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倫敦哈羅公學校區
「在我離開北京的時候，北京的國際教育工作者們開始討論，知識論、歷史和化學等長期開設的課程能否以現有的形式繼續下去，或者說能否以任何有利於真正的國際教育的方式繼續下去。這讓教師們非正式地感到，國際學校在中國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
北京德威國際學校（Dulwich School Beijing）的前助理校長基蘭·伯吉斯（Kieran Burgess）在跟美國之音談到英國私校在華處境的變化時心情沉重地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於2024年元旦正式生效。儘管過去幾年來，中共在教育系統極力排除西方因素的努力變本加厲，但是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學校教育的內容，這還是頭一次。
觀察人士指出，隨着中國學校教育意識形態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尤其是愛國教育法的實施，優秀外籍教師成群結隊離開中國的趨勢恐怕會加快步伐。
與此同時，家境殷實的中國家長也將目光轉向海外，讓自己的孩子遠赴他國以便接受沒有政治洗腦的寄宿教育。
北京德威國際學校前助理校長基蘭·伯吉斯是在2021年離開中國的。他告訴美國之音，當時離開的原因並不僅僅是疫情和財務，而是感到不受歡迎：「除了疫情之外，稅收的變化和課程的縮減也讓人感到外國人在北京不再像以前那樣受歡迎了。」
來自中國廣東，為了孩子的教育而移居英國的陳平（化名）女士分析道，身邊有經濟基礎和國外關係的家庭，現在普遍都會把孩子直接送出國讀書，因為大家都擔心這個愛國教育法會讓中國的義務教育更向北韓靠攏。
「在英國我很驚訝，幼兒園很多課程對外國移民家庭都是免費的，這裏政府真的是在乎孩子的教育。而在中國，像我類似有一些經濟能力和國外關係的家庭，都已經不會選擇留在國內。一些家長可能會讓孩子留在國內讀私立學校或者中外合作本科，但是很多都是緩兵之舉。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很多人對於愛國教育課程這些洗腦的方式已經麻木了，有一些家長並不會覺得有任何影響。」
愛國教育法實施面臨基層牴觸
根據《人民日報》報道，中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立法規劃室主任楊合慶稱，該愛國教育法不僅是為推動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而且是「為維護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奠定堅實基礎。」該文章強調教育系統需要「全面履行法定職責，做好全面融入課程」。
中國教育監管環境複雜，除民辦教育外，對中外合作辦學也有相應的監管要求，因此英國私校需要考慮是否屬於《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及其實施辦法的適用範圍。
在上海教授國際課程的傑森·朱（Jason Zhu）表示他們學校現在不但每天都需要舉行升旗儀式，還要進行愛國教育。但是他認為，這個愛國教育法在通過後的具體的實施，在他們學校並沒有那麼嚴格。
朱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採訪時說：「十一月份的時候，教育部來我們學校進行課程篩查，查人文學科的ppt的內容。但是來篩查的人最近也不想管，特意去聽數學課，因為沒有太多政治敏感內容，也不想對學校造成麻煩。我的分析是中國雖然有所謂的法律，但是在真正施行時候，並沒有太多的執行力，底層的執行者也不想管，所以這樣就莫名其妙的過去了。」
中共當局對國際私校的管理按學生有無外國護照而內外有別
北京市場情報諮詢公司問創教育（Venture Education）總經理朱利安·費舍爾（Julian Fisher）分析說，新法只影響那些招收中國公民的英國學校。他對美國之音說：「明確地說，在中國為外國護照持有者提供服務的英國學校，如德威英國學校，並不要求開設愛國主義課程。對於與英國學校品牌合作的中國民辦私立學校，它們必須遵循與中國所有公立和私立學校相同的法律準則。」
以主校區位於倫敦的英國著名私校哈羅公學為例，它於2005年進入中國市場，其後於中國十一個城市開分校。該校剛進入中國時的名稱是哈羅國際學校（北京），招生要求孩子有外籍身份，用英文教學，並且沿用英國的課程。
而在2021年3月，中國教育部發佈了全新課程評估要求，規定只要學校里（包括雙語私立學校在內的國際學校）有中國學生，就須安排全國統一的必修課程。2021年9月1日，新的民辦教育法生效，禁止接收中國公民的民辦學校在名稱中使用海外教育機構的名稱，中國教育部開始限制外國控制和參與私立學校的運營，並規定學校董事會成員必須是中國人。
