辯解言說，他們有着更大的不幸。

我的考古專門是在幾千年以至上萬年前的石器時代。考究那個時代的面貌，依據的是墓葬型制的高低，隨葬器物的多寡，以及墓群的排列，人骨的測定等等。至於年代，最多也只是倚賴誤差上下幾百年的碳同位素斷代儀器。

比照上古的發現，我想不妨將這份《調查表》也當作考古墓葬群的專題研究：共三地，九十四座單人墓，其一在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其二在河北寧河清河農場，其三在京郊北苑農場。調查表大致可以算是墓葬中出土的「墓誌」（誠然，古代墓誌大多歌功頌德之語，調查表卻以損誣貶抑為詞，兩者到底有所不同），而姚小平先生根據走訪調查寫就的三篇文字乃是關於個案的考據報告。另則，由於《調查表》提供了墓葬年代上的精確記載，無需再費精力去作考究；至於墓主的姓名及其生卒年月，以至生前職業和遇難原因等等狀況，也都有了大致的勾勒。況且，那個時代離我們不算太過久遠，墓主的親友、故舊、上司、下屬很可能還健在，他們都是墓主生平的知情人。從這些方面來說，《調查表》提供的信息絕對與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不可同日而語。

今天在「二閒堂」公佈這份《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就是想舊藝重拾,將它認真當作一項考古研究，以這三地墓葬發現為線索，梳理考證每座墓葬主人的生亡始末。

當然，如同石器時代考古一樣，九十四座墓葬中大多數墓主生前的悲歡離合，愛恨情仇肯定會永遠無聞於世，這也是預料可期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願意試一試，再試一試。

在「二閒堂」駐足少歇的過路諸君，若是見到這份《調查表》，萬望能夠撥冗細看，輾轉相詢。或許你的有心就會成就一段早已湮沒的真實歷史，姚小平先生已經寫出的大作就是明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話說至此，在下這廂先有禮了。

來函請惠賜：二閒堂·墓葬研究〈[email protected]〉。

維一謹上，丙戌歲末於二閒堂。

《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

③ 京郊北苑農場墓地：

註：表中背底塗綠的名字表示已經找到線索；背底塗黃的名字表示略有線索；淺色背底的名字表示目前尚無線索。凡名下有橫線者表示已有相關文章連結，可點擊進入。

《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出土記

·姚小平·

圖一：《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封面書影

圖二：《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之一頁

一九九八年，學者李輝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了杜高的右派檔案。不久，李輝與杜高就這套檔案進行了深入交流，於是有了李輝的《關於杜高檔案的問答》一文，刊登在湖南《書屋》雜誌上。

　　二ＯＯ二年二月下旬，我偶然看到這篇文章，被杜高所講述的悲慘遭遇所震撼，對右派運動產生了了解的衝動。我以為，這套檔案的主要意義在於它的原始性，由於沒有經過後人根據各種需要去進行重新加工和塗抹，從而保證了史料的絕對真實和相對完整。借用考古界挖掘文物的說法，這處墓葬從未遭到過盜墓者的侵擾。也許因為我在考古所工作過幾年，所以對用實物來考證歷史情有獨鍾。往往一件新發現的實物，即可平息此前眾多專家學者發表的「高論」。我決定前往已幾年未去的潘家園舊貨市場碰碰運氣，尋找些有價值的右派材料。

　　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是星期六，我凌晨五點騎車來到潘家園。黑暗中鬼影瞳瞳，手電光下，面目猙獰。先轉了一圈，如餓鷹般逡巡，毫無所得, 卻心有不甘。於是耐下性子，再慢慢看，轉了一圈又一圈，一直轉到中午十一點，已累得眼酸腿乏，仍未遇上讓人眼前一亮的東西。咬牙堅持，決定再轉最後一圈，即打道回府。忽見一攤位上放着本一九六三年七月造冊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裝訂極其簡單，紙張粗糙泛黃，顯示出那個年代的特徵。表內文字全部為鋼筆手抄，收有九十四名死於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和京郊清河農場、北苑農場的北京勞教右派，每人兩頁，文簡字省卻「五臟俱全」：姓名年齡、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質、個人簡歷、教養理由、教養表現、死亡日期、死亡診斷及墳墓標誌等逐一記錄。一看就是「開門貨」。在一般人眼裏，這些內容實在枯燥無味，毫無「價值」可言，難怪這份材料從清晨一直擺到中午都沒賣出。對右派問題我知之甚少，但對這份「調查表」的份量，卻還能掂量出一二，心中狂喜，表面卻靜如止水。我把「調查表」放下，先指着旁邊一本《紅旗》雜誌創刊號，問攤主價錢。攤主是位近三十歲的男子，大約生意清淡，一見有人問價，忙上前臉上堆笑答道：「三百元」。我故作漫不經心地又隨意一指《調查表》問：「這個多少錢？」攤主答：「一百五十元」，在他看來，《紅旗》創刊號顯然比《調查表》值錢多了。我指着《紅旗》創刊號商量道：「東西不錯，就是太貴，能不能便宜點？」「最少二百五十元，不能再少了。」我故作困難狀道：「唉，沒帶那麼多錢!」隨即突然一指《調查表》說：「算了，這個便宜點，就八十元賣給我吧。」攤主道：「行，半天沒開張了，八十元賣給你，就算開個張吧！」貨款兩清後，我急忙把《調查表》放進書包，心說：「不虛此行」。

　　回家後，我把《調查表》拿給曾歷經右派磨難的杜高先生過目，他認為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和京郊清河農場、北苑農場均歸北京市公安局五處（勞改處）管轄，這份材料應該是從那裏流出來的。他說，他還認識其中的一些人，包括音樂家張權的愛人莫桂新。

　　文革結束後，黨中央在極短時間內，以雷霆之力為幾十萬右派迅速「改正」，顯示了糾正冤假錯案的決心，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無數運動中的不實材料被從個人檔案中抽出，當眾銷毀。其效率之高，速度之快，銷毀之徹底，是前所未有的。以至當我們回過神來，作為歷史研究者要想再深入研究當年這一政治運動時，突然發現實證材料竟是如此缺乏！死亡右派張勖仁之子張蘊新為了解父親生前情況，曾到北京清河農場查找父親檔案，結果僅存寥寥幾行字，記錄了一個人的從生到死。杜高個人全套右派檔案被發現後引起的轟動，更加證明了這一點。

　　近年出版的一些右派回憶錄或回憶右派的文章，關注點多為劫後倖存者，對教養期間死亡的右派極少涉及，他們的情況鮮為人知，資料也大多湮滅。從這點來看，這份《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作為官方檔案，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二ＯＯ七年二月十日於平雅居

《調查表》裏的姚平

·姚小平·

　　二ＯＯ五年春節，在家看馮亦代的《龍套集》（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版）。讀到「哭姚平」一文，忽有所思：這個姚平好像就是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我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淘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以下簡稱《調查表》）里的那個姚平。一查，果然如此。《調查表》是北京市公安局五處（勞改處）一九六三年七月匯編造冊的內部檔案，收有九十四名死於該局所轄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及京郊清河農場、北苑農場的北京勞教右派。《調查表》裏每人兩頁，文簡字省卻「五臟俱全」：姓名年齡、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質、個人簡歷、教養理由、教養表現、死亡日期、死亡診斷及墳墓標誌等逐一記錄。九十四人中能記住姚平，是因為他與我姓名相似。

