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打過保齡球，你很有可能用過一個名叫趙寧波(Frank Zhao)的中國人製造的保齡球。
在江蘇省盱眙市的一家工廠里，工人們將液態聚酯倒入圓形模具，每年生產出數以萬計的保齡球，銷往美國。
憑藉這些保齡球的銷售，以及投資保齡球館和銷售相關設備，趙寧波成為中國保齡球行業的重要人物。
趙寧波從一名工廠工人成長為企業家，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曾聽磁帶自學英語，還與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人合作，最終擺脫貧窮，實現了他自己都未曾想過的經濟上的成功。
2016年，在巔峰期，趙寧波在上海外灘的富人區建了一座保齡球館，裏面有迪斯科燈光，還有一個酒吧，提供200美元一瓶的Glenlivet蘇格蘭威士忌。他為想要舉辦派對的麥當勞(McDonald's)、安德瑪(Under Armour)和其他美國公司的高管提供服務。有些晚上，他還從巴西請來舞者表演。
後來，政府加強了對經濟的控制，新冠疫情也引發封控。趙寧波說，大約從2016年開始，他的生意縮水了一半，在這個越來越難以發展生意的國家，他一直在勉力維持業務。外灘那家保齡球館已經關門。
許多年輕人不願意進入工廠工作，造成廉價勞動力稀缺。政府官員過去曾大開方便之門，幫助小企業發展，但現在卻在擠壓私營部門。
57歲的趙寧波說，需要採取措施來改變這種狀況。他說，這個國家，我們的經濟，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取得長足發展，許多人通過拼命工作變得更富有，但現在我們正在失去工作機會，失去這種精神。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經濟開放帶動了一波創業潮，被壓抑的創業熱情得到釋放。像趙寧波這樣的個體工商業者的勇敢和毅力，以及擁抱市場化改革的政府官員的務實精神，在幫助約8億人脫貧的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
企業家趙寧波在他位於中國盱眙的生產保齡球的工廠里。
該工廠每年生產出數以萬計的保齡球，銷往美國。
但在習近平執政十年後，這個讓人感覺只要勤奮努力再加上一些勇氣就能實現任何目標的時代正黯然落幕。
中共領導人現在將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置於經濟增長之上。對商界領導者的整頓使一些反抗者入獄。中國經濟面臨着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包括債務負擔沉重、人口老齡化和房地產市場過度膨脹，這些問題正在抑制企業家的發展機會。
除此之外，缺乏可預見性且嚴苛的新冠防疫限制措施，包括封控和三年間邊境幾乎全部關閉，令許多企業主不敢冒險。
自趙寧波將工廠搬遷到盱眙後，生產線上員工的工資上漲了30%。
從農村到工廠
趙寧波出生於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文革動盪時期長達十年，旨在清除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經常是通過暴力手段。
他的祖父是共產黨執政前國民黨政府時期的一名地方官員，在勞改營度過了20多年。趙寧波在四川農村地區長大，他記得在他小時候的一次批鬥會上，他看到父親跪在木板上，被憤怒的村民圍在中間。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中國逐漸接受了市場改革。
趙寧波成為了一名中學教師。隨着中國經濟的開放，他對四川以外的世界越來越好奇。他花了大約相當於25美元的兩個月工資購買了教授英語課程的磁帶。
他曾短暫接觸過激進主義。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學生民主抗議活動時，20多歲的趙寧波曾號召四川大學生在當地舉行聲援示威活動。
趙寧波因他的上述行為而受到調查，但免於入獄。他在這場抗議活動中的作用使他在國家體制里留下污點，後來他不再相信在體制內教書的價值，於是決定到中國南方城市深圳碰碰運氣，因為那時民營部門在深圳正迎來蓬勃發展，帶來了新的機會。
1992年底，趙寧波在兩天的火車旅途中，與其他打工人擠在一起，膝蓋挨着膝蓋，有些人就橫躺在座位下面。深圳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搖籃，當時每年能吸引數以萬計打工人。
趙寧波沒錢住宿，而秋天天氣太涼，無法在室外過夜。於是，在到達深圳的第一個夜晚，他只能在黑夜裏徘徊，緊緊攥着一個背包，裏面裝着他的英語學習證書。
