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現代自然科學技術系統結構包括基礎理論、開發研究與應用技術三個層面，人們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通常不是其基本原理，而是應用技術，是產品。每天開電動汽車上班者，即便對法拉第電磁理論及麥克斯韋方程組一竅不通也無妨。與自然科學系統類似，人文社會科學門類也有原理、開發和應用的不同層次。很多中國同胞承認西方世界在自然科學領域創造的多種技術，卻不太注重社會人文科學領域的應用技術。歐美諸國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等人文領域的基本理論固然要認真學習，與意識形態距離較遠的應用層面的創新發明更應汲取。這種與「自然科學技術」相對應的「人文科學技術」，我簡稱為「人文技術」。
發達國家在人文技術方面貢獻良多，大至國體、政體、總統制、內閣制設計及憲法編訂，中有政府構成、司法稅收、城鎮管理，小到房地執照、交通信號、郵政編碼、標準契約、公司註冊等等，都值得非現代國家學習。紐約曼哈頓的網格化(GridSystem)街道設計就是現代城市管理技術的典型。南北向為大道(Avenue)，自東至西十二大道；東西向是小街(Street)，由南往北兩百街有餘，單行道朝東朝西一一間隔。房屋門牌號碼與其地理位置清楚對應，大大節省遞送成本。三十年前剛到紐約我就跟國內朋友介紹這種網格化設計，認為在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可以效仿。
自然科學為人類歷次產業革命提供了代代更新的動力機，傳動機，控制機，在人文科學領域中同樣存在着這類技術創造。本文提出學習美國先進的人文技術，只是想把這個存在已久的事實說得明白一些，讓後來者學得更主動。如果把「民主」看做社會人文科學大體系，那麼中國的民主追求者不僅要學習「民主理論」，而且要掌握「民主技術」。
下面討論幾個常見的人文技術。
《羅伯特議事規則》
這裏說開會技術。會議是人類社會活動的重要方式，很多會議標示了歷史的里程碑。許多人一生參加會議成千上萬，社會團體，商業公司，政治黨派會議不斷。以往在中國從電視裏遙望過各級黨委政府開大會的熱鬧場景，但不知中共高層的「生活會」、「打招呼會」是怎麼開的，與梁山好漢忠義堂聚會有何不同。1989年來美國第一次參加民運會議，海外民主運動的元老，來自台灣的錢達兄就提出民運組織應當學習如何開會，建議大家閱讀《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sRulesofOrder)。於是我第一次知曉一百年前美國軍人羅伯特(Henry Martyn Robert)提出的民主技術會議規則。當時從中國跑到美國的民主戰士大多不知道會議程式，議事規則，動議表決等概念，很多民運領袖並不具備主持會議的資格。
孫中山先生很早重視這個問題，認為如果沒有集會規則，一盤散沙之民眾便會不知所從，成為烏合。教育國民行使民權，就要重視議事程式。中山先生1917年成書的《民權初步》原名就是《會議通則》，專們研究羅伯特議事規則，認為這是第一要務。「議事規則」作為社團會議民主運行的操作手冊，為交流不同意見，達成一致提供了很好的工具，節約時間成本，提高會議效率，值得海外民運組織，大陸黨政機關民間團體及各級公務員閱讀並遵循。
回溯1989年天安門運動，就會議類型而言是公眾集會，並不能解決與會者當時提出的種種議題。後來我發現海外中國民運組織內部的很多矛盾衝突竟然源於開會不當。不少會議沒有正規動議，附議，雙方辯論發言後付諸法定人數表決等程序。《羅伯特議事規則》規定要面對主持人發言，保證充分辯論又避免吵架；還有不打斷對方發言，辯論圍繞議題，不人身攻擊，就事論事不質疑動機，做出決定的議題不再討論等技術細節都至關重要。看看每年中國人大政協黨代會木偶表演固然讓人無語，多年來台灣立法院搶話筒掀桌子揮拳頭的武鬥亂象也令人唏噓。海外民運組織為此付出了巨額學費，包括沒有達到預期成功的1993年華盛頓聯合會議。學習民主就要學習開會方法。不管內容如何，技術一定要規範。我一直盼望《羅伯特議事規則》有中文簡約本問世，據說中國已經有譯本出版，希望它對中國大小會議的現代化起到積極作用。
大學終身教授職位設置
