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4日德國駐華大使館發佈的微博，是一個節點事件。
這則微博對「那些頭像里處心積慮地將國旗與納粹符號相結合的人」，使用了「無知的蠢貨」「無恥的混蛋」這樣的詞彙，並使用了「永久屏蔽」這樣的措施。
一個駐華大使館在社交媒體上的忍耐接近極限，一種新的社會氣候正在誕生。
它很不尋常。
一個月前，9月18日，德國駐華大使館還發佈了一條微博，為刪除一條評論而認真解釋，並試圖和網友講道理：「如果大家不寫這樣的評論就更好了。」
那時，網友們已經可以感受到他們的不安。
這次爆發的背後，是一種長期累積的情緒。一段時間以來，德國駐華大使館的微博評論區充斥着各種極端字眼，其中最惡劣的言論是，責怪當年希特拉沒有把猶太人*光。
評論區里，暴力、仇恨言論令人詫愕。
在10月23日，或許是為了自我鼓勵，德國大使館詳細引用了作家薩爾曼·拉什迪的兩段話：
「我未曾想過會不得不經歷我們所處的當今這樣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沒有它，書籍的世界就不會存在——受到反動、專制、民粹、煽動、一知半解、自戀和漠不關心的聲音的全方位攻擊。在這個時代，教育機構和圖書館面臨審查和敵對，極端主義宗教和偏執意識形態開始侵入生活中不該侵入的領域。」
「而當言論自由以如此多的方式被濫用，我們該怎麼辦？我們應當以全新的熱情繼續去做我們一直以來必須做的事：
用更好的言論回擊糟糕的言論；用更佳的敘事對抗錯誤的敘事；用愛回應仇恨；即便在謊言橫行的時代，也不要放棄真相終將獲勝的希望。
我們必須堅決捍衛言論自由並儘可能廣義地定義它。這當然也意味着，我們要捍衛自由的言論，哪怕它冒犯到我們，因為否則根本就談不上捍衛言論自由。」
但這段兩段話似乎並未治癒德國駐華大使館的運營者，次日，他們還是情緒爆發了。
薩爾曼·拉什迪在1989年出版了《撒旦詩篇》，隨後，**國大佬****·霍**呼籲對拉什迪執行謀殺。拉什迪在警方保護下繼續寫作，2022年八月，他在一次演講中遇襲，從此一隻眼睛失明。
時間往前推，推到8年前，局面截然相反。
2015年9月，我的一位同事採訪了德國駐華大使館的社交媒體運營團隊。使館新聞和公共傳播處副處長巴德（Nikolas Bader）對我的同事說：「我們分析了媒體的發展趨勢。我們認為我們需要在社交媒體上發聲，需要和人們更好地互動。」「粉絲的忠誠度、文章的閱讀率、互動頻率等等都是我們的目標。」
當時，他們的微信公眾號在1年內獲得9萬人關注。「論一群德國人的自我修養」、「東德和西德如何相互吐槽」；「一部《食品法》兩公斤，德國食品安全重幾何？」「800萬德國人口，130萬消防隊員」……雖然是講德國的事，但從他們所發的內容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大使館迫切想和中國普通人建立聯繫。
那次訪問，同事提問時提到了極端言論。對此，巴德回答時很有些感嘆：「我們挺幸運的」。「和其他國家相比，挑剔的中國網民對德國的好感度可以說相當之高。德國駐華使館在社交媒體上，很少會遇到一邊倒的批評或極端言論。」
同事繼續追問：對於惡意的或者極端的評論，會刪除嗎？
「當然不會，我們很樂於聽到不同意見。」巴德說，他們不會刪帖或者刪除評論。「如果是批評性的或者提出問題，我們會回復；但如果是一些極端的、惡意的評論，我們不會去理會，忽略就好了。」
德國大使館德國信息中心主任駱安生也回答說：「即使有批評和罵聲，我也不覺得是什麼大問題。我覺得，與網友進行互動已經是一種成功。你不能指望所有的評論都是喝彩。我們會以一種建設性的方式對待評論，和我們的粉絲聯繫，提供更多的事實幫助消除誤解。」
時間來到2023年，滄海桑田，最初的暢想已然崩塌。
回看那次採訪中的自如與從容，我們更能理解他們今天在微博上寫出「永遠屏蔽」四個字意味着什麼。
