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在中國》第一篇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

蘇俄在中國 - 目錄
蔣中正著　　　　自由人恭錄　　   

中 　 　 　 　 　 先 　 　 　 　 　 　 先 　 　 　 　 　 　 　 蔣
華 　 所 其 　 　 慈 　 在 親 何 有 現 慈 就 間 於 婦 是 歲 　 中
民 　 生 不 　 宋 蔣 　 中 鞠 以 待 其 報 是 最 此 結 我 月 　 正
國 　 而 敢 　 　 母 　 國 育 慰 人 一 國 對 感 共 婚 七 如 　 總
四 　 已 有 　 倪 王 　 之 之 國 民 二 救 我 惶 同 三 十 矢 　 統
十 　 　 負 　 　 太 　 手 恩 人 呼 迄 民 二 恐 檢 十 初 革 　 緒
五 　 　 遺 　 　 夫 　 稿 茲 喁 援 今 之 位 而 討 年 度 命 　 言
年 　 中 訓 　 　 人 　 首 將 喁 日 大 遺 　 不 已 紀 今 未
十 　 正 勉 　 　 靈 　 獻 所 之 益 陸 訓 　 能 往 念 日 成
二 　 敬 為 　 　 前 　 於 着 望 迫 沉 未 　 安 之 我 又 今
月 　 志 毋 　 　 自 　 二 蘇 而 切 淪 能 　 於 工 夫 是 年
一 　 　 忝 　 　 矢 　 位 俄 報 其 收 實 　 心 作 婦 我 已
日 　 　 　 　 　 　 　 　 　 慈 將 復 　 　 者 其 　 夫

   自由人於八十七年八月一日至十月二日輸入此卷。

   《蘇俄在中國》壓縮捲地址為（預定長久留存，三個大卷）http://home.sprynet.com/sprynet/freeman2/r_in_ch1.zip

   蘇俄在中國 -- 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曆紀要

   　第一篇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

   頁數

    1 第一章　緒論

    9 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 

     第一節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個時期（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

    11 　第二節　　中國的革命建國運動

    13 　第三節　　中俄和平共存開始之前，蘇俄對華第一次友好宣言

    14 　第四節　　共產國際製造中國支部

    15 　第五節　　中共的「聯合戰線」

    17 　第六節　　國父聯俄政策的本旨

    19 　第七節　　我的游俄觀感

    26 　第八節　　李大釗的聲明

    29 　第九節　　國父對共產主義的駁斥與三民主義的闡明及其建國大綱的頒佈

    31 　第十節　　共黨顛覆工作的開始

    34 　第十一節　本黨對中共的彈劾與　國父的指示

    36 　第十二節　國父北上及逝世以後

    38 　第十三節　中山艦事變

    43 　第十四節　從誓師北伐，經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48 　第十五節　武漢左派的悲劇

    52 　第十六節　史達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動

    54 　第十七節　對俄絕交--和平共存第一個時期的結束

    57 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發展

    57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個時期（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57 　第二節　　中東路事變與李立三路線

    59 　第三節　　從城市暴動到農村暴動

    62 　第四節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內

    65 　第五節　　匪軍的西竄

    66 　第六節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勢

    67 　第七節　　共匪的中立戰術

    68 　第八節　　中俄復交與中國的國際環境--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71 　第九節　　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

    72 　第十節　　西安事變

    80 　第十一節　中共問題的解決--「共赴國難宣言」

    83 　第十二節　國府改編投誠的共軍

    84 　第十三節　　國民參政會議與抗戰建國綱領

    86 　第十四節　　抗戰初期毛澤東的姿態

    89 　第十五節　　史達林的轉變

    91 　第十六節　　中共的轉變--第一次商談

    95 　第十七節　　新四軍事件

    96 　第十八節　　蘇日中立協定

    96 　第十九節　　德俄戰爭與中共的態度

    98 　第二十節　　蘇俄侵略外蒙及其併吞我中華民國領土外蒙一部之唐努烏梁海。

   100 　第二十一節　新疆歸向中央

   104 　第二十二節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英在華特權的撤銷

   107 　第二十三節　第二次商談

   108 　第二十四節　中共全面轉變的準備□□整風運動

   110 　第二十五節　共產國際的「解散」

   112 　第二十六節　羅果夫通訊--「兩個」中國之說的由來

   114 　第二十七節　日蘇瓜分中國的藍圖和兩個戰爭合流的徵象

   116 　第二十八節　第三次商談

   118 　第二十九節　史迪威事件--中共對魏德邁將軍的排斥

   121 　第三十節　　中共的軍費和政治資本

   122 　第三十一節　第四次商談

   125 　第三十二節　第五次商談

   126 　第三十三節　憲政實施的決定

   127 　第三十四節　中蘇談判中之共黨企圖

   128 　第三十五節　第二個時期的結局

   129 第四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結果

   129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三個時期（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

   129 　第二節　　　國府受降

   131 　第三節　　　中共的七道「命令」與六項要求

   133 　第四節　　　和平建國方針

   137 　第五節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

   139 　第六節　　　毛澤東的重慶會談

   141 　第七節　　　共匪阻繞受降

   144 　第八節　　　蘇俄在東北的違約背信

   146 　第九節　　　蘇俄盤據外蒙並侵佔熱察

   148 　第十節　　　史達林採取行動

   152 　第十一節　　史達林對中國的建議--中國之中立化

   153 　第十二節　　國際共黨的宣傳攻勢

   156 　第十三節　　共匪對中立主義的運用

   158 　第十四節　　美國調處的開始與第一次停戰令

   159 　第十五節　　政治協商會議

   163 　第十六節　　軍隊整編及統編案

   164 　第十七節　　美國調處與中立主義

   166 　第十八節　　東北變亂與第二次停戰令

   171 　第十九節　　蘇俄對東北工礦的劫掠

   173 　第二十節　　匪軍的全面攻勢

   175 　第二十一節　國民大會延期與八一四文告

   177 　第二十二節　中共對美國調處之正面拒絕--調處工作無形終結

   180 　第二十三節　第三次停戰令與國民大會的舉行

   183 　第二十四節　中共土改的手段及其最後目的

   187 　第二十五節　中立主義者的轉變--反美運動

   190 　第二十六節　憲政與戡亂的並行

   191 　第二十七節　蘇俄破壞美國調停的目的

   193 　第二十八節　和平共存的結果

   　第二編　　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

   195 第一章　　俄共侵略計畫步步進展之主因□在其對方的錯誤

   195 　第一節　　法國革命中，拿破崙在歐洲戰勝一切的原因

   197 　第二節　　俄共反時代與反革命的特性之導源

   201 第二章　　中國反共鬥爭經歷中成敗得失的檢討

   201 　第一節　　中國的國民革命與反革命--時代精神的重要性

   205 　第二節　　國民革命各戰役成敗得失的檢討

   214 　第三節　　我們反共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

   232 　第四節　　我們反共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

   241 　第五節　　共匪在中國反共鬥爭中所以致勝最重要的一個魔術--反戰運動與暴力決戰

   246 　第六節　　我們在反共鬥爭挫敗中，建立了反攻復國最後勝利的基礎

 253 第三章　　自由世界反共戰爭中的幾個基本觀念問題

   253 　第一節　　戰爭目標與戰爭型態

   257 　第二節　　共產集團的戰爭目標與與民主集團對蘇俄政策的對照

   259 　第三節　　新殖民地主義與舊殖民地主義之爭的結果

   263 　第四節　　東方民族主義傍徨歧路--共產集團與西方集團對東方民族政策的區別

   273 　第五節　　共產集團心目中的民主集團的戰爭思想

   282 　第六節　　民主集團反侵略的基本政策和戰略之檢討

   　第三編　　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標及其最後的構想

   291 第一章　　俄共世界革命的戰略及其戰爭方式的演變

   291 　第一節　　從列寧到史達林

   294 　第二節　　史達林的歷次轉變

   297 　第三節　　從馬林可夫到赫魯雪夫

   298 　第四節　　俄共戰爭方式轉變的樞紐

   299 　第五節　　中國反共鬥爭在國際上不能擊破俄共「和平共存」陰謀的原因

   300 　第六節　　西方與蘇俄在亞洲勢力消長的轉變及其影響

   301 　第七節　　蘇俄與共產集團內部的矛盾及其不可克服的弱點

   304 　第八節　　自由世界今後成敗的關鍵--對共產主義集團應該特別警覺的兩點

   309 第二章　　俄共戰爭思想的來源及其基本政策

   312 　第一節　　戰爭的絕對性

   315 　第二節　　國民戰爭與階級戰爭的並用

   318 　第三節　　軍事戰術與政治戰術的協調

   321 　第四節　　攻擊與防禦的統一

   324 　第五節　　正攻與奇襲的統一

   326 　第六節　　戰爭與革命的互變

   328 　第七節　　戰爭的曲折路線

   329 　第八節　　一切為了決戰

   332 　第九節　　俄共戰爭思想體系中的基本原則

   333 第三章　　俄共世界革命戰略中「和平共存」的最後構想及其進行的方略--和平戰術與備戰計畫之綜合運用

   333 　第一節　　蘇俄「和平共存」構想中的政治作戰計畫

   346 　第二節　　蘇俄「和平共存」構想中的戰爭經濟計畫

   351 　第三節　　蘇俄「和平共存」構想中的軍事作戰計畫及　　　　　　　　其一般形式的分析

   365 第四章　　結論--世界和平之路與我們反共的信心和立場

   365 　第一節　　中立主義對共黨「和平共存」中的地位及其使用價值

   367 　第二節　　世界和平之路

   371 　第三節　　自由而統一的中國與世界和平的關鍵

   　補　編　　俄共在中國三十年來所使用的各種政治鬥爭的戰術，及其運用辯證法的方式之綜合研究

   376 第一章　　退卻、防禦與攻擊

   378 第二章　　中立主義、統一戰線與孤立戰術

   378 　第一節　　中立主義

   380 　第二節　　統一戰線

   381 　第三節　　孤立戰術與反孤立戰術

   384 　第四節　　統一戰線、中立主義與孤立戰術的並用

   388 第三章　　攻心戰術

   389 　第一節　　對時間上的心戰

   389 　第二節　　對空間上的心戰

   389 　第三節　　對敵人環境上的心戰

   392 　第四節　　製造環境

   394 第四章　　矛盾戰術

   394 　第一節　　製造矛盾

   399 　第二節　　製造目標

   400 　第三節　　轉移目標

   400 　第四節　　製造戰爭

   403 第五章　　接觸、滲透、組織戰與群眾運動

   404 　第一節　　接觸與滲透

   405 　第二節　　組織戰的各種方式

   407 　第三節　　群眾運動的特點

   408 　第四節　　矛盾律與質變律的運用

   410 第六章　　貿易戰與基地戰

   410 　第一節　　貿易戰

   412 　第二節　　基地戰

   414 第七章　　偽裝、詐術、奇襲與宣傳戰

   415 　第一節　　偽裝

   418 　第二節　　詐術

   420 　第三節　　奇襲

   422 　第四節　　宣傳戰

   425 　第五節　　矛盾律與否定律的運用

   428 第八章　　和平談判與停戰協定

   429 　第一節　　和平談判

   430 　第二節　　停戰協定

   433 第九章　　合法地位與議會政治

   433 　第一節　　合法地位

   434 　第二節　　議會政治

   436 第十章　　聯合政府

第一篇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

蘇俄在中國　--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曆紀要

第一章　緒論

   　　中國　國父孫中山先生，距美國獨立宣言之後一百一十年即在乙酉年（一八八五年），開始宣傳其革命主義。至甲午年（一八九五年），創立其革命總部-興中會於檀香山，成為中國第一個革命政黨，就揭櫫其推翻中國已有四千年歷史的君主政體的主張。惟其當時的號召，雖為推翻滿清專制，而其最後的目的則在使中國自列強侵略下獲得解放，並使中國步入政治和社會的民主大道。

   　　自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革命成功以後，到了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遂相繼而起，許多君主專制政治支配下的歐美各國，乃建立了民主政體，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若干曾為歐洲殖民地和保護國的亞非民族，亦獲得了獨立自由，其間兩個主要的革命潮流，一個就是[2]個人自由和平等之不斷爭取，另一則為民族意識之逐漸覺醒，最後形成民族主義的怒潮，尤以在亞洲國家最為顯着。

   　　故美國革命之成功，乃為全世界被統治的民眾，及其各民族，要求獨立自由的願望，實創一歷史上空前有力的先例。

   　　國父孫先生正當此中國海禁初開，中西文化接觸的時期，乃潛心中國典籍，復深受西方教育，故能從現代的革命潮流，來理解中國的文化傳統，同時更從中國的政治哲學，來評定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思想。其具體的一例，就是他匯合中國古來的考試和監察制度與西方的三權分立主義於五權憲法的理論之中。更顯明的一點，就是他所手創的三民主義完全符合美國林肯總統所稱「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以為建立其中華民國的惟一藍圖。故其政治思想，無疑的是受美國獨立及法國革命的理想之影響。

   　　一九一一年，　國父孫先生領導其革命黨同志，百折不回的不斷奮鬥，在其革命運動十次失敗之後，卒為中國人民建立了共和政體，就是產生了中華民國。惟在其革命政權初建，而基礎尚未鞏固之時，帝制餘孽袁世凱乃憑藉其前清的北洋武力，勾結帝國主義，顛覆中華民國，恢復君主政體。於是國民革命所建立的民主政體，因此而遭受[3]其第一次的失敗。這一帝制雖不久即歸幻滅，惟北洋軍閥割據紛爭，使國家終陷入於混亂和破碎的狀態，而　國父所手創的中華民國亦等於名存而實亡。

   　　國父孫先生為盡其革命建國的責任，乃繼續奮鬥，致力於國民革命，直至民國六年，始以廣州為基地，準備北伐，以期削平軍閥，再造共和，恢復其國家獨立與自由。當時西方國家與日本對於中國國民革命，不僅毫不寄以同情，甚至積極援助軍閥，以阻擾國民革命之進行。故此十年之中，　孫先生為了革命建國的事業而尋求外援，都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列寧在俄國革命中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以後，不僅在俄國產生了一個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新政體，並且使歐亞兩洲人文主義的文化，都受到強有力的刺激。共產制度的思想，創始於馬克斯及恩格斯，在列寧的手上，更有其顯着的發展。列寧推翻臨時政府而建立其蘇維埃組織，在理論上自稱其為「轉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且宣傳其為「無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大多數民眾的解放」，好橡布爾雪維克是世界上最前進的革命政黨，而共產主義，亦就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理想。但是實際上，馬克斯主義乃是法國革命中的一種反革命的運動，亦就是當時歐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圖是破壞民主政治而建立專制制度。列寧所創「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後繼者所謂「人民民主」的極權主義政體，自是[4]師承馬克斯主義，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我們所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馬克斯主義在俄國滲入了大斯拉夫主義及沙皇專制主義的特徵，倘如馬克斯和恩格斯今日能目睹其蘇俄和中共所謂蘇維埃制度的殘暴行為，亦必將大為驚詫。

   　　蘇俄共產主義誘惑群眾的宣傳，就是使他們誤信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為達到其烏托邦的唯一途徑，他為了世界革命，認為一切暴力和卑劣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只要他們的理想能夠實現，即可為整個人類創造永久的理想國家。當時俄國革命對亞洲的民族運動，發生了極強烈的影響。因為一百餘年來，西方殖民地主義的統治，在亞洲激起一股民眾極端的憤恨，所以俄共乃就把握這一情勢，對這些國家，施展其滲透和顛覆的陰謀，而推行其從亞洲向歐洲迂迴的世界革命計畫。

   　　當時中國在列強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之下，淪為次殖民地國家。俄共認為這是他在東方散播共產主義的種子，來製造階級鬥爭的第一個大好園地。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齊采林報告，和民國八年加拉罕宣言，聲明蘇俄準備放棄其在華特權，立即引起中國人民之嚮往，並博得其空前的好感。於是蘇俄一面派遣外交使節，與北平政府開始談判；一面派遣其國際共黨黨員與我　國父孫先生聯繫。但在此必須注意的，就是蘇俄同時更在另一方面進行組織其共產國際支部之中國共[5]產黨，並供給其財政而予以政治的指導和操縱。

   　　民國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一月，　孫先生與越飛達成協議。俄共對　孫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允予援助，依照　孫先生手定的革命程序，完成其國家統一的事業。俄共更指示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中國國民黨，服從我　國父孫先生的領導，從事國民革命。這就是國共及中俄之間「和平共存」與合作的開端。

   　　第一次「和平共存」是從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的聯俄容共，至民國十六年中國國民黨的全面清黨，及國民政府對俄絕交。這一次嘗試，就很快的歸於失敗。然而此後我們中國國民政府又經過了第二和第三次與蘇俄及中共「和平共存」的時期。第二次是民國二十一年中蘇復交，及民國二十六年中國對日抗戰發生，中共的乞降投誠，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結束與五次和談。第三次是民國三十四年至民國三十八年，由中蘇條約，政治協商，經共匪全面的叛亂，乃至大陸關入鐵募。而中共毛澤東在蘇俄卵翼之下，憑藉其武裝暴力，來破壞國民革命，顛覆中華民國，要騎在我全國人民的背脊之上，建立其集權主義的統治。這不啻是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為我們第一次國民革命失敗時袁世凱挾帝國主義以擊敗　孫先生所領導的革命新興勢力，而後帝制自為的歷史重演，而其賣國害民之卑劣手段和殘暴方法，更不是[6]北洋軍閥所能企及。這就是我們與俄共「和平共存」的最後結果。亦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第二次失敗的惟一原因。

   　　關於我們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在第一次「和平共存」失敗之後，仍不得不與俄共及其侵華工具之中共再作兩度「和平共存」的試驗之環境，及其經過之事實，我深覺其有向我全國國民和世界各國舉實相告的責任。大家應特加注意的一點，就是在這三次「和平共存」的事例中，我們政府的決策往往對於國內和國際上各種重要的因素，不能不先加考慮，而受其牽制，所以我們反共鬥爭的行動，亦就不能不經由曲折迂迴的路線，以至於中途遭受挫折。

   　　我發表這一記錄之時，衷心充滿着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着堅強不移的信心。在一方面，我們中國可說是世界上領悟俄共「和平共存」的痛苦最早，亦是經歷最久的國家，然而事勢的演變與環境的壓迫，使我們本黨和政府雖看透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而仍不能不再三墜入侵略者的詭計。我們縱能確立堅決的反共政策，因其得不到國內民眾的了解與國際友幫的支持，乃不能不中途挫折，而終於失敗。所以這些記錄的字-行間，遍灑着我們愛國軍民的鮮血和反共鬥士的熱淚。在另一方面，我在這反共鬥爭的經歷之中，對國家的忠誠和對人民的服務，本於　國父的遺教，三十年如一日。我自一九零八年在日[7]本留學時加入同盟會，以及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年在廣州參加國民政府，以至於今日，始終自矢為一個三民主義的革命者，而且確信中國全體同胞，對於革命建國的途徑，亦惟有始終遵循着　國父所手創的三民主義，乃為自救與救國的惟一大道；尤其是在今日反共產、反奴役的鬥爭時期，更應以實行三民主義，為我們全國愛國同胞一致的目標。

   　　我們中國這三十年來，所受的慘痛教訓，我深望其能對今日同遭共產主義的威脅的國家及其領導者，有所裨益。我以為蘇俄的武裝暴力，亦與世界歷史上野心侵略主義者一樣，並不足畏，且必歸失敗；但是他的武裝暴力，乃潛存於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內。自由國家的領導者甚難洞察其危機之存在，比及發覺而奮起抵抗，則為時已晚。我深恐今後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陸，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轉而為害於世界人類而無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將本書公之於世。如其能喚起我全國同胞以及自由世界愛護自由和民主的人士的警惕，共同認識俄共及其傀儡中共對於任何一個自由國家與自由人士所要求的「和平共存」，不過是要你單方面接受他的「和平」，讓他俄共獨自生存，並聽其第五縱隊自由發展，而最後任其從外部來武裝征服，或從內部來「和平轉變」之一個簡單符號。他這個「和平共存」的符號，換言之，也就是他俄共最後統制世界，奴役人類的一個代名詞而已。故本着又名「和平共存？」倘能以此對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亞[8]洲非共國家，有所貢獻，那就是我民族歷史上這一最大犧牲的代價，乃獲得了補償，而我對於世界反共鬥爭，亦克盡其應盡的責任了。

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個時期（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

   　　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注一）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所以他發育的初期，必須寄生於中國國民黨內，施展其滲透、分化、顛覆的陰謀，透過本黨的機關來組織其工農群眾，並假借本黨的名義來隱蔽其階級鬥爭，而其目的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獨立戰爭過程中，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製造其在亞洲等一個典型的附庸國。

   　　如果不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廣州定亂，（注二）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全面清黨，（注三）使中國的統一與獨立，在我們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完成，那我中華民國早在這個時期，已成為布爾雪維克的試驗場和蘇俄的附庸國，不必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十年，莫斯科早已控制了這一千二百萬方公里和四億五千萬人民，為其世界革命[10]戰爭取之不竭、雄厚無比的基地與資源，向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挑戰了。

   　　今日世人誰都認識俄共侵華的結果，造成了今日世界這樣的危機。而且誰亦了解唯有獨立自主的中華民國，-對於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有重大的貢獻。我深信我們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國民革命，從「聯俄容共」到「全面清黨」與「對俄絕交」（注四）的歷史，在今日應當重新估定其在亞洲反共史上的意義及其對自由世界所發生的影響。

（注一）國父在「孫文學說」第五章中說：「吾國俗呼養子為螟蛉，蓋有取於蜾贏變螟蛉之義。古藉所傳：螟蛉，桑蟲也，蜾贏　　　　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為『螟蛉』雲。惟以科學之系統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視察，將蜾贏螟蛉蔽而殪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　　　　．．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蜾贏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贏則生卵於螟蛉之體中；及蜾贏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為糧。所謂幽而養之者，即幽螟蛉以養蜾贏之子也，是蜾贏並未想變螟蛉為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糧耳。所謂蔽而殪之者即蜾贏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並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卻知覺，毫無自動能力，即　　　　使之活而不動，而暫保其軀體，不使腐爛。否則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即腐爛，不適於為糧矣。若其活而能動，則必破泥窩[11]而出，而蜾贏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故蜾贏者，為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而為將來適於其己子之食糧而已。」

   （注二）本章第十叄節，第叄八至四叄頁。

   （注叄）本章第十四節，第四叄至四八頁。

   （注四）本章第十七節，第五四至五五頁。

第二節　中國的革命建國運動

   　　十九世紀中業（一八四零至五零），西歐的列強從海上叩中國的門戶，帝俄亦從陸上侵入我新疆、蒙古和東北。他們在中國取得租借地和租界為根據地，以領事裁判權與協定關稅為保障，以鐵路建築及管理權，與沿海及內河航行權為線路，向內地伸長其經濟政治的影響。一八九五年以後，列強瓜分中國的計畫如果實行，帝俄將取得中國黃河以北將近全國百分之四十的領土。到了一九零零年，美國反對中國的瓜分，並提倡門戶開放政策，中國在名義上乃得保持其獨立而不亡。但是帝俄與日本對我們從東北到西北的廣大區域，仍不放鬆其領土要求。一九零四年日俄戰爭以後，戰敗的帝俄乃與日本成立諒解，在這區域內劃分其勢力範圍。

   [12]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倡導國民革命，其目的要從列強殖民地主義的壓迫之下，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建設獨立自由的國家。一九一一年辛亥之役，推翻了滿清專制，創立了中華民國。但是當時，革命建國的運動仍然沒有完全成功。帝制餘孽、北洋軍閥--以袁世凱為首，憑藉列強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影響，專以恢復帝制、推翻民國為謀。尤以日本軍閥從中鼓勵各省地方軍閥，割據自雄，以逞其干涉內政，宰割中國的野心。因而中華民國主權行政不能保持其完整，現代工業不能發達，而農業手工業趨於衰落。所謂民主政治者，不過是政客豪紳爭權奪利的口實，一般民眾的自由沒有保障，生活益趨貧困。

   　　民國叄年至七年（一九一四至一八）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歐洲為主戰場，西方各國與帝俄都捲入戰爭漩渦，他們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勢力，一時減退。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信心是逐漸恢復了，新工業乃有長足的進步，國民經濟亦有顯着的發展。這是我們國民革命發展的契機。那時中國國民黨雖然沒有什麽革命的武力，也沒有得到什麽革命的根據地，但是其指導國民革命的最高指導原則--叄民主義，卻深植於全國國民的心中，對於中國整個社會發生了普遍而激劇的影響。

第叄節　中俄和平共存開始之前，蘇俄對華第一次友好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接近中國西北邊境的俄羅斯帝國內部發生了革命，在俄國革命過程中，列寧領導布爾學維克政變的成功，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標榜，馬克斯共產主義的號召，使世界為之震驚。

   　　大戰結束之後，西歐列強都轉向中國，企圖恢復他們的特權。蘇維埃俄國卻單獨對中國作友好的表示。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四日，蘇俄外交部長齊采林（Ｇ．Ｖ．　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對蘇維埃第五次會議提出報告，說蘇俄政府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北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各種賠款中的俄國賠款交還中國。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Ｌｅｏ　Ｋａｒａｋｈａｎ）簽署的宣言就是根據齊采林這個報告。其中有一段說：「蘇維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補償，而交還中東鐵路，以及一切採礦權、伐木、開採金礦、及其他為沙皇政府、俄國軍人、商人和資本家從中國取得的權利」。

