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博明講的這種「數碼列寧主義」，已經在中國運行了三十年，這些技術也都是西方給中共的，要麼他們去偷來的，今天這個系統要在全球運作了，西方才驚醒，令我感覺回到八十年代的中國，那時有一部《大俠霍元甲》，電視劇里唱：「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這個系統在中文裏叫「雲極權」。】
由於數碼的介入，個人（individual）與國家的博弈，溢出政治學範疇，已經不單單是權力的概念（「專制」「集權」），民主制度也不能擔保了，臉書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坦承：「許多人進入科技業，是因為相信科技可以帶來分權化的力量，賦予人民更多權力。但隨着少數的大型科技公司崛起，以及政府使用科技監控他們的人民，許多人現在相信科技只會加強集權，並非分權化。」
這種大公司在中國就是BAT，B指百度、A指阿里巴巴、T指騰訊，中國互聯網公司三巨頭，它們幫助中共打造了一個全新的統治模式，物聯網、大數據分析、ＡＩ，更可能實現一種新的超級控制，不是通過外在的強加，而是通過資訊技術，深入民眾習慣和偏好之中，即時掌握行為和軌跡，中國網友戲稱「雲極權」，比較露骨的叫法是「數位化列寧主義」。
毛澤東式的傳統社會控制能力，在改革時代有所退化。市場化與全球化的推進，相對削弱了中共對資源與社會力量的壟斷控制；愈來愈多的人脫離了單位和公社的束縛而流動起來，也有更多的經濟資源掌握在私人手中，湧現出來數以千萬計的專業技術人員、自由職業者與數億的流動民工，因此近年來諸多規模群體事件都呈現出無組織和突發的特點，如二○一一年北非「茉莉花運動」對中國的影響；加上新社會階層和農民工高達數億之多，且處在不停的流動當中，體制似乎不可能對所有人都做到「動知軌跡，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不幸的是，資訊技術的進步，讓這一任務再此成為可能。
中國起步於監控出租車，而「出租車監控」水平，即一個「監控社會」的基礎標準。二十年前王丹倉皇逃出北京，往蕪湖投親戚遭拒，無措手間竟返回北京，口袋裏只有一張名片，是住在北京飯店的台灣記者徐璐，結果徐璐要了輛出租來接他，警察也同時趕到。徐璐被驅逐出境時還在後悔，怎麼沒想到北京八九年居然已監控電話。低估中共的集權控制技術，是神州之外的一種「國際性幼稚」，至今如此。
接着，中國以公安人口信息為基礎，加入人口和計劃生育等相關信息資源，建立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代碼的「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動態管理機制，也就是所謂「公安大情報重點人員動態管控機制」，針對七類「治安高危人員」實施監控：涉恐人員、涉穩人員、涉毒人員、在逃人員、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員、肇事肇禍精神病人和重點上訪人員等。若以公安部和衛生部的數字為據，錄入動態管控機制的吸毒人員有一百多萬，重型精神病患者一千六百萬，如果再加上刑滿釋放人員兩百至三百萬、重點上訪人員上百萬，那麼這個「動態管控機制」目前輸入的黑名單，至少有上千萬人。
怎麼「動態管控」呢？北京市公安局在近郊區流動人口聚集地，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在一百個流動人口中招募五名治安管理員，即在五個家庭之中，招募一個家庭來監視其他四個家庭；而且，其中任何一人有異常，十分鐘之內有五個人趕去處理，一小時之內轄區的公安、衛生人員就可控制局面。」毛澤東時代也搞「黑五類」、「階級敵人」的監控，靠的是街道里弄的「小腳偵緝隊」（也稱「馬列老太太」），相比之下，今日豈止是「鳥槍換炮」？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大屠殺）是由於「科技」的加入，才成為可能——眼下中國這套東西的公開話語，就叫「科技強警」，乃是中國「崛起」的兩個十年間，以零八年奧運、零九年國慶為戰略目標（民族主義）而打造的「維穩系統」，所以到零九年「維穩費」已達五千億之巨，超過軍費，因為「科技」是很昂貴的。
從這個基礎，中國又上升到「雲極權」，手段基本是兩個：
第一、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整合所有個資。2013年4月，中國在先前那個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代碼的「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的基礎上，建立公民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將戶籍資料、個人信用、稅收繳納、銀行、房產、社保繳費、工商登記、交通違章乃至網上購物、網路言論等關鍵資訊，都整合到統一的個人身分證代碼之下，無論是騰訊、阿里還是民航、高鐵、小米、蘋果，更無論銀行、稅務，所有資訊都可被收集，為體制所用，任何個體都變得赤裸裸，只要進入到「社會信用」系統，就在虛擬的戶籍員警監視下，個體從意識型態到消費偏好的各種傾向，從日常活動範圍到人際交往網路等實體資訊，都被持續的追蹤和分析，一但進入黑名單，就不能再購買機票、高鐵票，也不能買房子、申請銀行貸款……。
第二、全球最高密度監控攝影機，即「天網工程」，加上人臉識別技術。自金盾工程（公安通信網絡與計算機信息系統建設工程）、天網工程（公安110系統視頻監控系統）之後，又啟動「雪亮工程」（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等。
