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高三班主任，張荃面臨的問題是，她要處理的文件越來越多。
最近，她收到一份關於不文明交通行為整治的通知，發通知的是縣教育體育局。根據通知，她所在的城市將重點查處家長、學生不戴安全頭盔的現象，「家長不戴頭盔，要處理我，要通報批評我。」張荃不太理解。
一所民辦學校的校長何衛公每天都要處理類似的通知文件，其中很多與學校教育教學並無直接關係，但他不得不遵照通知要求，在學校里安排五花八門的「非教學任務」。
據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不完全統計，教師接收到的非教學任務不僅涉及「掃黃打非」宣傳教育、禁燒秸稈宣傳等，還有家庭情況摸底、強制下載各類App、視頻學習打卡、截圖拍照留痕、填表造冊、賣保險等。
作為教師，張荃沒有其他選擇，她必須按要求及時完成任務。很快，張荃在全班統計了上下學方式，並在班級和家長群強調，騎電瓶車的學生、家長要戴頭盔。最終，張荃並未被學校通報批評。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戴頭盔了，還是沒被抓到。」張荃說，「我很想問，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真正教書育人？」
「最多的一年，曾經收到過接近4000份各類文件」
何衛公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所在的學校，一天最多能收到20多份來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時候也有一兩份，寒暑假期間都會有通知。「我們統計過，最多的一年，曾經收到過接近4000份各類文件。」何衛公說，「有35%左右是跟教學無關的。」
這些文件主要來自鎮、縣、市的各個部門，它們往往通過OA辦公系統、QQ群、微信群、釘釘群、打電話、發短訊等方式通知到學校，有時還會附帶許多附件，有的是紅頭文件，有的是蓋章的通知，有的是沒蓋章的Word文檔。
在許多地方，處理繁雜的非教學任務成為一名教師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須面臨的問題。在江蘇某縣高中工作的張荃說，最近她剛剛帶着班裏的兩名學生，佔用晚自習的時間，花了近3個小時，完成了全班50餘人的一項答題打卡任務。
這項任務要求每名學生完成15道選擇題，正確率100%。為了不浪費更多學生的時間，她得挨個登錄學生的賬號，代替學生答題。去年，這件事是張荃獨自完成的，她斷斷續續花了3天時間。
這樣的答題打卡任務甚至催生出一些「偷懶」技術，可以將學生賬號、密碼自動填充到相關學習平台，並使用自動學習、自動答題功能完成任務。
校長何衛公將這些平台分為兩大類：教育管理類和安全管理類。他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學校，目前有二三十個平台需要教師參與填寫或收集數據，他將一部分任務交給相關的管理員來操作，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平台需要教師幫忙收集數據。
在南方一所鄉村小學，班主任郝明每兩周要給40餘名學生的家長打一次電話，提醒他們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上的學習任務，以應對每月一次的檢查。完成學習任務時，系統會提示家長「請勿代做」，但家長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求完成。
一些家長對教師的態度開始變為討厭和不待見。學生們則在這個過程中目睹教師造假。
「每個家長每周都要做，少一個人會影響你的績效考核。」郝明告訴記者，「（任務完成量）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績效會被扣到最低。」
「這是典型的考評機制倒逼學校行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李鎮西說，「而一旦考評機制中的非教學活動佔比過大，問題便自然產生了。即使表面上看來『素質教育』全面開花，但有多少是真正開展或者說達到成效的，就無從考證了。」
「各種平台系統都是要排名的，都是要報數據的。」何衛公說，「這些數據資料收集整理都要耗費好長的時間，很大的精力，也嚴重擠佔了大家的教學時間。」「最起碼一周要經歷兩到三次這樣的事情。」
此前，因為學校「反詐宣傳」任務推進效率低，排名靠後，校長何衛公被通報批評過。
在這項任務中，學校要讓學生家長下載相關App。家長下載好後需截圖發給班主任，班主任匯總統計、打包，再將資料交給學校，學校再交給反詐宣傳工作領導小組。
但對他而言，想要讓學校里數千名學生的家長都配合，並不容易。「很多家長不配合，我們就打電話，進度慢了點，就被通報了。」何衛公說。
更不巧的是，這學期這所學校里的一名學生在玩家長手機時，被詐騙10萬餘元。很快，有關部門派人來檢查了學校的反詐宣傳資料，何衛公被約談，並被批評教育。
「這不是教育的問題，某種程度上是形式主義的問題」
近年來，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的青年學者易卓在各地調研時發現，教師的非教學任務確實很多。「（原來）有的教師跟我們講，『除了畜牧局不進學校以外，所有的部門都進學校』。但是現在，畜牧局也進學校了。」易卓告訴記者，「就是搞檢查」。
在易卓看來，學校成為不少政府部門的工作抓手，有兩個原因，其一，教師的文化素質比較高；其二，學校與社會的接觸面最廣，這使得他們可以較好地完成相關任務。
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調研時，發現以教育局為成員單位的工作領導小組大概有20個，組長基本是縣領導，而其他部門往往通過領導小組給教育局發文，要求配合工作。對此，有人開玩笑，「教師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裏需要哪裏搬」。也有人調侃道，「師者，傳道授業解惑扶貧報表巡河……」
何衛公所在的學校，被要求進行「掃黃打非」「掃黑除惡」的宣傳，要掛橫幅，做宣傳角，並將「致家長的一封信」讀給孩子聽。
「小孩子就會很奇怪，黃色不是很正常的顏色嗎？」何衛公說，「講良心話，一個教文化、教常識的地方，教這些東西，是不是教育適得其反了？」
易卓所在的調研團隊在湖南調研時發現，很多地方都有收新農合醫保的指標，但由於醫保費用漸貴，一些百姓並不願意交，地方醫保局就專門發文要求學校配合收醫保。
「（文件）下來以後，所有的教師都要給家長打電話收醫保，這是很誇張的。」易卓告訴記者，「（這些事）很影響家校關係。」
「以前教師家訪，真的就是為了處理這個學生的問題，但現在家訪都是為了完成其他任務。」易卓說，「家長就很有意見，『跟你沒什麼關係的事情，你為什麼還要做？』」
在陝西的一所小學，打疫苗、購保險也需要通過班主任聯絡學生。這所學校二年級的一名班主任李舟告訴記者，班主任需要統計願意買保險的人，並由班主任來收費，「還只能收現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