   　　這是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東方最[14]先嘗試的第一次笑臉外交。他這個笑臉外交所發表的宣言，在東方國際政治史上，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一個偉大的宣言。他這一個宣言真是使中國全體國民感覺俄國革命是一個侵略強權的舊帝制滅亡，和一個平等博愛的新政權成立。百年來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蘇維埃俄國是首先自動撤廢了，故其對中國影響之大，而其所收穫之富，亦是史無前例的。但在實際上，加拉罕宣言直至民國九年（一九二零年）叄月-到達北京政府。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之秋，莫斯科-派越飛（Ａｄｏｌｆ　Ｊｏｆｆｅ）來和北京政府談判。十二年（一九二叄年）九月，再派加拉罕來繼續談判。他們在談判中間，屢次食言翻案，最顯着的一着，就是否認宣言中關於中東鐵路無償交還中國的一段。直至十叄年（一九二四年）五月叄十一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得簽訂。

   　　這一長期談判所達到的中俄條約，從我們中華民國的立場來看，就是蘇俄與我國「和平共存」黑字寫在白紙上的第一個根據。

第四節　共產國際製造中國支部

   　　莫斯科的對華外交計畫是兩面的。在一方面，蘇維埃政府的外交[15]部，與北京政府進行外交談判；在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到中國來組織其中國支部之中國共產黨。蘇俄對中國的交涉，雖極盡其反覆之能事，但是中國國民心理從蘇俄笑臉外交所得的印象，卻被共產國際利用，來推銷他共產主義，製造中國共產黨。

   　　民國九年（一九二零年）春間，共產國際東方部長胡定斯基（即胡定康Ｇｒｅｇｏｒｉ　Ｖｏｉｔｉｎｓｋｙ）到中國來，與李大釗及陳獨秀等籌備中國共產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莫斯科再派荷蘭人馬林（Ｍａｒｉｎｇ又名Ｓｎｅｅｖｌｉｅｔ）來參加指導。這就是今日蘇俄帝國主義者侵華工具中共匪黨的起源。在當時，不過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結合，接受馬克斯的教條，具有親俄的情感，向勞工運動發展其組織。但是莫斯科並不聽任中共自然發展，還要繼續加工，揉造其為陰謀暴動的間諜集團。

第五節　中共的「聯合戰線」

   　　早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寧亡命在布魯塞爾。當時社會主義的「人民報」發表我們　國父孫先生宣示「中國的第二步」的革命建國目標之論文。列寧乃在「火星報」發表其「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論文，把國民革命比之於俄國民粹主義，並且說這是「亞[16]洲的資產階級能夠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健全的民主政治」。（注）到了民國九年（一九二零年）七月，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訂定各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其第八條指使各國共黨「從殖民地驅逐帝國主義」，並且「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煽動其武裝部隊，反對其對殖民地的壓迫」。同時，列寧在大會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規定了共黨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策略。於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更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目標。

   　　民國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與中國國民黨組織聯合戰線。在他的宣言-，有如下的說明：

   　　　　「中國共產黨為工人與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

   　　　　「但是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不至為小資產階級的附屬品。．．．所以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訓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鬥力，準備與貧農聯合組織蘇維埃　　，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17]於對抗的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就是說，中共目前與國民黨合作，組成聯合政府，並且使他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進行「民主主義革命」，但是中共必須保持獨立組織，不做國民黨的附屬品，並且防制國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中，以「農民革命」來造成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注）列寧「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選集（英文版）第四冊，叄零七頁。

第六節　國父聯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為了進行這一秘密計畫，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馬林特到桂林謁見　國父，提出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合作的建議。

   　　馬林為了取得　國父的同意，向　國父陳述蘇俄並不實行共產主義，而改取新經濟政策。當時　國父致廖仲愷等的電報說道：「俄國經濟狀況，尚未具實行共產的條件，故初聞蘇俄實行共產，甚為詫異。今與馬林談，始知俄國的新經濟政策，與我們的實業計畫，相差無幾，至為欣慰。」

   [18]　　到了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國父離粵赴滬。十二月越飛到上海謁見　國父，商談中俄兩黨合作問題。十二年（一九二叄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條就是　國父聯俄政策的根據，其條文如下：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急要之問題　　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及完全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　　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國父與馬林談話後致廖仲愷的電報，和他與越飛共同宣言，對於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作，顯示了如下的意旨：第一、　國父認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第二、中國最急要的問題是民國統一的成功及國家完全獨立的獲得。蘇俄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援助，乃對於此項大事業的援助。中國國民黨與俄共的合作，也就是為了此項大事業的成功。

　孫文越飛共同宣言，更是中俄「和平共存」乃至國共和平合作的根據。這個宣言發表之後，　國父又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着手於本黨的改組。其時滇粵桂諸軍討伐陳炯明，歡迎　國父回粵。　國父回到廣州以後，既遭沈鴻英的叛變，又受陳炯明的牽制，尤其是[19]外受西方殖民主義的壓迫，故北伐的素志不能實行；而黨的組織渙散，訓練缺乏，雖有叄十萬黨員散佈全國，而有志者人自為戰，不肖者掛名投機，革命建國事業更是無由着手；因而決心改組本黨，並派我到俄國去考察俄國革命後的黨部與政治軍事的組織，以資參考。

第七節　我的游俄觀感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　國父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報聘，並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雲、張太雷等，由上海啟程。二十五日從滿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啟程回國，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這叄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的資料和印象，寫成「游俄報告書」，寄奉　國父。這時候，　國父屢次催我回廣州親自詳報，十叄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廣州即向　國父再作口頭的說明。

   　　在這叄個月的期間，我們曾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組織，參觀其設備，並聽取其負責者對於實況的說明。其黨務方面，我們考察俄國共產黨中央黨部，由其政治局秘書羅素達克（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說明俄國革命的經過，及其當時建黨的情形。[20]我們又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在會議時，說明中國國民黨以叄民主義為革命的最高目標，自信其在兩叄年之內必有成功的把握，並指出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及實際工作，還有隔膜，希望其國際共黨幹部多到中國來考察。當我回國的前夕，乃接到他共產國際對我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文，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殊不勝其慨嘆。

   　　軍事方面，我們在莫斯科考察紅軍及其各兵種各級學校及軍隊黨部的組織。我們在彼得格勒，考察海軍大學等各級學校，並參觀克隆斯達軍港（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艦隊。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陸軍學校和部隊，組織嚴密，軍容整齊，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軍學校和艦隊，卻是精神頹唐，士氣消沉。兩年前，克隆斯達軍港曾以海軍軍士為中心，發生革命，反對布爾雪維克的專制獨裁，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殘暴措施。這一革命不久即歸失敗。當我們到彼得格勒考察時，其地方當局和海軍官員對此亦諱莫如深，但是我從當地軍民的精神上，還是看的出其創痛的痕跡。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考察其村蘇維埃、市蘇維埃[21]，並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在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着；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叄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領導者，對於我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無論其黨政軍各方面，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是我和他們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我訪問蘇俄，正是加拉罕發表其對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言之後，他到中國來與北京政府談判新約的期間。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飛亦聲明蘇俄「決無在外蒙古實施其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離之意」。但是我與蘇俄黨政負責者，談到外蒙古問題，立即發現他們對於外蒙古，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這一點不-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蘇俄所謂援助中國獨立自由的誠意所在。

   　　當我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重，陷入沉迷狀態，不能晤面。我會晤了蘇俄黨政及軍事負責諸人，他們說到蘇俄的國家政策和革命戰略，都是遵守列寧所指示的路線。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斯基相談最多，而且我認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為爽直。我在離開莫斯科以前，[22]最後與托氏告別的一次談話時，他與我討論亞洲各國革命問題，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與土耳其。他又特別提起其在德國與波蘭革命失敗的經過情形，加以分析；最後再談到援助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托洛斯基托我回國要口頭報告我們　國父的一點，就是：他們蘇俄自一九二零年對波蘭戰爭結束以後，列寧對於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上與物資上予以儘量援助，但不復使用其正式軍隊直接參戰，以避免其在各國革命期間，再對蘇俄引起民族有關的問題。所以他又鄭重的說：「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及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他並且代表列寧對我　國父致敬。他這一段話，使我特別注意。

   　　在蘇俄黨政各方負責諸人之中，其對我　國父表示敬重及對中國國民革命表示誠意合作的，除加密熱夫、齊采林是俄羅斯人之外，大抵是猶太人居多，他們都是在帝俄時代亡命歐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回俄國的。這一點引起了我特別注意。我以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拉迪克、與越飛等，比較關切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作。可是越飛自中國回俄之後，已經失意了。我並且注意到當時列寧臥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黨內，以托洛斯基為首要的國際派與史達林所領[23]導的國內組織派，暗鬥如此激烈，我就非常憂慮他們這樣鬥爭，必於列寧逝世之後，對於中俄合作的關係，更將發生嚴重的影響。綜括我在俄考察叄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但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至於共黨在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黨所使用的分化、隔離、製造鬥爭等各種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們訪俄代表團內組織而言，本團四人之中，叄人都是國民黨員。只有張太雷一人是共產份子。訪問團一到俄國，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誘到他一邊，與我們對立起來。於是代表團各種計畫、考察工作、對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見和主張，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國之後，共黨以訪俄代表團內部意見分歧為藉口，來抵銷我們對蘇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報告書。

   　　我在報告書-，陳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並向　國父面陳我對於國共合作的意見。十叄年叄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凱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並將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游俄報告的意見：

   [24]「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信仰，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叄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中之黨員也。而我國黨員之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將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其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

   　　我們了解　國父當時聯俄容共的政策，乃是為求中國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統一，如果中共願為國民革命努力，那我們盡可把中共這一分力量納入本黨領導之下。至於當時革命的形勢，我們要為國民革命建立一個根據地，-有廣州是最為理想的所在。但是廣州，乃為英法匍殖民地主義的勢力控制之下的商業都市。我們中國國民黨在這[25]-集結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從這-出師北伐，求得國家的統一與獨立，必須爭取國際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強若不是與我們革命政府為敵，就是對我們國民革命袖手旁觀，更無仗義援手的國家可覓。適於此時，俄國共黨初得政權，以聯合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扶植東方民族獨立為號召。我們國民革命得到他這一消息，無異認為是中國革命的福音來臨，幾乎視為人類的救星。故對於他的援助，自是竭誠歡迎而並不有所致疑。　國父聯俄政策的決定，當然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我回到廣州報告之後， 國父認為我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於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　國父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叄民主義就可以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26]，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並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又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決策。但是我又在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發現共黨份子挾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的迷惘心理，深以本黨不能達成　國父所賦予的任務為憂。於是代表大會閉會以後，我力辭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並將籌備處交給廖仲愷，而離粵歸鄉；直至當年四月，復感於　國父函電的催促不已，重責我革命黨員，應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而堅不准辭；復派戴季陶同志來奉化，轉達其准許我不聞黨政，專辦軍校的要求相約，我乃重返廣州，接受黃埔軍校校長的任命。

第八節　李大釗的聲明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國父與越飛共同宣言發表之後，共黨份子首先加入國民黨的就是李大釗。（注）其後共黨份子紛紛入黨。十叄年一月二十日，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制定黨章，選舉中央執行委員與監察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和侯補執行委員之中，就有譚平山、李大釗、林祖涵、韓麟符、毛澤東、張國燾、於方舟、瞿秋白等[27]共黨份子在內。在大會中，方瑞麟、江偉藩、黃季陸等提議，在黨章中加一條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李大釗乃代表本黨內的共黨份子。提出「申明書」。陳述他們「加入本黨的理由」，其中說道：

   　　　　「我們相信在今日列強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也就是本黨總理所說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想脫除列強的帝國主義，及那媚事列強的軍閥的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國　　民革命運動不可。若想完成此國民革命的事業，非有一個統一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不可。我們認為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進行，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

   　　　　「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

   　　　　「我們覺得剛是革命黨派的聯合戰線力量，還是不夠用，所以要投入本黨中，簡直編成一個隊伍，在本黨　總理指揮之下，在本黨整齊紀律之下，以同一步驟，為國民革命的奮鬥。」

   　　　　「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28]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

   　　　　「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

   　　　　「我們加入本黨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研究。本黨　總理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叄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不過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

   　　李大釗的聲明好像是很坦白的。這是因為共黨份子要加入本黨，就不能不接受　國父所確定的條件和範圍。這容共的條件和範圍，是國父對莫斯科歷次派來的代表胡定斯基、馬林、越飛、鮑羅廷等鄭重而周密的商討，而確定下來的。李大釗的意見，不過是公開加以申述。但是他這一笑臉迎人的申明書，而又填上了以下的最後一段，就不免暴露其共黨以公開的「跨黨」為名，而為其他日顛覆本黨的陰謀之伏筆。他說：

   　　　　「我所希望於先輩諸同志者，本黨既許我們參加，即不必對[29]我們發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認我們加入本黨為不合，則盡可詳細磋商。苟有利於本黨，則我們之為發展本黨而來者，亦不難為發展本黨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　　，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

   　　本黨對於跨黨份子既不必加以猜疑和防制，於是共黨以黨團的組織與活動，來把持、操縱、分化和破壞，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注）李大釗，字守常，民國七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其時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為陳獨秀。民國八年冬，陳為北京政府所不容，乃往上海。九年春，胡定斯基來北京，與李接洽，並由李介　　　紹到上海與陳商談，籌組中國共產黨。共黨成立之後，陳為其中央書記，並負南方黨務的責任，李負北方黨務的責任。

第九節　國父對共產主義的駁斥與叄民主義的闡明及其建國大綱的頒佈

   　　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國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演講叄民主義。自十叄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他每星期在中山大學演講一次。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各講六次，民生主義只講了四次，沒有全部講完，即往韶關督師北伐。到了十一月自吉安回師，隨[30]即北上。

   　　國父在演講中，特別警惕的一點，就是共黨份子對民生主義的曲解。他演講民生主義的時候，第一講就駁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說，和階級鬥爭的主張。他認為歷史的重心不是物質而是生存。他認為商品的勞動價值說不合事實，由發明、製造、到交換和消費，都有貢獻於生產。他認為社會進化是由於大多數人的合作，而不是階級鬥爭。他主張經濟社會問題的解決，要用和平的方法，而不可使用階級鬥爭與群眾暴力。

   　　因為要預防共黨使用其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們國民革命的成功，所以　國父又於十叄年四月十二日，發佈其手訂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並在「制定建國大綱宣言」中，申述其確定叄民主義實行的方法與步驟之宗旨如下：

   　　　　「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叄民主義，而叄民主義之實行，必有其方法與步驟。叄民主義能影響及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與否，端在其實行的方法與步驟如何。．．．．．今後之革命，不但當用力於破壞，尤當用力於建設，且當規定其不可逾越之程序。爰本此意，制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以掃除障礙為開始，以完成建設為依歸。所謂本末先後秩然不紊者也。」

   [31]　　建國大綱可以說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憲章。我們遵循這一憲章所規定的程序，以武力掃除革命的障礙，而以和平建設的方法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預防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這一革命方略和建國程序，不僅與共產主義沒有相同之處，並且是國民革命過程中防制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

   　　國父對叄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指示，是不許任何人曲解的，而其對於共黨將來阻礙國民革命的發展，並不是不加考慮而預為設法防制的。所以我個人服膺　國父的教誨，始終相信叄民主義的思想體系和國民革命的方略之中，沒有馬克斯和俄國布爾雪維克的成分在內。

第十節　共黨顛覆工作的開始

   　　本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分設八部，即組織部、宣傳部、青年部、工人部、農民部、軍事部、婦女部、海外部，後來又增加商民部與實業部。中央執行委員會確定各部負責人選的時候，共黨份子最注重組織、工人和農民叄部，但他們為了避免本黨黨員的懷疑，竭力隱蔽其真相，最初只推譚平山為組織部秘書，馮菊坡為工人部秘書，林[32]祖涵為農民部秘書，而不願居任何部長名義。

   　　當時八部之中，　國父本擬以共黨份子一人林祖涵為農民部長，其他七部皆由本黨老黨員擔任，並以廖仲剴為組織部長。後因廣東工人組織工作重要，且以廣東籍的黨員擔任其指導者為宜，故廖仲剴自願擔任工人部長，而由他轉推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因為譚原是本黨黨員，當民國九年共黨組織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參加共黨的。廖先生認為譚擔任這一職務，必能忠於本黨，為叄民主義來工作。殊不知譚任組織部長以後，他就薦楊包安為該部秘書。楊是一個純粹馬克斯主義者，於是組織部就在其共黨組織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這一關鍵地位，來執行其共黨的滲透工作了。

   　　廖仲剴先生擔任工人部長之後，以其兼職很多，部務皆交秘書馮菊坡辦理。馮是共產份子，於是各地工會和總工會就多被共黨份子操縱。

   　　林祖涵任農民部長以後，推薦其共黨份子彭湃為秘書。他自己乃辭去部長職務，以分散本黨黨員的注意。其後部長屢次更易，但部務始終由彭湃把持。其所設農民講習所，皆由共黨份子包辦，錄取的學生，都是共黨派及其外衛份子。各地農民協會和「農團軍」都亦為共產派操縱。

   [33]　　共黨以「嚮導」周刊為其機關報，並出版書刊，宣傳馬克斯主義。一方面更滲透本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共黨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論和階級鬥爭思想來曲解叄民主義。只有他們用馬克斯主義曲解叄民主義，-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黨黨員對叄民主義的正確解釋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顯着的事件，就是排擠宣傳部長戴季陶，及青年部長鄒魯，致使其憤而離粵。

   　　國父當時致力於吸收革命青年加入本黨，並鼓勵其參加基層工作。即如廣州市黨部，就是本黨的忠實分子所組成；又如廣州機器工會始終是在本黨領導之下而共黨無法滲透的。其他各省市的知識青年和各界民眾相率集結於叄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其所組成的黨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團體，究竟不是共黨分子所能完全操縱和把持的。

   　　共黨分子對於本黨組織，最初並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僅在滲透，第二步就要來分化。所以他在本黨內部，全力製造其所謂「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稱，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轉」的口號，更加以挑撥離間的工作。如此本黨黨員受了共黨跨黨分子分化挑撥的影響，自相矛盾，互為排斥，而共黨分子-能乘機把持本黨的黨務與民眾運動。就在本黨改組成立不到半年之後，赤色氣-就逐漸猖獗，已為識者所深憂了。

第十一節　本黨對中共的彈劾與　國父的指示

   　　十叄年叄月共黨所刊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刊載其「擴大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接受共黨的指示，教育他的團員在國民黨中進行組織和工作的方法，並明白規定：「在發展國民黨組織之時，關於本黨（共黨）組織之發展，當然不能停止。」並且在此以前，共黨早已指示他的團員：「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的基礎。」於是廣州市黨部於六月一日，向中央黨部提出跨黨分子破壞本黨組織的檢舉案。本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亦於六月十八日，根據共黨陰謀文件，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譴責跨黨分子的彈劾案。他們鄭重說明彈劾的主旨，不是反對共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本黨為黨員者之個人，完全是為本黨之生存發展起見，認為不宜黨中有黨，並且他們既有黨團作用，即不忠於本黨，而其行為又與李大釗申明書所表明的跨黨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請從速處分。

   　　國父當時曾對監察委員鄧澤如等明白指示說：俄國革命成功之後[35]，他們首先認為俄國革命政權，必須西歐工業國家的社會革命成功，-能鞏固，後來他們認為東方民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會革命。因此他們對於中國，要幫助我們的民族革命，因而與本黨合作。　國父看到了這一層，又在民國十年與十一年間，聽到了馬林和越飛等國際共產黨人的話，相信他們要幫助中國國民革命，乃是希望中國達到獨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產主義；所以-定下聯俄容共的政策。故本黨是以國民革命獨立自主的立場，與俄合作互助而聯俄，更不因為聯俄而對中共有所姑息，所以　國父又對鄧澤如等最後指示，說：「如果中共分子借本黨的名義來推行其共產主義，從事階級鬥爭，來破壞國民革命，本黨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陳獨秀想要破壞本黨的組織，本黨也不難加以制裁，而棄絕他於國民革命陣營之外。」這就是　國父聯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的所在。

在此我們必須明白指出，就是　國父的聯俄政策，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而不是認為共產主義可行於中國，更不應該為了聯俄而受共黨的要挾，或對共黨有所姑息。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這一彈劾案之決議如下：

   　　「共產主義者之接受本黨黨綱而加入本黨，即當視為本黨黨員以管理之。」

第十二節　國父北上及逝世以後

   　　如果　國父親手領導革命的時間，能再延長五年至十年，同時本黨的領導幹部，能深切體會　國父聯俄容共的本旨，及其反對馬克斯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的訓示和精神，我們可以相信北伐不會受到共產分子的阻撓，北伐時期國民革命陣營也不至發生分裂。不幸我們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後不過一年，　國父離粵北上，隨即在北京逝世。

   　　民國十叄年十一月十日，　國父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與「開國民會議」的兩大主張，喚起全國國民的覺悟，指出了唯有與國民結合的革命武力，-能永絕與帝國主義結合的軍閥，達到中國獨立自由和統一的目的。　國父本於這個反對帝國主義和消滅軍閥的宗旨，而直達北方軍閥勢力範圍的中心之北平，這一剛毅果決的行動必將為全國國民所擁護，亦將為北方軍閥所嫉忌。本黨的一般黨員都認為此行危險，且力加阻止。但是　國父仍於十二日啟程，船經黃埔，　國父登岸，停留一日，巡視軍校，併到對岸魚珠炮台一帶看第一期學生的築城工事。他回來的時候，在途中對我說：「我現在進京，將來能否回來，尚不能定。然而我進京是去奮鬥的，我看見了這個學校的精神，能繼續我的革命事業，就是死了也可安心。」[37]

   　　在　國父啟程之前，鮑羅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ｒｏｄｉｎ）傳達莫斯科邀請　國父訪俄的表示。　國父問我的意見，我力加反對，其主要的理由，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為求中國的獨立自由，而與俄合作；　國父此時訪俄，將使共黨乘機散播謠諑，來混淆一般國民的耳目，更使我們本黨國民革命的前途發生重大的障礙。此後　國父亦就未曾再提其訪俄的計畫了。

   　　國父北上之後，共黨分化本黨的陰謀活動，益加積極。他們分化軍校學生，並進而奪取軍校的企圖，更是明顯。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共產分子發起青年軍人聯合會，吸收軍校及其他部隊中的跨黨分子，甚至散佈謠言，說我本人也加入了共產組織，來誘惑軍校學生向他投靠。軍校學生及部隊中忠於叄民主義及本黨之官生，不堪其組織的壓迫，於是陳誠等乃發起孫文主義學會，以對抗青年軍人聯合會。

   　　十四年叄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當時我正率領黨軍，在東江討伐陳炯明，已經平定潮梅。四月五日，我回到廣州，又發現滇桂軍勾結北方軍閥，以反對本黨聯俄容共為名，乘我黨軍未回廣州以前，積極圖謀叛亂。我乃再往潮梅，親率黨軍回師，平定楊希閔、劉震寰的叛變，卒於六月十叄日收復廣州。十五日，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38]，黨軍改稱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廣州，與統一的廣東，做了革命根據地。

   　　其時本黨已經表明其反共態度的黨員，在北京上海另行集會，即一般所謂「西山會議派」。本黨在廣州的中央負責幹部，尚能一致團結，並沒有顯着的裂痕。但是共黨這時對本黨內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積極，挑撥構煽，製造左右兩派，指胡漢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黨黨員為「右派」，指汪兆銘廖仲凱及親共的本黨黨員為「左派」，而挑撥胡汪之間互相猜疑與衝突。八月二十日，廖仲凱被刺，本黨中央更陷入危機震撼的境地。

   　　共黨這時竭盡其對本黨分化的伎倆，又在其所謂對「右派」鬥爭之中，更加緊其對汪的包圍，而汪亦竟受其煽惑，並在共產派壓力之下，藉廖案嫌疑關係，強迫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以出使俄國的名義，離粵出國。於是國民政府主席與軍事委員會主席皆由汪兆銘兼任。而共黨乃以往日挑撥胡漢民與汪兆銘的慣技，轉施於汪兆銘與蔣中正之間，製造本黨的另一新矛盾。

第十叄節　中山艦事變

   　　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陳炯明殘部負-東江，重起叛亂，我率[39]師再度東征。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復海陸豐，再定潮梅。接着又削平南路與海南鄧本殷叛部，重奠廣東統一的局面。廣東既告統一，國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師北伐了。