最終，趙寧波在一家為銳步(Reebok)生產鞋子的工廠找到了一份研發部門的工作。他每周工作70多個小時，很少走出工廠大門，一心只想着工作的每一個小時能讓他掙多少錢。
趙寧波說，兩塊錢能幹什麼？這是一個小時的加班費。他說，用這兩塊錢，自己可以吃一盤炒麵，如果有三塊錢，可以在面中加一個荷包蛋，這就是一頓豐盛的晚餐了。
趙寧波說中國的行事也讓人越來越難以預測。
好運滾滾來
趙寧波碰到了好運氣。通過熟人介紹，他受僱為在中國建造保齡球館的美國人擔任翻譯。那時他還從未見過保齡球館，搞不懂許多術語的意思，例如球溝、置瓶機。
隨後在1995年，趙寧波前往上海，幫助一位俄勒岡州商人在中國設立其保齡球公司的當地辦事處。當時投資者正競相在中國新開保齡球館。
趙寧波表示，他們那時連一天、一小時都不想耽誤。
趙寧波當時的妻子和兒子在上海與他團聚，後來他在第二段婚姻有了一個女兒。此後，趙寧波開始以他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財富，購置了三套住房。2001年，趙寧波第一次出國，在蘇格蘭攻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第二年回到中國後，他發現保齡球行業受到過度擴張的困擾，許多球館紛紛關門。
他嗅到商機。
2003年，趙寧波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琅邁保齡(Longmarch Bowling)，經營思路是收購倒閉保齡球館的舊置瓶機和其他設備，將它們翻新，然後銷往海外。
該公司英文名Longmarch取自「長征」，是指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軍隊向華中根據地的撤退——在此過程中，共產黨軍隊壯大了隊伍，並最終取得了內戰的勝利。
趙寧波表示，他欽佩「長征」一詞所代表的精神：無論多麼困難，都要堅持戰鬥。
他的想法奏效了，琅邁保齡公司向德國、澳大利亞、阿富汗的保齡球館銷售設備。有了利潤後，趙寧波轉向了難度更高的願景——生產保齡球。
四年裏，趙寧波和他的一個商業夥伴一直在研究如何製造出一款像樣的保齡球。趙寧波說，第一批保齡球有很多隻做廢了，球芯會像沙子一樣碎裂。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生產的保齡球質量越來越好，業內高管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一次行業博覽會上，美國保齡球和相關設備生產商Brunswick Bowling的大佬們開始在趙寧波的展台前駐足。
在上海，趙寧波開設了自己的第一家保齡球館——琅邁保齡球館。他開始與業內頂級人物打交道，甚至安排了有保齡球屆的湯姆·布雷迪(Tom Brady)之稱的小沃爾特·雷·威廉姆斯(Walter Ray Williams Jr.)於2013年訪問中國。
第二年，他與美國職業保齡球協會(U.S. Professional Bowlers Association, 簡稱PBA)合作，讓中國保齡球手得以參加PBA賽事。
PBA專員Tom Clark說：「趙寧波正在成為中國保齡球界的風雲人物。」
趙寧波的保齡球工廠業務也蒸蒸日上，高峰時年產保齡球12萬顆。2016年，他在上海的黃浦江邊開設了自己的高級保齡球中心——外灘保齡球館。
在一張於2008年拍攝的照片裡，照片中間身穿黑色外套的趙寧波在他當時位於上海的保齡球工廠。該工廠現已關閉。圖片來源：FRANK ZHAO
新的經濟現實
但風向已經開始轉變。在上海工廠周圍，其他製造商紛紛被政府關閉，當時上海市政府越來越希望在國際上樹立起富裕、甚至是光鮮亮麗的形象。
2016年年中，趙寧波被勒令關閉工廠。他說，要求關閉的理由是他的工廠使用的不是工廠用地，儘管多年來他一直被允許在這裏經營工廠。
上海市政府在回覆中證實，該工廠因未取得用地許可而被關閉，作為改善當地生態環境工作的一項舉措，該工廠已被拆除。
他把工廠往內陸搬遷了200英里，搬到位於江蘇省的盱眙。他在那裏遇到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許多中國年輕人不想再去工廠打工了。
中共領導人於2015年年底決定廢除的獨生子女政策已導致勞動適齡人口數量減少。許多家長像趙寧波一樣經歷過類似的艱辛，他們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去工廠幹活。
在江蘇保齡球廠的工人一般都在40多歲，是他在上海的員工年齡的兩倍。他說，自工廠搬遷後，生產線上員工的工資上漲了30%。現在有些工人的收入比會計等後勤辦公室工作人員還高，這與過去的情況截然相反。
趙寧波稱，政府法規執行的不可預測性是另一個主要問題。從環境標準到員工待遇，對企業方方面面的監管越來越嚴格。
趙寧波說，如果法規在中國各地平等執行，他倒是無所謂。他表示，企業主在經營過程中會受到地方官員的左右，這迫使他們與政府部門建立個人關係，而不是依靠法律。
