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民營企業消亡的原因主要是經濟原因，如經營不善，嚴重虧損，倒閉破產。1949年後，中共改朝換代，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民營企業被消滅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原因。毛澤東要搞公有制，要滅私有制，自然民營企業無法生存。於是，中國就出現了第一次消滅民營企業的運動，這就是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
據統計，1949年中國私營工業企業有12.3萬家，生產總值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3%。從1953年開始，中國開始在一些民營企業中強行入股，就是加入「公共股份」，並且派出幹部以官方代表的身份管理企業。1954年9月2日，政務院通過了《公私合營暫行條例》，1955年下半年，大中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趨勢。1956年初，全國範圍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公私合營」採取所謂贖買的方式，後又改成「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資本家除享有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1966年9月，政府停止發放定息，公私合營企業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
1950年6月，紅色資本家中國船王盧作孚曾率100多條船從香港回歸大陸，滿懷激情要建設「新中國」，並與政府簽訂了公私合營協議。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其養子在大庭廣眾下「檢舉揭發」盧如何「拉攏腐蝕國家幹部」的「犯罪行為」。盧作孚於1952年2月8日悲憤自殺。「大康藥房」老闆、年僅29歲的王康年被以虛假的「販賣假藥、騙取志願軍購藥巨款」罪名槍決。上海「冠生園」品牌創立者冼冠生跳樓身亡。當年上海市長陳毅每晚都要聽取秘書匯報，總要悠閒地問上一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了。至此，中國民營企業就被消滅乾淨。
1976年9月9日，將中國人折騰得九死一生的毛澤東終於死了。劫後餘生的中國人開始了自救，他們要活下去，吃飽飯。中國人的求生直接催生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被斬草除根的民營企業又開始死灰復燃。從個體戶，到萬元戶，再到民營企業。與此同時，中國的紅二代開始在中國跑馬圈地。
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在優厚的招商引資下，大量境外資本湧入，或獨資、或合資，以不同的形式投資於許多經濟領域，一時民營企業遍佈全國。數億家徒四壁的貧困農民進城務工，成了血汗工廠和建築工地的廉價勞動力，支撐起私有經濟的基礎。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民營企業已佔據整個經濟的75%，也積蓄了大量的財富。據官媒報道，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至少50%的GDP，60%的稅收，70%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而佔有超過70%資源的國企，創造了不到30%的GDP。
隨着2001年，中國加入WTO,搭上了經濟全球化的便車，通過低人權、低福利和高污染成為世界工廠。2010年中國經濟GDP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開始富裕起來，也開始膨脹起來。
紅二代再也受不了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的外人瞎折騰，他們身上流着紅色血液，要保護他們父輩打下的江山，世世代代享用中國這座金山銀山。2012年一個正宗的紅二代、政治強人習近平登上了歷史舞台。
習近平要保住紅色江山，大多數中國人希望中國走向憲政民主，但憲政民主的核心是民主、法治和人權。這樣矛盾就變得不可調和了。在習近平眼裏，民營企業無疑是危險的，因為他們掌握着中國的經濟命脈，也會成為支持憲政民主的重要力量。要保政權就必須限制民營企業，將它們牢牢控制起來。於是，毛澤東時代強行入股民營企業和派出官方代表進駐企業的做法復活了，但它的名稱換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隨着第二次公私合營運動的到來，中國民營企業又該退出歷史舞台了。
2013年，政府發佈《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5年發佈的《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香港首富李嘉誠不愧為商界俠客，習近平剛被選為儲君，他感覺到了危機，於是在他人燈紅酒綠、鶯歌燕舞時已開始佈局並實施了「大撤退」，不停拋售旗下產業，趕在新一輪「公私合營」的「打土豪、分田地」之前，順利完成了名下資產的戰略轉移。但他的行為觸怒了習近平。不是李嘉誠不該撤資，而是他看破了習近平的棋局。