   　　東江戰事初告結束，我還在潮汕的時候，共黨已在廣州散佈謠言，對我誣衊中傷。十五年一月，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我從潮汕回到廣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張。在會期中及會議後，汪兆銘對於北伐，均表示贊成，飽羅廷亦未表示異意。惟開會後，飽羅廷以奉召述職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鮑回俄以後，俄國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Ｋｉｓｓａｒｋａ）忽在軍校會議中，極力宣傳北伐必敗之謬論。他對我面談的時候，反對北伐的意思，也逐漸暴露出來。廣州市面接連的散播傳單，反對北伐，並攻擊我個人為新軍閥。最後季山嘉更是明目張胆，破壞本黨的北伐計畫。我知道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個的策略，而不僅是中共叛亂的開端，於是本黨處境的-危，已到了極點。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還是消極的引退以放棄革命的責任？還是積極的衝破難關，完成　國父北伐的志事，以報黨國？憂思不能自決。到了二月八日，我乃表示不能再就國民革命軍總監之職，九日復呈辭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等職。汪兆銘對我的辭呈，既不批准，亦不挽留，如此留中不發者半月之久。我乃於二月二十七日訪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辭職，就應令季山嘉回俄。叄月八日[40]，又訪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於俄人之手。即與第叄國際聯繫，必須定一限度，不可喪失自主地位。」但是我們的秘密談話，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知道汪共勾結已深，無法使其徹悟俄共陰謀之所在。於是共黨與季山嘉更肆無忌憚，明指我為背叛革命的新軍閥。到了叄月十日，汪仍未批准我的辭呈，而間接的暗示我離粵。此時我方知道如我不離粵，不測的事件就要發生。但我既辭職而未獲准，如果自動離粵，又陷入棄職潛逃的罪名，真使我進退維谷。

   　　叄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矯令我的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他對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奉校長令，調艦特來守候。」這時我在廣州省城，鄧來電話問我此事如何，我茫然無所知。隨後李之龍亦打電話問我：「中山艦是否仍要來廣州迎接？」我很駭異，就問他道：「是誰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回黃埔去的？」他答不出來。其實他駛回黃埔，是要先在黃埔裝足煤斤，以備臨時遠航。到了十九日晚間，中山艦開回廣州，艦上生火通夜不熄，戒備極嚴。我知道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只知道他們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麽。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知道他們的計畫，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41]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在十九日的夜間，我認為革命形勢至此，個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黨與革命的存亡絕續，是不許我再有猶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即在廣州衛戍司令部宣佈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注）並派兵收回中山艦。

   　　二十二日，蘇俄駐廣州的領事館代表為了這一件事來見。他問我：「這是對人問題？還是對俄問題？」我答以對人不對俄，並表示希望鮑羅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接受汪兆銘的意見，決議令俄顧問季山嘉等離粵回俄。但是會後，汪即稱病，遷居就醫，並致函中央監察委員張人傑，表示他不再負政治責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竟秘密離粵，赴法養病。

   　　四月二十九日，鮑羅廷自俄回粵，他與我屢次會商國共合作問題，訂定整理黨務辦法，於五月二十五日，提出本黨第二屆中央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這辦法一共八點：

   　　一、共產黨應訓令其黨員改善對於國民黨之言論態度，尤其對於總理及叄民主義，不許加以批評及懷疑；

   [42]　　二、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全部名冊，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

   　　叄、中央黨部各部長須不跨黨者方得充任；

   　　四、凡屬國民黨黨籍者，不許在黨的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黨務會議；

   　　五、凡屬國民黨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命令，不得別有組織及行動；

   　　六、中國共產黨及第叄國際對於國民黨內共產分子所發一切訓令及策略，應先交國共聯席會議通過；

   　　七、國民黨員未經准許脫黨以前，不得入其他黨籍；如既脫黨籍而入共產黨者，以後不得再入國民黨；

   　　八、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立即取消其黨籍，並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懲罰。

   　　當鮑羅廷與我會商這個辦法時，對我的態度極為緩和。凡我所提主張，都作合理的解決。同時我-守　國父的遺訓，不因聯俄而對共黨姑息和遷就。所以我們的會商能夠達到這八點的協定。

   　　此時共黨奪取廣州基地的陰謀既已失敗，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黨中央全會發佈對時局宣言，決定北伐。這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也就是本黨與共黨消長的分水嶺。[43]

   （注）十四年六月二十叄日，沙基慘案發生，廣州的總工會發起對香港的總罷工，乃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原由廖仲凱領導，而實際上為共黨分子所把持。其工人糾察隊且持有槍械。共黨認為　　　這一罷工委員會，等於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的「工農兵蘇維埃」，並認為這一工人糾察隊等於俄國當時的「赤衛軍」。共黨把這個組織當做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

第十四節　從誓師北伐，經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這時候北洋軍閥的勢力：吳佩孚所部號稱二十五萬人，據有河南湖北，遠及湖南四川貴州，並結納兩廣殘餘部隊。孫傳芳亦擁二十萬眾，盤踞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張作霖所部及依附奉軍之直軍魯軍，合計不下五十萬人，據有東北、熱河、察哈爾、及河北、山東諸省。國民政府既已統一兩廣，剋期北伐，於是吳張妥協，共謀對付國民政府的北伐戰爭。孫雖以「保境安民」為號召，其實他與直魯軍仍是彼此呼應，反抗我們北伐的。我國民革命軍無論兵力或財力，都遠不如北洋軍閥十分之一，北伐的任務之艱鉅是可以想見的。

民國十五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北伐軍動員令。[44]國民革命軍的部署，是以第叄軍集中茶陵，第四軍集中攸縣，第五軍集中桂陽，第六軍集中安仁，第七軍集中永豐，第八軍集中衡山，而以第一軍主力集中衡陽為各軍的策應。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肅清湖南省境內的敵軍，以便會師武漢。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並發表宣言，指出「革命戰爭之目的，在造成獨立之國家，以叄民主義為基礎，擁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號召全國軍人，共同為國民革命奮鬥，並要求全國人民，共負國民革命的責任。七月十日，國民革命軍克復長沙。於是國民革命軍分叄路前進。中央軍為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以武漢及武勝關為作戰目標。右翼軍為第二軍、第叄軍、第五軍，和獨立第一師，由我親自督師，以南昌及九江為作戰目標。另以第一軍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轉進，再會合右翼軍而以上海南京為作戰目標。左翼軍為第九軍、和第十軍，以荊沙為作戰目標。十月十日，中央軍克服武昌。十一月九日，右翼軍克服南昌。國民革命軍聲勢之盛，進展之速，不僅使北洋軍閥為之膽懾，亦且使世界為之震驚。

   　　十一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作成「中國問題決議案」，把我們北伐軍事的進展和全國民眾的響應，看作他「革命運動的第叄階段」，要在這一階段中，「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他所謂「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運動與農[45]民革命合而為一。」具體的說，就是要中共黨徒利用國民政府的機關，接近農民，實現他所謂「農村綱領」，製造他所謂「農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從農村暴動中組織武力，建立共黨政權。莫斯科為了指揮中共，實行其「徹底的農村政策」，認為鮑羅廷不夠激進，再派羅易（Ｍ．Ｎ．　Ｒｏｙ）和譚平山來到中國。

   　　中共為了執行莫斯科這一決議，把他的工作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趁着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從本黨的民眾運動中，糾合城市和鄉村的遊民無產者（地痞流氓），操縱工會和農民協會，製造武裝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黨並離間國民革命軍，製造各軍之間利害衝突的矛盾，乘機滲透我國民革命軍，而伸張其影響，擴大其控制。

   　　右翼軍克服南昌時，我在前線督師，當即進駐南昌，策定討伐孫傳芳的計畫。十一月，本黨中央常務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到南昌集會，決定中央機關暫駐南昌，主持勘定東南的軍政大計。但是十二月十叄日，鮑羅廷竟在武漢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開會，決定組織所謂「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執行其所謂「黨的最高職權」。這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之下對本黨的分裂行動，我為了保持本黨的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不能不極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兩電武漢，對於武漢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46]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遷移武漢，使叄中全會得以舉行。到了十六年叄月，叄中全會開會，我更向全會辭去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表明我開誠佈公，促成團結的誠意。

   　　叄中全會之後，共產派更加猖獗。武漢「中央」在共黨操縱之下，破壞二中全會「中央各部部長不得任用跨黨分子」之規定，對於二次全會決定「共黨交出跨黨分子名冊」，及組織「兩黨聯席會議」等條款，都一筆勾銷，似乎根本沒有這一回事。我們至此更加認識，無論與中共或俄共簽訂什麽協定，都是等於廢紙，他是全不履行的。所以當時本黨在武漢的工運和農運的機關，全被跨黨分子把持如故，而且只有變本加厲。於是武漢的總工會，和各地的農民協會，擁有武裝，到處造成了赤色恐怖。都市的工商業與鄉村的農業，在地痞流氓劫持威脅之下，亦全部陷入癱瘓狀態。國民革命軍的政治部，為共黨分子滲透的主要目標。他們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隊之間，極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而且對於江西浙江作戰的部隊，扣發餉械。右翼軍要從長江上游調遣部隊到江浙增援作戰，也被其阻止，要置我轉戰東南的國民革命軍於絕境。但是我國民革命軍右翼軍，上下一致，百折不回，仍能奮勇邁進，剋期完成其所負以上海南京為目標的作戰任務。

   　　十六年叄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南京市內忽發生軍[47]人侵入英美領事館，殺害館員，同時又有侵入教堂殺害外國傳教士之事。當北伐軍事開始之時，我以總司令名義於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發表「對外宣言」，剴切聲明「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統一中國，實為完成世界和平。無論何國人士，能不妨礙國民革命之行動及作戰者，一切生命財產，中正皆負完全保護之責」。所以國民革命軍的部隊，無論到了長沙、漢口，或是九江、杭州，從來沒有違令殺害外人的行為。現在南京竟發生這種暴行，顯然是部隊中的共黨分子，製造事變，企圖激起列強與國民革命軍的直接衝突。

   　　國民革命軍指向上海，上海本黨所領導的勞工群眾實行總罷工以為響應。共黨分子乃乘機組織工人糾察隊，發給槍械，企圖乘機暴動，成立勞工市政府，挑起列強在上海與國民革命軍的衝突。正在這個時候，國民革命軍佔領了上海。我即於叄月二十六日由九江進駐上海，親自鎮懾這遠東第一個國際市場，免為武漢之續。四月十二日，為了防制共黨的暴動，我軍與當地的工會及商會合作，收繳赤色工人糾察隊的槍械，監視共黨煽亂分子。上海遂得歸於平定。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業於四月二日在上海召開全體緊急會議，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吳敬-先生提出共黨謀叛證據案，出席各委員亦報告共黨在湘鄂贛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產國際指使，破壞革命，[48]擾亂社會的違法事實。會議乃一致決議，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非常緊急處置，將各地共黨首要危險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隨即決議清黨。五月五日，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通過清黨原則，並組織清黨委員會，執行清黨工作。南京、上海和廣州各地都積極進行全面肅清共黨分子，社會秩序得以保持，而東南各省才算沒有替俄國布爾雪維克做實驗場，更沒有為莫斯科俄黨內爭做犧牲品。

   　　四月十八日，本黨中央常會及國民政府委員，秉承　國父的遺志，定都南京，國民政府各機關即日在首都南京成立。

第十五節　武漢左派的悲劇

   　　共產國際第七次執行委員會「中國問題決議案」原是史達林的作品。史達林對於武漢政權的構想，就是要組織其為「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獨裁制」，簡單的說，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這就是此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史達林首先在東歐，接着在中國製造的「人民民主專政」的藍本。[49]

   　　民國十六年叄月，莫斯科共產國際以本黨國民革命形勢，北伐進展之速，實為其始所料不及。若其僅利用武漢左派的組織，和聯席會議的名義，決不能與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達成其毀滅本黨、阻礙北伐之目的。此時他唯有力促汪兆銘由法經莫斯科回國。汪一到上海，即與陳獨秀共同發表宣言，主張組織「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以制壓反革命」。這一宣言顯然就是史達林的決策之重申。於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不再容忍俄黨的滲透和劫持，更不能聽任赤禍的蔓延和持續，而毅然決然清黨了。

   　　此時莫斯科共產國際之內，托洛斯基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的「左派」組織，以組織蘇維埃。史達林為了打擊他的政敵托洛斯基，仍堅持中共與國民黨的「左派」合作。他指斥中國組織蘇維埃的時機未熟。他要把武漢政權從「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就是史達林在他黨爭的氣氛中強制作成的。

   　　武漢以汪兆銘為首的「左派」中央黨部及其政府，其會議完全受共黨分子的劫持，其民眾運動的部門亦都由共黨及其同路人任首長。例如農民部長就是譚平山。他執行的政策是莫斯科的決議和指示。駐在兩湖的國民革命軍，其各級政治部大抵為共黨分子所把持。各軍之[50]間，更飽受共黨的挑撥離間，彼此意見無法融和。但是共黨雖然操縱着武漢政權，而莫斯科的黨爭，鮑羅廷與羅易的矛盾，以及中共內部的爭議，又形成一團混亂。

   　　實際上，兩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黨的恐怖政治和社會鬥爭，更不能忍受其「現金集中」與「糧食集中」的政策。十六年五月長沙「馬日事變」發生之後，各地農民蜂起反抗共黨的操縱和控制。這些農民，也就是以前曾受「土地改革」的引誘而歡迎共黨的農民。這一事件對於共黨的農民運動乃是致命的打擊。

   　　武漢的「左派」和中共的內部，到了這時，都發生了激烈的爭議。關於軍事，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是主張北伐和東征，企圖打破武漢的孤立，力謀政治軍事局勢的擴張；一是主張南下，企圖在兩湖和兩廣發展農民革命，以鞏固其政權的社會基礎，並對東南採取包圍的形勢。鮑羅廷與「左派」主張前者，羅易則主張後者。

   　　關於農民運動，他們也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是為保持國共合作，要糾正農民運動的「過火」；一是主張農民的武裝革命。鮑羅廷主張前者，羅易主張後者。

   　　這時候，史達林對中共的指示是什麽呢？（一）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二）以黨部的力量制止農民「過火」的行動；（叄）清除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51]黨員，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四）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以新的工農份子代替舊份子，（五）以知名的國民黨員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動軍官。史達林的電報是六月一日到達武漢的。鮑羅廷主張不要告知汪兆銘。羅易卻拿給汪兆銘看。武漢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們國民革命來達到他赤化中國的目的之陰謀和野心，乃決定分共，而與中共決裂。

   　　六月叄十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十一條的「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企圖採取「退步」的政策，維持兩黨合作。七月叄日，又決議送羅易回俄。但是七月十五日武漢左派政府即實行分共。於是鮑羅廷也就不能不離開武漢，經過西北馮玉祥的防區而回俄國。

   　　這時候，留在漢口的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布魯轍，即嘉倫將軍（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ｌｕｃｈｅｒ），離漢回俄時，仍經上海，特地來見我。這位嘉倫將軍自民國十叄年（一九二四年）來到中國以後，我認為他是俄國將領中最為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他絕對沒有布爾雪維克的氣味，所以我至今對他還是念念不忘。他在民國十四年底，應召回俄，由季山嘉繼任其軍事顧問團團長，竟演出中山艦事變。民國十五年春夏之間，我要求俄國派他再來廣州，擔任軍事顧問團團長，與我相處，仍甚融洽。他在無形之中[52]，對鮑羅廷所作所為，流露其深惡痛絕的心境。寧漢分裂時，他由南昌被召赴漢，直到武漢分共，他特來與我作別。彼此相見之初，實有黯然魂消之感。臨別之時，我慰勉他說：「我們將來還有共事的機會，不必過於悲傷。」他答道：「但願我們今日不是最後的一別，再會吧！」他這句話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別辭。後來中俄復交，我屢次要求史達林派嘉倫來華，任軍事顧問，終久未得史達林的答覆。直到二十八年（一九叄九年）立法院長孫科赴俄，我托他當面問史，史乃答覆說，布魯轍已因犯日本女間諜之引誘而處決了。

第十六節　史達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動

   　　武漢分共事件迫使史達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張，就是採取蘇維埃路線。他派遣紐曼（Ｈｅｉｎｚ　Ｎｅｕｍａｍ）和羅明納茲（Ｂｅｓｓｏ　Ｌｏｍｉｎａｄｚｅ）來到中國，傳達他的命令。中共的「八七會議」就是在紐曼指使之下舉行的。「八七會議告黨員書」處處為史達林作成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中國問題決議案」辯護，卻把一切責任都推到陳獨秀譚平山的頭上，指斥他們是「機會主義」。於是陳獨秀喪失了中共「書記長」的地位，改推瞿秋白、向忠發、李立叄等為常委，領導共黨，轉向暴動政策。[53]　　史達林為了準備在俄共十五次會議中打擊托洛斯基，迫切的需要中共製造城市暴動，以圖誇張中共的氣勢，證明他的指導正確，掩飾其消滅「反對派」的暴行。

   　　南昌暴動是由羅明納茲策動，賀龍與葉挺執行的。賀龍本是一土共，後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這時乃受共黨煽動，要搶劫南昌的財富和槍械，再行擁兵南下，到廣州設立「新政府」。葉挺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他本人是共黨，其部隊中的幹部亦多為共黨分子，此時接受共黨的命令，開到南昌。這兩枝軍隊乘第叄軍和第九軍分防各地，南昌守軍的兵力薄弱，乃演成七月叄十一日的暴動。從夜間起，匪軍劫掠中央銀行，並搜括商店，拘捕國民黨員。八月一日，有所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者，發出佈告，其主席團列名者有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但是不過四天，張發奎即與朱總指揮培德會同圍剿匪軍。所謂「革命委員會」內部又發生爭執，譚平山等主張南退廣州，葉挺堅持退往汕頭。匪軍到汕頭，肆行燒殺劫掠之後，乃竄入海陸豐一帶，與彭湃的土共會合，建立蘇維埃。

   　　「八七會議」之後，共黨指派毛澤東到長沙組織暴動。其目的在利用共黨「土地革命」的殘餘基礎上，建立工農軍，組織蘇維埃。但是事實上，城市工人暴動絕不可能；在鄉村-，除了零星的燒殺劫掠[54]外，毫無成就，所謂「秋收暴動」完全失敗。毛澤東與少數匪徒竄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落草。

   　　南昌暴動失敗之後，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動廣州及其他都市暴動。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是由紐曼及愛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Ｅｉｓｌｅｒ）等從蘇俄領事館中策動指揮，並由第二方面軍的教導團執行的。這所謂「教導團」，就是武漢軍事政治學校和農民運動訓練所的學生改組，其中不少共黨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分子。他們提出的口號，完全仿效俄國「十月革命」的「麵包」與「土地」。他們同樣組織其所謂「工農兵蘇維埃」。十二月十叄日，第五軍長李福林軍由河南渡河攻入市區，第四軍薛岳亦趕回廣州，而廣州機器工人會亦組織敢死隊，參加作戰，這一叛亂遂告消滅。

第十七節　對俄絕交--和平共存第一個時期的結束

   　　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戡亂的時候，即已當場捕獲俄國副領事及其助手。叛亂平定之後，查獲秘密文件，更證明俄國領事館及其商業機關就是俄共間諜組織和策動叛亂的根源。國民政府乃於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銷各地的俄國領事館，並勒令各地的俄國商業機關停業，乃即宣[55]布與俄國絕交。

   　　關於對俄絕交一事，我曾對日本大阪朝日新聞駐京滬記者高橋發表談話，其中說道：

   　　　　「吾人之對俄絕交，僅與俄國共產黨政府斷絕關係，而與中俄兩國人民間之感情上並無變動。」

   　　　　「試觀中國各地之俄國領事館，事實上等於第叄國際之支部　　，同時亦為中國共產黨陰謀之巢窟。中國國民黨為保持國家主權與自衛計，為完成中國國民革命計，為實現叄民主義計，且為東亞和平計，出於斷然之手段，自是當然之舉。」

   　　中俄兩國的關係至此遂告斷絕。五年來共產國際指使其中國支部的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利用國民革命，以圖接近群眾，煽起鬥爭，顛覆本黨，然後他再假借叄民主義的旗幟，由他來領導北伐，霸佔中國，這一野心企圖，是失敗了。中國大陸的赤化因此遲延了二十叄年。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個時期（民國二十一年至叄十四年）

   　　民國十四年叄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在廣州的制共定亂，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的全面清黨，對中共顛覆本黨，假借國民革命來赤化中國之陰謀與暴行，予以致命的打擊。中共此後的蘇維埃路線，至民國二十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窮的絕境。於是他在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指使之下，提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採取中立戰術，先求政治解圍，再圖武裝發展，使其死灰得以復燃，更企圖在我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以散播失敗主義來顛覆政府，奪取政權，達到莫斯科獨佔中國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對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號，及其對民主各國所用的政治攻勢和中立戰術，都是以民國二十四年至民國叄十四年抗戰期間，中共對我國民政府所用的方法為藍圖，因此我認為這一段歷史事實，在今日尤有重加檢討的必要。

第二節　中東路事變與李立叄路線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正是史達林於擊敗托洛斯基「左派」之後，轉向布哈林「右派」鬥爭。為了進攻「右派」，史達林的政策轉向左傾。在他這左傾的動向之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僅繼續其過去已告失敗的暴動政策，並且更加激化。大會決議案以「推翻國民政府」、「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府」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李立叄路線」的根據。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軍隊侵入我東北之滿洲里與海拉爾，壓迫東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訂立伯力協定。蘇俄承襲帝俄時代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面化了。莫斯科更對中共加緊鞭策，要他們承認「革命高潮是到來了」，要他們配合城市暴動與農村暴動，「奪取幾個政治和工業的中心」，「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匪區內部也仿效俄共，其政治組織叫做蘇維埃，其土地政策由農民平分土地轉向農奴式的「集體農場」。十九年（一九叄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匪軍乘我們中央討伐西北叛軍的時候，乃侵入長沙，並企圖進攻武漢。莫斯科共產國際興高采烈，炫耀其「工農兵聯合行動的勝利」。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匪軍被我們當地的部隊進剿不支，乃於八月叄日從長沙潰退，同時他進攻武漢的企圖也化為烏有了。[59]　　李立叄執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勝利了，那就是史達林的成就。現在是失敗了，就是李立叄的罪惡。於是這年九月，中共的黨乃轉入米夫（Ｐａｖｅｌ　Ｍｉｆ）所領導的留俄的國際派之手。

第叄節　從城市暴動到農村暴動

   　　民國十六年，中共「八七會議」的指導者紐曼，亦名紐堡，乃是蘇俄的暴動專家。中共當時的南昌暴動、汕頭暴動和廣州暴動，都是採用他俄共暴動的理論和方法來實施的。十七年以後，紐堡的「武裝暴動」（Ａ．Ｎｅｕ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乃成為中共的城市暴動和農村暴動的教程。從我政府所搜獲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各地組織「行動委員會」煽動群眾、實行武裝暴動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據這個教程為其組織與行動的準則。

   　　當時共匪對於城市，組織「赤色工會」為工人的基本組織。一方面在總工會之下，組織各種產業「同盟罷工行動委員會」，發動總同盟的政治罷工；另一方面，組織赤色先鋒隊，使其黨員受軍事訓練，準備武裝暴動。對於農村，仿效蘇俄的貧農團（Ｋｏｍｂｙｅｄ），[60]組織農民委員會，奪取當地團隊武裝，以武裝其匪黨農民隊伍，實行「農民協會專政」。然後由其所謂「工農軍事委員會」糾合城市與農村的武裝暴力，組織「工農革命軍」，來「爭取數省或一省的首先勝利」。

   　　但是共匪學會了俄國式的武裝暴動方法之外，還採取了中國舊時流寇式的暴動方法。據共匪自己的軍事訓練教材「中國紅軍發展小史」，說明民國十六年間共軍流寇化的起源，是這樣的：

   　　「井崗山是湘贛邊區的羅霄山脈。山區原有兩股土匪，一個叫王佐，一個叫王文才。毛澤東同志的紅軍到了這-，不能不和他們講統一戰線。」

   　　此後共匪所謂「紅軍」的任務，就是殺人、放火、勒贖、籌款，和煽惑群眾。而其政治綱領就是「殺地主，分田地，武裝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

   　　最初在「李立叄路線」之下，共匪還是相信「以城市領導農村」的原則，而其在農村中所製造的武裝暴力，仍以奪取大都市為其最後目標。這個時期，俄共的暴動方式還是佔着優勢。到了十九年九月「立叄路線」被清算之後，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觀念，在中共匪徒中，就漸次抬頭，而流寇式的方法，乃亦成為中共暴動的主要路線了。[61]

   　　不過中國農村是以家族為其基本組織之自治團體。同姓的家族以血統為其紐帶，異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聯繫，即使地主與佃農之間，世代相處，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濃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們這和平的農村中，製造鬥爭，發起暴動，若單是宣傳煽動的一套方法，乃是不能發生效力的，所以他們要特別採取打家、劫舍、綁票、撕票，與洗村、裹脅的流寇方式。他們在鄉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來做他的工具，使他們屠洗地主富農，殺害兒童，蹂躪婦女，逼迫受刑者自掘墳坑來活埋自己，以及實施其灌水、灸火、輪姦、剖腹等等殘忍的暴行。就是這樣，他們在群眾中造成了恐怖的環境，而其在地主與佃農間，更製造其仇恨的心理。並在他們放火焚燒地主富農的家宅時，一面引起貧民的搶劫，製造貧富間的鬥爭；同時一面又延燒貧民的家宅，強逼他們離鄉別井，跟着其匪軍，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們要在農村家庭間，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間的鬥爭，使他的黨團在群眾中得以發展組織，而確立其控制。所以對其青年兩性生活的放蕩，特別鼓勵；所謂打倒廉恥、撲滅道德的口號，更是共匪誘惑他們破壞家庭，毀滅倫理，而甘受匪黨役使的唯一方法。

