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行總統制是一個老話題，不僅學術圈裏屢興爭議，而且中共權貴圈也長期公開討論。中共十九大籌備工作展開後，海外媒體指第五代核心要廢掉政治局常委制，改行總統制。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要想第五代實行「改制」，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對於中國實行總統制的提議，其實第五代早就作出了直接的拒絕與駁斥。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定義「總統制」。如果僅僅是把國家主席職務改為總統，這件事其實很容易，但毫無意義。中國的國家主席，對外的翻譯早就改為President，即「總統」了。如果是圖個虛名，國家主席改叫總統不過是信手拈來的事，至多不過是請御用學者在《人民日報》上作篇解釋性文章，說服大家相當這是一件好事就成。
另外一種意義上的總統制，涉及國家改制，開門見山就是把國家權力從中國共產黨手上轉移到一套憲政架構上，實現所謂「黨政分開」。其實早在第五代上台之初，就有「紅二代」爆料稱，第五代核心有可能搞總統制。今年元月，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本《新加坡發展之路》，此書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課題組攥寫，是以借鑑新加坡經驗為主題、建議有序推進政改的中共官方調研結論，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是課題組負責人。說穿了，這是一本「紅二代」擬定的政改指南，中共十八大前就寫好了，並在內部流傳，可以說是部分「紅二代」的政綱，但未被允許公開出版。現在能夠面世，有些人以為這就是一個訊號，覺得中國政改、總統制有戲了。
實際上是沒戲。第五代核心已經作出了旗幟與方向的選擇，那就是堅持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且宣諭中外「黨管一切」。中國還是要以黨治國。當然，第五代也宣稱要強化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實際上是以黨治國、依法治國的雜交。兩三年下來，中國的依法治國是有所進展的，比如在「民告官」案件中，省政府、國務院部委敗訴的案例已經有了。但更大的變化是黨對國家權力的控制加強了，而且更加理直氣壯了，比如黨對文化、互聯網、高校、媒體等領域的管控已經更進一步。在國企治理上，黨的檔甚至根本不提現代企業制度，而規定黨委是企業的實質性決策機構。
對於中國實行總統制的提議，其實第五代早就作出了直接的拒絕與駁斥。2014年4月1日，第五代核心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發表演講，他說：「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舊的制度推翻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這顯然是將總統制視為失敗的制度，並且斷言「中國不能全盤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否則的話不僅會水土不服，而且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第五代是否選擇推行政治體制改革，與一個問題有關：中國的當務之急是什麼？中共相應的一個共識是「發展」，而且中國的發展面臨歷史性機遇，那就是在成功克服國內外挑戰的前提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世界權威機構普遍預測中國將在一二十年內，甚至十年內實現這一目標，第五代顯然也不想放棄這一唾手可得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去揭風險巨大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潘朵拉魔盒。政改不僅不是第五代心目中的當務之急，而且恰恰是當務之急「發展」的一個潛在的致亂之源，必須全力排除之。
今日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很多改革設計推動不下去，存在「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問題。有人會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難以為繼。這也是鄧小平的觀點。劉亞洲負責的《新加坡發展之路》在主報告中提到，鄧小平1987年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曾提出，「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後可以實行普選」。但這只是鄧小平曾經的想法，「六四」之後，鄧小平就再也不提政治體制改革、黨政分開了。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推行總統制，想把蘇共的權力轉移到憲政架構上去，結果是蘇聯分崩離析，這又恰恰成了中共念念不忘的「蘇共亡黨」教訓。在中國搞總統制，在第五代看來，完全是自亂陣腳。
第五代現在搞的不是政改，不是「黨政分開」，相反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即以黨領政、以黨代政。中共顯然是想通過暢通權力在黨內上下傳導，來暢通權力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傳導。很多人忽視了一個中國政治生活的新現象：江澤民時代，中共喜歡在國際間暗示中國將順應世界潮流，比如江澤民在美國背誦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坦言中國放棄不切實際的共產主義信仰，朱熔基聲稱「中國比美國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但第五代反覆向國際社會宣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展示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這表明，不管將來中國實不實行總統制，起碼第五代主政時期，中國只搞黨管一切，黨的權力架構不會出現革命性變化，政治局常委制不會被廢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