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期待中共極權民主轉型
中共對美國的不公平貿易由來已久。早在1991年，國會在年審時就已經要求總統採取具體行動，反制中共盜取知識產權和強迫技術轉讓。可是為什麼那幾任總統都沒有像川普一樣反擊中共的貿易入侵？這個問題涉及多種原因，包括兩次海灣戰爭、911恐襲及隨後的阿富汗反恐戰爭使美國無暇兼顧等，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美國對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的認識誤區。
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的主要特點就是，只要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對當權者的統治不構成實質危脅，人民尚能享有相當多的自由。比如民國時期，民間可以辦報出書，結社組黨，信仰宗教，自由經商、擇業、遷徙、出國，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國民政府不干涉教育，保障學術自由。那時新聞檢查也並不嚴格，人民可以批評政府和領導人，而沒有人身和財產安全之憂。連中共的《新華日報》都可以在重慶公開發行。稱民國時期的中華民國為自由中國並不為過。
同樣重要的一點是，威權體制的領導人縱然有專制的一面，但也有人性良知的一面和道德底線，即有所為，亦有所不為。國民政府遷台後施行戒嚴，實際上是失去大陸後矯枉過正的反措施，畢竟對共匪疏於防範及政策漏洞而導致的血的教訓不能不記取。但蔣氏父子，都認同中華傳統價值，弘揚中國儒家文化，也保護宗教自由，維護傳統道德，治理國家不違背道德倫常，政策設計也符合常識理性，即使對政敵也不會痛下殺手，在私德上亦不失為君子。蔣中正本人更是虔誠的基督徒，他於三十年代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就融合了儒家的倫理和基督教的教義。他在台灣的土地改革，由國家贖買地主土地廉價賣給農民，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同時鼓勵地主用國家補償從事工商業或創業，為台灣的經濟騰飛打下基礎。蔣經國執政後期，則順應世界潮流和民意，推動政治民主化，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展現了可貴的政治胸襟和統治道德，不愧為一代偉人。
也就是說，威權體制與美國等民主國家有相似的價值觀，有相通相容的基礎和可能。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都堅決反共，自然而然成為美國和自由世界的盟友。
而
獨裁者通過洗腦和暴力，不但要人民表面順從，而且要奴化人民至內心服從，否則就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甚至生命危險。對統治集團內部的異見派別也毫不留情地整肅清洗。對於強權和極權的區別，數十年前的海歸學者儲安平先生在中共篡政竊國前就有過精闢的論述（大意）：民國時期，民主自由還是多和少的問題，而一旦共黨當政，就成了有和無的問題了。即便在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開明派主政時期，共產中國的自由度與民國時期相比也有天壤之別。
而中共暴政又是極權中最邪惡的一個。與民國的威權相比，中共還不只是有無民主自由的問題，而是魔鬼與人類的區別問題。
中共的所謂初心就是《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用暴力推翻現行正常的社會制度，因此它從建黨開始就是一個冷血嗜殺的恐怖集團，同時也是一股逆天叛道的邪惡勢力。它們不僅要消滅私有制和其所謂的剝削階級，更要顛覆傳統道德和普世價值，摧毀一切信仰，無論是本土的儒釋道還是外來的基督教。要達此目的，它依靠「痞子」運動起家，網羅鼓動一群鄉村流氓、社會渣滓造反亂世，另一方面尊崇黨性高於人性，用所謂黨性（實為魔性、獸性、痞性）壓制、絞殺、毀滅人性，把黨徒再造成反人類、反文明、反倫理、反道德、反理性的變異人種。
因此，中共儘管有人的外表，但由於內心早已魔變，實為魔鬼的化身。中共魔鬼為達到目的可以沒有底線，無所顧忌，不擇手段。毛澤東、周恩來那一代共匪，為了籌措軍餉和補充兵員，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義燒殺搶掠，綁票勒索。如朱德、陳毅等在湘南不但殘殺士紳，還要燒光湘粵大道五里內民房。農運大王澎湃把廣東海豐變為地主和資本家的屠宰場，甚至開人肉宴，偶爾還要讓親兄弟和兒子吃一塊父親的肉，讓還沒有死的父親看着。紅十一軍團政委方志敏所部，於安徽旌德綁架美國傳教士施能達夫婦，勒索巨額贖金被拒，將二人斬首，震驚中外。彭、方二人至今仍是中共讚頌的英雄人物。
