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按：本文首發於《中國生死書》，沐風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寫作時，許志永已被軟禁在家，而本文發表時，他已搬到北京市第三看守所。這篇小文獻給許志永，和所有家已成獄和以獄為家的反動分子們。
又按，偶然發現這篇舊文。許志永入獄4年，於2017年出獄；因繼續推動中國的自由民主，於2020年2月被捕，至今仍被關押在山東臨沭縣看守所。
本文作者滕彪
當我和許志永在中央電視台接受「2003年度十大法治人物」頒獎時，主持人小撒同學問：「法治的力量是什麼？」我答：「是每一個人站起來為法治而鬥爭。」在那個時候，無論是我和許志永，還是主辦方央視和全國普法辦，恐怕都沒有想到，我們會在幾年後成為「維權分子」、「異議分子」、「新黑五類分子」，基本上成了「國家的敵人」。其實這一切又是那麼順理成章。
故事的發生是這樣的：我們「三博士」在2003年孫志剛事件中精心策劃的事件，是公然挑戰收容遣送制度的行為，也是別有用心地企圖推動違憲審查制度的一次「陽謀」，雖然我們也準備好了去承擔可能的風險，但這件事卻沒有受到政府的追究，反而陰差陽錯地得到表彰。遭到政府的表揚卻沒有感到羞恥，現在想起來有點兒不好意思。
一個北大博士學位、一張律師證、一腦子反動的自由民主憲政思想、一支會詭辯會煽情的筆，又加上境內外媒體經常炒作帶來的自我膨脹，加上神州大地處處不平之事，我在推動中國人權的運動中可謂活蹦亂跳、氣焰相當囂張。介入法律援助、代理人權案件、成立反動組織「公盟」和「北京興善研究所」、接受反動媒體採訪、沉迷外國反動微博、撰寫反動文章並收取反動稿費、發起和參加反動公民簽名、走上街頭抗議、參與群體圍觀、衝擊政府地下辦公機構黑監獄和洗腦班、推動新公民運動並四處串聯參與集體飯醉活動，就這樣一步一步走上了自絕於黨和宇宙真理的反革命道路。
不但站錯隊伍，而且越陷越深。孫志剛案，為祖國的暫住者和流浪者說話；一塌糊塗bbs事件，為反動分子的網絡平台呼喊；蔡卓華案，為黑五類地下教會吶喊；介入拆遷案，為釘子戶撐腰；黑磚窯案，赴山西為奴工維權；三聚氰胺事件，為結石寶寶呼籲；汶川地震，聲討豆腐渣工程；王博案以及若干法輪功案，為所謂「邪教」的信仰自由吶喊：「3·14」事件後，組織律師為被捕藏民提供法律援助：「7·5」事件後，飛烏魯木齊企圖為記者海來提？尼亞孜翻案；夏俊峰案，為街頭佔道的瀋陽小販辯護；陳光誠事件，跟強制墮胎者、司法構陷者、非法拘禁者、非法施暴者死磕；唐吉田、劉巍案，幫助黑五類維權律師跟司法局叫板；高智晟案、胡佳案、唱紅打黑、教育平權、官員公開財產、律協直選、零八憲章，……總之沒有一次選對了立場。這就不是一時腦熱或者偶爾失足了，這說明此人已經完全喪失階級立場、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奴隸制度極為仇恨，被資本主義虛偽的政治民主和人權神話完全洗腦，而且全然忘記黨國的教育之恩、不殺之恩，吃飽了罵廚子。
其實我在孫志剛事件所作所為，和後來的種種言論行動，都是出於同樣的想法。激活憲法、依法維權也罷，非暴力、新公民運動也罷，都是幌子，其實都是為了讓自己好過一點兒。我逐漸知道，世界上竟然還有一小撮兒不識時務的傻子：看到別人受欺負、自己內心就難受；難受了又不願意放在肚子裏忍者，於是就喊出來、寫出來，手中沒有大殺器，就利用心中的精神武器、腦中的法律武器，利用不明真相的媒體和互聯網，呼着喊着一路沖將過去，雖頭破血流也要死磕到底。不管對方是貪官、惡官還是裸官，是流氓、法盲還是文盲，是校長、局長還是省長，是高大全、偉光正還是宇宙真理。這一小撮兒有律師、學者、記者、藝術家、訪民、農民、網民、屁民，賺錢不多、風險不小、以苦為樂，雖然寡不敵眾、但有時也能取得局部勝利、有時打了敗仗卻贏了氣勢、雖敗猶榮，於是不斷有心懷不滿或涉世未深的黒五類、壞分子加入，一時間民間力量甚囂塵上；上訪、上網、上街、上法庭，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就差上梁山了。
這還了得。必須上手段。
起初，他們和和氣氣地來談話：「你看你有學問、有名氣、有機會，——幫黨說話，好處大大的有，何必和那些人搞在一起呢。」我不聽，繼續干。
後來，他們開始警告：「這麼下去很危險。聽人勸，吃飽飯。給政府找麻煩，沒有好果子吃。你看看，什麼職稱啊課題啊評獎啊，都沒你的份。」我不聽，繼續干。
再後來，他們要給點顏色看看。護照沒收了。讓你沒機會接觸水深火熱的國外生活。我不聽，繼續干。
再後來，他們註銷了我的律師執照。北京律協會長李大進和北京司法局領導們惡狠狠地要「開動腦筋敲掉這些律師的飯碗。」我不聽，幹得更猛了。
再後來，他們關閉了我的博客、微博，還有轉世微博。把我列入媒體採訪的黑名單、高校講座的黑名單。一刷身份證，顯示的名字是「重點維穩對象」。有些認識的人不敢跟我吃飯、甚至不敢給我打電話了。我不理會，一意孤行。
