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宮市與官市
白居易的名作《賣炭翁》，入選中學語文課本。一句小序，二十句詩，鋪陳渲染，核心內容就是一句話：兩個宦官，「手把文書口稱敕」，用「半匹紅紗一丈綾」，買了賣炭翁一車千餘斤木炭。
讀者都能感到交易不公平，但不公平到什麼程度？我最近關注市場類型問題，對此詩四個字的小序「苦宮市也」所說的「宮市」發生興趣，便做了一些追究。
《賣炭翁》大概作於唐元和四年(809)。唐代以錢和絹為貨幣，宦官拿絲織品買東西很正常，問題在於給多給少。
據吐魯番出土文書記載，天寶年間（742～756），中等質量的木炭每斤約1.5文錢[1]，中等質量的絹價每匹460文[2]。按這種比價估算，千斤木炭價值3.3匹絹[3]，而宦官只給半匹紅紗一丈綾，折絹1.5匹[4]，打了4.5折。這等差距，近似上世紀70年代糧食的市場價與統購價[5]。
韓愈記載了宦官「抑買」百姓貨物的歷史。他說，宮市後期，「率用百錢物，置人直數千錢物」（《韓昌黎集》，外集卷柒，順宗實錄貳），竟打到一折以下，偏離正常市場的程度超過90%。韓愈還說，帶着貨物進市場，甚至有空手而歸的，「名為宮市，而實奪之」。
掠奪不稀罕，市場也不稀罕。名為市場而實奪之，這個市場，在理論上很稀罕。我的理論困惑是：宮市屬於哪種市場？
在當代經濟學中，市場分為完全競爭市場和不完全競爭市場。完全競爭市場可以自由進出，買賣雙方人數眾多，每個人對價格的影響都微乎其微。這是理想中的市場。不完全競爭市場，根據壟斷者的多少，依次分為壟斷市場、寡頭市場和壟斷競爭市場，或多或少有壟斷可吃。不過，市場畢竟是市場，雙方可以討價還價。即使碰上口無二價的獨家壟斷者，也可以退出交易，選擇自由總是有的。
可是，賣炭翁既沒有退出自由，也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更準確地說，賣炭翁本來有自由，但被「手把文書口稱敕」宦官剝奪了。文書，公文也。敕，皇帝詔令也。官家有權立法發文，擴大或壓縮自由，小民不敢抗命。問題在於，純種市場的交換手段唯有貨幣，如果加入權力手段，將交易者分作君臣官民，官家挾權入市，市場便有了官場味道。含有官場成分的市場，借用古漢語的詞彙，可稱之為官市。
恰巧，《賣炭翁》小序中的「宮市」二字，在白居易集的宋紹興本和明萬曆的馬元調本，以及清康熙揚州《全唐詩》本中，皆誤為「官市」（見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四）。這是啟發人的妙誤。官市的範圍大於宮市，也更具普遍性。這個詞漢朝就有，指官方設立的市場。官方設立市場，自然有權規定誰能進誰不能進，什麼貨物能進什麼貨物不能進，由此可以衍生出鹽鐵專營、榷酒榷茶或特許經營之類環繞着強制性權力的市場。作為官市的特殊形態，宮市更進一步：強制性權力直接入市，像貨幣一樣成為交換手段。
總之，宮市是官市的一種，是雜種市場，不是純種市場。
無論宮市還是官市，都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描述權力關係的政治經濟概念。唐代長安城南有東西兩市，賣炭翁將車停在市南門外，就像今天拉白菜的牛車停在農貿市場入口附近一樣，我們看到的只是尋常市場。此時宮使挾皇權降臨，於是宮市降臨。「宮市」二字，可讀作主謂結構，意為宮廷採購；也可讀作專有名詞，意為有皇權加入的市場。「官市」二字也可如此解讀。官家的強制性權力加入市場，並在交易中獲得價值，官市便出現了。強制性權力在交易中抵價50%，便有五分成色的官市。抵價90%，便有九分成色的官市。更確切地說，九分成色的官市，由九分官權和一分市場構成，其市場性的純度很低。
二、宮市裏的供求均衡
權力可以抵價了，新的成本收益計算就開始了，宮市的市場均衡問題隨之出現。