哈羅北京在給家長們的一封郵件中宣佈，從2022年4月18日起，將正式由「哈羅北京」更名為「北京市朝陽區禮德學校」。而該校在義務教育階段會上中國國家規定課程，包括愛國教育課程。
受上述政策的影響，深圳哈羅和海口哈羅相繼出現辦學資質問題。2021年12月7日，深圳哈羅勵行宣佈無法獲得辦學資質，導致旗下小學和初中無法開學，學校不得不因此停辦。
於2018年至2022年期間，在上海惠靈頓國際公學擔任高等教育與職業發展部主任的斯蒂芬·蒂本（Stephen Tippen）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書面採訪時指出，對於英國私校來說，首要的挑戰是政府對招收中國籍學生的雙語學校發展態度的轉變。他說：「不頒發新的許可證有效地遏制了該學校集團在中國的發展，使其不得不尋求新的商業機會。但中國不同地方的教育局對這些政策的解釋卻大相逕庭。比如與浙江省相比，上海市的做法更為自由放任。」
蒂本補充說：「這些政策對國際學校的影響，與其說是嚴重阻礙，不如說是一種不停的煩惱，比如說，政府會要求檢查地理教科書中的標籤。我知道在其他課程（如美國的AP學科）方面的限制實際上更大。」
面對教育苛政國際學校和家長選擇離開中國
前幾年中國嚴格的清零政策再加上目前日益嚴格的愛國教育措施，讓在華英國私校的運行受到極大影響。過去兩年中，多所英國私校在中國關閉其校區或取消擴張計劃，其中包括德威國際學院在深圳的學前班。
疫情期間留在中國的德威國際學校（Dulwich School Beijing）前助理校長基蘭·伯吉斯（Kieran Burgess）對美國之音描述了COVID19對在北京英國私校的影響，他說：「除了全球向在線學習的轉變之外，對數據的大量變化需求和重新開放校園的計劃耗費了學校領導團隊的大量時間。不允許外國員工回國是個難題，但這並不是英國學校特有的問題。在疫情期間招聘外國教師一度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時我們還能驚訝地吸引到頂尖的應聘者，他們也會因為接種了『錯誤的』疫苗或過去得過Covid而被拒絕簽證。」
伯吉斯也指出，中國政府的嚴格清零政策，尤其是將年幼兒童與父母分離的政策，是一個特別令人痛苦的問題。伯吉斯說：「政府有時會頒佈政策，一旦檢測結果呈陽性，就將幼童與父母分離，並將一些外國家庭永遠趕出中國。這不是一個『英國學校』的問題，而是一個非中國家庭在華受到衝擊的問題。」
費舍爾分析，在華英國私立學校要有更強的應變能力。他說：「外籍人士就讀的英國學校數量不會增加，因為自疫情以來，外籍員工及其子女的數量大幅下降。與英國學校合作的中國私立學校將像所有中國企業一樣，適應監管變化、不確定性和政府干預，他們需要有一觸即發的變化和適應能力。」
根據英國衛報報道，在求職點評平台GlassDoor上，哈羅北京學校的一位前系主任寫道：「自從我在那裏工作以來，它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受到國家的嚴格監管，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一所國際學校了。」
2021年11月2日，英國九大公立學校之一的威斯敏斯特公立學校不僅宣佈關閉成都分校，還宣佈同時終止在大中華區擴建6所學校的計劃。
英方董事長馬克·巴頓在一封公開信中表示，之所以暫停在華辦學，是因為「疫情和中國教育政策的變化」。威斯敏斯特公立學校在給《泰晤士報》的一份聲明中說：「中國頒佈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法規，這將對擬在成都開辦的學校產生影響…….按計劃模式辦學的許可證不太可能獲得批准。」
其他位於中國的外國私立學校也經歷了類似的轉變，不得不更名和改變課程，削弱了它們對中國家長的吸引力。費舍爾在《衛報》中評論說：「在6至15歲的義務教育階段，中國希望完全控制對青少年的教育內容和方式。」
伯吉斯在求職平台領英上評論到：「中國家長們會在這個時候看到影響。在歐洲，我們已經開始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為了『追求高質量』而尋求歐洲的寄宿學校。我只能看到這股新的熱潮會繼續下去，而在中國的學校則要為此付出代價。我不認為這是一個『英國學校』的問題，但很明顯，中國家長和許多其他家長一樣，都對英國學校的品牌產生了好感，但是他們不會繼續觀望，有能力的家長會把孩子送出中國。」
儘管面臨這些挑戰，伯吉斯對北京的國際學校教育質量仍持樂觀態度。他強調說：「我還必須強調，一些真正杰出的、世界一流的教育工作者仍然留在北京的國際學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