這個名字來自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實質卻是用高清攝像頭代替人的肉眼，密集到鄉村主要道路口、人群聚集地都設里立攝像頭，實現「人人可監視，處處可監看，時時可響應」。雪亮工程的起點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報告：「要深化平安建設，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2015年5月中央綜治委、工信部、公安部等九部門聯合下發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實現「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
2016年中國共裝有1.76億個監控攝像頭（其中由公安系統掌握的有2000萬個），而到2020年將達到6.26億個。中國生產、銷售視頻監控設備最有名的兩家公司是杭州海康威視和浙江大華科技，根據年報，海康威視2017、2018年銷售視頻產品及視頻服務的數量分別為9800多萬、1.26多億台/件，大華科技的相關數據則是4400多萬、5400多萬台/套。這兩家公司的主要客戶都在中國，可見近兩年中國視頻監控設備的安裝數量之龐大。
這裏的幾個要素是：視頻監控、聯網、資源共享；效果是「事前預警」、「快速反應」；目的是「防範」「免疫」。這很典型地反映了「現代國家」以影像的採集和歸檔等技術手段，對民眾和社會實施監控。數碼影像技術和網絡等「信息社會新技術」的突破，並非只普及「民主」「人權」，也使國家機器提升了監控的強度、效率和範圍。所以中國「群體事件」從1993年的八千七百起，飆升到2005年八萬七千起，十三年增加十倍，平均每六分鐘發生一起，呈現爆炸性成長——公安部2005年此後不再公佈數據，清華大學孫立平發佈2010年的數據是約28萬起，即後來五年是三倍的暴漲——但這個政權依然得以「維穩」，無疑直接受益於「監控技術」。「揭竿而起」、「天下大亂」等前現代式的觀感和期待，已經預言、描述不了「監控社會」。
西方政治學的那套概念，如「極權」「全能」「鐵幕」等，也描述不了「監控社會」。倒是福柯以精神病醫院，作為現代社會監視的隱喻，深入研究了「監視」的社會和政治含義。他分析在醫院、學校、軍營和監獄中，都履行着一種「追求規範化的目光」和「能夠導致定性、分類和懲罰」的觀察、注視和監視，病人、學生、士兵、罪犯都是「凝視」的目標，他們都被「改造」着，整個現代社會就是一個「大監獄」。這就是他的「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概念。他更指出，被監視者因為恐懼而時刻警惕自己的行為——監視者對囚犯的凝視（監視）的結果，是產生出在內心自我監管的主體，監視被內化，因此，一個持續的、無所不在的監管效果就達到了。福柯稱監視是「一種軟暴力」。
數位極權主義的崛起，事實上是全球性。「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發佈的《2018網路自由報告》指出，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在加緊對公民資料的管控，網路宣傳和虛假資訊日益毒害着網路環境，而肆無忌憚地搜集個人資料正在破壞傳統的私隱概念。「民主國家正在數位時代苦苦掙扎，而中國正在國內外應用和輸出它的言論審查和監控模式「、」這種模式對開放的網路造成了威脅，並且危及全球民主化前景」、「美國政府和美國主要的科技公司在防範網路操縱和保護使用者資料方面需要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這份報告點明：
北京採取種種措施重塑了自己「科技惡邦」形象。在《網路自由報告》評估的65個國家中，中國官員針對新媒體和資訊管理，為其中36個國家的代表舉辦了培訓班和研討會。中國還向外國政府提供電信和監控設備，並要求跨國公司遵守它的網路內容規定，甚至當這些公司在中國境外運營的時候也要遵循這些規定。
新的《網路安全法》賦予中國政府廣泛的權力來控制科技公司如何運作。這些公司必須將他們當地使用者的資料存儲在中國境內的伺服器上，並協助安全機關獲取使用者的私隱資訊。為了遵守這部法律，蘋果公司與一家中國國有公司合作將中國iCloud使用者的資訊存儲於當地伺服器，使得這些資訊更加易於受到政府的入侵。
在這一年裏，最令人擔憂的事態發展之一是國家監控活動的激增，尤其是在西部新疆地區。那裏的居民受到無處不在的、配有人臉識別技術的街邊攝影機的追蹤，他們還被要求下載一款手機應用程式，允許當局在手機上搜索與黑名單內容匹配的檔案。
中國的「數位化列寧主義」，恰是「獨裁者學習曲線」和「極權升級換代」的尖端部件，其控制方式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正在進入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新式極權主義統治時期，已經超出了奧威爾《1984》和東德史塔西(Stasi)的想像。
一九四二年六月希特拉以「巴巴羅莎」計劃閃電擊潰蘇聯，希姆萊的黨衛軍跟隨在後面籌劃對佔領區的「東方大安頓計劃」：組建三個巨大的「邊境定居地」、內含36個「定居要塞」，以十公里的間距通向德國；這些地區要移民25%的德國人，原住民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大部分逐往西伯利亞，留下少數人貶為農奴，承擔苦役，不予教育，頂多「數500的簡單算術，會寫自己的名字」——這也叫着「人群圩田」，是由士兵／農民構成的一道牆，將「永遠地阻擋暴風雨和洪水般的亞洲人潮」。
這些紙上談兵的胡思亂想，因納粹德國迅速潰敗而未能付諸實施。但後世人們讀到這些史料，會好奇納粹將以何種技術管理這種「人群圩田」？因為他們發明了「高科技殺人」的焚屍爐——滅絕猶太人的所謂「最後解決」，瓶頸是一個「殺人速度」的技術問題，奧斯威辛創造過一天毒死六千人的紀錄。法西斯未遂的「高科技監控人類」，戰後由英國作家奧維爾在小說《１９８４》裏面想像：「大洋國」里無處不在的「一塊像毛玻璃一樣的橢圓形金屬板」、聲音關不上的一個裝置，叫做「電幕」，它監視所有人的私隱。這個天才虛構，於是成為「極權主義」的代名詞。如今在開放社會裏，「攝像監控」引起人們本能的恐懼，可能也是奧維爾留下的一種遺產。但是奧維爾想像力不逮之處，恰在高科技「監控社會」，後來居然出現在納粹德國煞費苦心想要防堵的東方的東方——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