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營：吞併民族資產30億
記者：談了農村的暴力土改，再談談城市的公私合營吧！總共涉及多少財產金額？
宋永毅：中共自己估價：他們沒收的財產是30億人民幣。私有經濟當時大約佔中國的工商業的30%。30億在當時換成美金是15億美金，當時比價大約是2比1。但是30億隻是一個固定資產估價，並不是生產能力。如果算上生產能力來估價，恐怕至少要算好幾百個億。
在清產核資中，私方的固定資產總是被估價低了的。當時毛澤東說還給私方發20年的定息，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抄家就把定息單子全沒收了，哪個資本家還敢去銀行領定息？而且中共也根本索性賴掉，凍結存款，就再也不提發給資本家定息了。
記者：為什麼資本家不拒絕公私合營？他們在肉體上和地主的遭遇有什麼不同？
宋永毅：1951到1953年的「三反」、「五反」兩大運動，已經把民族資本家整得很乖了。「三反」是整共產黨幹部，和現在習近平搞的「打老虎」一樣；「五反」是整資本家。因為毛澤東認為腐敗是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是資本家腐蝕了我們共產黨的「好幹部」，於是整完幹部就整資本家。我不知道習近平是不是整完黨內腐敗就整民營經濟（笑）。中共在每一個私人企業中建立工會，黨小組，「五反」中把資本家沒日沒夜地鬥。那些資本家從來沒有受過這種侮辱，那個時候在上海自殺的資本家多得不得了。一個1952年3月31日的絕密文件統計：「自一月二十五日到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地區「自殺的共有四百六十六人」，大都是資本家。可以說，五反已經把資本家的脊樑打斷了。五反結束，中共說要公私合營，而且他已經在資本家的企業里建立了基層政權–工會，黨小組，誰敢拒絕公私合營？非但不是拒絕的問題，許多地方還要資本家在公私合營時加碼，追逼增加資金，即要求資本家投入現金，金戒指，美元，和農村刮浮財如出一轍。這在全國也是不小的一股風潮。新華社《內部參考》1956年2月20日就報導：「江蘇省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中，有七個商業資本家、小商販和職工自殺，其中有四人身死。自殺案中有四起是因追逼增加資金而引起的。」
話說回來，當時的民族資本家如果不搞公私合營，也完全被中共「改造限制」了發展。因為政府控制了你的銷路。所有的產品，只有國家壟斷的銷售途徑。另外，他把你的材料來源也壟斷了。進口和出口都控制了。如果資本家不把企業交給共產黨，共產黨要搞死民族資本很容易。所以和土改初期的地主一樣，不少資本家也是無可奈何地「自願」公私合營的。
思想改造：用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征服中國知識分子
記者：農村鬥地主，城市整資本家，那麼五十年代怎樣改造知識分子？
宋永毅：美其名曰：「思想改造」。最主要用的是用兩個主義：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來改造知識分子的崇尚自由民主的思想。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狂熱的民粹主義，對當時的知識分子有普遍的烏托邦式的道德感召力的。我一直不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五十年代的「洗腦」是被迫的。相反，絕大多數人一開始是真誠的、自願的。原因之一是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普遍左傾，如作為中國知識分子代表的民盟的綱領就與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高度重合，都是紅色的，左的。潛伏在他們思維積澱中的擁護「好皇帝」的改朝換代的思想，有時他們對中共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原因之二是朝鮮戰爭和土地改革給了中共在知識分子中煽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機會。
中共一解放就開始妖魔化美國，但當時知識界不是沒有抵制的。例如，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解放初期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做報告，公然講：「美國沒有文化」。當他講到這裏，台下的不少老師和學生就站起來憤然退場。而所謂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使中共的宣傳佔據了虛假的「民族大義」。保衛和平的美國被醜化為侵略者，而發動戰爭的金日成卻被美化為和平的保衛者。中國志願軍竟然和世界上最強的美國軍隊打了個平手，更激發了知識分子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的盲目高漲。進而認為共產黨是對的，自己錯了。
中共的另一手是「民粹主義」。中共搞思想改造的同時，發動知識分子下鄉去參觀土改。一些大知識分子如朱光潛，馮友蘭、華羅庚、潘光旦、賀麟、梁思成等人都下鄉參觀土改，看農民分到土地後的歡天喜地。讓他們看到是中共要「平均地權」，實現孫中山的理想。當然，中共不會告訴這些知識分子：土改的「分田分地」完全是忽悠農民的權宜之計，沒兩年土地就要全部收歸國有的。我們的數據庫里收集了上百篇那些有全國影響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寫的「檢討」，很值得一讀。
到什麼時候，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改造」有所懷疑和覺醒呢？那是到了1955年肅反運動時期。一方面，毛和中共對所謂的「胡風反革命小集團」動用公安機關抓捕了兩三千人，繼而又在全國報刊上搞文革式的大批判。這開始給知識分子一種「文字獄」的感覺了。另一方面，在全國高校的群眾肅反運動中，中共廣泛地發動學生鬥教授，體罰逼供，揪住教師在國民黨時期的所謂「歷史問題」不放。其實，一個大學有點民望的教授，誰在國民黨時期沒點社會職務呢？但那都得整成「反革命」。所以「學生鬥老師」、「學生打老師」並不是文革的專利，五十年代初就開始了。知識分子對肅反普遍不滿。1957年的右派言論，30%到40%是關於肅反的。知識分子覺得，肅反完全是無中生有對知識分子進行整肅。
一個小小的總結
記者：談了那麼多中共建國初期的歷史真相，您是否有什麼概括性的總結要談談？
宋永毅：中共在建國初期的所作所為，有一條線索值得一提，那就是那是一個中共不斷承諾但又不斷毀諾的過程。1949年4月，毛澤東對所有國民黨政府工作人員和官兵「約法八章」，表示對放下武器的國民黨人士一律「概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還沒有到一年，這些人就成了「鎮反」一直到「肅反」中的處決和逮捕對象。1950年6月14日，劉少奇在代表中共所做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信誓旦旦地要把土地永遠分給貧苦農民。但只過了兩年，中共就借「集體化」為名，沒收了所有農民的土地。在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的建國大綱里，民族資產階級的財產是中共的堅決保護對象。但新中國建立不過5年，就全部被中共在公私合營中侵吞了……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裏做一個小小的總結，恐怕中國數千年的執政者中，中共領導人是最缺乏信義信用的一群。
來源：《大事件》2015年3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