   　　於是匪軍每當侵入一個鄉鎮之時，他們就肆行其燒殺劫掠，煽動其清算鬥爭，到了他從這一鄉鎮撤退之時，當地的壯丁被其裹脅以去，而殘存的老弱婦孺，仍受其地下組織的控制和監視，不敢與國軍交[62]談，更不敢與國軍合作。

   　　特別是其共匪所盤據的地區，他對於民眾的控制與消息的封鎖，乃是以原始的野蠻手段和現代的科學方法，混合使用，來發揮其暴行的效用。至於他們所使用的方法，總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發生心理的變態和生理的畸形，為惟一的手段。他們這樣的刑具，據當時各地民眾向我政府所控訴的，乃有七十二種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詳舉這種惡毒穢褻，殘無人道，慘不忍聞的刑具名稱及使用的殘酷方法。這是他們自民國十六年以來，其在各省匪區製造暴動，以及今日大陸上，在各鄉鎮中控制民眾的情景，自始至終，還是有加無已的在那-實施。我們在這一點上，認為中共匪徒對民眾殘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於俄共不-是毫無遜色，而且可說是青出於藍，變本加厲的了。

第四節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內

   　　國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兩次集中兵力，圍剿湘贛山區的匪軍，都沒有得手。二十年（一九叄一年）七月至十月，第叄次圍剿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無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於瀋陽。於是[63]國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調剿匪的部隊北上佈防；另一方面，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東北的機會，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動學生，集合首都，假借「請願」的名義，對國民政府毀謗侮蔑，無所不至。同時更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挑撥離間，造成「非蔣下野，無法對日」的局勢，使我不能不於當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黨匪軍重新得到了發展的機會。

   　　此後中共匪軍的活動，就是對準這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着着進展，無異是其雙方對國民政府，內外夾擊，互相策應。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叄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共匪乘機擴大了湘贛粵閩的「蘇區」，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並且開闢了豫鄂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相互聯繫，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於湘贛浙閩鄂皖豫七省，總計面積至二十萬方里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這時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國家面臨此兩個戰爭，為了挽救這嚴重的危機，又一致要求我復職，繼續承擔國難。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佈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隨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嶺召開豫鄂皖湘贛五省清剿會議，確定第四次圍剿計畫，決定先從肅清豫鄂皖叄省匪軍着手。[64]十一月，國民革命軍擊潰了豫鄂皖邊區，徐向前匪部西竄川北。同時鄂西洪湖賀龍匪部亦敗竄鶴峰。但是正在國民革命軍決勝的關頭，而二十二年（一九叄叄年）一月，日軍又侵入了榆關；叄月，長城之戰繼起。國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調大軍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圍剿計畫又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長城之役停戰以後，我即於當年十月，復在南昌召集剿匪會議，訂定第五次剿匪計畫，對江西匪區，采「叄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一面禁運物資，封鎖其經濟，建築碉堡，截斷其交通；一面開拓公路，步步為營，節節進剿。正當剿匪着着勝利的時候，共匪乃策動十九路軍陳銘樞和李濟琛等的叛變，在福州組織所謂「人民政府」。但是事變不到一月，迅歸平定，剿匪工作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至二十叄年（一九叄四年）夏季，而湘贛鄂豫皖五省匪區乃束小至贛南山嶽地帶，其面積不過四千方里，與二十一年相較，幾乎是五十與一之比。

   　　及至二十叄年十月，其贛南的所謂蘇區，外受國民革命軍的壓迫和封鎖，步步縮緊其包圍圈，而其內部的農業集體化又造成農業生產的衰落，和農業人口的減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竄與崩潰的一條路了。

第五節　匪軍的西竄

   　　當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戰爭時期，共匪奉行其共產國際命令，作成決議，認定革命高潮已經來到，企圖進攻長江中部的大城市。但是這種軍事冒險主義究竟能否成功，俄共與中共內部屢起爭執。莫斯科派羅明納茲再度來到中國，視察匪區。羅明納茲回俄後的報告，認為中共的蘇維埃路線必歸失敗，主張中共放棄瑞金，西走四川，作長期鬥爭的打算。史達林對他的建議沒有採納。到了二十叄年，在我國民革命軍圍剿之下，八個游擊區完全瓦解，殘餘匪軍不能不化整為零，突圍流竄。於是莫斯科共產國際過去在其六次大會指使中共的武裝暴動、蘇維埃組織、「土地改革」、對中國整個的赤化計畫，至此乃告一結束。

   　　徐向前部竄入川北，企圖入陝，我國民革命軍迎頭截擊，並由軍事委員會參謀團聯絡川中各軍，督率會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澤東部亦由贛南竄到貴州，企圖偷襲貴陽不成之後，潛渡大渡河，與徐向前部會合於懋功松潘一帶，兩路殘匪在毛兒蓋會議中又告分裂。徐向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轉入雲南。毛澤東彭德懷率部北上，展轉流竄，轉入陝北，投靠當地土共劉子丹與高岡的老巢。其所殘餘部隊共計不過五千之數，在軍事上實已不成問題了。

第六節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勢

   　　民國十八年蘇俄侵略者的滿州里事變，與二十年日本軍閥的九一八事變，明白指出了一個事實，就是我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要從日俄兩個鄰國夾攻之中，打開一條血路前進。中東路事件雖以「地方事件」而暫告解決，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裝暴動策應日閥的侵略行為，仍然是這兩面夾攻的變形。因此國民政府決定「安內攘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謀抗日。這一決策的堅持不變，就是第五次圍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軍對於國民革命軍的圍剿政策，到了最後只有分股流竄。他到了軍事已走到絕境的時候，乃假借「國共合作，抗日救國」的口號，求作政治的解圍。

   　　二十四年（一九叄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在莫斯科開會。季米特洛夫（Ｇｅｏｒｇｉ　Ｄｉｍｉｔｒｏｖ）在大會上提出「統一戰線」的報告，對於中國主張成立「廣泛的抗日反帝統一戰線」。這當然是史達林的決策，也當然成為大會的決議。中共此後的工作，就是依據這一決議，在史達林指使之下，執行其「統一戰線」與中立主義的新戰略了。

   　　這時候，朱毛匪軍轉徙川黔，渺無出路。八月一日，他們從毛兒[67]蓋發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統一戰線」，要求組織其所謂「全國人民聯合國防政府」。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為了解救陝北的糧荒，派劉子丹部，偽稱「紅軍抗日的先鋒」，渡河侵入晉西產糧地帶。但匪軍在同蒲路被國軍擊敗，劉子丹就殲。朱毛至此自知無力再作軍事冒險，便不能不向國府乞降，要求「停戰議和」了。

第七節　共匪的中立戰術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謂「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發表「九一八」四周年宣言，以中立的姿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這種中立團體在共產國際操縱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國各大城市青年學生和一般知識分子中間成立和發展。

   　　就華北來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學教授和學生為了反對日軍在華北設立「冀察自治區」，遊行示威。這本是愛國運動，卻被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來執行其中立戰術。單在北平天津和華北各省，就有所謂「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平津文化界救國會」叄十個以上的團體，出版各種報刊，千篇一律，為共匪國際指使的「人民陣線」作宣傳活動，平津華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樣的不能例外。[68]

   　　「人民陣線」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開政客式的活動，挑撥地方軍與中央軍的感情，唆使地方軍，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之下，對政府與匪軍，採取中立路線，來破壞政府剿匪安內的政策。

   　　「人民陣線」的作用是孤立國民政府與中央軍，讓共匪得以生存和發展，重整武裝，準備下一次的叛亂進攻；而其所標榜的主張卻是「抗日救國」，更顯然是企圖引起中國抗日全面戰爭，使共匪在抗戰陣營的背後，擴大武裝，乘機坐大，達到其顛覆政府，控制中國的目的。

第八節　中俄復交與中國的國際環境-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五次圍剿的勝利，使國民政府解除了軍事上兩面作戰的危機。此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對日與對俄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閥在我東北製造偽「滿洲國」，接着又製造內蒙自治，製造冀東特區，並且製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國二十叄年之秋，發表一本「敵乎？友乎？」的小冊，對日本提出警告。其中說明日本軍閥如不徹底覺悟悔改，停止其對華侵略，則中日兩國[69]鬥爭的結果，就是同歸於盡，並且一再明白的說：「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但是日本軍閥並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繼續施用壓力，企圖孤立中國，以遂行其軍事的侵略。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一九叄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壯軍人在東京發動政變，威脅其天皇及政府。廣田內閣成立之後，把他們侵華的計畫，綜合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的叄原則，向國民政府提出交涉。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這是我們對日外交的一面。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斷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兩國復交。二十一年（一九叄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顏惠慶與李特維諾夫在日內瓦公佈中俄復交。但此後中蘇關係沒有進步，並且蘇俄侵犯我中華民國主權的行為繼續發生。二十四年叄月，蘇俄不顧我國抗議，出賣中東鐵路於偽滿洲國。這對於日本侵略政策，當然是一種鼓勵。到了二十五年（一九叄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廣田叄原則，我認為對蘇交涉應該積極進行。我外交部長張群屢次與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會談，覓取中蘇共同維護東西和平的途徑。但是到了叄月十二日，俄蒙互助協定是公佈了。鮑格莫洛夫企圖阻止我國民政府的抗議，竟到[70]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佈秘密談話相要挾。我政府對於他這一無賴的插曲，置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

   　　這時候蘇俄的對外活動是兩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緩和國際間對他的防範，故他對外進行着「和平外交」。而他的國際共產黨部卻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對西方各國進行着反戰運動和顛覆工作。他的遠東政策也就是這兩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對中日衝突表現一種中立的姿態，並且對日本力謀妥協；他的共黨對中國則通過其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各種團體，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同時發起「聯俄」運動。這是我們對俄關係的一面。

   　　然而當時環繞中國的國際形勢，並不是單純的日俄兩國的鬥爭。具體的說：日本要求我們與他「共同防共」，並不是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對付蘇俄。共匪及其外圍團體的聯俄運動，也不是要求中俄兩國聯合對付日本。日俄兩國對我中國，有一相同的企圖，就是要迫使我們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係，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割。日俄兩國固然各有其獨佔中國的野心，但是他們為了共同對付西方尤其是美國，亦可以瓜分中國為條件，而互謀妥協。所以當時如果我們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廣田叄原則，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又或[71]於抗戰發生以後，接受德國的調停，與日本停戰議和，則日本究竟是北進，還是南進，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抗日而聯俄，使中國重蹈十五年廣州的覆轍，則莫斯科究竟是為了獨佔中國而對日作戰，還是挾持中國，採取中立路線．而促使日本南進，亦是不可得而知的。總之，當時我們中國無論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禍者總是西方國家。如果這樣，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將要改變一個寫法了。

　當時我們政府乃撇開這兩條危害國家生存，並破壞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最後的決心，認為中國的外交方針，應當在國際聯盟組織之中，促進民主國家的合作，並在這一方針之下，促進中蘇的關係。二十五年十月，我特派蔣廷黻繼顏惠慶為駐蘇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對蘇交涉可以積極進行」。

第九節　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

   　　二十六年（一九叄七年）七月七日，日軍侵佔蘆溝橋事變發生。中蘇的談判更是加緊進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蘇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其主要的條款就是：

   　　　　「兩締約國重行鄭重聲明：兩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72]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並依照此項諾言，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　　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第一條）

   　　　　「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叄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叄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施行　　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第二條）

   　　我中華民國是受侵略國。我國此後與日本的「衝突全部期間」是八年，中蘇協定應該是這八年之內，兩國和平共存的準則。我們且看協定訂立後，莫斯科對於這個協定，實行到如何程度，並且看他這八年期間的作為，及其所發生的事實與結果，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第十節　西安事變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對蘇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民國二十叄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73]　　民國二十年，中共特務工作領導人顧順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滬的所有機關和組織，先後被我們完全撲滅。他們的所謂「中央委員會」亦整個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贛南匪區，重新組織。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陳立夫向我報告，周恩來在香港與我駐香港負責人曾養甫，經由友人介紹見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與他們進行商談，而且他們只要求從速停戰，一致抗日，並無其他條件。周恩來又於九月一日致函陳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戰抗日的立場。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為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遵奉叄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叄、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74]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

   　　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最後他們終於接受這四項原則。一切條件大抵都達到協議，只待我回京後作最後之核示。

   　　在這同一時期，共黨在各省亦開始發動其「和平」宣傳攻勢，而以陝西為其第一目標，並對張學良與楊虎城積極勾結。而且張學良所部的東北軍中，發現其「抗日不剿共」的宣傳品，並有張楊皆與共黨已發生直接關係的情報，所以他們在西安竭力掩護共黨分子及其外衛組織的活動，於是「第叄黨」與「救國會」公開作反動宣傳，亦毫無顧忌。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不設法防止，勢將演成叛亂。我乃親往西安坐鎮，並準備在年終召集一般將領開會，宣佈中央對剿共與抗日的方針，說明共黨和平攻勢，及其所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號的作用所在，使之不為共黨煽惑。就在這個時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張學良和楊虎城以暴力劫持。我當時就斷定這是張楊二逆受共匪欺詐，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國家以致命的一擊。所以張學良前來見我時，我就簡單明了的訓斥他說：「無論其為個人利害，或國家安危，只有立即徹悟痛悔，送我會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為晚。」他在這樣情勢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預定的八項條件，只說內容複雜，沒有如我所說的那樣簡單，反要求我先行[75]息怒，容他盡言。我就斥止他，不許其提任何政治有關的事。直至第叄日，他-含糊其詞，半勸半求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並說只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刻親自送我回京。（注）我乃對他說，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為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時，只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心，對叛徒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談任何政治條件。國民政府亦不理張楊的荒謬要求，立即下命討伐。

   　　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他說：「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以送我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條件，托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他決不勸我有違背素志的行為，他只願與我同生死。過了叄天，到了聖誕節二十五日下午，我們終於無條件脫險回京。

   　　但是這件震動世界的事變之真相，到了事後-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為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76]何商量。不過當時張學良與共黨直接的接觸，已有半年之久，故共黨與張之關係，亦自到了相當程度，又因為他們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發覺，故張與共黨的秘密接洽，乃在陝北的延安舉行（當時延安守軍還是張的所部）。

   　　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報館主筆，亦是我們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張季鸞，來華清池見我，談及陝北共黨勾結東北軍的不穩消息，他認為這恐是共產黨使用反間的一種手段，須加注意。我就對他說：「你是陝北人，關於你家鄉問題，自必格外關切，請問你們在延安的記者，最近有什麽重要消息麽？」他說，謠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這些無稽之談。其他就吞吐其辭，欲說復止，他只說這些謊言，不要說他，自然會止息的。我乃自動的問他說，「你所謂謠言，是否亦聽到了張漢卿與共產黨在延安面商擁護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麽？」他忽現驚駭之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着他又說，他不相信這個消息會是真的，他且對我分析的說：如其他們是真是擁護中央，一致抗日的話，那張漢卿必會坦率的報告中央，決不會越過了中央，與共黨私自勾結。所以他認為這個謠言，至少亦是共黨的反間陰謀作用，然而最近謠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範。我聽到他這番話，更覺此事嚴重了。他乃又繼續的談下去說：目前倒是另有一種情勢，不能不特別注意的。就是西安社會上瀰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氣。他[77]此次來西安視察已有十日，感覺這個問題嚴重，比其他一切問題更為緊要。他就問我對於這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見如何？我對他說：「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貫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後，既定的方針。但是大家應知共黨的用意，其目的並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謂「一致抗日」，不過是其過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黨真能一致抗日的問題。你們報館主筆，應該將這個意思徹底闡明給一般社會了解。」他說可否將你的意思，先告訴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當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旬召開高級將領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後來西安事變發生時候，大公報在西安上空所散發勸告張楊與東北軍的傳單，其大意就是當時我在華清池與張季鸞談話的要領。這是在西安事變約一星期以前的事。現在回憶，更增感慨。

   　　至於其在事變以前，對張楊作反動宣傳，進行策反工作的，亦並不是共黨，而是其共黨的外圍組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第叄黨」與「救國會」以及所謂「學生聯合會」等中立份子。可是這些中立份子，確實不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亦不要他們加入其組織，取得黨籍，只要他們採取中立態度，或以第叄黨名義發言就夠了。正因為[78]他們不是共產黨，所以都能夠明目張胆的在西安散播謠諑，煽惑軍民，並對張學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圍挑撥的伎倆，發動其攻心戰術，時時予張以不斷的刺激，最後張學良卒以其「剿共」與「抗日」的矛盾心理弱點，竟被他們攻心戰術所突破。但張學良並不承認他被共黨所煽動，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復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黨力量來一致抗日。從張學良自述其事變以前的經過，分析他被共匪誘惑生效的原因，並不是共黨有什麽真正伎倆，而其根本還是在我們內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發生動搖，所以他共黨才得乘機而入，針對我們的矛盾與弱點，來儘量擴大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從二十餘歲起，單當方面軍任務以後，參加內戰，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過去的經歷，來判斷其利用共黨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學忠原系與他敵對作戰的，但由他收編以後，乃成為他忠實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對戰很久的敵人，後來和談後，就成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對我中央國民革命軍亦曾對抗作戰的敵人，但一旦為了國家的統一，歸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誠的服從中央，完成了統一。因之，他認為與共匪停戰以後，亦必如過去各種內戰情形一樣，他總覺得共黨亦是中國人，今日在某一問題上，雖已成為敵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標下，亦盡可為良友。他且說這種錯誤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過去好些將領，犯了這個錯誤的人，亦不在少數。他又接下去說，當時對共黨實無深刻的研究[79]，只認他們所說「停戰抗日」是出於一片愛國的誠意，那-知道對共黨根本上認識已錯，自然亦就擬於不倫，所以其他一切推斷，亦就大錯特錯了。

   　　最後據張學良又自述其在事變期間的心境，最初發生事變之後二日內，與我數次談話所得的結果，及見我的態度與決心，無法轉移，自知其預定的計畫已無實現希望，其內部亦發生問題，並不如其在事前所想像那樣容易；而當時特別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討伐的電報，更覺情勢險惡，已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乃於第叄日-決心派機接共黨代表來西安，商討合作，參加他們所謂東北軍、西北軍（楊虎成）與共產軍叄位一體的軍事委員會。至此西安事變乃就完全變了質，而其中共本身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其外圍組織的中立主義活動，互相策應，乃構成其所謂「一面聯合，一面鬥爭」的作戰方式，來達到其對張楊所預期的目的。

（注）張楊通電所提的八項條件，就是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

   　　　（二）停止一切內戰；

   　　　（叄）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救國會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

   　　　（六）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七）確實遵行　孫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這八項條件顯然就是當時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號。其實質　　　的意義就是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軍事，放任共黨及其外圍團體的活動，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召開所謂黨派會議，改組國民政府為聯合政府。

第十一節　中共問題的解決-「共赴國難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着手收編共軍；其關於黨與政治的問題，由周恩來到南京續行商談，仍以四項原則為根據。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根據商談的結果，致電本黨叄中全會，提出如下的四項原則：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揮；

   　　（叄）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受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本黨叄中全會於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根絕赤禍案」，針對共黨的四項原則，決定四點原則如下：

   　　（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許可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義之武力；

   　　（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81]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

   　　（叄）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叄民主義，絕不相容，與我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鬚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之對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盪析，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全面抗戰開始之後，中共中央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如下：

   　　（一）孫中山先生的叄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叄）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82]我為了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於二十叄日發表談話，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其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而其宣稱願為實現叄民主義　　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有一個努力之方向。」

   　　　　「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　　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我發表這個談話，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禍歸誠、共同禦侮的誠意。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終必愛中國。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他放棄武裝暴動，自可與其他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來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是剿撫兼施的。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誠感召的實效。當時一般愛國有識的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戰勝利的朕兆。

   [83]　　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他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太過，卒至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他共產黨徒不僅是不愛國，而且是蓄意賣國，甚至為了他共產主義祖國蘇俄，即使亡國滅種，亦所不惜。這一事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鬥爭，卻不無貢獻的價值。

第十二節　國府改編投誠的共軍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發佈收編投誠的共軍命令如下：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叄個師，其兵額是二萬人。軍事委員會並指定第八路軍列入第二戰鬥序列，歸閻長官錫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

   　　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分任正副主席。

   　　此後又收編葉挺項英的江南各地共軍，成立新編第四軍，以葉項為正副師長，共轄四個支隊，其兵額是一萬餘人，列入第叄戰鬥序列，歸顧長官祝同指揮。

   　　以上所述本黨的「根絕赤禍案」，中共的四項諾言，以及共軍編[84]入國民革命軍，就是抗戰時期國共「和平共存」的根據。現在我們就拿這些根據，來檢討此後共黨在和平共存的背後，他是怎樣發展和轉變的。

第十叄節　國民參政會議與抗戰建國綱領

   　　二十六年七月，長期抗戰決策之初，中央召開牯嶺茶話會，實即為國內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集會。抗日戰事既已開始，中央復邀約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國共產黨，以及文化界領袖，成立國防參議會，為政府的諮詢機關。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設立國民參政會，由各黨派、各民族、各職業、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組織之。其第一次大會即通過抗戰建國綱領。

   　　這一綱領確定了叄民主義為救國建國最高指導原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最高統率的統一領導權。

   　　這一綱領確定了以獨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國際和平機構，促進國際合作之外交方針。

   　　這一綱領確定了戰時民主制度和戰時政治經濟文化各項設施的原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培養國民道德，維護中國文化的方針。

   　　這一綱領更是各黨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據。[85]

   　　國民參政會可以說是抗戰時期的議會。每當開會時期，政府提出軍事政治報告；如有重大事件發生，政府亦隨時提出報告，徵詢大會的意見，並取得大會的支持。國民參政會的建議案雖是供政府採擇或參考，但其重大的決議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佈實施。

   　　一般人常以為國際共產黨反對議會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實際上，在這抗戰期間，中共所堅持的戰略原則及其最後目的，雖為「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但是他亦與其他政黨一樣，仍然指派代表來參加國民參政會。我們看得出此後八年中間，四屆國民參政會-，共黨的議會戰術是這樣的：

   　　（一）把國民參政會當做宣傳講台，使一般國民相信共黨是堅決抗日的，共軍是勇敢作戰的

   　　（二）聯合各黨派無黨派一部分參政員，以中立的姿態，在共黨對政府作鬥爭，及共軍與國軍衝突時，轉嫁其責任於政府；

   　　（叄）在他的宣傳不能發生效果，或一般參政員不予以支持時，共黨即拒絕出席，或中途退席，來破壞或阻礙大會的進行。

   　　但是國民參政會仍然得到一般國民的信任。抗戰建國綱領更是全[86]國國民在抗戰中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的準繩。

   　　我國民政府對於這個會議始終是尊重的，對於這個綱領始終是信守的。

第十四節　抗戰初期毛澤東的姿態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向其部隊講話，其要點如下：

   　　（一）「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這一決策，可以分為叄個階段來實施：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　　　　　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第叄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

   　　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抗戰前途及中共的路線」的決議，又確定其工作方針如下：

   [87]　　（一）「擴大並加強統一戰線，將組織與活動，由秘密變為公開，由局部變為全面，為黨（即共黨）取得合法的平等競爭的地位。」

   　　（二）「在中國政治上的決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戰過程中，儘量擴大黨的武裝力量，以為將來爭取政權的基礎。」

   　　這就是中共在抗戰過程中的路線。此後八年之間，他的行動，當然是跟着這一路線。但是他還有一個更高的指導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領史達林。而且蘇俄的利益始終是高於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後的行動，得到確切的證明。

   　　二十六年（一九叄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魯舍爾九國公約會議開會的時期。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事張衝破例接見時，表示：「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卓越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可以向日開戰。」

   　　二十七年，日德義叄國締結同盟已具體化。莫斯科對於我們中國對日抗戰，認為可解其東顧之憂。莫斯科這時對中國抗戰的長期化的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後，日軍企圖進攻武漢之時，蘇俄與中國的密切友誼，及其對抗戰的援助，都是基於他這一希望。而中共對政府的態度不過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史達林來函對中國抗[88]戰的必勝，表示其「堅決信念」。九月間，中共所謂「中央六次全會」在延安開會。周恩來不待會畢，即攜毛澤東函到武漢來見我。其中說道：

   　　　　「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

   　　　　「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　　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　　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　　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　　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　　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　　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

   　　毛澤東這封親筆手書的措詞，開口是「兩黨之長期合作」，閉口[89]是「中華民族統一團結」，完全不是共黨素來的口吻，反使我發生疑慮。而且他所謂「長期合作」，另有其實質的要求。周恩來這時向我們本黨建議四點：（一）是停止兩黨的鬥爭；（二）是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叄）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組織，其全體份子一律加入叄民主義青年團；（四）以上參加者均保持其共產黨籍。於是我知道這是中共企圖第二次大規模滲透本黨的陰謀。我們依據民國十叄年到十六年間的慘痛經驗，是不再上當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對着民族抗戰所激發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以及全體民眾心理與輿情壓迫之下，他自不能不信守其諾言，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為抗戰來努力。

第十五節　史達林的轉變

   　　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為了安撫希特拉，而舉行慕尼黑會議。這個會議助長了納粹德國的氣-，歐洲局勢已臨到爆炸的邊緣。二十八年（一九叄九年）叄月十日，史達林突然在俄共第十八次黨大會發表演說，指出「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進到第二年，這個戰爭從上海到直布羅陀，捲入了五億人民。」他強調蘇俄今後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的安全；並且說蘇俄為了和平而努力與一切國家保持和平，與鄰邦建立親切的友誼。這一演說就是史達[90]林從「統一戰線」轉變為「保衛祖國」的信號。

