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武術重視「套路」，而「套路」無助於實戰搏擊（當然，常練武術套路，也是一種身體鍛煉的方式）。這一點，自民國以來，已是武術界公開的秘密。
1928年、1933年，南京中央國術館曾舉辦兩屆「全國武術國考」。每次均有超過400名「武林高手」參賽。
第一次國考，無人使用套路，大都如鄉野邨夫打架般摟抱滾地，「所訂的考試條例，雖然煞費苦心，但到當時實行之際，大家都不能遵守條規，以後愈打愈糟，結果受傷的很多。」①甚至出現了「孟唐春失敗不服，猛咬與賽者之面，鮮血淋漓」的荒唐事故。②
第二次國考，傳統武術「套路」里講究的「踢、打、摔、拿」同樣全然不見，徒手比賽只剩下毫無章法的「王八拳」，器械比賽不是對着掄就是互相戳，令南京中央國術館學員康紹遠非常失望：
「國考時，我們放假了三天，觀摩了比賽，看了以後很泄氣：心想，這哪叫武術？上去就抓、就摔，誰被摔倒了比賽就完了。看不到武術的方法，武術好像也使不上，當時我在場，沒有一個用武術方法的：有以虛步十字手等待對方的，但是，一上去就是抓着摔，什麼姿勢也沒有了，就是抓和摔，看了很失望。」③
傳統武術的「套路」無助於實戰搏擊，欲在實戰搏擊中取勝的傳統武術家，必需在「套路」之外另作格鬥訓練——這是民國武術界「公開的秘密」。
參加國術考試的武術名家們，無論平日裏套路練得多麼純熟，上了擂台，為求取勝，也只好回歸到「上去就抓、就摔」的王八拳風格。之所以只好用王八拳，亦因為他們尚未將傳統武術進化為技擊格鬥——這種進化很依賴人體力學、營養學、運動學方面的知識。
對此，武術家趙道新先生晚年有一段很精闢的反思：
「只有完全針對格鬥需要，特意發展那些直接專用于格鬥的素質和技術，才稱得上是技擊訓練。而套路和一些功法和打法並不屬於這一範圍。……一旦遇到生死、榮辱悠關的角鬥，持續十幾個鐘頭的對奕尚不能照搬棋譜的『套路』行事，在瞬間的強力衝撞中，有誰能把套路中的招數『串珠』拆散，並挑選出最合適的一個來呢？其實，實搏與套路對練用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神經，一種神經的磨練不能促使另一種神經的改善。」「在杭州和上海的『拼命擂台』上，……優勝者雖然在自報家門時都是五花八門的傳統拳派，但他們無—例外地在傳統拳術之外『另吃小灶』，暗地裏另搞一套自己特有的格鬥訓練。」④
究竟是該繼續遵循傳統玩「套路」，還是撇開「套路」改革傳統武術使之具備實戰搏擊能力？對這個問題，民國「國術界」的意見是分裂的。中央國術館館長張之江，喜好拿「與外人比賽」、「洗刷東亞病夫的恥辱」等政治化口號來強調武術的「技擊性」。褚民誼、張松操等人則主張「練國術目的是要積極的來鍛煉國民的體魄，並不是目的就在于格鬥」，「套路」形同體操，恰好合用。
體育界的意見，大多傾向於褚民誼，反對往實戰格鬥的方向「整理傳統武術」，而是希望將之進化為全民體操。如體育學者王學政認為：
「近世科學昌明，人類之格鬥亦已科學化，需要徒手格鬥之機會已大減；赤手空拳終難敵槍炮炸彈。故棄體育之真諦，而偏重徒手或刀劍格鬥之技能，實無異於徒費光陰。我國提倡國術者，多犯此錯誤；是以國術之推行，倘不翻然改圖，實難以奏效。」⑤
1929年，江蘇省國術館教習（右）與省府衛隊長（左）合練「單刀破花槍」
民國戰亂不休，「套路」與「技擊」之爭，無論誰輸誰贏，其主張都很難得到貫徹。
1949年之後，論戰漸漸有了結果。1953年11月在天津舉行的「民族形式體育表演與競賽大會」，設定了很多「套路表演」的環節，也保留了部分實戰搏擊項目。不幸的是，賽會期間發生了拳擊手被擊斃的意外事件。
1955年，國家體委對傳統武術採取「收縮加以整頓」的新政策，取消了對抗形式的武術比賽，將「套路」確定為武術的主要內容，「武術表演」自此幾乎全面取代實戰搏擊。
1956年，北京舉辦「12省市武術比賽」。比的全部都是體操性質的「套路」。同年，武術家顧留馨在給武術史學者唐豪的書信中，如此感慨：
「保健和醫療作用，是民族武術在今後尚能發揮其延年益壽價值的主要作用。……至於技擊作用，除了能夠演化為競技項目外，恐怕今後要歸於自然淘汰……太極拳在30年來自發地流行於全國各地，不在於它的技擊上的原理與方法，而在於醫療體育上的效果。」⑥
1957年，武術界人士向應「大鳴大放」，就「武術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展開了一場學術討論。部分武術家、武術學者認為，「技擊」才是武術存在的基礎，是武術的本質所在，並批評當前的武術政策「過分強調武術健康身體的一面，而忽略了武術的本質」。
這種觀點隨即被概括為「唯技擊論」，遭到了批判。批判意見認為：「在古代，技擊的作用是主要的。但當武術的健身作用被人民認識，和武術在軍事上被槍炮所代替後，健身作用便是基本的了。」究竟是像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央國術館」那般對待武術（筆者註：其實，國術館玩的也是體操套路），還是將武術視作一種鍛煉筋骨、延年益壽、為人民群眾服務的體育運動，被視為「武術工作中的兩條路線」之間的鬥爭。⑦