中共在其內部也同樣實行鐵血統治。少數良心未泯者若有不從，輕者受處分，重者被處決。紅軍早期領導人龔楚就因為反對濫殺地主，被周恩來撤職，並開除黨籍一年，最終選擇脫共叛逃。而周恩來本人也是被國民政府通緝的滅門案首犯，它率領共黨暗殺隊在上海勒死前共黨同事顧順章一家大小及親友13人，其中還包括周的救命恩人。能在中共黑幫內適者生存者，尤其是共匪高官軍頭，基本上都惡貫滿盈，人性全無。像驅趕平民作肉盾的人海戰術、「兵不血刃」一舉餓死長春幾十萬百姓的餓殍戰術，都是只有魔鬼才能做出來的事情。
如今共產中國的當權者，就包括昔日「衣冠禽獸」們的後代和追隨者。它們世襲了共匪前輩非法奪得的權力，也繼承了共產主義反人類，反文明，無信義，無廉恥的流氓基因，甚至是禽獸之禽獸，邪惡之邪惡。中共禽獸之邪惡，窮盡文明人之想像力，也仍然會被低估。
中共暴政之邪惡是迄今所有共產國家之最，甚至把同是極權體制的蘇聯都甩在身後。斯大林是公認的冷血暴君。據解密的蘇聯檔案記載，從1930至1953年，大約三百八十多萬人被迫害，其中近八十萬人被處決。而毛澤東在和平時期累計迫害致死達八千萬國人。赫魯曉夫回憶，1957年世界共黨國家在莫斯科召開會議，商討避免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毛澤東卻在大會上聲稱，核大戰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中國六億人，損失一半又怎樣？毛的冷血，讓赫魯曉夫及東歐的共黨頭目們都目瞪口呆，毛骨悚然。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等繼任者儘管仍是獨裁者，但都沒有大規模屠殺平民的記錄。赫氏本人還揭露斯大林罪惡，將其趕下神壇。而毛澤東死後，鄧小平非但拒絕清算毛，他本人還一手製造六四天安門大屠殺。鄧死後，江澤民又發起鎮壓法輪功運動，江下台後再由胡錦濤、習近平接力，持續至今已二十一年。江、胡、習等人都是人權惡棍，都背負有新的血債。繼胡錦濤時期的薩斯瘟疫之後，習近平共匪政權再次輸出更致命的武漢肺炎大瘟疫，直接威脅全人類的生存，整個世界仍處於無邊的恐懼與黑暗之中。今年七月，習共又公然廢除「一國兩制」，強推國安法，把獨裁暴政延申至香港。
蘇共的政治迫害，主要是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而且以共黨內部為主。斯氏死後，全國性的大規模迫害就基本停止，類似中共反右、四清、文革那樣的極端政治運動在蘇聯也聞所未聞。蘇聯對政治犯的處理也不像中共那樣趕盡殺絕。與中共相比，蘇共甚至可以說是相當人道，難怪毛共斥之為「修正主義」。因此，蘇共內部和民間良知未泯者和頭腦清醒者仍大有人在。蘇共高層出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欣並非偶然。
而中共自篡政起各種政治運動幾乎沒有停息，波及共黨內外各個階層和共產中國每個角落。中共的逆向淘汰機制雙管齊下，高效運轉，一方面依靠暴力系統清除黨內外有良知，有頭腦的正常人，另一方面通過洗腦把國民變異成無靈魂，無是非，無人性的行屍走肉。川普染疫後，來自中共國的聲聲點讚提醒人們，極權體制下被長期洗腦的普通民眾，既是暴政的受害者，又是同路人（其中為暴政唱讚歌之輩大有人在），就好像納粹時期德國人民的角色一樣。這也是區分中共與中國人民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
但是，美國政府中卻有不少人把強權與極權混為一談，幻想中共極權能像威權政府那樣走向民主。比如，1997年國會議員博納（Boehner，在奧巴馬時期曾任眾議院議長）就以台灣和南韓為例為對共產中國的「建設性接觸」政策辯護。他認為，台灣和南韓和平轉型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得益於美國與兩國擴展貿易，推動更大的經濟自由。因此，與共產中國貿易正常化也會促使其走向民主化。當年力主助中共加入世貿的克林頓總統也說，中共入世後就會認同民主社會最珍視的價值觀之一——經濟自由。互聯網的發展也會使中共國更像美國云云。
里根總統曾在1987年的國情咨文中引用老子的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其實，美國的決策者們更應懂得孔子所言「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道理。中共極權暴政所追尋之「道」，不但與自由世界不同，而且完全相反。它們永遠不會認同自由世界的理念，也不會按文明社會的規矩行事。
事實證明，美國通過經濟上的開放輸血，促使中共極權暴政民主轉型的國策，不但是一廂情願的囈想，更是開門揖盜的蠢行。中共則充分利用美國化敵為友的「善意」，及深陷兩場反恐戰爭的「良機」，靠低人權、低環保、無良加無賴的中共特色模式，瘋狂吸血擴張，迅速膨脹坐大。中共倚仗不公平貿易積攢的經濟實力，從不入流的共產破落戶，搖身一變成為政治暴發戶。美國的經濟扶持沒有如克林頓所說讓中共走向民主，反而為暴政提供了合法性，因為中共聚斂的巨量財富，使其對內有底氣鼓吹極權模式的成功，對外有本錢收買和綁架西方民主政體為其所用。換句話說，美國的綏靖政策大大強化了中共專制獨裁的信心和稱霸世界的野心，直到川普異軍突起，主掌白宮，誓言讓美國重歸偉大，不再把中共暴政當作正常國家，情況才開始逆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