   　　史達林這一演說，顯然鼓勵了納粹主義的侵略行為。叄月十四日，希特拉分裂捷克，接着就把捷克整個併吞了。史達林此後與德國秘密交涉，同時仍然公開與英法談判。我們國民政府當然希望蘇俄與英法的談判成功，來阻止歐洲的烽火。這時立法院院長孫科在莫斯科，於六月十六日與蘇俄訂立商約，他向史達林轉達我的一封信。我在這封信-對英蘇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史達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語句：

   　　　　「我們與歐洲諸國的談判，如果這談判可得圓滿的結果--並非不可能--那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步驟，使愛好和平的國家　　在遠東也可以聯合起來。現在時機已到，使這種集團可以成功。」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含混的。他所謂「與歐洲諸國談判」與「愛好和平國家的聯合」，可以解釋為英美法蘇的聯合，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一種聯合。但是他這句話也可以解釋為德日義蘇的聯合，那就是日本軍閥與德國納粹所希望的了。

   　　史達林這時還不希望我們發生過大的懷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說道：

   　　　　「因為兩年戰爭，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開始慌張，不深加[91]考慮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蘇以及外蒙共和國。這實際已是日本力量在衰弱的徵候，日本此種行動將使大家一致對付他。蘇聯已給日本以應得的反擊，英美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加害日本。我們不懷疑日本在很短的將來，會得到中國的一個一百倍的打擊。」

   　　他這段話，從表面上看，是對我們抗戰表示好感，並且標榜其俄日在我們東北諾孟罕衝突的戰役，來證明蘇俄亦從事反日鬥爭。但是他提到日本攻擊「蘇聯和外蒙共和國」，這-面就伏着一個蘇日談判的根源，並且-觸我中華民國對外蒙的主權。

   　　八月二十叄日，史達林竟公開與希特拉訂立蘇德互助協定，促成了歐洲戰爭。到了叄十年四月他又與日本訂立了蘇日中立協定。

第十六節　中共的轉變--第一次商談

   　　國際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是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進行的。此時，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蘇俄，竟一轉而與納粹主義的德國訂立互助協定，促使其對西方民主國家作戰。於是國際的共產黨不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並且要在「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之下，與納粹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互相策應，來破壞西方國家[92]備戰和作戰的工作。中共此時亦跟隨莫斯科而採取如下的步驟：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讚揚蘇德協定是蘇俄外交政策的勝利。九月一日，毛澤東在新華日報發表談話，以為「這個協定打破了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蘇德戰爭的陰謀，打破了義、德、日反共集團對於蘇俄的包圍，鞏固了蘇德兩國的和平，保障了蘇俄社會主義建設更加進步。」到了歐戰爆發之後，中共更公開指斥其為帝國主義戰爭。九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延安演講「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明白指出「不論是德、義、日，不論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一個反革命的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他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組織革命戰爭」。所以中共在這個時期，公開反對美英「帝國主義」，攻擊我們國民政府與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發起其聯俄運動，並企圖將抗日的民族戰爭，轉變為其所謂「革命戰爭」即內戰。

   　　（二）在軍事行動上，中共的「七分發展」，乃更趨於表面化，而在其實質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國際反戰運動的一個支流。同時，毛澤東更企圖從此實現他在抗戰初期所預定的「叄階段論」之第叄階段計畫。（注）

   [93]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改名）進入山西。此後即自由行動，最先建立晉冀察軍區及晉冀豫軍區，並繼續進入冀魯豫平原，更到處圍攻地方團隊及中央抗日游擊部隊，將其收編，以擴充其實力。並進入冀中的呂正操部，在博野一帶圍攻中央的抗日民軍張蔭梧部。進入冀魯邊區的邢仁甫部，在鹽山襲擊中央的第五十叄游擊支部，殺害其司令孫仲文。劉伯誠徐向前部在冀中魯西收繳團隊槍枝，攻擊河北山東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職權。

   　　二十八年叄月以後，中共的態度更是惡化。他組織了陝甘寧邊區，成立特區政府，又在鎮原寧縣一帶策畫暴動。其「山東縱隊」進入蘇北，肆行暴動。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團軍更成立「五台晉冀察綏邊區政府」，又在晉南煽動韓鈞部隊叛變。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見周恩來葉劍英，規誡共軍，應信守諾言，服從政府命令，執行國家法令，解決各地的糾紛。二十九年一月，參謀總長何應欽對共軍參謀長葉劍英提示：中共違令擴充之部隊及軍區應加糾正。但共黨的要求是十八集團軍的兵額擴充為叄軍九師；其「陝甘寧邊區」不僅保持，且再加擴展。商談乃陷於停頓。

   　　此後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鍾麟部及朱懷冰部，為共軍所迫[94]，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晉西北之趙承綬部，河東之王靖國部，均為共軍所襲擊，全省局勢更趨混亂。山東方面，魯西之孫良誠高樹勛各部亦為共軍所迫，退至黃河以北。共軍更從魯西向豫東皖北伸展，企圖與江南向北移動的新四軍打成一氣。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統率部為消弭各地的衝突，作成提示案，由何總長應欽與周恩來葉劍英商談同意，交周恩來於二十四日到陝北交朱德彭德懷等遵行。我統率部同時命令各部隊避免與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衝突。提示案之要點如下：

   　　（一）劃定陝甘寧邊區範圍（此時准其包括十八縣），改稱為「陝北行政區」，暫隸行政院，但歸陝西省政府指導；

   　　（二）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境。將冀察戰區取消，其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併入第二戰區，仍以閻錫山為戰區司令長官，以朱德為副司令長官，秉承軍事委員會　　　　　命令，指揮作戰；

   　　（叄）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於奉令後一個月內，全部開到前條規定地區之內；

   　　（四）第十八集團軍准編為叄軍六個師，叄個補充團，另再增兩個補充團。新四軍准編為兩個師。

   （注）參看本章第十四節，第八六頁。

第十七節　新四軍事件

   　　各地軍隊對於統率部的避免衝突令，雖一體服從，但十八集團軍對於提示並不遵守。這年（二十九年）八月，魯西共軍向魯南進攻山東省政府所在地之魯村。省府主席沈鴻烈為避免衝突，撤出魯村。同時新四軍又乘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在江北正與日軍激戰之時，他乃渡江襲擊江蘇省政府作戰基地之如皋泰興一帶，韓德勤的部隊受了重大損害，但為避免衝突，撤至東台。新四軍繼續進攻，復陷東台。

   　　統率部鑒於共軍在魯蘇各地造成的嚴重局勢，乃於十月十九日，由何總長以皓電重新布達這個提示案，限新四軍於十一月底以前，開赴提示案指定的黃河以北作戰境內作戰。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對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下令，將黃河以南的十八集團軍，於十二月叄十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長江以南的新四軍，於十二月叄十一日以前，移至江北，並於翌年一月叄十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

   　　新四軍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圖進兵掌握京滬杭叄角地帶。叄十年一月五日，竟圍攻中央的第四十師於叄溪。第叄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將叛軍解散。一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拿獲，交軍法審判。

第十八節　蘇日中立協定

   　　叄十年（一九四一年）叄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於訪德之後，訪問莫斯科。蘇俄外交部次長於叄月二十七日對我駐俄大使說：「史達林接見松岡，是純禮帽問題。」四月十一日，駐華之俄大使潘友新對我政府說：「蘇聯不為自己而犧牲友邦的利益，蘇聯政府對松岡是照例招待。」但是蘇日中立協定竟於其隔日--四月十叄日公佈了。

   　　這一協定，日本承認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蘇俄亦承認所謂「滿洲國」，不僅妨害中華民國領土主權，而且是更進一步粉碎了「解決中俄懸案大綱」與中蘇互不侵犯的協定。我們只要看他共產集團的首腦部--莫斯科破壞國際條約到了這個地步，而其中共對於他的一切諾言是怎樣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十九節　德俄戰爭與中共的態度

   　　叄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戰爭爆發，迫使史達林再轉變。在史達林轉變時，毛澤東也就隨着轉變。中共此後對於國民政府，保持着一段平穩的態度。

叄十一年八月，德軍深入蘇俄的高加索，進逼伏爾加河。九月，[97]德軍直迫史達林格勒城，由十月到十一月，俄軍與德軍就在城-逐屋作戰。十月十叄日，毛澤東派林彪到西安來見我。林彪陳述意見，極力表示中共擁護抗戰建國，及其「精誠合作，永遠團結」的誠意。他對我陳述有如下的要點：

   　　　　「毛澤東一再告學生，今後兩黨應『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此種口號已成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見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　　為政治上全黨一致遵從之行動，誰也不能動搖。」

   　　　　「中共雖信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恩格斯馬克斯列寧與史達林之具體辦法，依樣實行。彼等所主張與實行者，決不能依樣　　行之於中國。」

   　　　　「即如　孫總理在叄民主義中所指示革命救國之方略，與中央對於抗戰建國所決定之方針，凡此規定，中共均無異意。」

   　　　　「目前因為彼此作風各異，一時尚難強同。吾人唯依叄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努力，期無違國民之公意，而共趨團結抗戰與統一建國之鵠的，此則中共所盼於　委座領導之下，奠立穩固基　　礎以底於最後成功者。」

   　　毛澤東這一態度仍然是莫斯科對華政策的反映。也就是這年十月[98]，潘友新回俄述職。他返任時，攜來史達林十二月十一日函。史達林和平共存的表示，顯然就是毛澤東和平共存的意見的藍本。這封信的要點如下：

   　　　　「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在艱苦嘗試過程中，處處表現。將來必能堅而且篤，久而不渝。」

   　　　　「在戰爭完全勝利之後，此種友誼，必能奠定兩國人民合作之基礎，樹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第二十節　蘇俄侵略外蒙及其併吞我中華民國領土外蒙一部之唐努烏梁海。

   　　民國叄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蘇俄乘德蘇戰爭的時機，併吞我中華民國領土外蒙一部之唐努烏梁海。本節略述蘇俄侵略我外蒙古的經過，及其併吞唐努烏梁海的步驟。

   　　民國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發表宣言，明白表示蘇俄放棄其在蒙古的特權。但是民國十年，西伯利亞俄軍即藉口追擊白黨，侵入外蒙。這年七月，俄軍進入庫倫，即由俄共所製造的「蒙古人民革命黨」設立其所謂「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國十年八月，西伯利亞俄軍侵佔我外蒙所屬一部之唐努烏梁海[99]。蘇俄政府即製造其「土文獨立國」，並公佈其俄式「憲法」，乃成為蘇俄的第一個附庸。

   　　民國十二年五月叄十一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成立，其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並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俄政府並承諾兩國將來商定有關蘇俄由外蒙古撤退其駐軍的問題。

   　　但是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組織，召開其蘇維埃式的「人民代表大會」，公佈其俄式「憲法」，改稱「蒙古人民共和國」，將「解決中俄懸案大綱」的條款，一筆抹煞。於是外蒙古乃成為蘇俄的第二個附庸。

   　　民國叄十年六月二十日，德軍侵入蘇俄。土文傀儡組織召開其蘇維埃式的「呼魯丹」大會，宣佈其參加蘇俄對德的戰爭。到了同年八月十七日，蘇俄就指使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請願」，併入蘇俄領土。十月十叄日，莫斯科「最高蘇維埃」批准其為蘇俄的一個自治區。於是唐努烏梁海乃從蘇俄的一個附庸變為蘇俄赤色版圖的一個自治區。這一轉變，也就是此後蘇俄處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歷史先例。（注）

   （注）蘇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烏梁海，並為其一州，實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時期，帝俄策動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佈成立所謂「大蒙古帝國」。民國元年（一九一二[100]年）十一月叄日，帝俄公佈其所謂「俄蒙協約」，並要求其駐華大使要求中國承認其協約有效。民國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與帝俄訂立「中俄協定」，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民國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與俄蒙簽訂「中俄蒙條約」，規定外蒙為中國領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而實際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獨佔貿易與建設鐵路的特權。同時復將唐努烏梁海，與外蒙古分離，而納入帝俄的版圖，直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稱為唐努土文。民國六年，俄國革命爆發。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乃依其人民的志願，重回中華民國懷抱。但蘇俄仍襲取帝俄的傳統手段，捲土重來。

第二十一節　新疆歸向中央

   　　蘇俄併吞我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的翌年，新疆脫離蘇俄的控制，而歸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盤據東北，窺伺冀察的時期，也正是蘇俄侵入新疆，操縱行政，掠奪資源的時期。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叄叄年）四月十二日，蘇俄策動新疆政變，以盛世才為督辦。蘇俄對新疆的軍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說是步步加緊。

   　　二十叄年一月馬仲英部隊圍攻迪化，蘇俄派遣紅軍進入新疆，助[101]盛攻馬，這就是他對新疆的初步軍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叄八年）蘇俄以防止日本侵略為藉口，派遣正規軍「紅軍第八團」進駐哈密。於是蘇俄對新疆的軍事控制計畫，及其隔絕中央與封鎖新疆的計畫，完全實現了。

   　　蘇俄對新疆的侵略，是軍事與經濟並進的。二十四年（一九叄五年），蘇俄假借「蘇新貿易公司」名義，與盛世才訂立五百萬金盧布借款合同，中國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獲效果。二十七年，蘇俄引誘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產黨。此後蘇俄對新控制更為加強。全省各機關密佈蘇俄人員。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十一月，蘇俄乘德蘇協定之後，歐戰方殷之際，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簽訂「租借新疆錫礦條約」，託詞開採錫礦，將新疆全省隨地設置鐵路、公路、電話、電台，及測量、探礦、建築、居住，與駐紮武裝守衛等權，一律歸於蘇俄，其期限為五十年。此無異是蘇俄併吞全新野心的一個鐵證。

   　　前面（注）說到毛澤東殘部，於二十四年八月，從川北向西北流竄，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圖從新疆取得蘇俄的支援。後來因為他在陝甘邊境被我國民革命軍中途阻截，-轉往陝北，依附劉子丹和高岡的土共。

   　　新疆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久已列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亞洲[102]心臟部的戰略基地，只有完全隸屬於我中華民國主權之下，-有貢獻於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我國民政府雖在這抗戰期間，全付力量都用到對日作戰，而對於我大西北領土主權行政的完整，仍盡力保持，決不許蘇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國際路線，與蘇俄打成一片，來改變整個亞洲的形勢，構成世界和平的威脅。

   　　自叄十年上半年起，蘇俄對新疆壓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脅。叄十一年四月間，蘇俄在新疆的領事及特工人員共同製造政變，企圖推翻盛世才，來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我在是年八月間，巡視西北陝甘寧青各省，並派蔣夫人同朱少良將軍飛往新疆省會之迪化，慰問當地軍民，乃與盛世才商決保全國家領土主權，與還政於中央問題。於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即接受中央命令，完全輸誠了。此時蘇俄聞訊，立派其外交次長趕赴迪化，要求盛世才履行其在一九叄四年向蘇俄所作的在新疆施行共產主義之諾言，並以此相要挾，未得結果，悵然而返。叄十二年（一九四叄年）一月，中央所委派之軍政各機關主管長官入新到任，於是新疆之收復工作，大體就緒，乃由我中央要求蘇俄將其駐哈密之紅軍第八團，及在迪化郊外頭屯河飛機裝備廠之駐軍及其他機關，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政與主權之完整。叄十二年四月，蘇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軍進[103]駐哈密。此正蘇俄宣告第叄國際解散的時候，也是蘇俄正向世界反侵略國家強作笑貌的時候。

   　　但是史達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勢已不可挽回，乃令蘇俄大使潘友新於叄十二年（一九四叄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遞一個節略，指責盛世才對俄的措施為「非法的及仇視的行為」，另外他把「盛蘇密約」交給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壞中央對盛世才的信任，同時製造盛世才對中央的疑懼。但是這個密約，盛世才在決定歸順中央的時候，已經全部報告了，所以他這種反間計不曾得手，徒然顯出他自己邪惡的無賴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復新疆以後，莫斯科立刻策動蘇俄與新疆阿爾太山區域的哈薩克遊牧民族，發生邊界上的武裝衝突，來尋找他侵略的藉口。到了叄十叄年八月間，蘇俄留在迪化的特工人員，又發動其挑撥反間的慣技，從事活躍，幾釀政變。但是中央立即採取寬大政策，公正處理，旋即平定；並調盛世才到中央服務，將新疆軍政事權直接聽命中央，納入常軌。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蘇俄認為其在迪化，已無隙可乘，乃只有利用其潛伏在伊犁之俄諜及共產分子，給以大量軍械，突襲伊寧城市，成立偽「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嗣後並攻陷我飛機場軍事據點。叄十四年迪化蘇俄總領事館人員，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態和方法，促使伊犁叛黨對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決。省府為謀取暫時的平定，乃允其叛黨首領，加入省府，任為副主席。在中央以為此一[104]寬大之處置，可以化除當地反側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義者的陰謀，自有其一貫的步驟。及至叄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戰局不利之際，這一「聯合政府」中所收容的分子，遂首先策動叛變，推翻中央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維吾爾族的麥斯武德。我們必須指出：這第一個俄共所倡導的小型「聯合政府」，即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們在其附庸國家所設聯合政府之典型。

   （注）本章第五節，第五十六頁。

第二十二節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英在華特權的撤銷

   　　叄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同時進攻菲律賓、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造成了中美英並肩作戰的形勢，也註定了日本侵略主義失敗的命運。

   　　叄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華民國與美、英、蘇等二十六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並表示共同作戰，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心。我們認為這一共同宣言簽訂之後，全世界只有一個戰爭，一個同盟和一個前途。而我們中華民國的任務不僅是與同盟國共同「解決日本事件」，並且要與同盟國共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

   [105]　　這年十月九日，美、英兩國政府分別向我國駐美英的大使館表示，兩國政府為了加強其對中國盟友的友誼與合作，決定放棄其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並將於最近期內，向我國提出新的草案。次日為我中華民國國慶日，美、英兩國政府復同時就此一決定發表聲明。

我在戰時首都重慶各界慶祝國慶紀念大會上，宣佈這個消息，並且說明：「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此已可根本解除，　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亦完全實現。我全國同胞從今日起，應格外奮勉，自強自立，人人要做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民，始能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家，期無愧為同盟國的一員。」這時我全國國民，加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國必成的熱望。

   　　但是莫斯科對中國的政策卻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以前，俄洞希望中國長期抗戰，阻止日本的北進。中共更要在長期抗戰過程中，發展他的武力，擴大他的地盤，達到他分裂中國和征服中國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國參加華盛頓同盟宣言以後，史達林就要打算怎樣破壞中國抗戰勝利的成果，阻止我們獨立統一而強大的中華民國的復興。毛澤東也就要替莫斯科這一全面轉變作準備。而其首先的一着，要使美英兩國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的重大步驟，不影響中國國民，使其發生任何親西方的傾向。莫斯科及其國際[106]共產黨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蘇俄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引起中國國民對俄的好感，乃成為中共組織建立與發展的契機。而美英兩國在中國抗戰艱苦的時期，作此重大的宣佈，這在俄共對我們中國正在進行及將要進行的野心企圖，不-是對其政治陰謀上的一大阻力，而亦對於其歷來虛偽宣傳上一大諷刺。所以俄共與中共從此集中其全力，要在國際間，破壞我們國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譽；並在中國國民中間，破壞我西方盟友對我國的友誼，與平等新約的重大影響。而其最顯着的一點，就是他們對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內，及其在各國使節中間，多方揚言中國政府已與日本秘密進行單獨停戰交涉的反宣傳。此其目的，全在影響美國使其對我政府斷絕援助，促成我抗戰軍事早日崩潰，以達到其顛覆政府之陰謀。

   　　但是中國全體國民都珍視盟國美英這一歷史性的友好行動，而且竭誠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國策，對於他們這些反宣傳，都認為是謊謬怪誕，更知其用心叵測，故在社會上並沒有發生絲毫影響。不過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惡意宣傳，卻指摘這一平等新約的行動，是英美「對中國統治階級的安撫政策」，是「為了阻止國民政府向日本投降」，並且是「為了增高國民政府的威望，幫助他戰後對於全國的控制」。這一派的國際共黨同路人的論調，可以愛卜斯坦所着「中國未完的革命」一書，作為他們的代表。（注）這當然是對於我們國民政府有[107]意的毀謗，同時也是對我們盟國歪曲的誣衊。

   　　叄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與中英平等新約公佈。我全國各界人士熱烈討論戰後建設的各種問題。我政府確立戰後第一期經濟建設方針。我更提出戰後十年建設計畫，要求全國國民集中其意志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並準備抗戰勝利之後，善用獨立自由的地位，歡迎國際資本與技術的合作，建設中國為統一民主的現代國家。這一要求，得到全國國民一致的支持，卻受到國際共黨惡毒的攻擊。當然，我們如能在抗戰勝利之後，以獨立完整的主權，本於平等互惠的原則，與西方盟友合作，來開發我國家豐富的資源，提高我國民生活的水準，建設中華民國為現代的民主國家，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自是我們全國國民所企及的。這一計畫卻是莫斯科及其侵華工具中共黨徒所不能容忍，而必須加以阻擾和破壞的。

   （注）愛卜斯坦所着「中國未完的革命」一書對於盟國撤廢其在華特　　　權之誣衊，乃有露骨的敘述。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ｆｉｉｎｉｓｈ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ｐ．３４１－３４３　）

第二十叄節　第二次商談

   　　叄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軍驅德軍於史達林格勒之外。叄十二年[108]（一九四叄年）二月一日，俄軍開始肅清高加索區的德軍。就在這個時候，中共的態度又轉強橫。江蘇山東的共軍乃重新起而襲擊各地的中央抗日部隊。

   　　其在長江北岸新四軍殘部，復乘我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率部與日軍正在激戰之際，他們就在我江北作戰基地之漣水，襲擊中央軍的預備隊一一二師。同時十八集團軍亦在山東方面襲擊中央所指派的于學忠部隊。

   　　而其周恩來林彪在叄月二十八日晉謁何總長時，亦提出四項新的要求，即（一）共黨取得合法地位；（二）其軍隊希望編為四軍十二師；（叄）其陝北邊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四）黃河以南各軍開入中央指定之作戰區域，請俟戰後。何總長重申二十九年皓電提示的原則。周恩來表示其對原則業已接受，但對開拔的時間與軍隊的數量，要求重新商談。

   　　這次商談，周林顯然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因而沒有得到具體結果。

第二十四節　中共全面轉變的準備--整風運動

   　　叄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這整風運動乃是中共準備全面叛變的基本工作。在這抗戰期間，民族意識發展到最高潮。中共要背叛國家，要破壞抗戰，要反抗我們領導抗戰的國民政[109]府，必須從他每一個黨徒的思想中，毀滅其民族性；為了毀滅民族性，必須毀滅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須毀滅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風運動，在其所謂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清算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形勢主義的「自我批評」和檢討之下，對於民族思想與自由思想，痛下攻擊，而其對於黨徒的最後要求，就是「以階級性克復民族性」，乃至「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在整風運動中，王實味說了一句話：「史達林偉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嚴厲的檢討，最後是失蹤了。這「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風運動的第一個宗旨。

   　　中共這次的整風開會，參加的幹部前後總計叄萬人。自叄十一年二月毛澤東的「整頓叄風報告」，至叄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中間還舉行了四個月的「高級幹部會議」，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元領導」。這建立「毛澤東的一元領導」，就是整風運動的第二個宗旨。

   　　蘇俄布爾雪維克以其自己的模型，來製造各國共產黨。所謂「毛澤東主義」就是史達林主義的中國版，「毛澤東的一元領導」也就是史達林個人獨裁的中國型。自史達林格勒之戰以後，史達林更加徹底使馬克斯主義俄羅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廢棄了的帝俄時代一些[110]偶像重新標榜起來。例如彼得大帝、古圖佐夫（Ｋｕｔｕｚｏｖ）、沙伏洛夫（Ｓｕｖｏｒｏｖ）、米寧（Ｍｉｎｉｎ）、波-哈斯基（Ｐｏｚｈａｒｓｋｙ），這些俄羅斯民族戰爭的人物，至此都成為民族英雄，而史達林亦儼然自比於彼得大帝，於是共產主義也就成為大斯拉夫主義的外衣。中共為什麽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為什麽要建立「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元領導」？這顯然出自史達林的指使，要共黨把權力集中於毛澤東一人之手，好叫他翻雲覆雨，賣國害民，不僅要將現在四億五千萬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並使我中華民族滅絕人性，世世充當他大斯拉夫的奴隸牛馬，而不復自覺其為黃帝子孫。這就是他整風運動的真正意義及其實質之所在。

第二十五節　共產國際的「解散」

   　　叄十二年（一九四叄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佈解散共產國際，使全世界為之震動。我亦信以為這是俄共對美國精誠合作的表現，而決不是偽裝的姿態。因為我相信，如果像共產國際這樣各國共黨的司令台，並且是他們共同信仰的中心，而史達林竟將其撤銷，這還不是真實的而是偽裝的話，那就是他對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產，此後就沒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為了。所以我當時曾對羅斯福總統說：「這是你美國外交在這第二次大戰中最大的勝利。」[111]