在江蘇，趙寧波的工廠每年生產7萬顆球，遠不及他過去在上海工廠的產量。
雖然趙寧波的生產經營每年能產生約200萬美元的收入，但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競爭激烈，利潤率一直很低。
有一段時間，他希望上海的豪華保齡球館能抵消在江蘇遇到的挑戰。起初，這個概念似乎可行：除了保齡球，還有進口啤酒、DJ台，電視裏播放着足球賽。
趙寧波稱，到了2019年，投資者甚至與他討論起將外灘保齡球館的概念打造為連鎖店。
這些討論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後告吹，趙寧波被迫暫時關閉了外灘保齡球館和他在上海的另一個球館。
幾個月後，中國勉力擊退了最初暴發的疫情，趙寧波的保齡球館被允許重新開放營業。
但他所依賴的跨國公司客戶卻取消了聚會，許多跨國公司收縮了在中國的業務，因為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封鎖了邊境，並且中國經濟停滯不前，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惡化。
趙寧波不得不徹底關閉了外灘保齡球館，他估計損失了150萬美元。他拆掉了這家球館裏的設備，並把它們拖到江蘇的一個倉庫里存放。
到2022年春季時，全球大部分地區都已不再關注新冠疫情。上海的防疫限制措施卻變得越來越嚴格。隨着傳染性極強的新冠變種奧密克戎(Omicron)席捲上海，官方們對該市實施了為期兩個月的封控。
最後，在上海政府的命令下，趙寧波於2022年將他的另一家球館琅邁保齡關閉了六個月，這遠遠超過了上海封控正式結束的時間。當時與琅邁保齡共用一棟樓的體育館已被改造成隔離中心，政府部門封鎖了整片區域。
趙寧波說，他沒有得到政府一分錢的支持。而且他說，儘管那段時間球館被迫關閉，物業管理公司仍要求他支付10多萬美元的租金。他拒絕了，並向政府求助，但至今未果。
上海市政府回應稱，上海將繼續支持民營企業，並援引了上海市委書記最近的講話。後者指出，上海民營經濟為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發揮了重要作用。
趙寧波的位於盱眙的工廠每年生產7萬顆球，遠不及他過去在上海工廠的產量。
有些迷茫
在趙寧波的業務遭受衝擊的同時，對知名企業家的整頓也在強化，令民營企業感到寒意。最有名的是阿里巴巴(Alibaba)聯合創始人馬雲(Jack Ma)，他在批評監管機構後失寵於中國政府。目前他已經基本上淡出公眾視野。
還有一些領先企業面臨政府調查和巨額罰款，同時民營部門一些曾直言不諱批評過政府的人士被判入獄。在經濟增長放緩之際，中國政府堅稱重視民營經濟並希望提供支持，但許多企業家仍持懷疑態度。
趙寧波說，有些時候，他擔心自己已經失去了幹勁兒。他希望中國成功，但也擔心中國的未來。
對於今天的中國，他說，我們有些迷茫。
趙寧波嘆息着說，我們熱愛祖國，希望經濟和一切都好起來，但我們不知道......他沒有說下去。
他說，目前，中國仍然是他的最佳選擇，部分原因是中國龐大的原材料和物流供應商網絡——這是其他國家難以複製的生態系統。然而，中國的行事也讓人越來越難以預測，因此他有些猶豫要不要在中國進行更多投資。
趙寧波還有一個想法，希望能以此重振他的企業。他一直在研究一種在保齡球上印製圖像的新技術（比如人物的臉或公司標誌），他說這種圖像不會因為保齡球的滾動而刮花磨損。他表示希望獲得專利來保護他的創新。
今年，幾種用他的技術製造的球獲得了美國保齡球協會(U.S. Bowling Congress)的批准，他最近已開始將這些球投入商業生產。
總部位於猶他州的保齡球公司Storm Products的總裁Tyler Jensen說，明年初， 最早使用新技術為Storm生產的一些保齡球將開始在專業商店上架銷售。
如今已步入職業生涯末期的趙寧波說，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時間與在上海的家人在一起，而不是還在盱眙的工廠里辛勞，他眼下住在盱眙的一間租來的房子。但在經歷了過去幾年的失敗後，他認為這個新球廠是他成功的最佳機會。
去年12月的一天，是個周四，趙寧波在這個工廠里漫步時變得有些心煩意亂，這裏瀰漫着化學品的刺鼻氣味，水泥地面一片荒蕪。
他表示，差不多就這樣了，可能沒有人們期望的那麼好。
趙寧波稱，他不希望退休後子女接掌琅邁公司。他的兒子一直在從事電商工作，他的女兒去年從華盛頓大學畢業。她已經結婚，定居在西雅圖，目前仍在探索自己的職業道路。她說自己想念中國的美食，但不想搬回來。
30年來，趙寧波一直避開政治，專注於商業。儘管最近面臨挑戰，但他表示自己並不反對政府或黨。
不過他說，政府加強控制正在侵蝕下一代的機會。
至少，他得以供女兒去美國。
他表示，他對此非常非常高興。
趙寧波表示，他希望中國成功，但也擔心中國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