韓愈描述了買方的演變。他說，舊時宮中買外邊的東西，由官員主辦，按市價隨即付款。貞元末年（797年前後），以宦官為使，「抑買」人家的貨物，稍低於市價。末年不再行文書，安排市場採辦人員（時稱白望）數十百人，在東西兩市和重要的熱鬧街坊，查看人家所賣的貨物。只消宣稱宮中採購，便要斂手付與，真假不復可辨，無人敢問其來頭。至於價格高低，常以百錢，購買人家價值數千錢的貨物，還要人家送門包並付運費。接下來，韓愈講述了小民帶着貨物進市場，鬧得空手而歸，導致暴力抗爭的故事。（《韓昌黎集》，外集卷柒，順宗實錄貳）
從這段敘述可以看出三種趨勢：一、弄權越來越簡便。開頭還要有文件，後來只需口頭宣稱。二、買方的人越來越多。從宦官集團擴展到市井無賴，還有冒充的。三、「抑買」的程度越來越重。
這種趨勢很好理解。
以賣炭翁的故事為例。宦官「手把文書口稱敕」，擺開架勢一念，就可以少花一半錢，那麼，弄這麼一份文書用多少錢？如果像今天在辦公室開一張介紹信那樣簡單，介紹信就會滿天飛。如果開介紹信的手續嚴格，不妨拿煙酒甚至貨幣去換，用現在的話說，這叫買賣批文。如果把管印章的夥計拉入伙，合作分成，更是大好的無本生意。再進一步說，如果賣炭翁不認字，用舊文書冒充如何？乾脆連舊文書也不拿，直接「口稱敕」又如何？只要弄權有便宜可賺，吃權力飯的必定增加，而且吃法越來越豐富。
同時，對權勢的代理人來說，弄權總是比較便宜的。有權不用白不用，便宜歸自己，虧損歸賣炭翁和社會秩序。賣炭翁蟻民罷了，不值一提。社會的長治久安由皇帝負責，皇帝都不在乎，難道讓太監替子孫後代操心嗎？
宦官掌握宮市大權後，權力管理日益寬鬆，加入買方集團的人越來越多。加入之後，在權力不受限制的條件下，他們必定努力壓價，抑買的程度便越來越重。
賣方如何應對呢？
《新唐書·食貨志二》描述了店鋪老闆的反應：「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撤肆塞門。」
來不及關門躲避呢？白居易描述了賣炭翁的可憐樣，這是「被宮市」的常規狀態，官市的成色約為五六分。
韓愈描述了一位農夫對更高成色的官市的反應：農夫趕驢馱柴進城賣，被「宮市」了，宦官只給絹數尺，又讓他送貨進宮，還跟他要門包。漢子不肯送，說我有父母妻子，靠這個吃飯。現在我把柴白送你，不要錢回家，你還不干，我死了算了！說罷痛毆宦官。（《韓昌黎集》，外集卷柒，順宗實錄貳）
看來，官市成色越高，供求均衡越難維持。買方便宜太大，加入者越來越多；賣方吃虧太大，逃避者越來越眾。發展下去，市場或者解體，或者變成戰場。在這兩條路之間，也可能有第三條道路，例如，限制官市的成色和範圍，讓倒霉者經常輪換，如同偶然遭遇搶劫。或者在市場上額外征一筆稅，讓全體商販分攤搶劫損失。
卻說賣柴漢子打了宦官，被街吏逮捕，報告了皇帝。德宗下令，開除肇事宦官，賜農夫絹十匹，但不肯廢除宮市。德宗既保留宮市，又限制宮市成色，似乎在探索第三條道路。
三、關於宮市的政治均勢
宮市雖小，背後卻有兩大支持者。一是皇帝，二是宦官集團。
德宗受過窮，特別在意錢財，宮市可以節省皇家開支。
宦官集團控制着信息和決策的收發通道，還掌握了禁軍，權勢極大，宮市便於宦官集團漁利。
不過，宮市損害了生產者和小商販的利益，影響商品生產和流通，不利於長治久安。一般官員也不能分享宮市的好處，他們不支持宮市。
韓愈記載了皇儲的一段事。當時順宗還是皇太子，在東宮讀書。有一次與眾侍讀和王叔文論政，談到了宮市。太子說，寡人準備對皇帝極言此事。眾人紛紛稱讚，唯獨王叔文不說話。眾退，太子讓王叔文留下，問道，為什麼剛才唯獨您不說話？有什麼想法嗎？王叔文說，太子的職責，就是侍膳問安，不宜談論外事。陛下（德宗）在位的時間長久，如果懷疑太子收買人心，您何以自解？太子大驚道：如果不是先生，寡人哪裏能知道這一點。（《韓昌黎集》，外集卷柒，順宗實錄貳）
陳寅恪評論說：「當日皇位之繼承，決於內廷之閹豎，而宮市之弊害則由宦官所造成。順宗在東宮時，所以不宜極論宮市者，亦在於此，不僅以其有收人心之嫌也。」（《元白詩箋證稿》）陳先生評論精當。招惹不起宦官，就招惹不起宮市，更何況還要顧及上意。
