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聲言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近日更連番動作，說穿了，就是要殖民主義回朝，把香港人置於異地政權控制的統治之下。
殖民主義是宗主國對其域外領地及人民的控制以至思想馴化。「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下，香港本屬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但二零一四年北京發表香港政策白皮書，標榜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就是做輿論準備，讓北京由幕後走向台前，指揮特區政府如何管治香港。近日中聯辦和港澳辦標榜自己是中央代表，不是所屬部門（其實哪個中央部門不是代表中央），不外再進一步，樹立兩個辦公室有權監督特區政府施政。
也就是説，高度自治即使沒有正式取消，也變成了兩個辦公室領導下的高度自治。當中央的代表可以對香港內政指手畫腳，或者把任何事情化作中港關係問題，再以維護國家安全、對付恐怖主義之名，指揮特區政府以暴力加歪理去應對政治問題，完全迴避警暴橫行、政制不民主、施政不問責等等，特區政府即變成執行機構，執政的是北京。這種貨色的高度自治離開宗主國派港督治港還有多遠？
一套殖民體制逐漸現形。除了特區政府已淪為傀儡，大政方針以至人事調動，莫不以兩個北京代表馬首是瞻，不民主政制剝奪大多數市民通過代議機構監察政府的權力，更運用警隊以暴力維穩，壓制公民表達訴求的權利，並以國民教育塑造下一代的愛國價值觀。這些殖民統治手法，時地不同因而內容或有差異，但都是來自異地的政權駕馭當地人的一般技倆，在香港六、七十年代成長的一代對此都似曾相識。
不過，殖民政權的政治原罪是毫無統治合法性。一個地方如何管治，何以由外人決定一切？英治年代，統治者不會耀武揚威，反而懂得從歷史記取教訓，逐步樹立法治、改善吏治、發展社會、提高身份認同、增加對政府的信任，從而帶領社會進步，以善治德政彌補合法性的先天缺陷。
在英國管治香港的最後歲月，法冶代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執法、檢控到司法，要讓人看到公義彰顯；吏治就是杜絕貪污舞弊，高薪養廉，但強調提升效率，注重服務市民，由設立廉政公署、加強審計工作以至訂立服務承諾，都有助提高政府聲望。同時，再通過兩方面同步進展，一是持續經濟增長增加市民入息，改善生活，二是提升社會服務的質與量，由醫療、房屋以至文娛康樂和福利措施，讓市民安居樂業。最後是建立渠道疏導民情，培養本土意識，增強社會歸屬感，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對未來寄予希望。
反觀眼下捲土重來的殖民主義，只集中於權力的得寸進尺，步步進迫。九七前後，是說只管國防、外交，接住加入中央與特區關係，再跟住輪到與中港關係有關的內政，統統由中央把關，再顧不得《基本法》的束縛了，都要把北京「監督」範圍不斷擴張，將全面管治權變成事實。
不過，回歸以來，社會民生原地踏步，人權法治更步步倒退。特別是隨住警權坐大，執法粗暴，親疏有別，檢控不公，濫捕濫控有之，放過疑犯有之，法律面前不再是人人平等，法治飽受挑戰。説好了的特首及立法會雙普選，北京早已抵賴，香港的前途只能按照中央的構想，儘快併入中國的經濟版圖，香港人的獨特身份亦遲早抹掉，成為大灣區一分子的新香港順民。這種近乎奉旨行事的角色和身份，香港人特別是年青人又怎會照單全收呢？
面對香港，北京心急如焚，因為沒有軟實力可用，唯有惱羞成怒，劍拔弩張，用盡中共政治的慣常鬥爭技倆，不怕背負復辟殖民主義的臭名，也要霸王硬上弓。但制度暴力和政治威嚇，無法令人指鹿為馬，反而政治暴力當前，更令人深信反抗強權有理，也只有團結抗爭，才有望扭轉被奴役的惡運。香港人的選擇的確不多，但在為求生活而卑躬屈膝和保守尊嚴而或有損失之間，經過一年來的磨練，我們早有決定。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