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22時45分左右，李先念給鄧小平家裏打電話。鄧榕接到電話後說鄧小平不舒服，已經入睡。李先念說發生了非常危急的情況，必須叫醒鄧小平。但鄧榕堅持說鄧小平已經入睡，身體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說，並掛斷了電話。
但據紀登奎和李先念後來了解，當晚鄧小平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萬里（時任鐵道部長）家打麻將，一直打到8日清晨5點左右。
中國老百姓的政治想像力，實在是貧乏得可憐，尤其是關於政治強人的心腸。人們至今也沒有發現，「七五八」豫南垮垻，對日後震動世界的「鄧小平時代」具有某種反諷的象徵性含義——鄧小平的執政，自始至終都頭上頂着一盆水，那盆水猶如達摩克利斯劍，它的傾覆乃是須臾間事。這是後毛時代中國政治永遠的宿命。「垮垻」的概念便從水利學延伸到政治學——以此才能解釋，為什麼中國政治近二十年來的最高原則是「穩定」。
歷史的詭異又在，「豫南垮垻」雖不像「唐山地震」成為毛時代坍塌的神秘預兆，卻開啟了另一種「洪水恐怖」的水利大事功。當代中國的水利工程，從始至終都是一種政治決策，神州遍野深受其害，禍殃子孫萬代。豫南屬於淮河流域，那裏的一次垮垻，驚動比鄰的黃河流域，再次掀起「江河治理狂熱」，一路挺進到「高峽出平湖」的長江三峽大壩，也洞開了「南水北調」、開發大西北乃至青藏高原的野心，捲起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未曾有過的一股好大喜功——原來，「資源高消耗型」發展的「中國模式」，都可以追溯到「七五八」垮垻。
中國果真是一個「治水社會」
人們回憶，大水退去後，人畜屍體在烈日下蒸騰著腐臭，漯河至信陽的公路兩旁，沿途大樹的樹枝皆彎垂著，趴滿了黑壓壓的蒼蠅。僅打撈出來的屍體就有十萬具。堆積如山的屍體在腐爛，竟騰起一層可怕的「屍霧」，籠罩災區。中原這幅地獄景象，無論當時有多麼慘烈，卻註定被歲月淹沒，沒能產生驚醒的教訓。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催發了又一輪「江河治理狂熱」，黃河長江的治水大事功紛紛上馬；再到兩千年「經濟起飛」後，便要將中國的河流條條蓋座水壩（全國計有八萬多座大壩），直欲建垻到西藏雅魯藏布大峽谷上那個著名的「大拐彎」（落差2200米，在此築壩對青藏高原生態是毀滅性的）；據說那裏是地球上最富含水力發電潛能之處。
豫南垮垻，原本就是五○年代那一輪「江河治理狂熱」的惡果。「七五八」垮垻那年，就有專家向紀登奎匯報：垮掉的這兩座壩，都是「大躍進」的劣質產物。淮河治理源於「新四軍」時期，因為那裏有一個學水利的女學生錢正英（主政水利部達四十五年）；五○年代起，共產黨從蘇聯引進「水庫大壩」治河模式，最早拿淮河開刀，也是由她指揮，一口氣在淮河上建造了九座大型水庫（包括石漫灘和板橋），和無數中小型水庫；還稱此為「滿天星」、「葡萄串」。這種狂熱，又是因為修水庫的半軍事化組織形式，直接產生了「人民公社」，深受毛澤東的讚賞。然而水庫節節攔水，阻礙自然水流和河流自淨能力，把個淮河徹底治死（「腸梗阻」）。這位水利部長在全國修建的八萬多座水庫大壩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病庫危垻」，就像埋藏在中國的一大批定時炸彈。
七五年夏太平洋三號颱風在淮河流域豫南形成暴雨中心，三天的降雨量超過1600毫米，各大水庫紛紛蓄水以備抗旱，及至發現泄洪閘打不開，已為時晚矣。這個細節，反映了共產黨的水利事功，早期只是一種「澆灌農業」。錢鋼（《唐山大地震》作者）的〈文革時期河南駐馬店水庫垮垻大慘劇〉一文提到，五八年「大躍進」期間，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到河南視察，便歸納出「以蓄為主，以小型為主，以社隊自辦為主」的水庫方針。水利專家陳惺當時就反對，指出平原修垻重蓄輕排，使地表積水過多，會造成澇災，也令土地鹼化。然而，當「澆灌農業」終於「現代化」到了「控制洪水」、「向江河要電」這一步，中國的環境就更加遭殃了，這才是黃河長江上那些大壩的真實含義。
中國人今天開始追問五九至六〇年的「大饑荒」餓死多少人？也開始反思毛澤東的「大躍進」決策，包括「放衛星」、大食堂、反右傾、高徵購等等。但是很少有人追問「江河治理狂熱」的惡果。實際上，毛澤東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想像力「趕英超美」，乃是他最土最「封建」、也最「適合國情」的地方，其中尤以大興水利事功最為「亞細亞」。
馬克思概括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不過是他讀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古代社會》時獲得的一點靈感而已。他有一位同為猶太裔的德國晚輩卡爾．魏特夫（Karl．Wittfogel），極度發揮此說，提出整套「治水社會」理論，一度影響巨大，甚至被人認為超越了他的兩位理論前輩馬克思和韋伯。魏特夫將中國作為一個典範，納入這個體系，九○年代在中國也曾引起爭論。我在海外孤陋寡聞，偶然見到黃仁宇教授〈五百年無此奇遇〉一文介紹此說，他雖不敢恭維，但還是引「齊桓公葵丘會盟」、秦始皇「決通防川」，替魏氏補證，肯定「中國的中央集權確與防洪有關」。我則覺得若補上四九後的「江河治理狂熱」，魏氏「治水社會」之說就有了更堅強的支撐。五○年代西方曾頗驚異毛澤東解決了中國四億人的「吃飯問題」，這跟大修水庫搞灌溉分不開，只是他們不曉得毛澤東搞過了火，一下子餓死三千六百萬人（楊繼繩數字）（《墓碑》）。
國內學界人士似乎不贊成「水利社會」這個概念。但是，如果仔細研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兩個巨大的怪物，就會發現它們的端倪，都出現在「興修水庫」的運動中。香港歷史學家馮客（Frank．Dikotter）考證：「『大躍進』這個詞，首次出現在1957年底興修水庫的群眾運動中。……在1957年10月，約有三千萬人被徵募。到了一月份，中國有六分之一的人在挖地。當年年底，超過五億八千萬立方米的岩石和土壤搬了家。」楊繼繩考證「人民公社」的起源也發現：
人民公社還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覺行動，而是按中央的意願，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它起源於中央領導集團的共產主義情結，也起源於極權制度的需要。不過，它的興起卻藉助了全民大辦水利的契機。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號召和推動下，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都在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這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要求在大面積的土地上統一規劃，修建長達十幾公里甚至更長的灌溉渠系。這種較大工程需要大量勞力和資金，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這種事，只能通過調整農業合作社的規模甚至調整行政區劃來解決問題。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改變農村基層結構的思想。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易興大事功也易生大災難，應是「治水社會」衍生的一個特徵，未知魏特夫窺見及此。我倒是從美國生物學家賈德戴蒙着《崩潰》一書中，看到非常貼近的描述；他分析道：中國海岸線平直，無大型半島，主要河流由西向東、平行排列，利於「大一統」，因此早在公元前221年，核心疆域的統一局面就壓倒分裂，這也使得統治者可以在廣大的疆域內，隨意改弦更張，事情不是更好就是更糟，常常在須臾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