　　「哭姚平」寫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四次文代會期間。馮亦代說，他成年後很少流淚，因為歷盡人世艱辛，對世間悲歡離合漠然了。然而，在一九七九年舉行的姚平追悼會上，當姚平的女兒姚珠珠哽咽地念着「祭父文」時，他卻「悲從中來，老淚縱橫」。「祭父文」附於「哭姚平」後。一九五八年，四十一歲的姚平被打成右派時，姚珠珠只有十三歲。「祭父文」哀婉動人，使人感受到一個女兒對父親真摯的愛。在我印象里，我國有位舞蹈家也叫姚珠珠。「祭父文」透露的信息證實，此姚珠珠就是彼姚珠珠。在「祭父文」中，姚珠珠恨自己軟弱，在父親最痛苦的時候不敢去安慰他；恨自己無知，竟相信那些把父親指責為人民敵人的謊言。姚珠珠回憶自己當時給父親寫信，信的開頭沒有稱呼，「因為你是人民的敵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儘管女兒的作法使父親非常痛苦，但父親還是用放大鏡困難地在《人民畫報》「魚美人」舞劇劇照中去竭力尋找女兒。姚珠珠沉痛地寫道：「『不敢愛』本身就是一出人間悲劇，能把純潔的愛變成無知的恨，這種愛與恨的顛倒是很殘忍的。爸爸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被折磨致死」。解放後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運動使閱歷豐富、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尚且變得「瘋狂」，何況從小接受革命教育，天真無邪的孩子？懺悔的十字架不該讓孩子去背負。

　　馮亦代聽「祭父文」而落淚，更為姚平蒙冤而英年早逝婉惜。馮亦代聽說姚平的名字是在抗戰末期。那時姚平在桂林新中國劇社工作。一九四六年冬在上海，鳳子和葉以群籌劃恢復在桂林出版過的雜誌《人世間》，馮亦代由此與姚平相識。姚平在上海的《人世間》雜誌社任編輯秘書，催稿、送審、發稿、校對、發行、收廣告費等雜差都是他去跑出來的。只要有要跑腿的事，他一開口就是「我去」。這種幹勁讓馮亦代感動。文藝評論家杜高曾被打成右派，歷經磨難。當年與姚平同在桂林新中國劇社工作。他對我回憶說，新中國劇社是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進步劇社，負責人為田漢、瞿白音、杜宣等。杜高一九四二年在桂林進新中國劇社時只有十二歲，與田漢的女兒馬麗（解放後改稱田野）、孟超的女兒孟健同年，劇團小孩子的戲主要由他們演。他們曾在桂林同台演出田漢撰稿，瞿白音導演的話劇《秋聲賦》，參加演出的主要演員有朱琳、石聯星、李露玲、費克等。姚平時任劇社前台主任，非常熱情、負責、耐勞：流氓或國民黨傷兵不買票看戲，他去處理；票房賣多少錢的票，他要計算；連門口收票的活，他也干；同時還負責照顧杜高等幾個孩子的生活。杜高記得，演《秋聲賦》時，每天下午、晚上要連演兩場，中間吃晚飯就在舞台上。每次都是姚平給大家從外面買來燒餅、麵條。有的場次觀眾買票的多，他非常高興，會給大家打「牙祭」，買些肉回來，改善生活。雖然他既不編劇，也不演戲、導戲，卻是劇社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正像姚平追悼會上悼詞中的評價：「和他共同工作過的同志，都忘不了他不求名利，不顧安危，總是默默地承擔政治壓力，積極去解決困難和不辭勞苦終日奔波的工作精神。」

　　在《調查表》裏，我看到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個姚平。據《調查表》記：姚平為浙江吳興縣人，收容前任中國青年出版社美術編輯室設計員，其妻陳慧芝是婦女幹部學校保訓班教員。一九五八年姚平被打成右派、壞分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三月十二日被收容。在按程度不同而劃分的六類右派分子中，這是最嚴重的。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七日一時三十分，姚平因肺結核、肺原性心臟病死於北京清河農場勞改處三分場醫院，埋葬地點在北磚窯公墓七十二號。杜高說，「三年災害時期，很多所謂病死的右派，其實就是因飢餓導致浮腫死去的」。食品極度缺乏加上超強體力勞動，身體衰弱或歲數大一點的人很難熬過那個年代。在《調查表》中，九十四名死亡右派大部分死於三年災害時期，其中四十歲至六十歲之間死亡的就有六十人。《調查表》這樣評價姚平在教養期間的表現：「該分子經過改造教育對原罪錯有認識，尚能服從管教，遵守紀律一般，對三面紅旗表示擁護，能靠攏政府反映情況。勞動一般，能盡到力所及。」姚平因病死在醫院，比起《調查表》裏那些被炸藥炸死、服毒自盡、觸電自殺的右派難友，算是「幸運」的。君知否，歸時可憶來時路？姚平迷失了回家的路。

　　對姚平的歷史，《調查表》這樣寫道，「三八年在香港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四Ｏ年在川康綏靖公署作通訊工作。四四年任匪軍委電影製片廠少校科員。四五年隨新中國劇社到昆明、南京、上海、台灣等地。上海解放前在鼎元錢莊任職。五Ｏ年調中國青年出版社」。對姚平教養的理由，極為「充分」：「該人歷史上曾與軍統特務頭子俞叔平、宣鐵吾、陶一珊等人甚密。四四年充當匪中國電影廠宣傳科少校科員時著文歌頌軍統特務影片「忠黨愛國、「井魂歌」。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現不好，工作不負責任，三反時受降級處分。肅反時因歷史不清被鬥。大鳴大放時散佈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劃為右派。」

　　光榮的歷史被一筆勾銷，充斥紙面的是十惡不赦的反動罪行。這番從人到「鬼」的妖魔化過程是如何完成的，值得史家深入研究。把別人變成「鬼」的人，最後也淪為「牛鬼蛇神」，這樣沉痛而深刻的教訓，是不應該忘記的。

　　本文完成時，驚悉馮亦代先生於二ＯＯ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京病逝，終年九十二歲。謹奉上此文，以為悼念。

　　載於二ＯＯ五年三月四日《文匯讀書周報》

尋找消失的背影

·姚小平·

圖一：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拍於洛陽：前排左四為梁漱溟，前排右一為張勖仁，前排左三為王靖波，前排左五為黃艮庸（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梁漱溟自重慶出發，途經陝、豫、皖、蘇，至山東敵後巡視約八個月後，又返回洛陽時所照。王、黃二人均為同去山東敵後者。王靖波為軍事參謀，黃艮庸為私人秘書，其它人叫不出姓名。此照片說明為梁培寬文字提供）。

圖二：兩人中左邊個高的是張蘊新（一九六Ｏ年攝於北京三里屯）。

圖三：年輕時的荊美英（照片時間、地點不詳）。

圖四：文革初期的荊美英在家讀毛著。

圖五：一九三四年一月末於山東鄒平。這張照片是丹麥國際高等學校校長訪問參觀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後的合影，照片人物排列順序如下：前排左一是梁漱溟；前排左二是Manniche，丹麥國際高等學校校長；前排左三是Carson，時任齊魯大學教授；前排左四是孫廉泉，時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副院長；前排左五是張勖仁，時任梁漱溟英文秘書；後排左一是董渭川，時任山東民眾教育館館長，解放後任北師大教授、全國政協委員，是我國著名教育家；後排左二是盧廣綿，為工業合作運動專家；後排左三是徐樹人，時任鄒平縣縣長。（此照片說明為梁培寬文字提供）。


　　這是一張攝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的十三人合影黑白照片，梁漱溟收藏。其上題記：「二十八年由魯南返抵洛陽豫省同學相約撮影紀念　梁漱溟九·一八」。此照片為一九三九年一月底，梁漱溟自重慶出發，途經陝、豫、皖、蘇，至山東敵後巡視約八個月後，又返回洛陽時所照。前排左三為王靖波，前排左五為黃艮庸（王、黃二人均為同去山東敵後者。王靖波為軍事參謀，黃艮庸為梁漱溟私人秘書—筆者）。合影者選擇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這個特殊日子，大約有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含義。照片裡中心人物是前排左四的梁漱溟，故事講述的主人公是前排右一的那位，叫張勖仁，時任梁漱溟的英文秘書。

　　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我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淘到一本北京市公安局一九六三年七月匯編造冊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以下簡稱《調查表》），收入九十四名死於該局所轄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及京郊清河農場、北苑農場的北京勞教右派。文藝評論家杜高曾歷經右派勞教磨難，一九九八年，他的全套右派檔案被學者李輝在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這就是引起中國知識界震驚與關注的《杜高檔案》。杜高據此回憶反思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寫下十五萬字的《又見昨天》（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二ＯＯ四年三月出版）。杜高看到《調查表》後，發現裏面有些熟悉的人，包括音樂家莫桂新、藝術家姚平。我把莫、姚倆人事跡纂集成文後發表在報刊上，既是紀念，也為歷史存檔。