為什麼那時德國駐華大使館的社交媒體上很少有極端評論，如今評論區的極端言論卻多如牛毛？為什麼那時已經挑剔的中國網民對德國的好感度相當高，如今卻是字字挑剔，處處針對？
這個問題，信息含量很大。
在10月24日這個微博之後，事情的走向將會如何演變？我很有些擔憂。
想起另一位德國人，威爾納·格里希。
我大學生活是在武漢度過的，當時聽說過他的故事。1984年，65歲的格里希來到武漢柴油機廠當技術顧問，他是一位發動機製造和鐵芯技術專家，且有過多年廠長經驗。據說，眼前的現狀令這位完美主義者很受折磨：紀律渙散、管理混亂、產品質量差 、浪費嚴重。「德國人生產的柴油機可以放在辦公室紅地毯上工作，不影響隔壁房間人辦公，而武柴製造的柴油機，噪聲遠播，油跡濺灑數米外。」
他用半個月時間，調查每道生產工序，寫下了十多萬字的諮詢意見，提了上百條合理化建議，但並未引起廠領導重視。「如果我是廠長，決不允許這種現象存在！」他很是激動。
當時的武漢市領導聽說後，果斷地說：何不請格里希先生當廠長？於是，中國國有企業第一位「洋廠長」出現了。
格里希的任期是兩年，他大幅提升了柴油機廠的管理水準，到第二年，產品廢品率、整機清潔度大幅下降，產品使用壽命由3000小時增加到6000-8000小時，出口創匯超過百萬美元。「我不願把我的知識和技術帶到墳墓里去，希望它們能對中國有所貢獻，讓中國農民花同樣多的錢，能買到更好的農業機械。」
格里希的貢獻不止於改造一個國企，而是衝擊了社會思想觀念。他一度成為國際社會觀望中國改革開放的風向標。1986年，格里希先生獲得綠卡，成為中國第一位被授予永久居留資格的外國人。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鎔基稱他為「質量先生」。曾經五次接見格里希的國務院原副總理姚依林說，「我們不是把你當普通的廠長，而是把你當成西方文明的使者來對待。」
正在檢查部件質量的格里希（新華社記者劉澄清攝）
我注意到，當年有資料說：格里希建立了一絲不苟的質量管理制度，經常巡視，但卻無法得到一些的工人理解，有人在車間門口放哨，格里希一來，就喊「鬼子進村了。"
如果1984年有社交媒體，評論區會是怎樣的一番場景？
我想請朋友們注意的是，格里希先生並非憑空跳出的，而是有漫長的鋪墊。
最先是1978年，德國克虜伯工業技術公司等公司組成一個財團，在武漢投建了一個冷軋鋼廠。建廠需要一批德國工程師，為了安頓這些工程師的家眷，德方獲准在武漢辦了一所德國學校。這所學校的校長克勞斯發現，這些工程師大部分來自德國鋼城杜伊斯堡，而杜伊斯堡與武漢有諸多相似之處，便寫信給時任武漢市長黎智，建議兩個城市結為友好城市，隨後又回國促成。於是，1982年，武漢和杜伊斯堡正式結為友好城市，各個領域合作密切展開，這之後，1984年，杜伊斯堡向武漢派出一批技術專家。這一批專家裏，包括格里希。
因此，如果沒有之前6年無猜疑合作所建立的友好氣氛，不可能有1984年的大批專家到來，也不可能出現「第一個洋廠長」格里希。如果這6年裏的任何一個節點出現了中斷，趨勢都可能轉向。在格里希到來之後，沒有上層的保駕護航，他也難以堅持。
2022年，德國企業在華投資額達到115億歐元，在整個歐洲對華直接投資中，德國所佔份額從前年的46%提升至52%。
簡言之，德國是中國在歐洲地區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外資來源地和重要的投資目的地。這來之不易。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2023年9月21日報道說：儘管德國政府和布魯塞爾方面一直向德國企業巨頭施壓，要求他們減少對中國的所謂風險敞口，但像西門子、巴斯夫、大眾、奔馳、寶馬等諸多德企巨頭頂住了政府不斷增大的壓力，爭相繼續增加在華投資，盡全力保護中國市場份額不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