皇儲不敢說話，肩負言論之責的諫官和御史們必須說話。諫官御史多次上疏批評宮市，皇帝卻不肯聽。有一次，監察御史韓愈上疏極論宮市之弊，激怒了皇帝，將他貶為陽山令。可見，想推翻宮市，言官的力量不夠。
就在有關部門「附媚中官」，無人敢爭的時候，京兆尹吳湊向皇帝提出了替代方案。吳湊是章敬皇后的弟弟，為人強力勤儉。作為首都最高長官，宮市就在他的管轄範圍之內，市民的怨憤也不能不考慮。吳湊對皇帝說：「小人因宮市為奸，真偽難辨。」（《新唐書·食貨志二》）他建議，宮中需要的東西，責成臣辦理就行了。如果不想讓外臣與聞宮中事，最好挑選年高謹信的宦官為宮市令，公平交易，以免鬧得紛紛揚揚。（《新唐書·列傳第八十四·吳湊》）
吳湊的建議隱含三層策略。第一、包攬並保障了皇家利益，皇帝容易接受。第二、雖然取消宮市對宦官不利，但在名義上，吳湊並沒有直接反對宦官的利益，只反對「真偽難辨的小人」，宦官難於反駁。第三、如果宮市無法取消，至少要找一個辦事慎重的宦官負責，限制權力入市的深度。聽了吳湊的建議，皇帝「頗順可」。
另一位極有權勢的人，節度使張建封，韓愈原來的上司，朝覲時也說了宮市的壞話。「德宗頗深嘉納」。（《舊唐書·張建封傳》）
德宗在位26年，錢穆對他的評語是：「志大才小，心褊意忌，姑息藩鎮，聚斂貨財，委任宦官」（《國史大綱》）。前兩條是皇帝的性格問題，姑且不論。後三條涉及三個利益主體。其一，宦官集團，支持宮市；其二，藩鎮中的一位，反對宮市；其三，皇帝自家，既可以通過宮市斂財，也可以委託京兆尹辦理，態度應在兩可之間。宮市存廢，有利有弊，就看德宗的個人偏向了。恰好戶部侍郎（近似財政部副部長）蘇弁入奏，德宗問到廢除宮市的事。蘇弁「希宦者之旨」，回答說，京師游手之徒成千上萬，沒有生業，靠宮市生活，廢除之後怎麼辦？德宗聽到這個答覆，很喜歡，完全相信，從此再不聽人談宮市。（《新唐書·食貨志二》，《舊唐書·張建封傳》）
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死，順宗李誦即位。二月，罷宮市。
四、更廣闊背景上的均衡
關於宮市存廢的決定，大體形成於宮廷政治的範圍之內，由最高權力權衡拍板，體現了朝廷上各派利益的博弈。那麼，最大的利益相關者，京師受害民眾呢？
民眾也有可能直接發出聲音，影響決策。
德宗建中三年(782)，朝廷平叛軍費不足，皇帝下詔向富商借錢。資產萬貫以上的部分一概借走。這近似強行攤派戰爭公債。不夠數，又查封商人糧窖和當鋪錢櫃，只要有錢帛粟麥，強借四分之一，「百姓為之罷市」（《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七），成千上萬的市民攔住宰相哭訴。京兆少尹（近似管治安的副市長）韋楨督辦此事，事情鬧大了，韋楨害怕，向上級請示，錢不及百緡、糧不及五十斛者免。
由此看來，經民眾一鬧，權力在借貸市場的抵值可能降低。
官方大概是這樣權衡的：藩鎮叛亂，若用半年時間平叛，需要軍費500萬緡。強行向富商借錢，得罪一兩千富商，可解決數年財政困難。沒想到估算有誤，鬧到逼人上吊的程度，只搞到88萬。於是擴大打擊面，查封糧窖錢櫃，鬧到萬人罷市和攔路哭訴的程度，又得110多萬，總計200萬（《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七）。強權大舉入市，得到了這筆短期收益，即70多天的平叛軍費，同時，也造成了新的動亂，激發了更多民眾的反叛意圖，還損害了稅基。利弊孰輕孰重？半年內得失如何？十年二十年的得失又如何？這是不同時段內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綜合權衡。如果得不償失，便調整政策。辦法之一，就是縮小打擊面，放過小商小販。另外一個辦法，就是槍打出頭鳥，提高鬧事的組織成本。至少要把政策調整到短期收益大於短期損失的水平。