　　二ＯＯ四年五月十九日，杜高給我打來電話，詢問《調查表》裏是否有張勖仁這個人。他說，一位叫張蘊新的中年人看了《又見昨天》，通過出版社找到他，希望了解父親的情況。張蘊新的父親張勖仁是勞教右派，一九六Ｏ年病逝於清河農場，杜高與他並不認識。放下電話，我翻檢《調查表》，發現有張勖仁其人，粗糙發黃的紙上留下兩頁這樣的記錄：

　　姓名：張勖仁
　　性別：男
　　年齡：五十三
　　民族：漢
　　家庭出身：地主
　　藉貫：河北唐山
　　收養前有何疾病：/
　　本人成分：反動官吏
　　家庭住址：崇內鮮魚巷十八號後院
　　收容前職業：北京編譯社翻譯員
　　是否保留公職：開除
　　收容日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原政治面目：/
　　案情性質：（歷史）反（革命）兼右（派）
　　教養年限：/
　　家庭人口及經濟狀況：家中有妻、子等五口人，生活依（靠）其妻子工資為生。

　　簡歷：三八年任偽軍委會指導員，上校秘書，政治教官，國民黨河北省黨部社宣傳科長（曾主編反動刊物「奮鬥」半月刊）。四二年任重慶外事局英文翻譯，偽外事局駐印辦事處翻譯，重慶、南京偽外交事員。追隨梁漱溟多年。四一年參加國民黨、三青團等反動組織。

　　教養理由：污衊合作社「搞糟了」、「農村幹部無惡不作」、「現在農民太苦啦，他們連一分錢都花不到」。污衊黨不民主，比法西斯還厲害。替右派分子葛佩岐（琦）鳴冤。整風開始後，他提出向党進攻的「改革方案」，主張把社長送去學習，要取消業務組領導。並與右派分子黃子安等人結成反動小集團，經常密謀反黨，策劃參與反動的「經驗交流會」以奪取社的領導權。反右開始後，他與社內右派分子訂立攻守同盟，編造假交待（代），不認罪，抗拒交待（代）問題，對群眾揭發出他的問題進行抵賴，並公開叫囂威脅積極分子說：「你揭（發）我是陷害我，要反坐」。經多次教育無認罪的表現。

　　教養期間表現：在教養期間對罪惡認識差，對各項紀律制度還能遵守，對政府有牴觸情緒，知道情況也不向政府反映，對（糧食）定量不滿。

　　原教養場所：清河農場五八五分場
　　死亡日期：一九六Ｏ年十月十七日
　　死亡診斷：心臟病、風濕性關節炎、急性心力衰竭
　　通知家屬情況：六Ｏ·十·十八通知妻荊美英
　　財務（物）處理情況：六Ｏ·十一·二寄十二·五元；六Ｏ·十一·十一寄衣物
　　墳墓標誌：五八四公墓六排二十三號
　　是否辦過保外手續：/
　　撫恤或補助：/
　　家屬反映：/
　　是否摘帽子：/
　　備註：/

　　聽說發現了父親的死亡檔案，張蘊新五月二十日即來找我。他一米八零的個兒，背微駝，身板兒單薄，頭髮略顯花白，說話很客氣，神情有些憂鬱。我取出《調查表》，他便急切看起來，手不時微微抖動，看完後沉默好一會，然後徐徐長出一口氣。張蘊新告訴我，他今年五十三，妹妹比他小三歲，母親荊美英八十六了。一九五八年父親被打成右派時，他還不到七歲。父親出事後，家裏與親戚朋友斷絕了往來，母親把牆上掛的結婚照及與父親有關的東西全部藏起來，從此不在兒女面前再提起父親。文革初，抄家風起，母親怕招來災禍，親手把父親的衣服用剪刀絞碎滅跡，父親的照片、畢業證、譯着等也全被銷毀。張蘊新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已經知道跟人說話要小心謹慎，察言觀色。他雖然學習一直很好，卻產生厭學情緒，因為右派子女很難上大學。「文革」開始後，他覺得「解放」了，為之歡欣，從此不再為上學焦慮。張蘊新回憶說，父親愛唱京戲，性格開朗。平日父親還常愛唱抗日歌曲《太行山上》，這也是自己人生中學會的第一首歌。在張蘊新的腦海里，父親的面容已模糊不清，只記得高高的個子，走路時背有點斜，那是在抗日時期受風寒造成的。至今他仍記得與父親最後分別時的情景：那天早晨天氣很好，父親穿一身舊呢大衣，我和母親把父親送到院子大門口。我拉着父親的手問：「你去哪啊？」，父親說：「我要出遠門」，我說：「爸爸，你早點回來。」父親點點頭。母親把行李放進三輪車，父親坐上去，向家人揮手道別，然後轉過身。三輪車載着父親的背影越走越遠……《調查表》記錄下張勖仁被收容的日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張蘊新的回憶，讓我了解到《調查表》以外的張勖仁：

　　張勖仁一九Ｏ七年出生在河北唐山開平鎮。其父經商，是基督徒，在當地也算大戶人家。張家富而重教，張勖仁和底下的四個弟弟妹妹都進入大學深造。他本人先後在天津南開大學和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學習，一九三二年從清華畢業後，來到生活條件艱苦的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與梁漱溟一起從事農村基層建設。他們力圖通過實現「村民自治」推動農村發展，為國家法制化奠定基礎。儘管實驗無果而終，但其經驗，對今日「新農村建設」無疑有着重要啟示。張勖仁曾任梁漱溟英文秘書，兩人坦誠相見，無所不談。梁漱溟在《朝話》一書里說「求友要求有真志趣的朋友」他們就是這樣一對志趣相投，友情延續二十餘年的摯友。《調查表》裏「追隨梁漱溟多年」的記錄是準確的，不過是另一種解讀。一九三七年蘆溝橋全面抗戰爆發前後，張勖仁投筆從戎，參加了察哈爾抗戰，而後又到華北參加抗日武裝。在一次戰鬥中，隊伍被日本人打散，他穿着軍裝逃出來，所幸碰到一位農民，把自己的衣服給他，化裝成老百姓在山洞中藏身一天一夜，躲過鬼子的搜查，脫險後重新找到部隊。這身衣服，作為他人生經歷的特殊紀念，精心保存下來，直到文革被毀。一九三七年，張勖仁在晉綏軍和八路軍攜手合作的平型關戰役中參戰，與鬼子面對面拼過刺刀。他還到過解放區，一一五師的楊勇曾想挽留他加入八路軍。張勖仁後到武漢參加了郭沫若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文化工作。孫立人的國民黨新一軍要和美國人一道打通滇緬公路，他被派到遠征軍給美國顧問當翻譯，從國內最後一直到達印度的加爾各答。

　　荊美英一九五Ｏ年和張勖仁結婚。之前，張勖仁在老家結過婚，前妻家裏殷實，文化不高。一九四七年前妻去世，留下一雙小兒女，他是家裏長子，只能辭職回家收拾局面。荊美英的父親是北京教堂的牧師，家裏不富裕。她從小受父母寵愛，養成剛強的性格。因為父親的特殊身份，荊美英從小受到良好教育，最後上了齊魯大學醫學院的護理專業。在她的觀念里，治病救人就是人生最高的追求。張勖仁和荊美英從認識到結婚並不浪漫，雙方從未打聽過對方的歷史和政治傾向。雖然荊美英不懂政治，但她清楚：丈夫是好人，丈夫的朋友，都是正直的人。解放後，張勖仁在北京編譯社從事翻譯工作。張勖仁去世前，荊美英曾幾次去清河農場看望他。據她後來對張蘊新講述，張勖仁被送去勞改時，農場幹部看了他的檔案材料後對他說，「你這點言行，寫個檢查回去得了，別在這了。」張勖仁卻說，「我不寫檢查，我沒任何錯誤！我說的話全對。我不反黨！更不是歷史反革命。」他堅決不認帳，最後連餓帶病死在清河農場。像張勖仁這樣年齡的勞教右派，勞累加上飢餓，很難熬過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災害時期。據《調查表》記錄：全部九十四名死亡右派中，四十—六十歲死亡的有六十人；九十四人中有九十人死於三年困難時期，包括張勖仁。雖然《調查表》「死亡診斷」一欄，沒有一個填寫的是「飢餓致死」，但據當年因飢餓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杜高回憶，「三年災害時期，很多所謂病死的右派，其實就是因飢餓導致浮腫死去的。」《調查表》說張勖仁「對（糧食）定量不滿」，應是餓到極點後的憤激之舉。我們無法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心底曾翻卷過怎樣的波瀾。

