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夏上海因新冠封城兩個多月，如果從4月1日算起，到5月31日為止，是兩個整月。期間新冠本土確診病例56455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556245例，合計本土新冠感染總數612700例。新冠死亡病例588例，死亡病例占本土新冠感染總數的0.1%。
這是一個簡單的計算結果，但實際情況絕非如此簡單。讓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
對這588個新冠死亡病例進行綜合研判，首先需要指明的有兩點：第一點，死者平均年齡超過80歲。588個新冠死亡病例，平均年齡約82歲，70歲以下的很少，70歲以上80歲以下的佔少部分，大部分都在80歲以上，90歲以上的也佔有一定比例。第二點，綜合官方通報，死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基礎病。
死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基礎病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所有死亡病例（588例）致死的直接原因就是患者原來有的基礎病，是原來的基礎病惡化導致死亡的，和感染新冠沒有什麼關係。
都是哪些基礎病呢？
大體上說，就是老年人容易罹患的高血壓（重型）、糖尿病（重型）、腦出血、重度支氣管炎、心力衰竭、肝硬化晚期、腦梗死後遺症、帕金森症、阿爾茲海默症、尿毒症等等基礎病以及各種惡性腫瘤晚期，且往往不是一種基礎病，而是多臟器並發的基礎病。
一般人大都知道這個常識，即高齡老人和罹患上述基礎病是緊密相關的。年事高的人，不但患多種基礎病的幾率增大，而且基礎病對其的危害風險也在增大。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平均年齡約82歲的588個死於基礎病的新冠病例均是在4月17日以後（含4月17日）歿的，4月17日之前沒有新冠死亡病例。
這又是為什麼呢？
是4月17日之前新冠感染人數不多嗎？因為不管是否死於新冠，只要是新冠患者死亡，就是作為新冠死亡病例統計的。而一般來說，新冠死亡病例數和新冠感染人數存在依存關係，感染人數多，死亡病例數相應也會多，反之亦然。從4月1日——4月16日，正是上海新冠感染人數的高發期，期間本土感染人數達到293482例，佔4——5月兩個月本土感染總數（612700例，見上）的47.9%，但卻沒有發生1例死亡。588個新冠感染者死亡病例，全部發生在感染高發期之後的4月17日——5月26日的1個多月內。
這是不是有點奇怪？
仔細研究就會進一步發現，4月17日左右是上海抗疫的一個分水嶺。
之所以說是分水嶺，是因為多種資訊表明：在這之前65歲以上的新冠感染者可以居家隔離，65歲以下的轉運；之後為了實現社會面儘快清零，超過65歲都一律實行「應收盡收、應轉盡轉」，從而將很多耄耋且患多種基礎病包括患晚期惡性腫瘤的新冠感染老人強行轉運到方艙或醫院。平均年齡約82歲的588例新冠感染者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離世的。
另外，期間除上海死亡588例外，全國其他地方未發生1例新冠感染者死亡病例。
那麼，這是不是等於說，強行轉運造成這588例新冠感染者離世？
當然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方面的直接證據，但多種情況間接說明這之間存在一定關聯。
這同樣是一個常識：年屆八九十歲患多種基礎病的高齡老人，是很脆弱的，他們需要溫馨熟悉方便的養護環境，需要細心周到體貼的照料，需要特定的飲食、進藥和護理條件，一旦這些條件被改變和破壞，對他們的身心打擊是很大的，他們又特別經不起折騰，原有養護條件的改變加上轉運的折騰，對這些一般身患多種基礎病的高齡老人的刺激和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而立足於新冠感染隔離臨時建設的方艙、改造的隔離點或騰出的醫院，條件的種種不如意也是可以想見的。問題是，相關資訊表明，有的不僅是一般的不如意，可以說是惡劣：如有的方艙沒有坐便，只有蹲坑，還特別小，且數量不足，這對於那些蹲便有困難或根本就蹲不下去的老人，那些內急難以等待的老人，那些殘疾者，就製造了很大困難；有的方艙或隔離點缺醫少藥，或護理跟不上，或缺少必要的護療設備，那些需要及時治療、進藥、護理和使用護療設備的老人就會陷入困境。
所有這些，都會觸發那些高齡老人原有基礎病的加重和惡化。八九十歲的高齡，基礎病一旦加重和惡化往往會迅速走向死亡，這是不言而喻的。
按上海官方多次通報：患者入院後，原發疾病加重，經搶救無效死亡，死亡的直接原因均為基礎疾病。（重要參考資料略；2022年6月10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