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
按照中共的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馬列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和必然。事實真是如此嗎？且讓我們來回溯一下當年的歷史。
〝從滿清後期到民國初期，中華古國經歷着巨大的外來衝擊和內在變革，社會處於混亂和痛苦之中。其間許多知識份子和仁人志士，滿懷濟世救國的憂患意識。但是在國難和混亂中，他們由失望變成了完全的絕望。有病亂求醫，他們到中國以外尋找靈丹妙藥，英國式的不行就換法國式的，法國式的不行再換俄國式的，不惜下猛藥烈藥，恨不得一日即能振興中國。〞（《九評共產黨》）正是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之下，強調〝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馬克思主義於〝十月革命〞後不久傳入了中國，引發了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激進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強烈共鳴。此後，在他們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
儘管有人說，〝1920年2月，陳獨秀為躲避敵人的搜捕，由李大釗陪同秘密離開北京，前往天津（陳獨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兩人商討了建黨事宜〞，但至今沒有過硬的材料說明陳、李當時已有組織大規模共產主義組織的明確想法，他們只不過是在頻繁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罷了，重要的是這一點很快便被共產國際發現與利用了。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送來的不僅有馬克思主義，還有共產黨。
如同舊沙俄一樣，新起的蘇俄也有着強烈的對外擴張的野心。中國不僅是古老的東方大國，也是它最重要的鄰國，當然是它想染指的一個重要國度。因此，蘇俄建立不久就積極開始了對中國的滲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國尋找代理人，建立共產黨，利用這個黨把所謂〝無產階級革命〞輸入到中國去，從而最終達到將中國納入到其勢力範圍之內的目的。而具體實施這個計畫的則是在俄共控制下的共產國際。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實際上是蘇俄對外擴張的指揮機關。它居於各國共產黨之上，對各國共產黨有指揮權。各國共產黨是它的下級組織，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產國際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機搆，傳播、鼓動全世界搞共產革命，從一國數國的共產主義勝利直到全球勝利。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遠東局〞，在海參威成立〝俄共（布）海參威分局〞，任命維經斯基為分局負責人，專門從事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與共產國際磋商，並獲得共產國際的批准、同意，給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發去一份電報，指示他們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中國。據日本學者波多野干一等人的研究，這個代表團有三項任務：1、同中國社會主義團體聯繫，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共青團；2、指導中國工人運動，成立各種工會；3、物色一些中國的進步青年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選擇一些進步份子到歐洲遊歷。27歲的維經斯基被選中擔任這個代表團的負責人。臨行前，代表團又增加了一項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的可能性〞。
很快，他們喬裝成新聞記者代表團來到了中國。經人介紹，他們先在北京結識了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早期宣傳者李大釗。在與李大釗的接觸中，維經斯基明確提出〝中國應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隨後，李大釗又介紹他們去上海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在上海，維經斯基與陳獨秀一起討論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問題。在那裏，維經斯基還結識了《星期評論》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廬、李漢俊，《時事新報》的主持人張東蓀。他與他們經常在陳獨秀的家裏密談，在戴季陶的居所聚會。在與這些人的交往中，維經斯基產生了這樣的設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評論》和《時事新報》結合起來，乘五四運動的高潮建立一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聯合起來，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包惠僧《黨的〝一大〞前後》）開了幾次座談會，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維經斯基終於把建黨的設想明確地向這幾位〝筆桿子〞提了出來。當年曾參加座談會的北大文科畢業生袁振英事後回憶說，〝1920年5月，陳獨秀約我和戴季陶、施存統、沉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鳳、俞秀松、葉天低、李季、周佛海、楊明齋和李達、劉少奇等社會主義者，同俄國代表密商組織共產黨的辦法〞。當時路過上海也曾參加座談會的周佛海回憶說，〝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國人維經斯基在座。維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經過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周佛海《往矣集》）曾任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的李達說得更明確：〝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繫，他不懂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在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沉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
作為建黨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是陳獨秀。到了同年8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又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仍是陳獨秀。維經斯基沿用蘇共的習慣，說負責人應稱〝書記〞。就這樣，陳獨秀擔任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首任書記。有了〝小組〞，有了這個〝小組〞的書記，中共的第一個早期組織就在上海誕生了，並且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
接下來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裏，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法國、日本八個共產主義小組相繼成立。儘管名稱五花八門，有的叫〝共產黨〞〝共產黨小組〞〝共產黨支部〞，有的甚至連名稱都沒有，但它們都是以俄共為榜樣建立的，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