再後來，他們用動用黑社會在我外出辦案的時候對我進行跟蹤、襲擊，或者動用國內安全保衛部門在國家例行敏感假期和臨時敏感日期對我進行軟禁，或者陪我旅遊並同時進行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我頑固不化，繼續在墮落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再後來，為了挽救我，他們開始運用綁架方法，黑夜，黑頭套，黑手銬，塞入一輛小黑車，拉到一處黑監獄，關入一間小黑屋兩天兩夜，威脅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把我弄進去。我沒有悔悟，反而用寫文章、公民代理、組織NGO等方式，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發起猖狂進攻。如果在每一個階段能夠懸崖勒馬、回頭是岸、洗心革面，那前途可能也是大大的有。
再後來，茉莉花悄悄盛開，壞分子紛紛落網。他們對我使用的教育手段也必然升級了。又是黑夜，黑頭套，黑手銬，黑車，黑幫綁架，黑監獄，這回加上了黑拳黑耳光，剝奪通訊，剝奪睡眠，剝奪信息，剝奪伸胳膊伸腿的自由：關押的70天裏，戴手銬每天24小時乘以36天，固定姿勢面壁每天18小時乘以57天。肉體酷刑與精神酷刑之下，開始寫悔過書、保證書，寫得不夠真誠還過不了關，得重寫。在這次學習班期間，深刻感受到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無窮威力。原來我表面上的勇敢堅強背後所害怕的東西，他們一開始就知道。我應該知道他們一開始就知道。
那就是我所愛着的家人。一旦妻子女兒受到現實的傷害和更大的威脅，我立刻面臨兩難。「你算不算是負責任的男人？」——在一個不負責任的制度下，對於想負責任的人來說，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歷史責任）是直接衝突的。進了監獄，就無法照顧家人；可走上這條路，監獄和監獄的各種替代品又似乎是這類人的必然歸宿。不走這條路，可以盡到家庭責任，但拋棄了理想不說，孩子將來也要繼續生活在這樣一個不負責任的制度之下，孩子們將來也要面臨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的兩難選擇，我們這一代應該做的事情推給下一代，恐怕也不是負責任的表現。
好吧，繼續做事情，但不要進監獄。忍一忍，退一退，講策略，搭便車。但問題是，該組織抓人幾乎沒有明確的規則和規律。如果有規律、可預測，那也算是個規則社會了。極權統治者很像個被慣懷了的小孩子。你以為是安全的策略，未必就真的安全。師濤因為一封郵件而判刑十年，楊春林因為一句口號被判刑六年，王譯因為五個字的推特被勞教一年。可是也有人不停折騰也沒有進去，比如劉曉波博士在2008年被抓之前的10年裏，寫了數百萬字的文章、幹了很多壞事，刀刀見血，極盡挑釁，可他沒事。但今天不進去不等於明天進不去，他還是進去了。有名的進不去？高智晟、胡佳、艾未未進去的時候都非常有名了。不碰組黨、法輪功、藏族維族的案件進不去？進去的人多數都沒碰這幾樣。殘疾人或年紀大的進不去？陳光誠、羅永忠、嚴正學、朱承志，例子多的是，80歲以上的老人，被勞教的就至少有兩個，被關黑監獄的多了去了。這種體制需要這種模糊性的威力。
好吧，退一步算了。從整個社會來說，用自由來交換安全，最後恐怕兩樣都得不到。從個人來說，少給政府惹點麻煩，自己的安全係數就大一些。但問題是退到什麼地方去？退一步覺得不夠，就需要退兩步，而退兩步還會覺得不安全，需要再往後退。一直退到底線，裝聾作啞，視而不見，才算安全。問題是，所有人都溫和、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觀」）、講策略、不激怒當局，政府就不抓人了？中共牌絞肉機就不工作了？都往後退，抓人的標準又不一樣了：都低聲抗議，那也能從裏面找出聲音最高的。找不出來，也要製造出來。都不公開批評，那就得抓私下批評的。抓人是一定地，而標準是由潛在的被抓者的總體水平大致決定的。而政府的容忍度，基本上是由坐牢者的平均水平撐大的。這正是這種體制神奇和弔詭的地方；這也似乎是民主人士和人權捍衛者的宿命。愛自由，才失去自由；失去自由，才能爭取自由。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其實都退無可退。
好吧，為了安全，給黨唱讚歌吧。問題是叫申紀蘭的兩足動物也只有一個。每次都不站錯隊伍太不容易了。而且歌德派也未必安全。做人做到這份上，估計自己都會被中國夢嚇醒的。別人賣得足夠賤，你要價高了，根本沒人買。——你要是有心參加知識分子拼賤比賽，故事從一開始就完全不是這麼個講法。
……
自由不會從天降。一寸自由一寸血。李旺陽，力虹，孫志剛、薛錦波、錢雲會、唐福珍、扎白……。壞分子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又長了一茬。我去年拜訪青島的異議作家牟傳珩，他因言獲罪，但在監獄裏他還繼續寫反動文章，設法帶出並發表在國外反動刊物上。能把他怎麼樣呢？再判一次？想讓他停止寫作，唯有肉體消滅一途。如果消滅他的肉體，那等於成全了他在極權體制下身體寫作的最後一個作品。從監獄出來的政治犯，多數都不思悔改、繼續作案，乃至二進宮三進宮。這恐怕是戰無不勝的共產主義衝鋒隊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之一。明殺有難度，也許暗殺是必須的。
……對極權的精神抵抗，到最後一定會變成肉身的抵抗。我們時刻在計算和決定着我們生命中精神和肉身的比重。我其實又怕死、又找死，又頑固、又軟弱，每一刻都洋溢着幸福，每一刻都體味着痛苦。這就是一個反動分子的自白。
2013年6月3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