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當局以「舉國體制」力拼尖端科技超英趕美，但專家舉例，中共官方曾推高達逾兆台幣的「國家大基金」以突破半導體被卡脖子，但最終淪為貪腐淵藪，顯然舉國體制極可能導致失敗與浪費。
香港南華早報今天報導，中國科學院是全球規模最大由政府主導的學術機構，所屬研究單位逾百，具備130個國家等級的重要實驗室和工程中心，全職員工共6萬9000人。
Nature Index於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31日期間評鑑學術機構的研究產出，把中國科學院與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Max Planck Society）等列入全球5大科研組織。
即因如此，如何突破西方的卡脖子，中國科學院被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寄予厚望，以致院長侯建國近來走訪位於北京和武漢的研究機構，頻呼要響應習近平的號召，加緊努力搶佔科技高地。
侯建國還要求中國科學院的附屬研究機構，藉由人才和平台等各方面資源建構的創新之道，以運用新的舉國體制，實現習近平勾勒的願景。
回顧以往，中國曾致力於集中有限的科技資源取得驚人成果，尤其是當局最看重的航太和軍事領域，促使當時經濟疲弱且技術落後的中國，分別在1964年和1970年製成原子彈並發射衛星。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也曾有過相仿的資源和人力舉國動員而產生深遠影響，許多戰時用於軍事的發明，如今廣泛運用於民間的醫學和通訊範疇。
但往昔的成功並非當今仍可複製，2020年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曾示警，別對舉國體制抱持不切實際的想望。
他說，好比「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取得成功可知，凡是操作顯然須經由科研方法執行的專案，明確分工並委由各個不同團隊通力合作，這是最有效的辦法。
薛瀾指出：「但是許多重大科研挑戰夾雜着高度不確定性，在此情況之下，舉國體制有其限制。」如生產先進晶片，絕非仰賴國家注資即可輕而易舉搞定的特定科研難題，因半導體是全球性、高度分工且資本密集產業。
美國俄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政治學系教授、美中科技政策研究專家蘇邁德（Richard P. Suttmeier）也說，當前開創大規模創新的環境可說牽一髮動全身。
他說，迥異於早年，中國已日益成為龐雜的科技工業社會，目前仍難以調和，如何使各方不同的利益趨於一致，若操作不當，舉國體制即可能導致失敗和浪費。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中國的國家大基金，自2014年起籌募450億美元（約新台幣1兆3000億元）挹注多項重要的計劃方案，當中若干因涉及恣意揮霍與貪腐頻傳而以失敗告終。
另一方面，相較於其他如中國的載人太空任務等國家型計劃，還有目前諸多攸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先進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不斷持續創新，主要源自於民企的趨使。
蘇邁德表示，一再以政治施壓從事的科研以符合國家所需，以及藉由好奇心誘發而備受鼓舞所開展的研究，兩者之間向來相互牴觸。
更有中國科學院的學者擔憂，高喊創新口號所驅動的任務，勢必背離費時又需避免人為干預的科學探究。李姓物理學者說，自上而下的決策結合全國資源的分配，對於達成若干設定的重要目標或許可行。
但他也坦承，這得賠上不少代價，其中之一就是可能損及科學界的多元性，並說中國研究員人非常渴望，他們的研究成果有助中國突破瓶頸，但未知領域的基礎科研不應偏廢，即使當中有些項目可能乍看之下毫無用處。
李姓物理學者以生態比喻科學界指出，強大的任務導向管理好比產量富饒的農田，但廣漠卻自然生長的森林才能枝葉茂盛，並妥善因應不利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