　　荊美英中年喪夫，拖兒帶女，還戴着右派家屬帽子，困難和壓力可想而知。她在北京某醫院當醫生，對所有病人一視同仁。幾十年來，荊美英每天早出晚歸。在內科門診，一上午最多時能看五十個病人，評先進卻總沒有她。直到退休，還是醫師職稱。1960年困難時期，幹部精簡下放，以她的情況，卻未被下放，就是因為她業務能力強，長期任勞任怨，真是醫院離不開的人。一九七九年，她從醫院退休，衛生局負責人有一次見到他們醫院的領導，問起荊美英這個人還在不在。院領導說已經退了，衛生局負責人當時就急了，「你怎麼把她給放跑了，咱們這兒有幾個這樣的人啊!」

　　一九七九年的一天，張蘊新和母親來到北京市公安局接待室領父親的《右派改正書》。接待室的人對他們宣佈：張勖仁有一些錯誤言論，但錯誤被誇大了，現在要改正過來。然後，拿出二百元錢作為補償。母親走出接待室後眼含淚水，悲憤地說：「一條人命難道就值二百塊錢？！」

　　同一個張勖仁，《調查表》的記錄與張蘊新的回憶，評價截然不同，事實也有出入和殘缺。儘管如此，將二者拼綴比對，大致可梳理出張勖仁的歷史和政治態度，有些言行，尤見性格。我曾百思不解：辦案人員怎麼會喪失基本的理智和判斷，把一位正直的愛國知識分子硬打成歷史反革命兼右派。看了一些右派回憶錄，恍然大悟：當法律與公正缺失時，誠信和良知必遭踐踏。在革命的名義下，一些辦案人員被訓練成供人驅遣的「職業獵手」而不自知。他們以「捕獸」之法「捕人」，整別人越狠，自身就越安全，被誣者則百口莫辯，加上「眾人拾柴火焰高」，不怕燒不出右派分子的「原形」。曾被打成右派的上海資深法官何濟翔對此深有體會，他在所著《滬上法治夢》（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二ＯＯ一年二月版）一書中說：「反右與文革，我覺眾人如中邪奔走，全無是非可言，批鬥者說黑就是黑，而且一邊倒，眾口一詞，無有雜音，這實是天下奇景。」為了把人「白漂黑」，光榮的歷史可以視而不見，一筆勾銷，「遵循的原則是一切為目的服務，與目的相悖的材料都可以棄之不用」（杜高語）。我在「《調查表》裏的姚平」（二ＯＯ五年三月四日《文匯讀書周報》）一文中這樣寫道: 這番從人到「鬼」的妖魔化過程是如何完成的，值得史家深入研究。把別人變成「鬼」的人，最後也淪為「牛鬼蛇神」，這樣沉痛而深刻的教訓，是不應該忘記的。

　　據張蘊新介紹，他產生尋找父親照片的想法始於一九九Ｏ年。當時母親剛做了大手術，他感到自己有責任在母親在世時找到父親的照片和有關資料，給她一個安慰。作為兒子，也應該了解自己的父親。父親與梁漱溟是多年的朋友，找到梁漱溟或他的家人，就有可能找到父親的照片。其實，早在一九八五年，張蘊新曾有過一次極好機會，可惜錯過了。當時梁漱溟還在世，住在部長級幹部和高級民主人士居住的北京木樨地二十二號樓。一天，張蘊新到那裏一個老同學家串門。從同學家出來下樓時，他發現有家門口貼着梁漱溟的長子梁培寬寫的一個條子，大意是：我的父親梁漱溟今年已九十有二，身體不太好，請來客不要打擾。「對我父親和梁漱溟的關係我早就知道，所以一看到那個條子非常興奮。但轉念一想，我要進去的話，一提起我父親，萬一人家身體非常虛弱，又怕造成刺激，當時真是猶豫再三，在他家門口徘徊了有十多分鐘，最後還是選擇了悄然離開。」張蘊新說，他之所以選擇離開，是源於一種長期壓抑環境下形成的凡事避讓，處處謹慎小心的習慣。帶着這種心理，他一拖再拖，直到九十年代初重尋故地。此時梁漱溟已於一九八八年去世，梁家也搬走了，留下無法彌補的遺憾！

　　這條線索中斷後，他並不甘心，又千方百計到一些親戚朋友那裏去尋找，但毫無進展。張勖仁生前在北京編譯社工作，該社後併入馬列編譯局。張蘊新找到編譯局人事處，處里人說，張勖仁這個名字我們沒聽說過，可以給你查，但是你得給我們提供一下當年有誰和他在一起，看這些人能不能提供線索。張勖仁一九五六年才進入北京編譯社，之前一直在家譯書，是自由職業者。本身結識同事時間就短，單位後又被收編，況且經過幾十年歲月，要找到能提供線索的人，真是太難了。張蘊新只好又去北京勞改局碰運氣。二ＯＯ四年清明節前一天，他來到茶淀的清河農場，總值班室一位不到四十歲的中年人接待了他，巧的是，這個人對那段歷史非常感興趣，正收集研究有關資料。他對張蘊新說，「當年埋人的地方已不復舊貌，如果你家有關係，可以從北京市公安局調查他具體的安葬地點。至於檔案，我可以幫你查一下。」過了兩天，他給張蘊新打來電話，說已查到張勖仁的檔案：只有一張死亡登記卡，沒有照片，內容寥寥幾行，記錄從生到死。一個人精彩的生命過程，被濃縮得這樣簡單。直到二ＯＯ四年五月，張蘊新看到杜高的《又見昨天》，尋找之途才峰迴路轉。

　　發現死亡檔案後，張蘊新隱約感到自己離找到梁培寬的日子不遠了。一天，他在電視上偶然看到了梁培寬，更增強了尋找的信心。二ＯＯ四年九月初的一天，他給一個同學的姐夫打電話，讓他打聽了一下樑培寬的情況。此人是民盟中央機關一位處長，而梁漱溟當年曾是民盟成立的發起人和秘書長。當天下午，他就給回了電話，說已經找到了梁培寬愛人的單位。經一番周折，張蘊新終於與年近八旬的梁培寬通上了電話，心情十分激動，因為多年的尋找終於有了結果。當梁培寬聽到他敘述一九八五年在梁家門口徘徊的那一幕時，特別遺憾地說：「哎呀，你的情況和別人不一樣。解放後不但你父親，還帶着你母親都來過我們家很多次。我爸爸當時要是知道你們家裏的情況，他肯定會要找你。」那天，他們在電話里談了很久……

