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曾是西藏噶廈政府重要官員的噶雪·曲吉尼瑪在拉薩的批斗大會上，攝於1966年。
《星火：中國的地下歷史學家和他們為未來的鬥爭》(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作者：張彥(Ian Johnson)
現在，將暴政與奧威爾的小說《1984》通過低級公務員溫斯頓·史密斯的故事展現出來的反烏托邦進行比較幾乎已是老生常談，但小說中的許多構想已在當今的中國成為現實：從大規模監控到煽動狂暴的蠱惑民心之舉，再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稱的中共統治是"歷史的結論"。這種統治也許看來排除了抵抗的可能性，就和史密斯的下場一樣。
史密斯的第一個背叛行為是記錄一個敢於偏離宣傳的過去。他的第二個——也是更致命的那個——是他試圖尋找其他對保存未經授權的歷史有着同樣不切實際興趣的人。這兩個緊密結合的罪行也是驅動張彥的《星火》中眾多人物的動力，該書對中國的地下歷史運動進行了詳盡且引人入勝的描繪。
張彥的書名取自《星火》雜誌，該雜誌是被下放勞動的大學生在1960年用簡陋的方法製作的，這些大學生因在20世紀50年代末對中共提出了一些輕微的批評意見而被送進同一個勞改營。他們中的許多人曾是忠誠的共產主義者。令他們驚恐的是，他們很快開始認識到，中共正在建立的不是一個烏托邦國家，而是一個殘酷的極權主義國家。
該雜誌存在的時間很短，只出版了兩期，但其中幾位創辦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它以事實證明了虛構人物史密斯從未見識過的事情：不管成果多麼短暫，一個探求真相者的聯盟可以創作出比他們本身更不朽的東西。
在一個以扭曲歷史為基礎的政治生態系統中，個人和集體記憶有什麼意義？獲得過普立茲獎的記者張彥在中國做了20多年的報道，對於中國威權主義的限制在習近平時代日益加強，他有着清醒的認識，同樣，他筆下那些勇敢的電影製片人、記者和知識分子也是如此。
比如林昭，她曾是中共的宣傳員，後來成了反革命，她的詩句（"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啟發了《星火》雜誌的創刊，雜誌的名字取自"星火燎原"，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昭因批評毛澤東政府而入獄，並在20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時期被處以死刑。還有獨立電影人胡杰，他在林昭去世36年後拍攝了一部關於林昭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還有看過這部紀錄片的記者江雪，她在2010年代發表的有關《星火》的長篇文章讓人們對那份雜誌及其創始人的記憶繼續存在下去，並得以流傳。還有當代影評人崔衛平，她在半個世紀後讀了林昭的作品後說："因為您，我們有了自己的譜系"——一個不停抵抗者的譜系。
獨裁政權對歷史材料的控制如此之嚴，以至於哪怕是對那些有着足夠勇氣的尋找者來說，歷史也往往是意外地、部分地、僅僅通過偶然事件發掘出來的。西藏作家茨仁唯色在父親去世後發現了他在"文革"期間拍攝的400張照片的底片。"當她拿起底片放到光下看時，"張彥寫道，她看到了"人們遭受羞辱和毆打"、"狂熱分子摧毀西藏寺廟"的場景。父親給這些照片作了注釋，但從未告訴過女兒。
20世紀50年代末，當毛澤東的清洗運動將政治犯送到中國最臭名昭著的勞改農場夾邊溝做苦工直到死亡時，作家楊顯惠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多年後，他在附近農村的一個集體農場工作時，開始聽到有關倖存者的故事。在進行了100多次採訪後，他寫了一本只是把倖存者的一些故事做了輕度虛構的書，並最終在2000年將其出版。
"用不着讓旁人聽到你，只消堅持心智健全，便是延續了人類的傳統，"史密斯在《1984》一書開始的時候曾相信。但張彥記述的地下歷史學家們和奧威爾一樣知道，在聲音和思想都無法在空間和時間中傳遞交流的世界裏，人很難保持理智。絕望且孤獨的史密斯難以找到理智。隨着國家的邪惡陰謀變得越來越明顯，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懂得怎樣做：我不懂為什麼。"
張彥的書對怎樣理解"為什麼"提供了強有力的論點。只有當一群志同道合的公民能看到他們個人如何被壓制和受懲罰的故事時，才能開始了解壓迫制度為什麼得以存在的問題。"我想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中做一個正常的人，"記者江雪對張彥說。"我希望能說真話，表達我的內心想法。"
對江雪和《星火》一書中的其他人來說，來之不易的清醒很少讓位於樂觀的妄想。文化評論家王小波在1996年發表的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中描述了自己不願發聲，成了他所說的中國"沉默的大多數"的一員。"無法再相信任何一個屬於社會話語圈的人，"王小波寫道。但這正是他為什麼"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的原因。
王小波的話解釋了編輯譚合成的努力。他偶然發現了一個故事：湖南省曾在1967年發生了一場中共領導的大屠殺，奪走了9000名無辜者的性命。譚合成用了40年的時間來研究這些系統性謀殺，最終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名為《殺人風》的書。"記錄這些不是想入非非，"張彥寫道。"而是出於一個頑強的計算，這樣做會有回報——不是為譚合成個人，而是為了他的國家。"
十年前，電影製片人艾曉明從她在武漢的家出發，長途跋涉2400公里去記錄勞改營的老年倖存者在勞改營原址建一個墓碑的努力。這段視頻的拍攝沒有使用三腳架，攝像機的操作有點晃動。"這可能被視為業餘製作，"張彥寫道。"但對於艾曉明和其他地下電影製作人來說，這是真實性的標誌。"
幾個世紀後，有人可能會在一個硬盤或雲端存儲器上找到艾曉明晃動的攝影機拍下的地下電影。"那個人將試圖弄清楚拍這部片子的目的，"張彥若有所思地寫道。"這部電影本身會成為21世紀的人們為紀念死者而打造的某種墓地嗎？"當然有這種可能。它或許還是保存在空間和時間中的孤立星火，可能將點燃燎原之勢。
《星火：中國的地下歷史學家和他們為未來的鬥爭》，作者：張彥(Ian Johnson)，含插圖，381頁，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售價27.95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