美國大學終身教授職位(Tenure)的設置，是對獨立自主教學研究的制度性保證，如同聯邦法官終身職的設立是為保證司法獨立一樣。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我發表文章鼓吹學術自由高於學術民主，認為其內容比一般的公民言論自由更為豐富。「終身職位」作為美國大學常見的聘任方式，是保證一部分學術研究人員在退休前有穩定的職位，不會因某種原因被所在學校解聘。這一制度是學術自由的基石，保護研究人員心無旁心無騖不受壓力地從事學術研究。自然科學門類的教授可以耗費經年在實驗室專注某一研究，無須顧慮短期內沒有科研產出而被解僱；人文科學類教授也不必擔心因為某種非正統非主流的「奇談怪論」帶來政治壓力，影響日常生活。毛澤東信奉「皮毛關係」，用飯票控制文人腦袋的辦法在此失效。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PerryLink)教授告訴我，美國很多知識份子喜歡與政府唱反調，不會被大學解僱，不會受政府迫害；有些雜誌就喜歡刊登唱反調的文章，這種多元社會得益於終身教職制。
建立民間智庫(ThinkTank)
現代社會知識份子與政府的關係有一種兩難困惑，一方面知識份子應當堅守獨立自主秉持社會良知，對政府持批評態度，與官方保持距離；另一方面，知識界又不能放棄對政府的積極影響。如果優秀知識份子都遠離政界，政府素質必定下降，有損國家的發展及人民的利益。中國早有「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古訓，說明了治學與為官的關聯。然而長期以來，「仕而優則學」被後人忘掉，「學而優則仕」被曲解為讀書做官。歷代中國文人追求皇上賞識或充當官府幕僚；在現代官本位體制下，大學教授要在與省部廳局不同官員級別的對應中才能找到自身價值所在，仕學關係被扭曲。然而看看西方智庫，倒似乎可見二者之融合。
智庫(Think Tank)或稱思想庫，是現代知識份子社會作用的重要表達途徑，是將基本政治理論轉變為可供實施的「政治技術」即政策策略的機構。美國的卡內基基金會，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之類著名智庫享譽全球。各類大小智庫發揮着重要的公共職能，為社會尋找議題，向民眾提供思路，對政府施加影響。不僅提供專家決策，還提供精英人士進入各級政府，思想庫同時又是人才庫。
在美國，除了聯邦資助的政府研發中心(FFRDC)外，大多智庫是民間機構。儘管各類智庫成員與政府官員之間常有交叉置換，本質上還是獨立的非營利研究部門，與官方沒有依附關係。有些智庫明確拒絕接受政府資助，有些智庫與政府訂立研究合同明碼實價接受委託，總之研究者不需要看總統國會的臉色做文章。知識界與政府既保持批評態度，又緊密互動。才高八斗學者進入政府任職，提升了行政官僚的專業水平，專家治國至少可以避免「知青」治國的種種失智危險。
智庫向政府輸送精英，又接納離任退休官員，儲蓄人才雙向開放，避免社會政治智慧資源浪費。有的人政黨立場清楚，意識形態明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偏左偏右五花八門；有的人拋開黨派政治，盡力以知識學問報效國家。學海無涯仕途寬廣，不以進入官場退出衙門為榮辱，平常心態淡然處之；沒有矮人一截，也不高人一等。
拜登總統任命的駐中國大使伯恩斯(Robert Nicholas Burns)本是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外交和國際政治學教授，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董事會成員，任職於阿斯彭戰略集團(The Aspen Institute)，科恩集團(Cohen Group)等智庫。先前還擔任過國務院發言人和駐北約大使。不久前去世的美國前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物理學家，也是哈佛大學教授，擔任過甘迺迪政府學院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這些人官學身份交替互補，無論在政府機構任職還是在大學教書育人，都沒有離開社會公共服務。據哈佛學生介紹，作為民主黨人，他們經常邀請共和黨學者官員到任教的學院討論交流，傾聽學生的意見，對培養新一代青年領袖有着深遠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盛產過官府的門客幕僚，君王的伴讀書仆及文學侍從，卻無智庫可言。這幾年與國際「接軌」，冒出數千個「智庫」，原來是各地大學研究院所，社會科學院及黨校搖身一變而成。黨委領導，政府供養，中宣部確認，實際上是宣傳領袖思想歌頌黨國功績的御用秘書。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承認在中共官方智庫獨大。現在中國需要清除奉承拍馬的官員及察言觀色的學者，讓大學研究所回歸獨立，建立非官方的民間智庫，構造知識界與政府的平等關係，讓知識者在非營利，超黨派，多元化的專業智庫中，以智慧與良心為社會提供優質服務。
