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素有「七日鮮」之說，即一宗新聞大概一個星期便會丟淡。然而，上星期劇協與藝發局之間矛盾激化，不止不會丟淡，而且會在香港文化史寫下一頁，因為它標誌着香港公民社會進一步沉淪。
事緣藝發局說收到「外界查詢」，質疑其所資助的劇協第31屆香港舞台劇頒獎禮「活動內容直接或間接對本局的聲譽造成損害或不利影響」，決定扣減最後一期資助，康文署今年亦不會為頒獎禮提供或贊助場地。
換言之，劇協與藝發局24年的友好合作關係，突逢劇變。
藝發局隨後發出新聞稿，解釋有關決定的原因，次日劇協召開記者招待會，主席馮祿德以鏗鏘有力的聲線對藝發局新聞稿的指控逐點反駁，例如劇協從來沒有事前主動與藝發局商討頒獎禮細節的傳統；過往幾年一直有為頒獎禮設立主題，這並非去年「新增」；頒獎禮一向有邀請非戲劇界人士作頒獎嘉賓；漫畫家尊子和前港台記者蔡玉玲亦屬文化藝術界。
新聞稿說「台上兩位主持以『紅橋』、『紅線』為話題，意有所指、語帶雙關」。馮祿德質疑，政府從來沒有清楚說明創作底線，什麼情況下才算違法。更有甚者，如果讀者有看過相關片段，兩位主持的確說過「紅橋」，但沒有說過「紅線」，說的只是「嗰條線」。
原來，說「嗰條線」，已經等於說「紅線」，已經戳到政權的痛處。
經過馮祿德的解說後，藝發局新聞稿內容不單站不住腳，而且不少地方很有商榷餘地。作為負責任的管理機構，理應按劇協的要求，收回有關指控。
可是，藝發局並沒有這麼做，取而代之的是文體旅局局長楊潤雄出面支持藝發局，認為劇協的反駁「實屬本末倒置、混淆視聽，絕不認同」。
親政府人士亦紛紛出來對劇協多踩幾腳。《巴士的報》社長盧永雄撰文，以《被寵壞的孩子沒有好下場》為題，將藝發局與劇協的關係比喻為母子，說孩子天天鬧媽媽，媽媽不再向孩子轉錢，「孩子甚為憤怒，控訴媽媽的行為影響了他的言論自由，質問為什麼不能罵人，為什麼不能諷刺媽媽。」
屈穎妍更直接，說「你罵誰都可以，只是不要用我的錢來罵我，就是這麼簡單。」
這些言論，反映出一個令人憤怒的事實：香港政府將公帑變成「我的錢」，用封建禮教的手法將一向平等的合作夥伴矮化為下級關係。這一點，香港專業戲劇人同盟副會長黃劍冰接受訪問時亦指出，有劇團申請年度資助時，被要求提交下次演出的劇本。
說穿了，政治審查已經成為文藝創作的一部分。在國安新時代，劇團和戲劇從業員要有自我審查的意識。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審查在戲劇史上從來沒有發生。相反，它一直是戲劇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國戲劇史學家Steve Nicholson著有四卷《1900-1968年英國戲劇審查史》。身處多媒體、連電視也未必多看的今天，我們未必想像到，百多年前未有電視、收音機也只是剛起步不久的時代，戲劇的社會影響力遠較今天強大。英格蘭北部旅遊城市、位於利物蒲北部的黑池，1878年落成的巨型劇院冬園（Winter Garden），出席開幕禮的嘉賓包括倫敦市長及其他68個城市的市長，可見國家對戲劇的重視程度。
Nicholson指出，自1737年至1968年，英國公演的所有戲劇劇本，必須事先交由皇室宮務大臣（Lord Chamberlain）審查，而由於這是皇室家臣，其所作決定國會無權過問。這種做法，不一定是針對過激思想，例如1920年代著作戲劇作家Noel Coward有幾部作品被禁止公演，原因系作品中頹廢的上流社會生活，可能會激發工人階層的不滿。
戰後，事先審查的做法越顯過時，於是1968年通過了《戲劇法》，全面取消劇本審查。
如果上述的發展是歷史趨勢，香港近年的做法便是開歷史倒車。
曾任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幕僚的陳雲，著有《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系統追溯1950-2007年香港文化政策的發展。他說，政府運用公帑資助文化事業，所依據的規定和指引，「都必須有文化理想、價值觀和美學判斷支持」；沒有文化理想和美學判斷的資助，不以創意和多元化為本的資助，就會陷入「平庸境地」，忘了立身中正，「臨事陣腳大亂」。
書中他引用社會學權威韋伯的話：「當一個官吏將自己比作一口巨大的科層機械的小齒輪時，他的興趣不會是去更新機械，發揮更大效能，而只是在於僅僅成為一口較大的齒輪。」
這一句，似乎恰如其分述描香港文化藝術界今天的處境：這顆大齒輪正在輾平過往一切，推倒重來，在藝術的稻田插上國安和紅線的秧。
劇協事件最有喜感之處是，如果說去年頒獎禮「嗰條線」大家笑完就算，現在是藝發局喚醒人們記憶，新聞稿內容等於此地無銀告訴全世界「我就是施加紅線」的那位。那麼對藝發局聲譽造成損害的，究竟是劇協還是藝發局自己，便不難知曉了。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