新一輪的「公私合營」在本質上與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沒有區別，都是巧立名目的非法掠奪。奪取民間財富是一場革命，雖然看不見硝煙，刀不血刃，往往伴隨的是家破人亡。中國民營企業家開始焦慮與恐慌。焦慮，只是感受到了壓力，感覺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整體還可掌控，仍可作為。恐慌則不然，恐慌是根本無能為力，要麼徒勞掙扎，靜候時運的擺佈，要麼逃亡。
民營企業開始向海外倒騰資產，進行垂死掙扎。海航勢頭較猛，2016年前十大海外併購交易中，海航系佔據了3席，海航累計海外投資高達2880億人民幣。萬達也緊隨其後，王健林海外投資已超2500億人民幣。安邦人壽海外保險資產高達9000多億人民幣，佔總資產比例超60%。2017年6月，銀監會對他們出手了，切斷了他們的資金流，責令他們處置海外資產。面對中共高層的警告，吳小暉自持有鄧小平家族背景，不予理睬，結果安邦集團被強制接管，吳小暉入獄18年。海航立即改弦更張，但作為操盤手的海航董事長王健，2017年7月3日在法國南部普羅旺斯意外身亡。萬達的王健林急忙資產大甩賣，並宣佈徹底告別房地產，但已傷痕累累，一蹶不振了。中國規模最大的民間企業明天控股集團（明天系）旗下的天安財險、華夏人壽、天安人壽、易安財險、新時代信託、新華信託、新時代、國盛證券和國盛期貨等九家公司被銀監會、證監會實施接管。這九家企業的全部資產在2019年年底超過了1.2萬億元人民幣。
2018年初，吳小平的《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一文，立即點爆了民營企業家這隻驚恐不安的汽油桶，但他們已經是政府案板上的魚了。
截至2016年底，中國273萬家私人企業中有67.9％建立黨組織，10.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有70％的在華外企建立了黨組織，達到7.5萬家，並且參與公司的決策權。
中國要壯大國有企業，它們即使虧損也照樣可以得到銀行的貸款和財政補貼，但民營企業在中國經濟下行的環境下，要麼在國有銀行和非金融機構借高利貸，最終關閉破產，要麼投靠國有企業，被收編。2019年7月31日，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郝鵬會見了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馬化騰。在此之前，他還會見了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阿里巴巴和騰訊都是中國聯通的戰略投資者。2017年10月，聯通和阿里巴巴宣佈將相互開放雲計算資源，在公共雲、專有雲、混合雲三個方面深度合作。2018年6月，騰訊和吉利控股兩家企業組成的聯合體斥資30.49億元，購買了中國鐵路總公司旗下動車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49%股權。國資委秘書長彭華崗在2019年5月向媒體透露，目前中央企業混改的佔比已達到70%。2013年到2018年，中央企業通過產權市場吸引的社會資本超過2600億。
中共強硬的外交戰策、南海的軍力擴張、維吾爾集中營、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鎮壓以及中共病毒疫情的擴散使西方國家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共。他們突然發現自己被中共耍了，開始明白「韜光養晦」的深意。一個經濟和軍事巨人已經出現在世界面前，它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強大，並毫不掩飾地宣稱要用中共智慧終結世界民主自由。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蘇聯崩潰後曾樂觀預測歷史的終結，但他忽略了東方，這個集馬列主義和皇權專制於一體的巨人。川普總統上台後迅速調整了國家戰略，中美貿易戰隨之爆發，並逐步演變為中美全方位對抗。在西方文明世界的圍追堵截下，在中共政府的逼迫下，腹背受敵的中國民營企業正在走向滅亡的終點。
中國發生的兩次「公私合營」運動，其本質都是財富消滅運動。如果說第一次是毛澤東的土匪式強取，第二次則是習近平乘人之危的巧取。兩次公私合營目的不同，手段相似。毛澤東的目的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消滅私有制；習近平的目的是要保住紅色江山，保證特權階層可以世世代代掌權。如果說毛澤東還帶有一點理想主義，而習近平則是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毛澤東的手段是入股、贖買和歸零；習近平的手段是交叉持股，將民營企業牢牢控制起來，斷絕他們參與社會變革的可能。無論毛澤東還是習近平都不可能信任民營企業，看看新疆集中營，我們就會明白什麼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看看香港，就會明白什麼「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和「基本法」，都只是權宜之計。
文淵先生在《公私合營，中國私企之殤和宿命》一文中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中華民族的歷史，幾千年來就總是在這樣重複着裹足不前。一個甲子前的那場公私合營的血腥歷史還沒有從國人心中抹去，第二次公私合營又呼嘯而至。沒有來得及跑路者中，會有多少人「舉身赴清池」，會有多少人「自掛東南枝」，又會有多少人成了當年陳毅口中的「空降兵」？第二次「公私合營」是民營企業躲不過的劫難，並終將遭滅頂之災，這就是中國民營企業之殤和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