舉辦聽證會
美國電視新聞中經常實況直播各種聽證會(Hearing)，這是民主政治的重大表徵。對國會來說，是立法過程中收集分析各界意見，或調查處理某一專門案件的重要技術手段。它公開透明，通過媒體直接面向大眾；立場中立，正反雙方證人都允許作證；力求真實，作證者對自己證詞擔當法律責任。除非涉及國家安全及個人私隱，聽證會全過程公開。到會作證的證人，有的被傳票傳喚，有的受議員邀請，也有主動申請作證。作證前要宣誓「只說真話」，作證內容可被作為證據在法庭上使用。根據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政府不得強迫人做反對自己的證詞，被傳喚的證人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參議院時常舉行同意權聽證會，依照憲法規定對行政當局與外國政府簽訂的條約實行同意權。法律規定聯邦高級行政官員，最高法院大法官和駐外大使由總統提名後需要參議院同意，這類聽證會對候選人是否合格進行徹底審查。有時也會例行公事走過場，有時充滿爭議劍拔弩張，被提名擔重任者如同剝光衣服渾身上下被透視一遍，電視機前的觀眾對他們的三長兩短了如指掌。法官卡瓦諾(Brett Kavanaugh)2003年獲布殊總統提名為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法官，其提名聽證受黨派爭議影響拖了三年。2018年7月川普總統提名卡瓦諾為大法官候選人。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於9月舉行了長達四天的聽證會之後進入表決，卡瓦諾的高中女同學公開聲稱三十多年前遭受卡瓦諾性侵犯。聯邦調查局經過調查，結論是未有證據顯示性侵，10月參議院通過卡瓦諾的大法官提名。
國會委員會為可能成為法律或外交政策等公共議題（如越南問題中國問題）舉行立法聽證會，讓不同背景的證人表達意見，包括國會成員、行政官員、利益團體及學者專家。這種做法比中共領導人推行的紮根串聯調查研究方法在技術上看來要更好些。
美國歷史上重大的爭議事件總有仔細冗長的調查聽證會伴隨，保障民眾及時的知情權。如早年蒂波特山油田腐敗聽證會（Teapot Dome Scandal）、陸軍與麥卡錫對抗聽證會，尼克遜水門事件及里根政府伊朗門事件聽證會，金融危機信貸公司醜聞及大銀行虛假帳戶調查聽證會。這些聽證會幫助立法機關了解問題所在，促使司法部門遵循聽證會調查結果及時採取行動。此外還有大量關係國計民生的監督調查聽證會。如參議院老年問題特別委員會舉行的「騙子、小販、江湖醫生：向老年人推銷抗衰老產品的浮誇和希望」的聽證會。參議院能源暨天然資源委員會為油價上揚舉行的聽證會；政府事務委員會為國稅局事務舉行的聽證會；衛生、教育、勞工暨退休福利委員會為實施家庭與醫療法舉行的聽證會；印地安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為涉及印第安人賭博案件舉行的聽證會；參議院政府事務和司法聯合委員會關於電子遊戲暴力對兒童影響的聽證會。最近公眾關注的是關於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騷亂事件調查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舉行的FTX貨幣欺詐事件聽證會。
如果中國立法機構效仿美國，對遠至天安門1989年流血事件，近年新冠疫情清零政策和核酸檢測公司非法牟利，到徐州鎖鏈女子案件，都列入人大政協聽證會的目錄，這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定會有巨大推進。
除了上面所說的幾項外，美國比較完善的股票市場金融法規，公司文化，商場運行，學校教育及醫療行業管理，乃至抽煙喝酒的年齡限制及影視分級，其經驗可以直接搬用。如果把美國先進的人文技術一一學會，中國離民主社會不再遙遠。（2023年1月於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