　　九月二十日，張蘊新收到了梁培寬寄來的梁漱溟與張勖仁等人的兩張合影照片。一張是前面提到的那張十三人合影；另外一張為一九三四年一月末攝于于山東鄒平，是丹麥國際高等學校校長訪問參觀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後的合影。人物排列順序為：前排左一是梁漱溟；前排左二是Manniche，是丹麥國際高等學校校長；前排左三是Carson，時任齊魯大學教授；前排左四是孫廉泉，時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副院長；前排左五是張勖仁，時任梁漱溟英文秘書；後排左一是董渭川，時任山東民眾教育館館，解放後任北師大教授；後排左二是盧廣綿，為工業合作運動專家；後排左三是徐樹人，時任鄒平縣縣長。此外，還有張勖仁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用英文撰寫出版的一本專門介紹「鄉村建設研究院」的著作複印件。書內夾紙一張，上有梁漱溟手跡：「此冊出於故交張朂（「朂」通「勖」—筆者）仁手筆。張畢業於早期清華大學政治系，經友人介紹來鄒平研究院任英文秘書。其後日寇入侵華北華東時曾與其它同人出生入死參加游擊抗日工作雲。　一九八五年三月追憶補識　九十又一老朽」，下鈐「梁漱溟印」一方。梁先生歷經九十一載風雨，偶翻老友舊著，往事奔涌眼前，斯人已逝，著作猶存，不禁感慨系之。張蘊新把那張十三人合影照拿給我，讓我猜其中誰是他的父親。我一眼就認出前排右一坐着的人就是張勖仁，因為張蘊新的眉眼、臉型、身材和他父親太像了。我看到，此時的張蘊新一臉燦爛，完全沒有了憂鬱的神情。

　　張蘊新說，他後來把父親的死亡檔案和照片都給母親看了。之前，他先把父親的照片給母親看，母親表情出奇地平靜，像在看一位陌生人。他感覺老太太對往事已看淡了，猶豫再三才小心翼翼地提起死亡檔案的事兒，母親說，「也挺有意思的，拿來我看看。」沒想到看過後老太太勃然大怒，大聲嚷道：「怎麼能這麼寫呢？你爸爸做了很多好事情，這上寫的一無是處。人死了還這麼寫，太過份了！」這份檔案，激活了荊美英多年埋在心底壓抑着的最痛苦的情感。

　　與右派倖存者相比，張勖仁是不幸的，他沒有熬到「改正」的那一天。與許多死亡右派家屬相比，張蘊新是「幸運」的，他找到了父親的死亡檔案和照片。儘管《調查表》評價不實，但畢竟提供了一些關鍵材料。張蘊新說，「這是我所看到有關記錄父親情況最多的一份文字資料。」而許多死亡右派家屬，最後得到的僅是一紙簡單的右派改正書。其親人行跡，永遠湮滅在歷史煙雲里。

　　二ＯＯ六年五月七日定稿於平雅居


　　後記：本文完成後，驚悉張勖仁的夫人荊美英女士因病於二ＯＯ六年五月十三日上午在北京回民醫院去世，終年八十八歲。據其子張蘊新介紹，家屬已將荊美英的骨灰與寫有張勖仁名字的「招魂牌」安葬在北京西山公墓墓穴內，以示夫妻合聚之意。謹奉上此文，以為紀念——筆者


原載《老照片》第四十七輯。

 不該被遺忘的音樂家莫桂新

·姚小平·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一位普通的右派、年僅四十一歲的音樂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遙遠的興凱湖農場。四十五年以後，如果不是當年造冊的一本《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流入到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上，微不足道的莫桂新早已被世界所遺忘。

　　莫桂新死後被草草埋葬在一個土丘上，只插上了一塊土牌，上面寫着：「勞動教養分子莫桂新」。用不了多久連這塊木牌也消失了。他身後只留下一塊手錶和一塊蠟染的花土布，其中包含着一個音樂家對人間全部的愛，對生活全部的信念。


　　「調查表」里有莫桂新

　　二ＯＯ二年三月九日，我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發現一本一九六三年七月造冊的《死亡右派分子情況調查表》，收有北京九十四名死於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和京郊清河農場、北苑農場的勞教右派。每人兩頁，文簡字省卻「五臟俱全」：姓名年齡、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質、個人簡歷、教養理由、教養表現、死亡日期、死亡診斷及墳墓標誌等逐一記錄。曾歷經右派勞教磨難的文藝評論家杜高先生看到這份「調查表」後認為，此物是從北京市公安局五處流出的。杜高發現，我國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權的愛人莫桂新，也在其中。

　　杜高把莫桂新的死亡登記表複印後，轉給莫桂新的小女兒莫燕。莫桂新一九五八年去世時，莫燕僅有五歲。看着父親的死亡登記表，她沉默了許久……莫燕不願回憶往事，她說，「那是揭開就會流血的傷疤。」

　　以「調查表」為基礎，藉助《張權紀念文集》等資料，我在採訪了杜高以及北影導演巴鴻，北京人藝演員王宏韜、金昭夫婦等人後，莫桂新的影像方漸顯清晰……


　　風雨中的伴侶

　　莫桂新從小在文化藝術氣息濃厚的環境裏受到薰陶，他興趣廣泛，喜歡畫畫、排球和唱歌，從南開中學畢業後，一九三六年考取了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圖案系學習油畫。由於他嗓音出色，被一位俄籍聲樂教授發現，動員他同時學習聲樂。一九一九年出生於江蘇宜興的張權與莫桂新同年進入杭州藝專，在聲樂系學習，在這裏他們相識相知。

　　一九四二年元旦，莫桂新和張權從青木關國立音樂院畢業後，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五年，他們的女兒莫紀綱、莫紀嵐相繼出世。抗戰勝利後，莫桂新舉家北上，住在天津明華里。莫桂新在耀華中學當音樂老師，和一些音樂人共同組織了頗有影響的黃鐘合唱團，經常在一起唱《黃河大合唱》等進步歌曲，其中羅忻祖、王秉銳、華正文和莫桂新等人，後均成為有造詣的音樂家。一九四七年六月，張權赴美進修聲樂。

　　一九五Ｏ年四月，莫桂新進華北軍政大學學習。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日，受周總理之邀，已在美國依斯特曼音樂學院研究院獲碩士學位的張權毅然放棄優厚待遇，衝破重重阻撓啟程回國，全家人重新聚在一起，在北京東城無量大人胡同十五號一個四合院裏安了家，這是一段最溫馨安寧的時期。一九五三年，隨着小女兒莫燕的出生，家裏更增添了歡樂氣氛。莫桂新與張權先後被分到北京人藝，後又一起進入中央實驗歌劇院。

　　莫桂新遇到麻煩，始於一九五五年的「肅反」。據「調查表」記：「（莫桂新）一九四一年重慶音樂院入國民黨，與美蔣特分子發生聯繫，加入天主教。日降後在天津成為國民黨文化界要人，國民黨音樂節主席，宣傳歌詠團團長。主持電台進行反革命宣傳，唱反革命歌曲，誣衊共產黨八路軍……解放後隱瞞歷史參加工作。」憑着歪曲的事實和羅織的罪名，莫桂新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據「調查表」記：「整風開始，（莫桂新）親自找藝術領導，質回肅反對他（的）處理問題，『肅反依法進行搜查，根據是什麼。』要求重查他的問題，進行翻案。」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拉開了反右序幕。莫桂新「解放後隱瞞歷史」，加上鳴放期間攻擊肅反，妄圖翻案，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兼右派」。從此踏上一條不歸路。


　　莫桂新之死

　　一九五八年一月，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毛澤東親手制定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其中規定，凡「攻擊肅反鬥爭的」，一律劃為右派，凡被劃為右派的黨團員一律開除出黨出團，並把右派分子按不同程度分為六類。莫桂新被劃為最嚴重的第一類：保留公職，勞動教養。

　　高牆電網環繞的北京勞動收容教養所位於宣武區半步橋（今自新路）。據「調查表」記，收容莫桂新的日期為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收容所規定，當事人如不服可申訴。事實上，申訴的結果只能是自討苦吃，罪上加罪。牢裏的右派都想早點去勞改農場，希望通過自己的表現早日解除教養；此外還有個原因，收容所里吃不飽，這裏每人一天定量三兩六（十六兩一斤的小兩），上下午兩頓飯，每頓一個窩頭，一碗棒子麵粥，外加鹹菜或熬菜葉。