鬧事是需要組織的。賣炭翁式的受害者，在時間空間中零散分佈，難以自發地聚集成一股有影響的力量。在帝國體制內，民意影響決策的合法途徑不多，韓愈和白居易之類的好官雖然可能成為民意代表，但能不能碰上好官，好官說話管不管用，都要碰運氣。運氣不好，又缺乏組織，就需要突發事件提供鬧事機會。如果連機會都沒有，只好靜待政治均勢發生變化。
建中四年(783)六月，朝廷又將市場交易稅從2%提高到5%（算除陌），同時徵收房產稅（稅間架），再次鬧得民怨沸騰。十月，五千涇原士兵路過京師上前線，本指望得到點賞賜，結果只給一頓粗食。涇源軍鼓譟起來，湧向皇宮搶劫。入城時，百姓驚嚇逃走，叛兵大呼：你們別怕，不奪你們商貨僦質（當鋪抵押物）啦！不收你們房產稅交易稅啦！於是萬民圍觀，德宗倉皇出逃。
皇帝逃至奉天，與叛軍擁戴稱帝的朱泚開戰，隨即反省政策得失，下罪己詔，宣佈取消間架稅、除陌錢和其他雜稅。
由此看來，民眾要影響決策，除了鬧事，還可以指望需要爭取民心的政治競爭格局。一般說來，適合鬧事的條件或政治競爭格局很少出現。沒有這些條件，只要權力願意，市場和整個經濟領域就難以抵抗其入侵。
仍以宮市為例。
宋朝鑒唐朝宮市之弊，建立雜買務，負責採辦宮中所需貨物，由京官和宦官共同主持。景祐中（1036左右）明令，所有貨物，必須按實際價值付款，然後方可入宮。十四五年之後，宮內買小民的東西，又有「累歲不償錢」的。宋仁宗說，現在擾民太甚。於是重申景祐之令。過了六七年，仁宗再次下詔，宮內拿金帛到雜買場購物，金帛估值，必須在三司判官的監視下「平估」，不得「抑配」小民。（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由此看來，以強凌弱，抑買抑配，近乎自然趨勢。
除了宮市之外，官家依仗強權向商販和民間購物，還有許多花樣和說法，諸如科買、科率、和買、和糴等等。（金）李節詩曰：「棒頭打出和糴米，丁口簽來自願軍」，描繪了所謂平價購糧（和糴）的真相。
那麼，迫使權力退出市場，讓純種市場誕生發展並長期維持，需要哪些充分必要條件？在中國歷史中，我不知道能否找到正面答案。但我知道，現代漢語所謂的市場和經濟，是日本人對英文market和economy的譯名，引入中國不過110餘年。在古漢語裏，市場只有買賣場所之義，經濟只有經世濟民之義。市場和經濟相對政治權力而言的獨立性，以及支撐這種獨立性的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是歷史演進到特定階段的產物。在17世紀的英國，國王、貴族和平民三方制衡，王在法下，人身和財產權利才有了高於王權的地位。
【注釋】
[1]據吐魯番大谷文書3046號記載：白檉炭壹斤上直錢叄文次貳文（下缺），赤檉炭壹斤上直錢壹文伍分次壹文（下缺）。轉引自韓國盤：《唐天寶時農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魯番資料閱讀札記之一》，《廈門大學學報》1963年第4期。本文取兩種木炭的中等價格的平均數，即每斤炭一文五分。
[2]據吐魯番大谷文書3097號記載：生絹壹匹上直錢肆佰柒拾文次肆佰陸拾文下肆佰伍拾文。出處同上。
[3]《賣炭翁》成詩年代的絹價比天寶年間高70%以上，地點也不同，本文假定比價關係一樣。
[4]唐法規定，一匹絹長四丈，寬一尺八寸。本文出現的三種紡織品的定義是：絹，平紋的生絲織物。紗，絹之輕細者。綾，薄而細且紋如冰凌的絲織物。紗的價格大體相當於絹價，綾價則數倍於絹價。本文假定一丈綾的價格等於一匹絹。
[5]「70年代中期是糧食統購價與市場價差別最大的時期，當時市價一般為統購價的2-3倍。」見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175頁。
《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