對於國際合作而言，社會氣候一直很重要——人們需要由此判斷未來，而這個時候，此時此刻，尤其重要。
在一波波極端言論衝擊下，本來可能到來的新的那位「格里希」，還會不會來？
今天的武漢市，還有格里希的塑像，但如果格里希再來中國擔任專家，是否仍然會有支持他大刀闊斧的友好氛圍？
即便是格里希帶來的改變，也是脆弱的。在格里希離任回德國之後，武漢柴油機廠又逐步退回原樣，他打破鐵飯碗的結構工資制被取消，他最重視的質檢人員團隊，雖然依然穿着格里希發的紅衣服，卻變得有名無實——不僅不再擁有否決權，質檢意見更被斥為「不聽話」，於是，不合格產品又大量出現。
1993年，73歲的格里希又來武柴探望，他拿出磁頭檢查棒伸進缸體孔道探測，發現未清除乾淨的鐵粉，用放大鏡檢查齒輪上的光潔度，發現波紋 ……這個一度點燃希望之火、聚焦全國目光的國企大廠走向虧損，並在2004年最終消散。
格里希塑像，在武漢
改變、提升，從來不會一蹴而就，偏偏每一次機會的出現都極為艱難，有時，她出現了，卻在剎那間失去蹤影。所以，至今，武漢依然有「愧對格里希」的聲音。他們說格里希提出的方案都是對的，但太超前而不被現實接納：
「格里希是一隻早叫的洋公雞」。
那麼，有沒有可能，今天也有一隻洋公雞在叫呢？
在如今局勢下，中德之間加大經貿和社會聯繫，對我們國家上上下下，都有重大利好。網友大多是年輕人，對於年輕人來說，外貿與投資直接關係到經濟活力強弱與就業崗位多少。
對德國駐華大使館的微博，《環球時報》前總編、現退休幹部、千萬粉絲級微博大V胡錫進展開評論：
「德國駐華使館很可能是第一個在中國土地上對中國人如此爆粗口的外國大使館。」
「德國使館這樣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撒潑，罵部分中國網民『蠢貨』『混蛋』，表現出的是該使館一種集體不文明，缺教養，他們這樣做拉低的是德國的國格。」
胡總編起了頭之後，後面許多大V也迅速跟進了。
我從來不評價胡總編，但今天我破例要說：這個評論不合適。從公共表達規範來說，胡總編的評論將原博中到評論區發表極端言論的人替換為「中國人」，然後將微博言論替換為「使館集體」，進而上升到國家高度，指責對方「集體不文明、缺教養，拉低國格」——這是一種傳播上的概念替換，社會底層情緒很容易因此被挑動，但於國於民，並無助益。
如果我們傾向於理性，就很難贊同動不動就綁架全體中國人的做法。比如，抗日戰爭中，任何對漢奸汪偽的抨擊，都會得到有良知的中國人的贊同，抨擊他們不等於抨擊中國人全體，反而是在幫助中國。
二戰之後，德國經歷了徹底反思，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德國對華友好，許多格里希這樣的德國人來到中國，幫助中國追趕世界的腳步。即便是二戰期間，在南京大屠殺中拯救了眾多中國難民的拉貝先生，也是一位德國人。拉貝先生、格里希先生，以及許許多多這樣的德國人，值得我們永遠感謝。作為一個普通中國人，我沒有國家間的理由，去仇恨今天的德國。
相反，作為長期忍受網絡暴力言論的人，我能理解德國駐華大使館微博運營團隊的情緒波動與爆發。這是一種反彈，那則微博中最重要的是這句話：「德國很不幸經歷過納粹主義肆虐的年代，我們深知那意味着什麼。」
只有真正反思過，才會真正在乎。
經受了長期的極端言論衝擊之後，這個運營團隊的心理健康很令人擔憂。如果他們最後不堪重負退出中文互聯網圈，我也可以理解。畢竟，對於使館而言，如果苦心經營的社交媒體不能促進兩國之間的友好，又還有多少存在的價值呢？畢竟，在一個現代世界，有哪個國家的外交團隊，會以促進兩國國民間的仇恨為己任呢？
寫這篇文章，有些猶豫，因為一定會引來批量攻擊言論，但我想，在一種新的社會氣候形成過程中，相比平靜，更為重要的是保持誠實。
我們離誠實越近，就離仇恨越遠。
願國泰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