　　當張權最後一次去給莫桂新送衣物時，竟未被允許與丈夫見上一面。莫桂新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離開收容所的，目的地是黑龍江密山縣興凱湖農場。那天夜裏，數輛押運犯人的帶篷卡車停在收容所門口，車頭上架着機槍，探照燈把院子照得賊亮，荷槍實彈的軍人站立兩旁。莫桂新和幾百名右派扛着鋪蓋卷上了卡車，被直接押送到前門老火車站。

　　興凱湖農場有條規矩：凡越獄逃犯被抓回來，不需要經法院批准，可就地槍決。莫桂新一行到達總場後，被分到七分場，七分場離總場約幾十里地，幾百平米的範圍里，矗立着幾排營房一樣的平房。每組三十人，睡在對面兩排大通炕的屋子裏，組長與副組長分睡炕頭炕尾，以便監督。

　　在農場，右派們主要干兩種活：一是背草。在荒淀子裏把打下來的草運往場部，準備冬天燒炕用。每天背草要走兩個來回，約六十里路。背的多少，全靠自覺。莫桂新每次都盡力多背；二是挖排水溝。挖排水溝是為了把湖淀子的水弄出去，便於翻地。每人一天要用鐵鍬挖土八立方。一立方土三千斤，膀子都快累折兒了。大夥都拼命干，以此來減輕心理痛苦，淨化心靈，爭取早日「摘帽」，與家人團聚。當時還未到三年困難時期，主食隨便吃，菜一人一盆，一個禮拜還能吃一次細糧（饅頭或米飯）。莫桂新所在的組僅七八個右派，剩下的二十多個都是流氓、小偷和無業游民。右派中，打「同類」小報告，以求邀功贖罪的人並非少數。有的管教還利用刑事犯來整右派。在一次批鬥右派的會上，一些流氓小偷在管教縱容下，竟把被鬥的右派扔到了糞坑裏。不過，莫桂新的威信很高，那些刑事犯倒沒給他使過壞。他為人正直，勞動不惜力，待人和善，有時還會說上幾句幽默的話來化解衝突。「調查表」對他的表現有如下記錄：「該人來場後認罪認錯。擔任組長，主動搞好文藝活動，如教唱歌。勞動盡到主觀努力，抬土抬雙筐，遵守紀律較好。」

　　據王宏韜回憶：「八月的一天，因為下雨，大家沒出工。那天食堂改善伙食，晚上吃饅頭和燉豬肉。大約是肉收拾的不乾淨，第二天就開始有人肚痛，拉稀，根本止不住。病號也越來越多，最後達上百人。於是管教乾脆在廁所旁搭了個草棚，重病號全住在裏邊。我和莫桂新也住在草棚里，我最多一天拉七十次，而他幾乎是上百次。當時農場初創，各方面條件都很差，醫療條件更談不上。七分場雖然有醫療室，但醫生水平很低，這個病起初未引起重視，等到發現後吃藥，已經控制不住了。大概也就兩三天的工夫，就先後死了六七個病號。後來我處於半昏迷狀態，莫桂新什麼時候走的，就不知道了。我僥倖地逃過了這一關，聽說莫桂新被送往總場醫院，到那就死了。」「調查表」記錄下莫桂新的死亡原因：一、急性腸炎，嚴重脫水，酸中毒；二、繼發性痢疾。

　　當時總場文教隊擔負着一個特殊任務：每年四月到十月不上凍期，要預先在墳場挖好一排埋死人的坑，以備使用。據「調查表」記，莫桂新的死亡日期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他的痛苦、屈辱、疑惑、無奈和希望，都隨着生命的消逝劃上了句號。

　　「調查表」記錄下莫桂新的埋葬地點：「現為水泥碑標誌，埋於太陽崗。」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王宏韜曾與巴鴻跑到太陽崗去尋找過莫桂新的墓地，只看見一塊寫着「勞動教養分子莫桂新」的木牌插在地上。後來，連那塊牌子也沒有了。莫桂新死後，農場把他的遺物退還給了家屬，其中一塊高級手錶和一塊蠟染花土布至今保留在他女兒那裏。

　　五十年代初，姜德明曾聽過莫桂新錄製的歌頌藏民解放的唱片：「東方升起喲紅太陽，高山頂上喲放紅光。自從來了解放軍，藏民生活變了樣……」三十多年後，他寫道：「如果我真的再聽一遍的話，除了喜悅之外，我相信還會含有一點苦味在內。當然，這是歌者事先難以預料的。」


　　「我忘不了老莫……」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九日，張權以「摘帽右派」身份，在北京連續舉辦了十三場個人獨唱音樂會。

　　在周總理親自安排下，一九六二年三月張權出席了全國政協會議。總理向張權詳細了解了她在東北的工作生活情況。當張權說到莫桂新已去世時，總理的眼神突然呆滯了。

　　一九七八年，張權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莫桂新也獲平反。

　　方掬芬曾問張權：「你的年齡並不大，怎麼不考慮重新組織家庭生活？」張權說道：「我有音樂。再說，我忘不了老莫……」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張權因肺癌在中日友好醫院病逝，終年七十四歲。六月二十八日晨，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北堂為張權和莫桂新舉行追思已亡彌撒。他們的婚禮當年就是在教堂舉行的。張權的遺體和莫桂新的遺物一起火化，合葬於頤和園後身的天主教墓地。


　　摘自《老照片》第三十七輯

 與二號墓墓主蔡恢的一面之交

·維一·

發掘者在動手剖析一座墓葬的時候，倘若發現自己和墓主在其生前竟然有過一面之交，這樣的機緣恐怕連百萬分之一的幾率都不會有罷？然而，我在退隱江湖十多年之後重拾舊藝，卻就這樣發現了故交，儘管只是五十年前的一面之交。

　　此人是在《死亡右派份子情況調查表》中列為二號墓的墓主蔡恢。

　　在和姚君商定就《調查表》中的墓主逐案進行認真探討的時候，我絕對沒有想到，這份殘存的《調查表》中九十四位墓主會與我個人有什麼聯繫，因為大案發生的時候我尚不滿七歲。

　　當年，無論家中父母是出了事的，還是倖免於難的，只要還能瞞過，子女很難從長輩的口中得知其中的端詳。這裏面當然是包含着父母對子女愛護的一片苦心，姚君描述張勖仁的妻子荊美英就是一個例子¹⁾。我的父母是逃過這一劫的，說噤若寒蟬也罷，說物傷其類也罷，從平素已經是守口如瓶的父親那裏唯一聽說過的「右派份子」是個叫「蔡飛」的人，而且只聽說過兩次。

　　第一次是機關領導宣佈這個蔡飛被定為右派，父親回家之後小聲和母親在議論當天被劃定的右派名單。因為父親自調來北京之後就認定「遠交近攻」的防身之道，從來不與部里的同事深交，也從來不把同事邀到家中作客，所以母親並不認識其中的任何人。之所以談到蔡飛而使全家悚然，是因為蔡飛給我畫過的幾張漫畫眼下還貼在我的床頭！父親並不希望我知道其中的原委，只是吩咐母親去我房間摘掉這些漫畫。我當然不依，於是大聲哭鬧一陣，但以我的失敗告終才算作罷。後來我躲在父母的房間外面，偷聽到「蔡飛……右派……」這樣莫名其妙的零星詞句，才約略明白：如今天下發生了比漫畫要重要得多的大事。

　　父親與蔡飛平素並無交往。我和蔡飛的一面之交是在五七年舊曆年的機關晚會上。當年每逢節下，總要舉辦一些聯歡會。我已經記不得是大年初二，或是初三，總之那天郵電部的工會要舉辦一場京劇折子戲聯歡，就由職工里的票友戲迷自己穿上行頭裝扮起來。正巧那年父親把我的祖母從長沙接到京城來小住，而祖母偏是個戲迷，而且不論水平。梅蘭芳，馬連良當然可以，而末路票友也不妨事。為了討老太太歡心，平素不參加這類活動的全家老小，這次卻是傾巢出動，到機關大禮堂里看末流之外的演出。