   　　不料史達林解散共產國際，在表面上，是針對着德日義叄國反共盟約，而促進世界反軸心的民主戰線之團結。但在實際上，這仍然是史達林的政治戰術與宣傳手法，也就是他在史達林格勒之戰得到勝利之後，對世界施展其國際陰謀的張本。因為共產國際既已「解散」之後，各國共黨在莫斯科的戰略計畫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陰謀暴行，而莫斯科就可不負任何政治責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叄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通過其統一戰線的決議以後，共產國際系統之下的勞工國際、青年國際以及婦女國際這一類的組織，逐漸改變為區域組織並改變其名稱，以便利其在外衛群眾中發展。直至此時，共產國際本身亦轉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佈其解散，完全是史達林當時運用其「統一戰線」策略的一個政治戰術與宣傳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戰略計畫之中，我們中國仍然是他的第一個目標。他為了開始對這一目標進行攻擊，首先就要隱蔽莫斯科與中共的直接隸屬關係。於是延安的整風運動，提出了「馬克斯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指出「毛澤東思想」，認為他就是「中國的馬克斯主義」。這一着亦是為共產國際的「解散」作準備。所以中共的整風運動是從叄十[112]一年二月到叄十二年五月為止，而共產國際也就在這年五月宣佈「解散」了。

   　　自此時起，在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宣傳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產黨，不再是蘇俄的工具，而是中國農民的「民主黨派」和「土地改革者」。自此時起，莫斯科與延安就開始對我國民政府毫無忌憚的作猛烈的政治攻擊。

   　　美國共產黨這時亦改名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以掩蔽其蘇俄間諜的本質。但莫斯科賦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務，就是在美國輿論和政府中，直接破壞中華民國政府的信譽，與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間接為中共宣傳其抗戰努力，實力強大，和「土地改革」與「新民主主義」，描寫陝北匪區的「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幾乎是烏拖邦的理想實現了。

第二十六節　羅果夫通訊--「兩個」中國之說的由來

   　　叄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發表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Ｒｏｇｏｖ）批評中國政府的長篇通訊，詆毀我政府-面有「綏靖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及投降派所進行的陰謀活動」，阻止軍事改革和工業建設，削弱戰鬥力。並且說「他們挑撥各種衝突與事變，一直到武裝衝突，極力想破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事合作，煽動迫害與消滅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行[113]動」。他在通訊中明白指出中國將發生「內戰」，導致美國朝野誤信中國國民黨內，真有一班製造內戰的「頑固派」。這就是俄共的塔斯社積極為中共全面轉變時作宣傳的準備。於是美共的機關報「工人日報」及其他二叄報紙轉載羅果夫的通訊。中共的通訊社「新華社」更引用這篇通訊，說是「同盟國家的輿論，猛烈攻擊重慶當局的倒行逆施」。

太平洋學會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遠東研究」，刊載畢生（Ｔ．Ａ．　Ｂｉｓｓｏｎ）「中國在聯合作戰中的地位」，更提出「兩個中國」的論調，指中共匪區是「民主的中國」，中華民國是「封建的中國」。今日國際社會中所流行的「兩個中國」的論調，也就是這十叄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舊調重彈。

   　　自此以後，國際共產黨努力在美國輿論及其對華外交上打擊中華民國與國民政府的信譽。一切「貪污」、「無能」、「反動」、「獨裁」的名詞，反覆積累，加於我中華民國國家、政府和我個人，其目的全在破壞中美兩國的關係，使中國陷於孤立，並乘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使抗戰歸於流產，其政權由中共取而代之。這就是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圖，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第二十七節　日蘇瓜分中國的藍圖和兩個戰爭合流的徵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革命之後，列寧乘德軍的神秘棚車，穿過德軍的前哨，回到俄國，策畫政變。「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寧立即發佈兩道命令，一道是土地歸於農民；一道是對德表示和議。這一種利用失敗主義來取得政權的陰謀故智，中共於民國叄十二年整風運動結束之後，即企圖其在中國照樣實施。

   　　遠在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淞滬戰爭爆發之後，蘇俄駐上海的總領事館由虹口遷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蘇德協定激起了歐洲戰爭，俄總領事館又由法租界遷回日軍軍事區虹口的原有館址。此後日本軍部特務機關與俄領館之間，聯繫日密，亦並不因蘇德戰爭而有所間斷。其實當時南京汪偽政權之成立，乃是受到蘇俄的鼓勵。因為俄總領事透過日軍特務機關，表示莫斯科對汪偽組織，將於適當時間予以承認。

   　　日本與蘇俄秘密諒解的基礎，就是兩國瓜分中國領土的計畫。二十八年（一九叄九年）九月，歐戰爆發。日本參謀本部駐在上海的特務機關，立即與汪兆銘積極進行其「組府」的談判。日方所提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說明了日本軍閥與俄共分割中國的全盤企圖。他們在北方以東北偽滿洲國為其大陸政策的根據地，而割取其所謂「[115]蒙疆自治區域」及「華北緊密協力地帶」，包括山西、河北與山東各省；對華中以吳越平原為根據地，沿長江而上，直達宜昌；在華南，以台灣與海南島為其海洋政策的根據地，而以福建廣東為其外緣。至於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關以西之大西北區域，則承認其為蘇俄的勢力範圍。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為蘇方所諒解的條件。當時我獲得這個情報，並不為奇。我相信蘇俄之志，決不在此，日本軍閥出此一着，徒見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一月，「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來，而日蘇瓜分中國的陰謀乃大白於天下。叄十年四月的「日蘇中立協定」不過是這個野心計畫的一角。上海蘇俄總領事對汪偽組織的支持，更是不成問題了。

   　　叄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戰，叄十叄年平漢路南端之戰，中共將我國國軍的軍事部署與作戰計畫，透過日軍特務機關交給日軍。中共企圖誘導日軍深入中國抗戰大後方之華西，使共軍得以乘機突破國軍的封鎖線，向西北擴張其地盤，並且再進一步，與日軍夾擊我川黔抗戰根據地。所以國際共產黨攻擊國民政府的全面宣傳攻勢，其幕後還有全面軍事攻勢，着着進行。

   　　在中共與日軍呼應的時候，蘇俄亦與日軍侵華戰事相呼應。叄十[116]叄年叄月，日軍對華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攻勢，從平漢路蔓延粵漢路。其時陝北共軍集中兵力，企圖乘此時機，侵入甘肅，打通延安與蘇俄的交通路線。蘇俄駐迪化的總領事館也就在這一年內，策動新疆一聯串的事變。（注）

   　　這是中俄及國共「和平共存」中的一個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對華直接而公開的戰爭，與蘇俄對華間接而無形的戰爭，這兩個戰爭合流的一個事實及其內容。

   （注）本章第二十一節，第一零叄頁。

第二十八節　第叄次商談

   　　叄十二年（一九四叄年）蘇俄對德軍的夏季攻勢，恢復了俄境以內的失地叄分之二。德國的最後失敗已見端倪。史達林對戰後世界的全盤計畫，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確立。他拒絕參加開羅會議。他於這年十二月，懷抱着整套陰謀，到德黑蘭與美英首長舉行會議。在歐洲方面，他擊敗了邱吉爾所主張的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的提議，促成盟國在法國登陸的計畫。這是史達林世界戰略第一回合的勝利，註定了戰後東德淪亡的命運。

   　　叄十叄年一月，俄軍解了列寧格勒之圍。二月至叄月，俄軍收復[117]了畿夫，從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進，並擊退了克里米亞的德軍。在這個時期，中共對我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當然也更進一步的積極展開了。

   　　叄十叄年西安商談，中共的要求，愈談愈高，最後更完全變質。從這一談判過程中，可以看出他們全面政治鬥爭的動向。

   　　中共代表林祖涵於五月四日至八日與政府代表王世傑等會談中，提出十七條，其內容還是與過去兩次要求，相差不遠。關於軍事問題，中共要求四軍十二師之數，於戰後轉移至指定的防地。關於邊區，要求改為行政區，隸屬行政院，不受陝西省政府指導。關與黨的問題，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此外則首次提出「撤除陝甘寧邊區軍事封鎖」。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十二條，乃將歷次商談的內容，幾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條件如下：

   　　一、關於共軍數目，改變要求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

   　　二、關於陝甘寧邊區，改組行政區，改變為要求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並承認其為抗戰所需要的各項設施」。

   [118]　　叄、關於移防問題，改為「中共軍隊防地，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訂」。

   　　中共關於邊區問題，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應請政府公平分配於中國各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份」；

   　　二、「請政府飭令軍政機關取消對於陝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

   　　此次更提出「關於全國政治」的條件如下：

   　　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自由；

   　　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

   　　叄、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這次商談，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變，其所提條件一次比一次苛刻，當然得不到何種結果。

第二十九節　史迪威事件-中共對魏德邁將軍的排斥

   [119]　　我對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別說明的，就是中共關於盟國軍援的分配及邊區封鎖之解除兩點。這兩點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癥結。

   　　史迪威將軍到中國工作，在緬北作戰，我時時感懷他的勞績，對於他平時的各種建議，亦無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緬戰場的時期，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傳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愛國民主黨派」，同時誣衊我個人是頑固和反動法西斯的時期。他也是受了這種宣傳的影響之一人。他誤信中共部隊可以服從他的指揮。他向我要求把國軍和共軍同等裝備起來，將共軍開出邊區作戰，同時也將晉、陝兩省被共軍牽制而防備其叛亂的國軍，開出作戰。可惜他對於共黨的陰謀毫無了解。他不知道過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的事實。他也沒有預想共軍得到裝備，開出「邊區」之後，將取何種手段來破壞抗戰，顛覆政府。史迪威將軍後來對我的爭執，完全是共黨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兩國軍隊在中緬戰場上的合作，幾乎因此而完全破壞。

   　　我自己覺得我對史迪威將軍最大的遺憾，就是在他來華服務之初，不管他對我所說的話，信與不信，我應該把俄共對中國革命與抗戰的陰謀及其目的，以及經過事實，明白告訴他，使他事前能夠了解和預防。但是我以為自己與他初次共事，互信的關係並未完全建立，所[120]以沒有向他切實說明。惟有這一點，也許可以說是我的一個錯誤。這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為之痛心。

   　　叄十叄年十月，魏德邁將軍（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ｂｅｒｔＣ．　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繼史迪威任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官兼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來華就職之後，純粹盡心於軍事的反攻，而中共問題則由赫爾利大使接洽和處理。

   　　但是魏德邁將軍對於中共問題，仍然繼續研究其實情，把握其焦點之所在，並且赫爾利大使就其對共商談所得的經驗，和史迪威將軍在華任職的經過事實，予以分析，作為佐證。所以魏德邁將軍深切了解中共的陰謀，而毫未受其任何宣傳於包圍的影響，他與赫爾利大使二人，在華任職期間，對我中國軍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合作無間，而其成績更是優越顯着了。

   　　叄十四年五月，魏德邁將軍為了策畫全面的反攻，巡視華北，遍歷陝西綏遠的前線。他途徑延安，卻拒絕了中共的邀請，沒有在延安下機訪問朱毛。因為共黨最恨的是了解他的陰謀詭計的人，魏德邁將軍就是了解共黨真相的一人。於是中共對他懷恨在心，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也就毀謗他，反對他在華任職。

   [121]　　所以叄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國在中國調解國共，統編共軍的時期，而魏德邁將軍亦就不得不調任離華了。

第叄十節　　中共的軍費和政治資本

   　　　　　　（一）軍費轉作政治活動

   　　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指責國民政府歧視十八集團軍，不按照他擴充的兵員給予待遇，並且不給以國軍同等的待遇。實際上，國民政府所核准為第十八集團軍，其所編成的叄軍六個師及五個補充團，即是依照國軍同等的待遇，按期發給軍費的。但是中共從國民政府所領取的軍費，並沒有用到他的軍隊，卻在就地津貼其外衛團體和文化機構，用作破壞國家統一，分裂抗戰陣營的組織、宣傳、滲透與顛覆工作的政治作戰經費。如重慶新華日報，各地的生活書店，以及群眾雜誌、解放周刊，延安的抗日大學、陝北公學等，都是由我國民政府發給他十八集團軍的軍費來支用的。而其各地共軍的糧餉，乃是他非法向其「特區」和「邊區」民眾，以及就地用土改鬥爭與製販嗎啡等各種稅捐徵發而來的。

   　　　　　　（二）走私為其經費來源

   [122]　　中共的政治作戰經費第二來源，是日軍佔領區與自由區之間的走私貿易。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封鎖日軍佔領區，中共卻由五條路線走私。

第一條路線是由包頭經綏德入陝北，再由陝北往隴東寧夏。如綏德的「抗敵商店」與延安的「光華商店」，就是買賣日貨的總機關；

   　　第二條路線是陝北邊區沿黃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團軍駐防的渡口，都有日貨運入河西，向陝西的中部及陝南傾銷；

   　　第叄條路線是從濟南向西，到豫北與晉南；

   　　第四條路線是從蕪湖向西，到皖西與鄂贛一帶；

   　　第五條路線是從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帶。

   　　中共走私貿易所籌得的利潤，就地使用其為對自由區作宣傳戰、組織戰和顛覆工作的經費。

   　　　　　　（叄）推銷鴉片與私發偽鈔

   　　中共走私之中，破壞國民政府禁令，危害國民健康的一種貿易，就是推銷鴉片。鴉片的來源有二：

   [123]　　第一是從日軍佔領區特別是熱河等產煙地區，經十八集團軍駐守的道路與渡口，向自由地區傾銷，中共收取過境稅，每兩鴉片要繳納法幣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陝甘寧特區之內，指使農民種植罌粟。至成熟時，中共派人收取煙土。依土地的肥脊，或與農戶叄七分，或與農戶四六分。其農民保留的叄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價收購。

   　　中共由其「特區」向自由區運銷鴉片的路線有二：一條是由特區運至宜川韓城；一條是由「特區」運至耀縣柳林。

   　　鴉片傾銷所得的法幣，一部分作他「特區」擅自私發偽鈔的準備金；一部分就地擴充其對自由區滲透顛覆與組織宣傳的經費。

   　　上述的事實，可以說明中共指責國民政府對其十八集團軍不發軍費以及剋扣軍費，乃是他完全偽造的謊言了。

第叄十一節　第四次商談

   　　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從第叄次商談以後，更加積極展開，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無所不至。叄十叄年十一月初，中共不斷的邀約美國特使赫爾利將軍親赴延安，商談要務。赫爾利將[124]軍乃於七日，偕林祖涵飛往延安。十日赫爾利將軍偕周恩來飛回重慶，攜有毛澤東與赫爾利共同簽署的「協定」。這一協定顯示了什麽是中共的政治條件：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一致合作，以期統一所有中國軍隊，迅速擊潰日本，並建設中國。

   　　二、改組現在之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之政治團體代表，立即宣佈一新民主政策，規定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事業之改革，並使其發生實效。軍事委　　　　員會應同時改組為聯合軍事委員會，由所有抗日軍隊之代表組織之。

   　　叄、聯合國民政府擁護　孫總理之主義，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實施各項政策，以資促成進步及民主，樹立正義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訴願權、保障身體自由權、居住權，並使無恐懼之自由，不虞匱乏之自由，兩種權利，實行有效。

   　　四、聯合國民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軍隊，此項軍隊應遵守並執行其命令。

   [125]　　五、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團體之合法地位。

   　　這一「協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來，都是「民主」、「自由」、「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所最愛聽的名詞，並且把「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等西方國家所感覺其為冠冕唐皇的字句，亦全盤託了出來，而要求其訂為條款。當然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不失為國共和平合作的一個很進步的方案，但是實際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後滅亡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戰術。我們今天是在波蘭被賣和捷克政變之後，自然已經熟悉「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作用之所在，但是民國叄十叄年（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向國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我們還沒有看見他統制東歐的這一個公式，我們只是拿民國十叄年到十六年國共合作的歷史所得到的教訓來處理。我決定對這個協定中「聯合政府」一點，拒絕同意之外，其他各項盡可一一商談。但是周恩來回延安後，致函赫爾利將軍，謂中共中央對所商各條都不同意。

第叄十二節　第五次商談

   　　叄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來到重慶。這次商談，完全是他一種政治的宣傳攻勢，其所提出的口號就是「聯合政府」。其所擺出的面貌亦愈變猙獰。而他在此次宣傳攻勢之中，不[126]但公然詆毀政府，而且公然誣衊赫爾利大使。因為赫爾利大使曾經聲明：「美國不以武器支助中國擁有武力之政黨」，所以他到了最後亦成為中共攻擊的對象。

   　　這樣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談，自然無法得到結果，至五月遂告停頓。

第叄十叄節　憲政實施的決定

   　　我們中國國民黨秉承　國父孫先生的遺教，國民革命的目的，對外求國家的獨立平等，對內為建設民主政治，實行民生主義。本黨的訓政，乃是從軍政到憲政的過渡階段。如果沒有對日抗戰的發生，早在民國二十六年，國民大會即已召開，民主憲法早已實施。當抗戰之初，本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臨時會議舉行於武漢，發表宣言，預期抗戰勝利之後，立即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

   　　在叄十叄年和叄十四年之間，抗戰雖極艱苦，而勝利已經在望。我戰時首都重慶對戰後建設計畫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中共惟恐我國民政府獲致勝利的果實，所以他在此時破壞抗戰、顛覆政府的陰謀，更是無所不用其極。當時我為了完成民主政治，準備戰後建設，決定提早實施憲政。叄十四年叄月一日，我對憲政實施協進會演說，宣佈政[127]府準備於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制頒憲法。七月七日，國民參政會開會，討論召開國民大會的議案。但是中共對於這一決定民主政治進行步驟的會議，反而拒絕出席，並且另籌召開其所謂「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企圖對抗。

第叄十四節　中蘇談判中之共黨企圖

   　　叄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的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幾乎可以說是全面的勝利。關於波蘭問題、德國佔領問題，以及聯合國憲章上的否決權問題，都是史達林佔了優勢。特別是我中華民國在外蒙的主權與東北的主權行政完整，竟成為蘇俄參加對日戰爭的犧牲品。同時，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的整個陰謀策畫之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國的任務，是繼續擴大其「反華倒蔣」的宣傳活動；同時中共及其外衛黨派在中國的任務，是政治顛覆和軍事變亂。此後的事實都是確切的證明。

   　　這年六月，正是中蘇談判互助同盟條約的時候，陝北的共匪煽動淳化保安團隊，佔據縣城，與當地國軍衝突。同時浙東、浙西與綏南、綏北等地匪軍到處襲擊國軍。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機大肆宣傳，反誣衊國民政府「發動內戰」，要求美國政府停止以軍火援華。美共與[128]中共執行史達林所賦予的任務，這還不過是一個開端。

第叄十五節　第二個時期的結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國二十六年至叄十四年抗戰時期，中俄兩國及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發展，及其所得的結局。他們在全面抗戰之前，中共對我政府輸誠求和時所表現的馴服態度與卑恭的笑臉，以及其在抗戰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項諾言，毛澤東所謂「永遠團結，精誠合作，徹底統一」等謊話，到了抗戰末期，乃就轉變為其全面的武裝叛亂與顛覆國家的張本。這時候，中共何嘗不想蹈襲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敗主義顛覆其臨時政府的故智，來奪取我國家的政權。但是我全國國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終是集中的。國民政府對於戰局的控制，始終是穩固的。而且我國民革命軍對於共軍的防範，始終未稍鬆懈，再加以抗戰勝利之提早來臨，未曾給予中共以顛覆政府的機會。但是莫斯科帝國主義者對於我中華民國從外部征服與從內部顛覆的整個計畫，到了抗戰初告結束之際，便全面展開了。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叄個時期（民國叄十四年至叄十八年）

   　　共匪在莫斯科指使與支持之下，在中國抗日最艱苦的階段，乘日軍深入我後方之際，企圖推翻國民政府。因為我政府與全國軍民，上下一心，抗戰精神始終堅定，不受共匪的煽動，不為國際陰謀所乘，卒能達到最後勝利的目的；又因抗戰勝利提早到來，日軍專誠向國民政府繳械投降，致使共匪不能達成其藉抗戰來奪取政權的目的。於是俄共和中共重彈「和平共存」的舊調，來束縛國軍的雙手，分化中美的合作，以便利其全面動員和全面叛亂，最後乃揭破其猙獰的面目，撕毀中俄和平共存的一切條約和各種協議。叄十年來，中俄與國共之間叄度和平，叄度決裂，最後的結果，就是中國大陸關進鐵幕，作為蘇維埃帝國征服亞洲侵略世界的基地。

第二節　　　國府受降

   [130]　　民國叄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請降書，由瑞士瑞典轉達盟國，聲明「日本政府準備接受中美英叄國政府領袖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發表，其後經蘇聯政府贊成之聯合宣言所列舉之條款，而附以一項諒解曰：『上述宣言並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之皇權，日本政府竭誠希望』」。八月十一日，美國代表盟國，請瑞士轉致日本政府的覆文，指示日本實施投降條款，最後並聲明「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勢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願確定之」。

   　　在開羅會議中，我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廢，應依其人民的意願而決定的主張。羅斯福總統亦能諒解此意，乃贊成此議。到了大戰結束的時候，日本軍隊在國外各地均能遵照其天皇的命令，繳械投降。同時日本國內秩序，亦以其天皇為之維繫，得免於混亂與破壞。

   　　中國戰區受降的範圍是中華民國、台灣及越南的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我指派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處理全部日軍投降事宜。總計日軍投降的兵力是一百二十八萬叄千二百人。

   　　我在這-要特別說明的，就是盟軍總部將我們中華民國東北領土上的日軍，劃歸蘇俄受降。事實上，日本政府於八月十日聲明請降，蘇俄直至八月八日-宣佈自九日起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蘇俄軍隊是[131]在日軍投降以前叄天之內-進入我東北和熱河察哈爾。這一事實乃成為第二次大戰後，蘇俄對中國的侵略行為以及中共對國民政府的顛覆工作之新起點。

第叄節　中共的七道「命令」與六項要求

   　　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日本宣佈投降後，立即電令全國各部隊，聽候命令，根據盟邦協議，執行受降之一切決定。其頒發第十八集團軍的電令並詳明指示：「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戰區作戰地境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勿擅自行動」。

但是共匪違抗最高統帥部的命令，竟由朱德以「延安總部」的名義，亦於八月十日，發出七道「命令」，指使各地匪軍全面暴動。這些「命令」所指使的匪軍動向是這樣的：

   　　一、「為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１）呂正操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２）張學詩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３）萬毅部由山東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４）李運昌部由河北熱河現地，向遼寧吉林進發；（５）韓共軍隨同進入東北；

   [132]　　二、「為配合外蒙軍隊進入內蒙及綏察熱等地作戰」：（１）賀龍部由綏遠現地向北行動；（２）聶榮-部由察哈爾熱河現地向北行動；

   　　叄、山西全省的共軍「由賀龍統一指揮，進據同浦路沿線及汾河流域」；

   　　四、為佔據及破壞全國「交通要道」，「所有沿北寧路、平綏路、平漢路、同浦路、滄石路、正太路、白晉路、道清路、津浦路、隴海路、粵漢路、滬寧路、京蕪路、滬杭路、廣九路、潮汕路等鐵路線及其他解放區一切交通要道兩側之軍隊，統應積極舉行進攻」。

   　　八月十七日，中共以朱德名義向國民政府提出六項要求，如下：

   　　一、「接受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協定和條約時，須事先和解放區抗日人民武裝力量商得一致意見」；

   　　二、「中國解放區淪陷區一切抗日人民武裝力量，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條款及同盟國規定受降辦法，接受所包圍的日偽軍投降，收繳其武器資材」；

   　　叄、「解放區及淪陷區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有權派代表，參加接受敵人的投降，及處理敵人投降後的工作」；

   [133]　　四、「解放區及一切抗日武裝力量，有權選出代表，參加和平會議及聯合國會議」；

   　　五、「請蔣委員長制止內戰，其辦法是解放區軍隊所包圍的敵偽，由解放區軍隊接受投降，國民黨軍隊所包圍的敵偽，由國民黨軍隊接受投降」；

   　　六、「立即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實行一切政治經濟等民主改革」。

   　　朱德的七道「命令」和六項要求，其企圖極為顯明，就是破壞國家統一，破壞軍令系統，採取自由行動，收繳日偽武器，佔據及破壞交通要道，擴大匪區地盤，特別是依附俄蒙軍隊，割據我東北及熱察綏，分裂我國家，並以「聯合政府」的口號，向國民政府展開其政治鬥爭與顛覆活動。

第四節　　　和平建國方針

   　　我們中國百年來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民生貧困，國力衰弱。中國國民黨為革命建國而奮鬥，北伐統一之後，致力於建設事業，但外患內憂，接踵而來，終竟不能不奮起抗戰。在這抗戰八年之中，徵發兵員一千四百萬人，傷亡官兵叄百二十萬人，支出軍費計法幣一萬四千六百四十叄億元，一般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尚不計算在內。所[134]以抗戰既經結束，人民所渴望的是復員，國家所需要的是建設。尤其是日本侵略主義已告失敗，我中華民國與西方各國之間不平等條約已經撤廢，只要我們國家得到和平安定的環境，人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我們革命建國的事業必可成功，所以抗戰勝利之日，我們政府就確定了和平建國的方針，根據這方針，來決定對外和對內政策。

   　　我們對外政策是為求國家統一獨立與世界和平安全而努力，因此雖對國家權益有所讓步亦所不惜。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　國父孫先生說道：「為萬國互助者，當能有成；為個人或一民族私利者，自當消滅於無形。」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也抱定這同一信念。下列幾項原則就是基於這一信念而來的。