此後近30年的時間裏，以體操為範本的武術「套路」，成為了中國傳統武術內容的絕對主流。武術史學者馬明達對此有精闢總結：
「在對所謂『唯技擊論』的批判聲中，將所有對抗項目一刀砍掉，其他原屬於『國術』體系的許多項目均遭到摒棄，結果只剩下形影孤單的拳械套路演練一種形式。進而又以體操為糢式，推出『國家規定』的以所謂『長拳』為核心的『競技武術』體系，實際上是用某一兩種民間通俗拳法的風格一統中華武壇，使武術進一步體操化、舞蹈化，以至雜耍化。相當一段時間裏，全國武術比賽活動只是由二、三百名專業隊員在『爭奇鬥艷』。運動員們一般都比較矮小，他們善於『翻騰跳躍』，不斷地翻騰出新的花樣來，因為比賽的核心就是看誰跳得更高，翻得更多，亮相更漂亮，把這些東西名之日『難度』，號稱『質量高、難度大、造型美』。發展到極致，便是緊隨『左風』，編出一大批『板凳破步槍』一類的『對打』；畫了妝並配上音樂的單練和群練；以及『反修拳』、「語錄拳」等光怪陸離、莫明其妙的東西。……不但原屬於『國術』範疇的許多內容消亡了，就以套路而言，大量傳統套路也悄然消失，有些則在風氣之下逐漸發生衰變，變成一種徒有其名、似是而非的東西。」⑧
1979年，重實戰搏擊的「技擊」，終於重新被納入到了「武術」的範疇。
該年，在廣西南寧舉辦的「全國武術觀摩交流會」上，組織了散手短打表演——上一次類似的表演，須追溯到1953年。此後，經過七屆「散手表演賽」，1989年，國家體委頒佈了《武術散手競賽規則》，開始正式舉辦散手擂台對抗賽。
讓「傳統武術」難堪的是：「散手」回歸後，迅速與「套路」分道揚鑣。
儘管《武術散手競賽規則》裏，刻意鼓勵散手運動員使用「套路動作」（如主動倒地使對方也倒地然後自己站立起來，算最高的「3分動作」）進行實戰搏擊，但絕大多數散手運動員不會、也不願意練套路，因為「規定套路」對實戰搏擊運動，非但無益反而有害。這也使得許多傳統武術界人士對「散手」深惡痛絕，他們抨擊道：
「在競技散手身上，鈎擺直拳法來自拳擊，鞭腿膝法來自泰拳，摔法來自西洋跤，我們哪裏還能找到傳統武術的哪怕是絲毫的痕跡？」⑨
不過，「散手」比賽的回歸，並沒有將90年代中國競技武術的重心導向「實戰技擊」。體操式的「套路運動」，仍是中國武術的主流。
1996年出台的《武術套路競賽規則》，其評分標準與體操高度相似——據該規則，裁判員為套路動作評分：全套動作滿分為10分，其中動作完成分值6.8分，演練水平分值3分，創新難度分值0.2分。八運會前出現的「左旋風腳720度接右旋風腳720度加馬步」這種完全違背了武術技擊原理的「套路動作」，就是上述體操式「武術競技規則」引導下的產物。
稍後，為了讓武術能夠在2008年成為奧運會項目（遺憾未能成功），武術管理部門又再度重申：「高、難、美、新」和「更具觀賞價值」，乃是「中國武術套路運動」的核心內容。上述種種，曾令時任奧委會主席羅格生出質疑：「武術和體操有何差異？」⑩
在江湖之遠，因「武俠熱」而激活的民間武術熱潮，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也同樣深陷在「套路運動」之中難以自拔。1979年，國家體委下發《關於發掘、整理武術遺產的通知》，積數年之功，在全國查明「自成體系」的拳種129個。此次調查的核心工作，乃是記錄、整理「武術套路」，故所謂「自成體系」，即「自成套路」[11]。
這些「套路」中的相當大一部分，其實形成於50-80年代之間，是武術體操化、舞蹈化、雜耍化政策的直接產物。
注釋
①馬白，《對於提倡國術的我見》，收錄於《江蘇省國術館年刊》，1929。②《中央國術考試之第三日》，申報1928年10月19日第9版。③戴國斌，《武術：身體的文化》，人民體育出版社，2011，第184頁。④黃積濤，《趙道新先生訪談錄》。⑤王學政，《體育概論》，商務印書館，1947，第130頁。⑥1956年9月2日，顧留馨致信唐豪。收錄於：《顧留馨太極拳研究》，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第30-31頁。⑦丁凡，《略論武術技術的發展方向》；張非垢，《武術工作中的兩條路線》。收錄於：《武術教材參考資料之一武術運動論文集》，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運動委員會運動司武術科/編，1958。⑧馬明達，《應該重新審視「國術」》，收錄於：《說劍叢稿》（增訂本），中華書局，2007，第371-372頁。⑨程大力，《傳統武術：我們最大宗最珍貴的瀕危非物質文化遺產》，《體育文化導刊》2003年第4期。⑩李龍，《深層斷裂與視域融合中國傳統武術進入現代視域的文化闡釋》，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14，第87-89頁。[11]具體案例，可參見：曾昭勝等，《廣東南拳的發掘和整理》，收錄於《1980年全國體育科學學術報告會論文摘要匯編》，中國體育科學學會編，第9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