　　想必是我還沒有到上小學的年紀，對這類冗長的連出折子戲絲毫不發生興趣，在座位上便不安份起來。為了不要擾了大家的興致，臨座的一位長者便抽出一張紙頭，寥寥數筆，將舞台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地畫將下來，遞給我看。小孩子見到這樣稀罕的物什當然高興，大概總使我一直穩定到全部演出完畢，讓大人們終於舒了一口氣。父母起身，連忙向這個「圍魏救趙」的同事道謝。彼此打聽了名姓，父親才知道他叫「蔡飛」。

　　回到家裏，我歡天喜地，將漫畫貼到床頭。父親跟我說，那個跪在地上，就會一口一個「我不願意呀，我的大老爺呀」演的是《三不願意》裏的崔麗英，而那兩個摸黑打作一團的武生演的是《三岔口》裏的任堂惠和劉利華。就是那次得到的人物漫畫讓我其後數年漸漸對京戲發生了興趣。

　　而再次聽說蔡飛這個名字是在我偷聽到父母談起他被定為右派，送去「勞改」的幾年之後。這次父親談起蔡飛的神色更為陰沉，聲音更為細小。這個時候已經是六一年初，全國都已經在餓肚皮，不但舊曆年的演出根本談不上，就連過節定量供應的二兩芝麻醬和半斤豬肉都要打破頭了。大約經過歷次運動的磨鍊，父親懂得，越是這個時候越要謹慎小心。

　　我見父親回家後臉色不大對，飯桌上一言不發，我就開始懷疑是我在學校淘氣，老師又找到家長告狀，所以裝得格外乖巧。晚飯後，父母鎖在自己的房間裏小聲談話，我又重操舊技，躲在房門背後偷聽。慢慢才知道，他們談的並非我在學校的表現，而是給我畫過漫畫，後來被送去勞改的蔡飛死掉了。

　　最後聽到的是父親的一聲長嘆：「都多留心吧，不知哪天會輪到我們呢。……」

　　我那時已經讀到小學三年級，多少懂得一點世事，那聲長嘆對我的震撼直到今天仍在發生作用。我依然認為，當年父親對蔡飛之死所說的那番話是我心頭一塊永遠揮之不去的陰影，儘管父親和他並沒有什麼交情，我和他也僅有一面之交。後來，真是一語成讖，父親的命運終於應驗在文化革命裏頭。

　　所以，當我打開《調查表》，無意間突然發現列在二號墓的墓主名叫「蔡恢」，原工作單位為郵電部的時候，就不由自主地仔細往下看，並且連忙向姚小平詢問詳細情況。當我被告知：「蔡恢歷史上曾為美術員，會畫漫畫」的時候，我就基本認定：這個蔡恢很可能是我記憶里的蔡飛。

　　據有人說，悟性高的人記性就壞；而記性好的人悟性就不行。當我服膺了這個論斷之後，再讀錢鍾書先生「記憶是靠不住」的說法，就認為此乃錢先生這類悟性高人的感慨。我暗忖自己資質平平，故而對本人的記性頗為自得，譬如困難時期高價糧食的定價，黑市上兌換來亨雞蛋所需糧票的行情等等，至今倒背如流。

　　然而為了確定蔡恢就是蔡飛其人，我還需要對記憶做幾點確認。其一：為什麼蔡恢被父親稱為蔡飛？

　　即便那次京戲聯歡會上初次和蔡恢互通姓名，父親可能有耳誤，但宣佈右派名單的時候，組織上對下屬的姓名卻不會說錯。而且，既然蔡恢的遭遇給父親造成了那麼大的震動，事後也會去確認。

　　對此的解釋是我的「耳誤」。因為父親是長沙人，長沙話（實際上許多南方話，以至於日語）的喉音「喝」與唇齒音「夫」很難區分。平素說話，根據上下文還不成問題，但倘若是人名地名，就需要確認，譬如「黃」「樊」不分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二：記得父親說過，蔡恢是送到東北勞改，為什麼《調查表》中的記錄卻是死於京郊清河農場？

　　對此我請教了《調查表》的發現者姚小平，姚君轉告了從專家那裏得來的解釋。原來興凱湖勞改農場雖然位於黑龍江省邊陲，但直屬北京公安局五處（勞改處）。原先與蘇聯交好的時候，興凱湖農場接近蘇聯的邊境，將「反動份子」安置在那裏十分安全。倘若勞改份子逃到蘇聯方面去，蘇方會立時遞解出境，交給中方。而且上級已經批准，凡是蘇方交回的逃犯都作為「叛國」論罪，不必上報，可以立地處決。但是後來中蘇交惡，那裏的位置作為「勞改農場」就不安全了。所以興凱湖勞改農場的右派勞改犯大都遷入京郊清河農場，最後整個農場移交黑龍江地方管理。父親只知道蔡恢他們這批右派被押解到東北勞改，並不明了其後的變化。另一方面，這也從而解釋了一個疑團：按說大量的勞改犯是死於三年大饑荒中的高潮六Ｏ、六一兩年，為何《調查表》中興凱湖勞改農場的墓葬只有五位死者，而且均死於五八、五九年（最晚去世的六十二號墓主，北京三十五中教員陳以和死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有了這番背景解釋，我們就懂得其中的原委。再看《調查表》裏清河、北苑農場兩處墓地的多數墓主，就發現他們均死於這兩年，與全國因饑荒而大量死亡的時間完全同步²⁾。

　　有了這兩件事情的釋疑，我可以認定：二號墓葬的墓主就是我幼時曾經有過一面之交的蔡恢。而且根據《調查表》大致可以將蔡恢從機關開除，關押到農場勞改，直至死亡，這兩年十個多月的人生軌跡勾畫如下：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收容關押，後押解到黑龍江興凱湖勞改農場，六Ｏ年後遷押到北京京郊清河農場繼續勞改。最後於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五時十分死於勞改隊病房，終年五十一歲。屍體葬在清河農場於家嶺墓地，六排二號。

　　根據《調查表》的記載，十二月二十一日，蔡恢死亡當天，農場即通知了蔡恢的妻子蔣崇倫。蔡恢屬於開除公職處理，按說與原單位已經沒有瓜葛，農場即便立刻通知，我的父親也肯定不會很快得知。從時間上說，這一點與我的記憶也相符合。

　　值得一提的是：《調查表》還有一欄里填有「因海外關係，未辦理保外手續」的字樣。我們知道，辦理「保外手續」，大都是因牢犯病重而需要「保外就醫」，實行人道救治。根據「死亡診斷」一欄的資料，蔡恢「歷史上就患有心臟病，因心臟瓣膜病，肺結核，死亡」。參照其他墓主資料來看，同一欄目均沒有填寫「是否辦理保外手續」這項內容，可見當時蔡恢的病情十分嚴重，或許有人曾經提出過「保外就醫」的建議，但由於「海外關係」而被否定了。那個年代正是大饑荒的高潮，民間的餓莩尚且司空見慣，何況勞改農場的個把犯人。為了推卸責任，蔡恢的舊疾正好可以當作死亡原因的藉口。然而當局或許沒有想到，填寫墓主資料上的細微差異卻泄露了玄機：明知蔡恢患有嚴重疾病，卻僅僅因為「海外關係」而不批准「保外就醫」，最終造成墓主的死亡，同樣也是難辭其咎。當然，這種「按下去葫蘆浮起來瓢」的解釋今天看來固然捉襟見肘，當年卻完全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最後我想提到《調查表》中蔡恢的「教養理由」一欄，其中的罪行里除了「支持儲安平反黨言論」的套話之外，還有這樣的細節描述：「……，畫了一張『隔牆有影動，疑是故人來』的漫畫，誣衊黨的反右鬥爭是捕風捉影」云云。

　　二十多年後，右派頃刻平反昭雪，檔案銷毀殆盡，只留得九十四名墓主的名姓造冊流落坊間，差強幾成孤本。如此看來，蔡恢當年倒是早有先見之明，只可惜為此枉送了一條性命。

　　這也再次證明了蔡恢具有漫畫的才藝，肯定是我記憶里的那個蔡恢，那個和我只有一面之交的蔡恢。我的記憶沒有錯。

　　這個結果讓我一則以喜，一則以嘆。喜的是我的記性居然依舊很好，五十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嘆的是，按照悟性與記性互補相關的規律，看來我的確是個悟性平平之人，對二號墓主蔡恢的剖析，也只有如此勉為其難的淺見與拙識了。