   　　一、我們是聯合國起草國之一，聯合國組織的四個發起國之一。我們應以維護正義的立場，為聯合國忠實的支持者；

   　　二、我們對日本不採報復主義，應以寬大政策，為促成對日和約而努力；

   　　叄、我們應力謀與蘇俄和平共存之道。我們知道，在日本侵略主義消滅之後，對亞洲的唯一侵略強權是蘇俄，我中華民國唯一的外患在蘇俄。所以中俄的和平共存，乃是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

   [135]　　四、我們對於韓國，依照開羅會議宣言，努力助成其獨立與統一，以保障東亞的和平與安全；

   　　五、我們對於泰國，希望其恢復戰前固有的獨立平等地位，與中華民國重建其正常友好的關係；

   　　六、我們中華民國兩度派兵入緬甸作戰，但為尊重盟邦主權，恪守國際信義，我遠征軍在緬甸戰場的任務一經完成，立即撤回本國；

   　　七、我們中華民國依同盟國的協定，派遣軍隊入越南接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之日軍投降。但是我們對越南沒有領土和其他要求，唯望其民族自治和獨立。因此一俟受降完成，地方秩序安定以後，所有國軍全部撤回本國；

   　　八、我們中華民國對於劃入中國戰場之香港，不願借招降的機會，忽視國際的合作，因此不派兵接收香港。

   　　我們對內政策，是以建設現代民主統一國家為總目標。下列幾個原則必須在這-特為敘述；

   　　一、我們要完成民主憲政。在抗戰期間，我們預定於叄十四年十[136]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這一決定為中共及其外衛之民主同盟所阻撓而中止實行。到了抗戰勝利之後，我　　　　們政府決定叄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開始憲政；

   　　二、我們要保持國家統一。我們要把全國軍隊化為國家的軍隊，不許再有私人軍隊和一黨的軍隊。黨派的政見應該遵循民主憲政常軌，取決於議場，不能再以武力作政爭；

   　　叄、我們要以國際資本與技術合作，發展生產事業，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尤其要把東北的資源，在門戶開放政策之下，提供於世界，以貢獻於人類的福祉。

   　　我在九月叄日（勝利日）曾以如下的語句，申明和平建國的方針如下：

   　　　　「在此從戰爭到和平的緊要關頭，我們正與各盟邦結束五十年來日本侵略主義所釀成的險惡局勢，共同締造東亞與世界永久的和平與安全。我們更須在四鄰親睦四鄰安定之中，收拾戰，　　恢復秩序，救濟收復區被難同胞，撫恤死傷軍民的遺族，安輯閭閻，醫治疾苦，而且為使過去抗戰期間的犧牲真正有其代價，更必須在此時際，開創民主憲政的規模，鞏固國家統一的基礎。」

   [137]「我們過去的工作是軍事第一、勝利為先。我們今後的努力，則在國家統一，政治民主。我們只有共循統一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國的工作，實行　國父的叄民主義，-能同臻於國力充沛，　　民生康樂的境域。五十年國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戰所祈向，就在這個最大最後的成功。」

   　　國民政府對外和對內的設施，即依上述方針進行。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也就集中力量來破壞國民政府這個和平建設的方針。

第五節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

   　　叄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美英蘇叄國在雅爾達簽訂的密約，我們中華民國沒有參加，在法律上自不受其約束，但在事實上，美國對蘇和對華政策所加於中蘇談判的影響之大，卻無可諱言。

   　　叄十四年四月，外交部長宋子文率領中華民國代表團赴美出席三藩市聯合國大會，已攜帶着對蘇談判的方案。當然我們的方案是沿襲民國十叄年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和二十六年「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這兩大根據，尋求戰後兩國「和平共存」的途徑。我們並沒有準備[138]着莫斯科一筆抹煞這兩個協定，而完全恢復一九零四年帝俄沙皇在東方霸佔的特殊權益。

   　　但在莫斯科中蘇談判中，我們仍然對於下列的國家權益，不得不作重大讓步：

   　　一、承認外蒙的獨立自治

   　　二、東北長春鐵路的共同經營

   　　叄、宣佈大連為自由港，對於長春鐵路直運蘇俄及由蘇俄直運出口之貨物，免除關稅

   　　四、旅順口由兩國共同使用為海軍根據地。

   　　蘇俄在這條約及其附件中對於中華民國所承諾的各款，則如左記：

   　　一、「蘇俄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給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二、「蘇俄政府以東叄省為中國之一部分，對中國在東叄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並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

   　　叄、「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俄政府重申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四、關於蘇俄參加對日作戰後，其軍隊由中國撤退之問題，「史達 [139]林統帥聲明，在日本投降以後，蘇俄軍隊當於叄星期之內開始撤退」。並謂「最多叄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

   　　現在我們就把中蘇條約及其附件和史達林的諾言，作為蘇俄外交與軍事上的實際行動的尺度，來衡量此後事勢的發展。

第六節　毛澤東的重慶會談

   　　國民政府與蘇俄談判友好同盟條約的同時，也重新開始與中共商談和平共存的途徑。自日本宣佈投降之後，我叄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來商談。到了八月二十七日，赫爾利大使親往延安，次日，偕同毛澤東飛抵重慶。

   　　此後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在四十一天之內，舉行了五次會談，至十月十日發表「會談記要」，其重要事項如下：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

   　　　　（１）「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140]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叄民主義。　　　　　　　」

   　　　　（２）「蔣主席所倡導的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二、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

   　　　　「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

   　　叄、關於國民大會問題

   　　　　關於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及憲法草案等問題，未獲協議，雙方同意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四、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

   　　　　中共提出政府應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區實施計畫，並重劃軍區，確定徵補制度，以謀軍令之統一。在此計畫之下，中共願由現有數目縮編為二十四個至二十個師，並將應整編的部隊移至隴海以北及蘇北皖北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國整編計畫正在進行，對於中共軍隊縮編為二十個師，可以考慮，為具體計畫本項所述各問題起見，雙方同意組織叄人小組[141]進行之」。

五、關於受降問題

   　　　　中共提出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參加受降工作，在共軍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後，自可考慮。

   　　毛澤東離重慶回延安的前夕，發表演說，依中共機關報之新華日報十月九日的記載，有如下語句：

   　　　　「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

   　　　　「國共兩黨與各黨派團結一致，不怕困難，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下，在蔣主席領導下，徹底實現叄民主義的方針下，一切困難都可以克服的。」

   　　毛澤東口頭上說他不作「其他打算」，但在事實上，他正在作「其他打算」。他的打算是什麽呢？此後的事實就是這個問題最好的答覆。毛澤東回到延安之後，不到一個月，他就把上述所有協議及其一切諾言，都徹底破壞無遺了。

第七節　　共匪阻繞受降

   [142]　　這四十一天的商談，吸引了全國的視線，掩敝了匪軍的實際行動。匪軍的實際行動是怎樣呢？據重慶新華日報十月十七日發表，從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軍佔據城市二百座；在膠濟、津浦、隴海、平綏、北寧、德石、平漢、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據點，妨害華北和華中的交通要道；並威脅了山海關到杭州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陟的黃河沿岸，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

   　　九月十一日之後的一個月，正是國軍在各地接受日軍投降的期間。總計在十一個受降區內，受降的日軍為一百二十五萬五千人，均依照盟軍總部的規定，遣送回日。但是匪軍在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包圍繳械的日軍，將近叄萬人，均扣不遣送。

   　　共匪一方面阻撓國軍受降，一方面又在各地區積極擴大反美的宣傳。

   　　抗戰結束以前，中美兩國軍隊在中國戰場上並肩作戰。日本投降之後，美軍協助中國軍隊受降。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美軍與我軍共同作戰，以及協助我軍受降，都是衷誠信任，熱烈歡迎的。但是共匪橫蠻指斥美軍在天津、秦皇島和北戴河、青島、煙臺等地協助國軍受降的活動，是「干涉中國內政」。

   　　共匪的宣傳者說：俄軍從東北撤退，美軍卻在華北登陸，美軍顯 [143]然是支持國民政府的「反民主政策」。他們這種宣傳的目的，在一方面是影響美國的輿論，壓迫美國政府撤退其在中國戰場的美國軍隊；另一方面，就是妨害國軍到華北受降，特別是阻止國軍到東北接收主權。

   　　共匪在這一大宣傳運動的背後，做了一些什麽？他做的是：

   　　一、破壞交通：所有北方各鐵路的干支線，都遭共軍破壞，總計數百次，其破壞最嚴重的處所，需要長時間始能修復；

   　　二、決潰黃汛堤：河南省太康一帶，造成數百里災區；

   　　叄、炸毀及拆毀河北、山西及河南的礦場；

   　　四、焚毀及搗毀工廠：單是山西一省，大小工廠被其破壞五百餘家；

   　　五、燒平村鎮：江蘇、山東、河南等省到處都發生這種暴行；

   　　六、屠殺人民：張家口的屠城尤為慘酷；

   　　七、強拉壯丁：凡共軍到過的地方，十五至四十五歲的男子都被迫「參軍」；

   　　八、擴大地盤：：自九月至十二月，所謂解放區已由七十縣擴大為兩百餘縣；

   　　九、濫發「抗幣」和「邊幣」等偽幣，強迫人民使用，破壞國家的幣制。

第八節　　蘇俄在東北的違約背信

   　　依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關於中蘇此次共同作戰，蘇俄軍隊進入中國東北叄省後，蘇俄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協定」，第二條及第五條規定如下：

   　　「（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若干人，在業已收復之領土執行左列任務：

   　　　　　　甲、在敵人業已肅清之區域，依照中國法律設立行政機構，並指揮之；

   　　　　　　乙、協助在已收復領土內，樹立中國軍隊，包括正規軍及非正規軍，與蘇聯軍隊之合作。」

   　　「（五）一俟收復區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軍事行動之地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擔負管理公務之全權。」

   　　直至八月叄十日，赫爾利大使以美國駐俄大使哈立曼電文相告，史達林對哈立曼還是說：「迄至現在，紅軍並未與中共取得接觸」，又說：「在東北之紅軍並未發現有任何共軍游擊隊。」但在事實上蘇俄軍隊乘日本投降的機會，進入我東北，收繳日軍的武器，扣留日俘[145]。同時，對於我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進入東北接收主權，處處阻撓，並正式拒絕，而為中共匪部進入東北爭取時間，並將其所收繳的日軍百餘萬人所使用的武器給予共軍。

   　　十月一日，蘇俄大使彼得洛夫通知我方，謂蘇俄政府決定十月上旬開始撤兵，請我派員於十日以前，到長春與馬林諾夫斯基商談接防辦法。我政府即派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飛往長春，並通知彼得洛夫，謂我方決定於十月十日自九龍船運部隊往大連登陸，進入東北接防。五日，我駐俄大使傅秉常電告，蘇俄外交部表示：「大連為運輸商品而非運輸軍隊之港口，蘇俄政府堅決反對任何軍隊在大連登陸」。我軍在大連登陸的計畫因而中止實施。熊主任到長春後，於十叄日及十七日，兩度與馬林諾夫斯基商談，提出我軍在葫蘆島與營口登陸的計畫，馬答以「並無意見」。但至二十七日，我軍先頭部隊到達葫蘆島，竟遭岸上匪軍射擊，不能登陸，折回青島。政府至此只得指定其轉往秦皇島登陸，循北寧路向山海關前進。

   　　十一月五日，馬林諾夫斯基通知熊主任，葫蘆島已被共軍佔據，營口已有共軍進入，他對於國軍在營口登陸，不能負責。他又說俄軍自十日起即向北撤退，至撤退之地方情形，蘇方概不負責。他對於我方編組地方團隊，及派聯絡員偕同我政府人員往各省市接收，都拒絕同意。這時中共由山東海運北上的部隊已進入安東。十一日竟有共軍[146]進入我東北行營所在之長春市。同時瀋陽亦有共軍準備作戰。

第九節　　蘇俄盤據外蒙並侵佔熱察

   　　前章說過，民國叄十年六月，蘇俄對德作戰，唐努烏梁海的傀儡組織亦即宣佈其參加蘇俄對德的戰爭，於是唐努烏梁海也就併入蘇俄的版圖。（注）到了民國叄十四年八月，莫斯科再將這一公式，應用於外蒙古。這年八月九日，蘇俄對日宣戰。十一日，外蒙古的傀儡組織亦對日宣戰。次年（叄十五年）二月十叄日，俄蒙重訂新約，於是外蒙古乃在其所謂「獨立」的名義下，並歸蘇俄的統治。

   　　蘇俄對日宣戰之後，其軍隊隨即侵入我東北。外蒙對日宣戰之後，其軍隊亦即侵入我察哈爾。八月二十叄日，中共匪軍在俄蒙軍掩護之下，竄入張家口。俄共與中共乃即製造「內蒙自治」的運動。俄軍更以外蒙傀儡組織的名義，向「內蒙」輸送軍火，並派遣其所謂「蘇蒙軍使節團」到張家口，對匪軍予以訓練和裝備。叄十五年一月，竟在興安之南的葛根廟，召開其所謂「東蒙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其所謂「東蒙人民自治政府」。這年四月，又在承德召集其東西蒙的傀儡舉行會議，將東蒙自治政府併入其所謂「內蒙自治運動聯合會」，企[147]圖於我政府召開國民大會的時期，亦舉行其所謂「內蒙人民代表會議」，設立「內蒙自治區政府」。

   　　叄十六年六月五日，蘇俄的紅星飛機掩護外蒙軍隊，從蒙古與新疆邊界之白塔山，侵入我新疆省。此後叄十七年一月至四月，這一衝突，仍繼續發生。我政府對蘇俄政府屢提抗議，莫斯科反而栽誣我國國軍侵入外蒙邊境。

   　　民國叄十四年八月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我政府為了中俄兩國友好，並望長期和平關係，乃接受蘇俄所提外蒙獨立的要求。我政府對外蒙的政策，向以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為指導原則，如外蒙從此真能獨立自由，而為中俄兩國互不侵犯之仲界與保障，雖付出這樣鉅大的代價，亦在所不惜。不料我們承認其獨立之後，蘇俄對外蒙的控制，更變本加利，而我外蒙民族乃淪入奴隸牛馬的境域。並且外蒙傀儡組織，在蘇俄指使之下，即於當年策動我內蒙的叛亂，同時不斷擾亂新疆，而且歷次參加新疆事變。可知外蒙這種傀儡組織不僅不能代表蒙古民族，並且完全是蘇俄侵略中國和破壞東方感覺和平的工具，絕對不能構成一個獨立自治的國家。

   （注）本編第叄章第二十節，第九八頁至九九頁。

第十節　　史達林採取行動

   　　叄十四年八月以後，蘇俄違約背信，對我熱察及東北領土的野心企圖，及其對中共叛亂陰謀指使與策畫，暴露無疑。至於俄軍對於我東北人民擄掠姦淫的殘暴行為，更不忍在此有所敘述。

   　　我們認清了俄方對東北的狂暴劫掠和他的狡詐手段，乃決定將東北行營及接收人員自長春撤退，移至山海關。十一月十五日，外交部以此一項決定通知俄使彼得羅夫。同時我電告美國杜魯門總統，指出蘇俄違約背信所造成的東北局勢，不僅危及中國的領土完整與統一。實已構成東亞和平與秩序的重大威脅，唯有中美雙方積極的與協調的行動，-能防止其繼續惡化。杜魯門總統表示其必與我密切合作，妥商辦法。

   　　我政府關於東北行營撤退長春的決定發表以後，俄方態度乃臨時轉變，而突然軟化，對我方極力表示友好，並聲稱一切接收工作，皆可依照友好同盟條約進行，而無不可以協商解決之事。但是我仍照既定方針，令行營移駐榆關，所有調往東北的部隊，決定放棄大連、營口等港登陸計畫皆由陸上沿錦榆路前進。十一月二十六日，國軍從榆[149]關進駐錦州，佔領葫-島。我即令其停止待命，勿再向瀋陽前進。我政府對東北，決心不再進行接收工作，一任俄軍非法佔領，再看他將來如何解決這一國際和平安全所關的東北問題。

   　　但是當時俄方一再作友好的表示。而美國政府同時復以誠意撥給大量運輸艦隻，協助我從海道運兵進入東北，期待我早日接收東北主權。於是我原定停止接收東北的政策乃又動搖，而改取積極進行全面接收的行動。十二月五日，馬林諾夫斯基亦派員與我方談判國軍由錦州向瀋陽推進時雙方聯絡問題。叄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國軍進駐瀋陽。

   　　至此，史達林忽亦採取行動。他邀經國訪俄。十二月二十五日，經國以我私人代表的資格往莫斯科，至叄十五年一月十四日回國。史達林在其與經國兩次談話中，表示他對於中、蘇及國共兩黨和平共存的意願，並且表示他贊同中美蘇叄國的合作，但反對中國採取門戶開放政策，尤其反對第叄者的勢力進入東北，而力勸中國採取不偏不倚的獨立政策。

   　　史達林最後對經國表示其希望我訪問莫斯科，或在中俄邊境上適當地點會談，實則此次史達林邀經國訪俄，其目的全在於此。我曾以此事徵詢馬歇爾特使的意見，馬歇爾特使的答覆是「如有助於中俄的邦交，他無不贊同」。於是我對他亦未便再道其詳，否則，他或許以為我有挾俄自重的心理。我乃決定婉謝史達林的邀請。

 [150]　　到了五月五日（叄十五年），蘇俄駐華大使館武官羅申接莫斯科來電，要見經國。六日，經國與羅申晤談，得知史達林再度邀請我訪莫斯科，與他會晤，其時間最好是莫洛托夫由巴黎回俄以後。七日莫斯科又電羅申，催我答覆。

   　　當時我經過鄭重考慮之後，認為這是我國今後外交政策成敗上，一個最後決定關頭。如我接受其邀請訪俄，則今後外交只有依照俄共對華一貫的策略，就是國共合作，共同組織聯合政府，向蘇俄一面倒，以達其對我「和平轉變」的目的，我們如果走上這一條路，那就是斷送我國五千年歷史文化以及整個民族命脈。否則，拒絕他的邀請，使其斷絕對我的希望，則他對扶植其傀儡共匪侵華的行動，必更表面化，而再無迴旋的餘地。但是當時國際輿論已在共產國際宣傳籠罩之下，民主各國對於中蘇關係，多半姑息蘇俄，其對我政府的態度，都是十分淡漠，且抱極度悲觀，而其對中國的前途及其本國在華的利益，幾乎都寄托在中共身上。所以我國當時，無論採取蘇俄或美英的外交路線，其所得後果如何，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最後，我與中央幹部更加以徹底檢討，僉認為今日我國的外交，只有以本國永久的利害和人民根本的禍福關係為基礎，來決定我們獨立自主的政策，而決不能以國際上一時的苟安和目前的得失為轉移。[151]自中蘇同盟條約訂立之後，我們在這樣重大的犧牲之下，尚不能饜足其欲望，那他非徹底統制我中國，滅亡我民族不可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所以在蘇俄未能履行此條約，以事實證明其中俄合作尚有一線希望之前，我實無與史達林會晤的必要。

   　　這時東亞大陸與西太平洋的危機，正以我們東北為起點，而在加速發展之中。大家認為這一危機，非中美徹底合作，不能阻止其繼續惡化。莫斯科當然知道，為了他要獨佔東北，並促成中共的叛亂，必須要先破壞中美的關係，而使中國完全孤立。如果此次我們不能拒絕他的邀請，而與他會晤，無異於提供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以離間中美關係的一個基本資料。當時中美關係已潛伏着一股國際暗流，中國已陷入孤立的地位，若使中美雙方要以其兩國對俄的共同利害關係為基礎，來商討共同對俄的政策，實不可能了。所以此時，我們只可不問國際環境，和西方國家對我國態度和政策如何，而堅持獨立自主的一貫政策，對俄共侵略者作孤軍奮鬥，與之周旋到底。因此我對於史達林第二次的邀請，乃再度決定予以委婉的拒絕。

   　　後來美國駐華大使館員卻來向我探詢，說是我兩次要求會晤史達林，而皆為史達林所拒絕，其內容究竟如何？我-把經過事實告知他。由此更可見史達林這一舉動，其目的顯然是要製造疑雲，中傷中美[152]兩國關係。若是我在當時，真是接受其邀約的話，那他對中美挑撥離間的手段，更是有隙可乘，無所不用其極了。這亦是我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一個深刻的教訓。

第十一節　史達林對中國的建議--中國之中立化

   　　莫斯科不僅消極的中傷中美的關係，並且積極的企圖操縱中國的外交與內政。史達林屢次對我政府表達下列的意見：

   　　一、他說明他與中共的關係時，希望中國不再認定蘇俄與中共混為一體。他與中共在政治上並無任何關係，只是俄共在國際上對各國共黨一樣表示其同情而已。他承認蘇俄曾有代表駐在延安，但此時已經召回。他自稱其對於中共派遣軍隊進入東北一點，曾經拒絕同意；

   　　二、他不僅要求中國拒絕「第叄者」進入東北，並且希望中國採取「獨立政策」。他指責美國扶植日本的政策，並要求中國實行與蘇俄積極的「共同防日」，並希望中國重新採取民國十叄年的「聯俄」與「容共」的政策。當時他所謂不偏不倚[153]的「獨立政策」，其實就是要求中國採取中立路線，而陷於孤立，使我不能不向他「一面倒」。

   　　叄、他表示蘇俄對中國的道義與物資的援助，決不給予中共，而必須支持國民政府。如果對國共和解問題，中國政府沒有認為必要，則蘇俄必不願參與其間。他希望國民政府對中共的要求，多作讓步。他主張中國國民黨與中共作「和平競爭」　　　　。

   　　四、他極力說明第二次大戰之後，二十年至叄十年之內，沒有世界戰爭。

   　　這是蘇俄在我抗戰勝利之初，叄十五年的階段，對華的中立戰術，亦即為史達林的一個很明白的策略，其用心何在，昭然若揭。當時只要我採取他的所謂「獨立政策」，對外以美蘇兩國和東西兩方的橋樑自居，採取中立路線，而對內經由莫斯科的調停而與中共及各黨派組織「聯合政府」，其結果是整個中國「和平轉變」為蘇俄的附庸，蘇俄亦即兵不血刃而控制整個中國，從此他不僅是可以和平的征服亞洲，而且更可以轉化太平洋為俄羅斯的內湖。因此我乃決心拒絕史達林這一切建議。

第十二節　國際共黨的宣傳攻勢

   　　莫斯科侵略主義者知道，要在戰場上征服中國，必先在美國的輿[154]論與外交上擊敗國民政府。同時他亦知道，非推倒中華民國親美的政府，而以中共取而代之，即不能依照其一貫的謀略，作有計畫有程序的逐步實施，來排除美國在中國的勢力，以達到其獨霸亞洲的野心。

   　　在抗戰結束時期，共匪的軍隊雖自稱四十七萬人，但若國民政府順利推行其復員建設計畫，全國國民趨向於還鄉復業，各安生計，共匪雖欲以武裝力量分裂國家，奪取政權，終必為國民所共棄。他只有放棄武裝，改走合法的道路。反之，如果國民政府放手動員作戰，亦必能重獲十年以前在贛南五度圍剿最後的勝利。這一勝利足以保持國家的完整，遏制中共對於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的威脅與破壞。國民政府對這兩條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決中共問題。我在當時選擇了和平建設的道路，同時對共匪的武裝叛亂，亦有控制與戡定的把握與自信。

   　　共匪當然知道，國民政府無論是和平建設或是動員戡亂，只要是順利進行，都足以打擊他的企圖，甚至消滅他的存在。所以共匪及其國際同志們，在莫斯科指使之下，對國際社會與中國國內，以「和平共存」掩蔽其武裝叛亂，以武裝叛亂助長其政治攻勢，使國民政府陷於孤立的地位，墜入既不能和又不能戰的困境。

   [155]　　當時國內外人士如能作公平與冷靜的觀察和評判，必然達到如下之兩點，但是他們受了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宣傳活動的影響，對中國問題的本質，沒有明確的分析。

   　　一、在政治上，共匪的武裝叛亂，就是蘇俄侵略中國的戰爭。這一戰爭的執行者是中共匪軍，而其主使者是莫斯科。但是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眾口同聲，指為「內戰」，並誣為國民政　　　　府所製造，以掩蔽其侵略主義的本質。

   　　二、在法律上，國民政府與任何民主國家的政府一樣，對於國內的叛亂不能不加以戡定，以維持政治社會的秩序。這是政府的職責，也是政府的權力。但是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反內戰」的宣傳，竟使國內外人士抹煞國民政府的應有職責和合法權力，誤認國民政府為窮兵黷武的侵略主義的法西斯，而加以詆毀；同時誤信共匪的叛亂為民主運動和土改運動，而寄予同情。

   　　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宣傳活動，在國際間造成一種邏輯。當然這一邏輯是錯誤的。共匪製造武裝叛亂迫使國民政府不能不採取軍事行動，而一般人士卻指責這踵軍事行動即為挑起「內戰」，而「內戰」乃構成世界和平的威脅，以聳動世界的觀聽。在這種邏輯之下，國民政府為了取得國際的諒解和盟邦的合作，只有束手坐待共匪到[156]處襲擊，擴大叛亂。其結果，國民政府就失掉控制國家秩序的權力，於是共匪的武裝暴力全面發展，而乃真正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了。

第十叄節　共匪對中立主義的運用

   　　在這國際共黨對中國一面製造「內戰」，而一面又「反內戰」的政治宣傳攻勢之中，共匪再度展開其中立戰術。抗戰以前，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到了抗戰期間，更與幾個政團結成所謂「民主同盟」。抗戰結束之後，這一民主同盟再度以中立的姿態，擴大活動。叄十四年十月，民主同盟臨時全國大會發表宣言，自己承認其為中立主義者。宣言說道：

   　　　　「民主同盟自成立以來，即以獨立的而且中立的立場，對國家的和平、統一、團結，有繼續不斷的努力。」

   　　同時宣言也暴露了他自己的工作，是替中共作「內戰」與「反內戰」的宣傳活動。宣言說道：

   　　　　「中國今天還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對峙的局面。日本投降以後，對立的形勢更增加了內戰的危機。倘若這種形勢不能徹底改變，中國便談不到和平、統一、團結，更談不到民主。」[157]

   　　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替中共提出其所謂「聯合政府」的主張，宣言說道：

   　　　　「民主同盟始終相信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是當前國家和平、統一、團結的唯一途徑，同時亦是全國通力合作，群策群　　力，共同建國的唯一途徑」。

   　　當時的局勢如果是「國共兩黨對峙的局勢」，而有人採取獨立的中立的立場，為國家「和平、統一、團結與民主」來努力，這個人是何等時髦？於是這一宣傳攻勢之中，一般游離的政客，失意的軍人，以及一般對政治無遠見，和對蘇俄的侵略主義與共匪的顛覆活動無認識的人們，都認為這是他們得到一個政治的出路的唯一良機。就是在這樣中立主義的空氣籠罩之下，社會反共的心理漸趨瓦解，政府也漸陷於孤立地位。

   　　同時在無形中，共黨既孤立了我們政府；而也孤立了中立者。這些中立者本來是對國民革命沒有認識，對共產主義也莫名其妙，是非不明，利害不分，只知投機取巧，混水摸魚是圖，他們就是這樣在政府與中共兩者的中間，縱衡捭闔，過着騎牆的生活。他們以為即使共匪得勢，亦可待價而沽，不患無利可圖。不料到了我們政府遭受挫折之後，這些自命為中立者一經淪入鐵幕，卻就喪失了其「使用價值」，而只有俯首屈膝，受共匪的宰制了。

   [158]　　叄十五年這一年中間，國際調處與政治協商，更是造成一種姑息妥協的氣氛，使中立主義愈益猖狂。這中立與民主的偽裝，掩蔽了共匪的軍事行動，伸張了他的滲透工作，瓦解了反共的力量，最後破壞了政府動員戡亂的政策。這要比共匪自己直接的活動，發生了更大的效力。

第十四節　美國調處的開始與第一次停戰令

   　　叄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其對華政策聲明。馬歇爾特使就在這一天專程來到中國，執行這一聲明所賦予的使命。

國民政府與中共的商談，這是第七次。從前六次商談，都是以失敗為結局。這次商談的前途，中外人士自然亦不抱樂觀。十二月十七日，我與馬歇爾特使首次會晤之後，有一位美國將軍即問我，馬歇爾特使這次來華調處國共問題的前途如何？我當時很簡單的答他說：「這個問題的關鍵，全在蘇俄，應該問莫斯科-行。」我又反問這位將軍說：「你看莫斯科是否能允許你美國在華調處國共問題成功呢？」他對我說：「你為什麽不將這意思，直告馬特使呢？」我答道：「現在尚非其時，待後再說吧。」不過，當時我仍相信馬歇爾將軍在世界[159]上的信譽和地位，是可完成他這使命的。

   　　叄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至十日，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馬歇爾特使以調解人資格參加之叄人小組，舉行了六次會議，停戰命令全部得到協議，並於十日，由政府與中共雙方將停戰命令下達於各指揮官。其要點如下：

   　　（一）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

   　　（二）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但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或在東北境內調動，並不影響；

   　　（叄）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包括郵政在內）之行動必須停止；

   　　（四）為實行停戰協定，應即在北平設一軍事調處執行部。該執行部由委員叄人組成之，一人代表國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美國。所有必要訓令及命令，應由叄委員一致同意，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之。

第十五節　政治協商會議

   　　政治協商會議就在停戰命令發佈的這一天開幕。我在開會詞中，[160]誠摯表示：「政府對於本會的決定，只要有利於國家的建設，有裨於人民的幸福，有助於民主的推進，無不傾誠接納。」同時我宣佈了政府對於保障人民自由，尊重政黨的合法地位，推行地方自治及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決定實施。中國國民黨代表更首先提出「擴大政府組織案」，在國民大會未舉行之前，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行政院均將容納各黨派無黨派人士，以準備實施憲政。

   　　政治協商會議，在二十一天之中，成立了五項協議。其要點如下：

   　　（一）政府改組案

   　　　　一、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定為四十人。由國民政府主席就中國國民黨內外人士選任之；

   　　　　二、國民政府委員之一般議案，以出席委員過半數通過之。國民政府委員會討論之議案，其性質涉及施政綱領之變更者，須由出席委員叄分之二之贊成，始得議決；

   　　　　叄、行政院部會長官不管部之政務委員，均可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參加。

   　　（二）和平建國綱領案

   　　　　在國民政府擴大組織之後，憲政實施以前，以和平建國綱領[161]為國民政府施政的準繩。這一綱領對於人民權利、政治、軍事、外交、經濟財政、教育文化、善後救濟，和僑務諸般施　　　　政，廣為規定。其總則之四條如左：

   　　　　一、遵奉叄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指導原則；

   　　　　二、全國力量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團結一致，建設統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國；

   　　　　叄、確認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

   　　　　四、用政治方法解決政治糾紛，以保持國家之和平發展。

   　　（叄）軍事問題

   　　　　軍事問題協議案分為四項：一為建軍原則；二為整軍原則；叄為實行以政治軍辦法；四為實行整編辦法。其重要原則如　　　　下：

   　　　　一、軍隊屬於國家；

   　　　　二、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內有公開的秘密的黨團活動；

   　　　　叄、改組軍事委員會為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國防部內設一建軍委員會，由各方人士參加；

   [162]　　　　四、軍事叄人小組照原定計畫，儘速商定中共軍隊整編辦法，整編完竣。

   　　　　　　中央軍隊應照軍政部原定計畫，於六個月內完成其九十師之整編。

   　　　　　　上兩項整編完竣，應再將全國所有軍隊，統一整編為五十師或六十師。

   　　（四）國民大會案

   　　　　國民政府原定於叄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因中共及民主同盟堅強反對，遂至延期。政治協商會議關於這一問題，得到協議，其要點如下

   　　　　一、民國叄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為制定憲法；

   　　　　二、區域及職業代表一千二百名照舊。台灣及東北等新增區域及職業代表一百五十名；

   　　　　叄、增加黨派及社會賢達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五）憲草修改原則案

   　　　　政治協商會議對於國民政府在抗戰以前公佈之憲法草案（即五五憲草）提出修改原則十二項，並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根據修改原則，參酌各方提出的意見，加以整理，制定五五　　　　憲草修正案。

第十六節　軍隊整編及統編案

   　　在這五項協議中，關於軍事問題，另由叄人會議及軍事小組繼續會商。二月九日，叄人會議召開恢復交通會議，其全部協議，由國民政府公佈。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軍事小組連開五次會議，簽訂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其要點如下：

   　　一、中共在雙十協定及政治協商會議中，要求共軍編為二十個師。整編統編方案協議為第一期十二個月的整編，政府從叄百五十個師縮編為九十個師，中共可以保留十八個師。第二期六個月的整編，政府保留五十個師，中共十個師。政府軍隊對中共軍隊始終保持五比一之比例。

   　　二、共軍編入國軍的步驟，協議為第一期統編為四個集團軍，每一集團軍以政府軍與中共軍各一軍編成。至第二期，始以師為單位，統編為軍，即國防軍二十個軍中，有六個軍由政府部隊與中共部隊合編而成。

   　　叄、共軍與政府軍的配置，協議為第一期，華北配置政府軍與共軍統編的四個集團軍之外，再駐叄個政府軍。東北配置五個政府軍，一個中共軍。華中配置一個中共軍，九個政府軍。[164]　　　　至第二期，華北配置中共軍七個師，政府軍十一個師；東北配置政府軍十四個師，中共軍一個師；華中配置政府軍十個師，中共軍兩個師。

   　　一般人以為停戰令及恢復交通辦法的頒佈，軍隊整編與統編共軍為國軍方案的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設立與開始工作，及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項協議，使國家從此進入和平建設的階段，人民從此得到復員還鄉安居樂業的機會。馬歇爾特使也自覺他的調處工作告一段落，回國述職。國民政府亦決定整編方針，無論共黨執行決議與否，政府必按照既定的辦法和程序，切實實施。但是共匪對於他自己參加議定的命令、辦法、方案和協議，是不是實行了呢？下面所說的各項事實，就是確切的答覆。

   ◎　自由人注◎　只是改編共軍，沒有什麽用。◎　更重要的是思想教育，當時應該明文規定禁止在軍隊中傳播馬列◎　邪說，並規定所有軍人必須研讀中國近代史及中國傳統的和諧、◎　仁恕思想！

第十七節　美國調處與中立主義

   　　馬歇爾特使第一次啟程回美之時，我對他與吉倫將軍說：中共認定武裝軍隊是他「革命個資本」。今天的統編計畫雖於他們最為有利，但是要把中共的軍隊統編於國軍之內，可以說是「與虎謀皮」。如果我們真要希望中共履行這個統編方案，那只有仰賴上帝，能使中共「弄假成真」。

   [165]　　馬歇爾特使回美之後，共匪乃即從事破壞停戰命令，對於恢復交通與軍事整編統編案等所訂的各條款，一概抹煞，拒不執行。而且匪軍大量竄入東北，擴大叛亂。當馬特使由美返華時，我鑒於停戰令以後叄個月之中，中共對於所有協議與重要條款幾乎破壞殆盡，乃特別對馬特使說：「這次美國參加國共合談，調處軍事衝突，務須中美兩國政策互相協調，更要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互相了解，免為共黨離間中傷的奸計所乘才好。」我始終堅持這個方針，並時加警覺，所以我對於共匪反覆無常，荒謬狂妄的要求，總是委屈求全，忍耐到底，無論如何不使中美雙方發生裂痕，使蘇俄共匪乘機得逞。

   　　但是馬歇爾特使來華調處這一件事，是關乎美國、中國與蘇俄叄方面的。因此，他的調處工作對於中國的局勢，到底發生了什麽影響，也要從這叄方面來考察。

   　　從美國來看，他以第叄者的立場，來調處國共衝突，促成中國的和平統一，使其戰後復員建設的工作能夠順利進行，這當然是十分誠意的，並亦自認其為十分公正的。但在這調處進行的中間，美國為使各方接受調處並遵守協議，不得不施用其政治影響。他這一政治影響，對於中共的匪區，以及蘇俄的鐵幕，都不能發生什麽效用，而其對於我們中國的國民心理以及我們中國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卻造成重大的結果。這是當時美國政府預料所不及的。

   [166]　　在蘇俄方面，他對於美國的調處，是作為「中立戰術」來利用的。第一是他所供給中共之百餘萬人的日軍武器，還要有補充編訓約需一年以上的時間，方能發動全面叛亂，故其利用美國調處機會，來爭取這一年餘的緩兵之計。第二、他利用這個調處，不僅要來施展其普通的中立戰術，乘機來分化中美關係，瓦解我們反共的陣營，而其中還有另一個最大的企圖，就是他決不允美國調處有所成就。因為在俄共看來，如果馬特使在華調停有所成就，那就是蘇俄對華政策的根本失敗，所以他不止是破壞這一調處，而且他希望中美兩國在此調停期間，發生衝突，而至破裂。於是他指使中共一面背約搗亂，另一面且對美國恣意指責，時加污辱，到了最後階段，其反美的誣篾狂妄態度，更令人不堪想像。這是莫斯科預定陰謀的實現。他要在美國無法調停，而馬使離華回國之後，乘機來調處國共衝突，干涉和操縱中國的政局。但是俄共這一企圖，早已為我們所看破，而卒成幻想。

第十八節　東北變亂與第二次停戰令

   　　叄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叄日，俄軍從長春撤退，中共[167]匪軍隨即擅入長春市。國軍受了停戰令的限制，不能抵禦，更不能攻擊，只得退避。二月十六日，重慶新華日報宣東北有所謂「民主聯軍」叄十萬人。共匪發言人更提出解決東北問題辦法四點：

   　　一、要求政府改組東北行營及政治經濟兩委員會與各省政府，吸收東北「民主人士」及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

二、承認並整編東北的「民主聯軍」；

   　　叄、承認東北各縣的「自治政府」；

   　　四、國民政府為恢復主權而開入東北的部隊，其數量應予限制。

   　　依據一月十日停戰令，國軍進入東北接收主權，不受停戰令限制。蘇俄裝備匪軍並幫助其接替俄軍，佔據東北的縣市，顯然是違反中蘇協定；共軍阻礙國軍接收主權的部署，並攻擊接收主權的國軍，乃完全違反停戰命令。而且根據這一次共匪發言人所發表的正式談話看來，那他們簡直對於一月十日以前叄人小組所訂立的一切協定，已經一概抹煞，毫無實行的意向，亦就很明顯了。

   　　馬歇爾特使回國的前夕，叄人會議於叄月十一日集會，商談東北問題。馬特使提出「關於派遣執行小組赴東北授予執行部命令草案」。其第一至第叄條，規定軍事調處的程序。其第四及第五兩條有如下[168]的規定：　　「（四）政府部隊有權佔領恢復中國東北主權必要之各地區，並　　　　　　特別指明政府軍隊在沿中蘇條約中所載明兩條鐵路之兩　　　　　　側叄十公里，有單獨管轄之權。」

   　　「（五）政府軍隊為重建主權所必須佔領之地區（包括煤礦）需　　　　　　要共軍由之撤退；蘇軍所撤出之地區，中共軍隊不得開　　　　　　入佔領。」

   　　中共代表周恩來對於第四條不肯同意。馬歇爾特使回國後，由吉倫將軍參加叄人會議，繼續商談。依照周恩來自己所擬文字，將四五兩條改為叄條如下：

   　　「（四）政府為接收東北主權，有權派兵進駐蘇軍『現時』撤退　　　　　　之地區，包括長春路兩側各叄十華里在內；」

   　　「（五）凡現時中共部隊駐在地區，政府軍隊如須進駐，應經過　　　　　　執行小組協議行之；」

   　　「（六）以後東北駐軍地區依整軍方案另定之。」

   　　周恩來攜本案回延安請示，延安竟不予同意。最後中美雙方作最大的讓步，將馬歇爾原案四五兩條歷次修正文字一概刪去，只留存第一至第叄條關於軍事調處程序的規定，周恩來始肯由延安回到重慶。於是叄月十一日馬歇爾特使回國前所定「關於派遣執行小組赴東北授[169]予執行部命令案」之協議，完全被共匪違抗破壞，不能執行，而無效了。此後叄月二十七日及四月八日與九日之會談，更無任何結果。

   　　這時匪軍在東北擴大變亂，軍事調處執行部派往東北的小組，對於俄軍支持之下的匪軍行動，無由進行調處。匪軍並集中四平街，阻止國軍從瀋陽北上接收主權，遂引起戰爭。激戰一星期，林彪所率匪部號稱叄十萬大軍，被我國軍總指揮杜-明部徹底擊敗，喪亡過半，其他殘部潰不成軍，分途向中東鐵路、哈爾濱綏芬河一帶崩潰。杜總指揮即於二十叄日由四平街進佔長春，並令其所部以哈爾濱為目標，沿長春鐵路線向北追擊，勢如破竹，匪軍毫無抵抗行動。此一剿共戰役，可說是繼二十叄年在贛南五次圍剿以後，又是最大一次決定性的勝利。而其共匪當時潰敗的情況，及其狼狽的程度，實與其在贛南突圍逃竄的慘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正在此時，馬歇爾特使，初由美國返華，遂與我進行商討如何停止戰爭與繼續和談的方法。我乃於五月二十一日，親飛瀋陽，視察戰局，綜核前方報告，都認為共匪經過此次致命懲創之後，如不受國際特殊的影響，決無再起可能。我亦以為共匪在此創鉅痛深之餘，苟有一線愛國良知，果能實踐其一月間停戰協定等諾言，仍可予其悔禍自[170]新，效忠國家另一次之機會，乃令前方追擊部隊就地停止待命。

   　　五月二十四日，我從瀋陽致馬特使函，表示國軍在東北可以接受停戰的決心，只要中共能實踐其停戰協定與恢復交通辦法，以及實行統編方案等條款。我回到南京與馬特使討論數度之後，乃於六月六日接受馬歇爾特使的建議，頒發第二次停戰令，並將已經越過小松花江停止在雙城附近的追擊部隊，乃復調回至陶賴昭與德惠縣一帶，仍取守勢，以待和談解決。同時並發表聲明如下：

   　　　　「余刻已對我東北各軍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攻擊　　前進及追擊，其期限為十五日。此舉在使中共再得一機會，使其　　能確實履行其以前所簽訂之協定。政府採取此一措施，絕不影響　　其根據中蘇條約有恢復東北主權之權利。」

   　　中美雙方與中共之間，在這十五日之內，對於東北停戰與整軍問題，以馬特使「結束東北之戰爭」方案為底案，反覆商談，未能得到協議。至六月二十一日，我再度宣佈，將停止前進攻擊的命令延長八日，至六月叄十日中午為止。

   　　但在這八日之內，中共又提出其更高的條件，以致商談毫無成就。從此東北國軍，士氣就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惟一關鍵[171]。當時已追至雙城附近之追擊部隊（距離哈爾濱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追擊，直佔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叄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種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至的後果。這不僅是重蹈過去以為中共亦是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終有和平解決可能的這一幻想，所帶來無窮災害的覆轍；而亦就是我在「檢討反共鬥爭成敗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以及「我們自信太過，忽視了共黨獸性與暴行」的弱點，所造成的禍根。

第十九節　蘇俄對東北工礦的劫掠

   　　就在這個期間，蘇俄對東北工礦的劫掠，加緊進行，而對其東北經濟獨佔的企圖，更是露骨了。

   　　俄軍進入東北後，即開始拆遷重要工業設備。叄十四年十月十七日，俄方更向我方提出：日本所經營的工廠企業，俄軍認為其應作戰利品；其偽滿及中國人所經營的工廠企業，交還中國政府；至日偽合[172]辦的工廠企業，由兩國政府正式談判解決之。叄十五年二月一日，馬林諾夫斯基對中蘇經濟合作問題，再度聲明「日本在東北經營的軍事工業，動產部門應為紅軍戰利品。但為對中國表示友好起見，蘇方願將戰利品之一部（工礦）財產權之一半，分讓中國，並由雙方共同經營。」又說：「東北經濟合作問題，希能採用簡單迅速辦法解決，並不願第叄者參加，尤不願東北再成為反蘇的根據地。」這一聲明，顯系破壞我政府對東北的門戶開放原則，而其排美的獨佔政策更是鮮明。

   　　二月一日，我方就經濟合作問題提出具體對案。我對於俄方認為日本在東北的一切事業資產皆為紅軍戰利品一節，不能承認；關於「合辦」，南滿鐵路及其附屬事業、水電工廠、撫順煤礦、鞍山鋼鐵廠、東北航空及松花江航運，均不在合辦之列。但是馬林諾夫斯基聲稱：「蘇俄不願使東北再成為反蘇的根據地。此種經濟合作計畫，僅為對自身安全之一種戒備手段。」他對於我方從合辦案中剔除各處廠礦，均不同意。

   　　恰在這時，我政府所派之接收工礦特派員張莘夫，率領技師及警員九人前往撫順視察，被共匪拒絕接收，折返瀋陽，中途在李岩車站，被匪軍加以殺害。這一事件更激起我國一般民眾的憤慨，我東北同胞尤為悲憤。

   [173]　　美國國務院於二月十一日，向中蘇兩國致送照會，認為東北工業絕對由中蘇共管，使美國及其他盟國人民未能獲得參加東北經濟發展之均等機會，為違反門戶開放的原則。日本在國外的財產，應由盟國組織日本賠償委員會作最後分配之決定。

   　　美國對我東北門戶開放的主張，是與國民政府對東北的經濟政策相合的。但是美國的照會並未能阻止蘇俄對東北工業及資源的劫掠暴行與獨佔企圖。經濟合作的談判固然沒有結果，工業裝備的劫掠和破壞，一直繼續進行。叄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盟國日本賠償委員會美國代表鮑萊關於東北工業狀況的調查報告，其中說道．「估計該地於俄軍佔領期內，工業上的直接損失達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如果計算工業設備的復置費用和品質的變壞損失額，應為二十億美元。」這個數目就是蘇俄對東北產業和資源劫掠的成績。

第二十節　匪軍的全面攻勢

   　　叄十五年五月，匪軍為策應其東北的軍事行動，在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等省，到處破壞停戰協定，發動攻勢。

   　　一、熱察方面

   [174]　　一月十日停戰令頒佈之後，匪軍進入赤峰，國軍受停戰令的限制，只得退避。六月六日停戰令頒佈後，匪軍又進入承德。九月二十日，軍事調處執行部派到張家口的小組，在匪軍壓迫之下撤退　　。

   　　二、山東方面

   　　六月六日停戰令後，匪軍於九日進佔棗莊，十日進佔德州與泰安，以及高密、膠縣、南泉、藍村等城鎮，同時在青島外圍結集部隊五萬人，在濟南外圍結集十餘萬人，向兩市進攻，於是激起青　　島濟南兩處的戰爭。

   　　叄、蘇北方面

   　　六月叄十日，政府發佈政治解決的聲明以後，匪軍結集十六個團的兵力，圍攻泰興，國軍倉卒應戰，傷亡慘重。匪軍於攻陷該城後，續向泰縣及長江北岸之口岸鎮攻擊，企圖威脅首都的安全。　　國軍被迫抵抗，於是發生蘇北戰爭。

   　　四、晉綏方面

   　　一月十日停戰令之後，匪軍攻佔侯馬與集寧。六月六日停戰令後，復攻佔聞喜、朔縣、新絳、榆次、介休等二十二個縣，逐步完成其對太原與大同之包圍，於是激成晉南與大同戰事。[175]

   　　政府至此為保持平津的安全，要求匪軍退出承德。為打通南北交通，要求其撤離津浦。為保持首都的安全，要求其退出蘇北。但是共匪態度蠻橫無已，使軍事調處無發進行。

第二十一節　國民大會延期與八一四文告

   　　叄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但是共匪主張國大開會要在政府改組之後，而對於國民政府委員名額的分配，力爭共匪與民主同盟共佔十四名，即超過府委四十名的叄分之一，使其對於國府委員會重要決議，有否決權。這一蠻橫的爭執，為其他黨派所反對，因而不能解決。共匪也就遲延不提國大代表的名單。國民政府遂不得不將國民大會的日期，延至十一月十二日。

   　　當時政府所持的立場是必須軍事問題解決，再談政治問題。共匪卻藉口蘇北的行政問題，要提出政治協商會議的綜合小組，使軍事問題與政治問題一同解決。這是五月五日國民大會延期之後，雙方爭執的焦點。

   　　八月十日，馬歇爾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為軍事調處遭遇困難，發表聯合聲明如下：

   [176]「馬歇爾將軍及司徒雷登博士迄在共同研討各種可能之方法，以終止中國目前日益滋蔓之衝突，並着手開始發展一真正民主政府之初步步驟。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政治問題，實際上顯為全中國人民一致之願望。就經濟局勢而言，如欲避免不幸之崩潰，亦須立謀政局之解決。現戰爭範圍日益擴大，幾有使全國捲入戰禍而致負責者不能控制之處。政府與共產黨雙方領袖均渴望終　　止戰爭。但有若干待解決之問題，迄難獲致協議，雙方對於此等問題似難獲致解決之方法，而俾發佈一全國各地完全停止衝突之命令。在此等未解決之問題中，有系關於軍隊之重新部署者，但尚有更基本之問題，即在軍隊重新部署以後，國民大會未作根本決定之前，此等已經撤軍地區之地方政府，究應為何種性質，實較軍隊之重新部署問題更難解決。」

八月十四日，我為了打開僵局，乃發表文告，提出下列六項主張：

   　　一、十一月十二日的國民大會，必須如期召開。

   　　二、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協議，必衷誠遵守，盡力推行。關於憲法草案，-求薈萃各方面更好的意見，提供國民大會討論抉擇，以期製成完善可行的憲法。

   　　叄、對於擴大政府基礎，邀請各黨派無黨派人士參加，務求迅速實現，並以和平建國綱領為施政的準繩。[177]

   　　四、關於停止衝突，仍必遵守原議，忠實履行。而且我們並不要求共軍全面退出在停戰令後所攻佔的地區，-是要求其撤出若干已經構成和平威脅和阻礙交通的地區。

   　　五、關於政治紛爭，仍採取政治解決的方法。只要共黨軍隊忠實執行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成議，遵行調處，實行統編，使軍隊國家化不致徒託空言，此層一有保證，政府隨時可與之具體商談所有未決問題。

   　　六、當前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在於安居樂業，所以政府必當盡力解除和平的威脅，更必竭盡職責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