注釋：
¹⁾ 姚小平：《尋找消失的背影》
²⁾ 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墓主死亡統計分佈表

·茶淀文化考古工作隊·

註：圖中右下方藍色區域為為興凱湖，興凱湖農場在湖的北岸，密山與虎林一線以南。興凱湖南側約三分之二面積在前蘇聯境內。

 興凱湖農場衛星鳥瞰圖

註：圖中右下方藍色區域為為興凱湖，紅色圓點周圍地區為興凱湖農場位置。 

興凱湖農場


興凱湖農場建於1955年，距密山市東南95公里處。土地總面積為114115.4公頃，其中耕地26939.23公頃，水域43506.07公頃,濕地696.07公頃。農場東、南隔松阿察河與俄羅斯相望，西靠大、小興凱湖，北與八五六、八五七農場毗鄰。

興凱湖農場現有總人口21464人。農場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創業，現已建成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商、運、建、貿興旺發達；科、教、文、衛、體綜合配套的國家重要商品糧基地，年實現糧豆總產量17.75萬噸，其中水稻總產17.45萬噸。生產總值34650萬元；非國有經濟總產值達到1.32億元；畜牧增加值923萬元。

興凱湖農場四面環水，資源豐富，空氣清新，加之無污染，土質肥沃，地表水有機質含量豐富，成為優質稻穀生產的最佳生態環境。

興凱湖農場自然風景優美，大興凱湖浩翰似海，小興凱湖煙波如帶。湖畔稀有樹木林立，湖中盛產大白魚，保護區內34萬畝濕地成為天鵝、白鷺等珍貴鳥類繁衍生息的「王國」。湖光秀麗，令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是聞名遐邇的旅遊勝地。

農場地處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大、小興凱湖畔，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和自然風光。為實現景色優美、環境整潔、地綠天藍、山清水秀。近年來，農場十分重視抓國家級生態示範區建設工作，特別是自二OO0年以來，在《興凱湖農場國家級生態示範區建設規劃》指導下，三年累計植樹造林650多公頃（其中：退耕還林330公頃）。退耕還濕2000公頃。

同時，農場還以生態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生態經濟理論為指導，建立了多層次、多功能的立體生態結構。實施一個基地（穩定的綠色食品生產基地）、兩條產業（發展的稻米加工產業，先進的造紙工業產業）、三個良性循環（農業、米業、紙業主副產品循環綜合利用）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使農場經濟步入了與自然經濟相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快車道。


摘自《牡丹江農墾局》網站

 清河農場位置圖

註：圖中紅色雙環所標位置為清河農場 

清河農場衛星鳥瞰圖

註：圖中綠色箭頭為北京，紅色圓點為清河農場。 

 北苑農場位置圖

註：圖中紅色雙環位置為原北苑農場所在地 

 茶淀農場歷史簡述

天津農墾已有千年歷史。早期農墾主要是軍隊屯田、開荒種地，以備糧餉，後又增加民屯。因戰爭或疏於管理，屯田時斷時續，規模也不大。

北宋淳化四年（993），河北緣邊屯田使何承矩調集兵丁修渠築堤，墾種水田，其中包括現在天津的西部、南部、靜海等部分地區。

元朝至元十一年到至大三年（1274—1310），元政府先後在武清、寶抵、靜海、直沽海口等地進行屯田。

明朝萬曆二十六年（1598），天津海防巡撫汪應蛟率官兵在海河兩岸開荒，兩年內在葛沽、白塘口一帶墾田五千畝，十分之四為水田，畝收四五石。

清代時天津屯墾得到了較大發展。康熙四十三年（1704），天津總兵藍理率兵在天津城南一帶開墾荒地1.5畝，種植水稻成功，康熙帝賜名「藍田」。同治五年（1866），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軍糧城一帶開渠3道、分地成排，共56排，墾得水田5萬畝，招民墾種，使海河東岸荒地得到開發。同治十年（1871），支隸總督李鴻章派准軍提督周盛傳率兵十八營進駐津南馬廠練兵，修建馬廠至新城大道，沿途設站。同治十三年，周盛傳在新城附近督率士兵開渠設閘，按照南方水田設置開墾稻田。光緒元年（1875）周盛傳留馬隊駐馬廠，其餘十四營移屯小站，督建營房，開挖自靳官屯經小站至大沽海口全長180里的馬廠減河，引灌溉之水，歷時六年，先後開墾稻田6萬餘畝，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駐軍奉命開赴前線，所墾水田由政府接管。 清末，民族工業出現，屯田也由軍屯、民屯逐漸向新式企業發展。光緒三十年（1904），曹嘉祥、鄭翼之等七人集銀54萬兩，創辦天津福興墾務有限公司，在天津、靜海、滄州三縣交界處購買荒地3萬畝，從事種植、畜牧。

1917年，周學熙、朱啟鈐在寧河、茶淀一帶購買土地4萬餘畝創辦開源公司，改良鹼地，種植水稻和雜糧。1935年該公司將土地委託給河北省棉產改進會經營，成為植棉基地。

1920年，天津開源墾殖公司創辦，經營農墾、畜牧及土地抵當買賣。該公司有寧河後樓沽、軍糧城、大興南苑三個農場，土地近6萬畝，設蒸汽抽水站排灌。

1926年4月改名為新開源墾殖公司。1937年日本侵略軍佔領天津後由華北墾業公司經營。

1937年日本侵略軍佔領天津後，為掠奪軍糧，投入大量財力、物力收買民地和荒地，建立了136個使用電力機器灌溉的農場。日軍在寧河縣薊運河西部強征民田5萬畝開闢農場，從朝鮮招來4300名農民種植水稻作為軍糧，當地群眾稱其為「高麗圈農場」。

1942年4月，隨着日本侵略戰爭的深入，為掠奪更多的軍糧，在北平成立華北墾業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除接收河北省棉產改進會原開源公司土地外，在薊運河及灤河流域大量收買鹽鹼地進行墾殖。除小站營田由偽河北省政府小站農田局管理外，其他各中日民營農場均由該公司控制。該公司採用電力機械，增強了灌溉效能。

1945午9月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接管了日偽時期的農場及其管理機構，雖作了幾次調整，但農場規模沒有擴大。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了各農場及其管理機構。同年4月1日，津沽區農墾局成立，統一管理天津各農場。是時，津沽區農墾局對其所屬農場，大體分三類進行管理：一是農區農場，其土地和水利設施為國有，場方負責技術指導，發放種子、肥料、柴油等農貸，農民負擔勞力和部分農具、肥料，組織農民墾種或合作墾殖；二是直營農場，規模較小，如軍糧城試驗場、天津農牧場等，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均為國有，工人為國家職工；三是由國家投資建電力揚水站，發展水利灌溉，向受益的農民收取一定的水利費。津沽區農墾局成立後，因政策對頭，領導管理得當，群眾積極性高漲，生產連年發展。l949年各農場在普遍遭受水災的不利情況下，當年糧食總產量6000萬斤，比上年同面積增產180萬斤；當年旱田改水田和墾熟荒地兵3.4萬畝，增產糧食380萬斤，兩項合計增產糧食560萬斤。

l950年2月，中央農業部決定將津沽區農墾局更名為渤海農墾局，隸屬中央農業部。當年該局糧食總產1.14億斤，比上年增加5404萬斤。1951年糧食總產1.2億斤，比上年增長18％。

5O一60年代，為增加糧食和副食品生產，安置城市失業人員，國家投資在津郊陸續開荒建立國營農場。先後新建了雙林農場、東郊農場、青光農場、塘沽農場、工農聯盟農場、趙莊農場、漢溝農場、劉安莊農場。1965年底，全市共有10個國營農場，由天津市農林局領導和管理。


摘自《中國農墾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