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法夸爾與沈邁克所着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是西方學者近年來就中國文革史研究的具有獨特意義的專着。該書使用了大量的中文史料，同時也吸取了不少這些年來史學界有關文革史的研究成果，詳細地解析了中國這一史無前例的革命。作為西方史學界研究文革的代表作，該書對中國學者的深入研究無疑會起到進一步的推動作用。書中論述的「林彪事件」是筆者關注的重點，研讀之餘，感到有以下幾點值得稱道：
〔1〕關於毛澤東選擇自己的繼承人一事，作者認為毛澤東真實的意圖是傳位於江青和她的親信，而非林彪。作者指出：「林完全可以懷疑，主席之所以決定將其立為接班人，只是為了建立一套制度，以便讓另一位毛派的狂熱信徒順理成章地接班。否則，主席為什麼要建議林，林自己也應該指定一個接班人，並且點出了張春橋的名字，而讓林大為尷尬呢？儘管毛沒有公開力圖推動他的建議，但至少表明了：在毛看來，他的妻子及其親信才是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真正接班人。」（《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中文版，星克爾出版社2009年4月版327－328頁，以下簡稱該書並只標明頁數）
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是文革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林彪在廬山上主動發起的針對文革極左派張春橋的鬥爭，使毛澤東赫然發現，林彪在黨內竟然有如此眾多的支持者，而文革極左派張春橋一夥又是如此不得人心，林彪的一篇講話就幾乎置張春橋於死地，如非毛澤東採取斷然措施，毛澤東賴以發動文革的極左派們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而毛澤東傾其後半生發動的文革運動就有可能在其身後被否定被清算，這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容忍的。由此而觀之，林彪絕非毛澤東理想中的接班人，而江青、張春橋們才是毛真正意義上的衣缽傳人。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大力扶植江青等文革極左派，尤其是讓這夥人逐步地掌控軍權，張春橋成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軍委常委，而這在林彪時期是不可能發生的。毛澤東從黨天下向家天下過渡，江青、張春橋才是毛澤東心目中真正意義上的接班人，也只有他們才能在毛身後繼續推行毛澤東那套烏托邦的理論和實踐。該書的作者在這一點上，看得是很準確的。
〔2〕關於林彪是否有「篡黨奪權」的意圖，作者對此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作者指出：「儘管中共的黨史學家是如何受到鼓勵去批評文革的觀念和必要性，但是還沒有什麼人願意說：主席為了搞文革，無情地密謀打倒其過去的親密戰友。一個晚年誤入歧途的戰略大師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個暗地裏策劃卑鄙手段的黑幫頭子的形象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毛成功地策劃了第一任接班人的倒台，就沒有什麼明顯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就不能打倒其第二任接班人，從而部分地降低解放軍在重建中共中的主導份量。文革後，國家主席問題被當作是林彪圖謀『奪取最高權力』的證據。這樣一個罪名會不會是毛給林構陷的呢？人們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事實真相；動機仍然晦暗不明。但是，為什麼毛就在自己還在準備林彪的罪狀、林彪還沒有逃跑和死亡的時候就聲稱：『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呢？」（該書329頁）
有關「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早有大陸的學者予以論述（王年一、何蜀《「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見《重審林彪罪案》上冊），在「913事件」前，並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證明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林彪至多是對毛澤東的勸進，希望毛澤東在四屆人大召開時出任國家主席，林彪的建議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們的一致贊同。文革極左派的重量級人物康生在廬山會議的發言中說：在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就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的時候，那麼（國家）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周恩來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387頁）而最先指責林彪「想當國家主席」者卻是毛澤東自己，毛澤東在1971年8月南巡途中，指責林彪「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急於奪權。」可毛澤卻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該書作者看到這一關鍵的問題，指出：「既沒有什麼證據表明葉群的野心，也沒有什麼證據表明林彪希望得到這一職位。」（該書329頁）事實上，「913事件」後中共拿出來的唯一證據是吳法憲在關押期間的交代，即「葉群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擺？」但是這唯一的證據也被吳法憲日後所否定，指出那不過就是專案組「逼供信」的產物。由此可見，林彪「想當國家主席」不過就是毛澤東的構陷，毛澤東要打倒林彪的法理依據完全是向壁虛構。
〔3〕關於林彪是否指使自己的兒子林立果發動一場旨在推翻毛澤東的「政變陰謀」，該書作者明顯持懷疑態度。作者指出：「正是由於9月12日至13日事件的戲劇性，長期以來，中共官方材料和中國史學家敘述的真實性一直受到西方出版物的質疑。」「令人不清楚的是，林彪是參與了林立果針對毛澤東的所謂陰謀，還是被動地聽天由命。9月12日晚上，林彪在服用安眠藥後已經上床睡覺了。在其妻子和兒子把他推進汽車，風馳電掣地趕往機場時，他是否清楚地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對此也完全有理由產生懷疑。」（339頁）
該書的作者在此並不盲目地輕信大陸官方長期以來的一貫說辭，而是採取客觀的態度質疑官方的觀點。作者進一步指出：「總之，有難以計數的、疑竇叢生的問題。」（該書339頁）大陸官方在「913事件」後指責林彪和葉群密謀策劃了針對毛澤東的「武裝政變」陰謀，指使自己的兒子林立果在前台發動這場政變，並將林立果周圍的親信的「供詞」作為林彪涉案的證據。然而迄今為止，世人所知的由官方披露出來的林立果在北京策劃的所謂「殺毛」大計，皆為中共官方公佈的「批林」材料，應屬刻意地加工，突出渲染了所謂林彪要謀害毛澤東的種種罪行，而內容皆屬於林立果周圍個別親信人士在「913事件」後的口供，其真實性和可信度殊為可疑，在那個年代裏官方可以任意製造出他們需要的「口供」，這早已被太多的史實所證明。儘管如此，林彪涉案的直接證據卻幾近於無。退一萬步說，即使官方指控林立果策劃「政變」的設想完全屬實，亦無證據將林立果的言行與林彪直接劃上等號。由此而觀之，那個所謂的「殺毛」的設想僅僅是林立果的一廂情願，只停留在口頭上，從未付諸實施。根據原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向專案組的交代，林立果把「殺毛」這件事看得很輕鬆很簡單，似乎可以一蹴而就，馬到成功，根本沒有任何周密系統的計劃，諸如如何指揮、調動相關的部隊，如何負責偵查與情報，如何具體準備槍支、彈藥等武器設備，如何策劃組織和宣傳工作，特別是作好相關人士的思想工作，以及如何進行善後事宜等等。所有這些均付之闕如。如此之「殺毛」設想焉有成功之理？這只能是林立果這位從未上過戰場、從未指揮過軍隊打仗的年輕後生的異想天開，其設想的流產也是必然的。筆者認為，以中央專案組多年來在林彪一案上製造偽證、假供等種種劣跡來看，對林立果的相關指控也不排除是專案組人為製造逼供信之後的產物，所謂林立果策劃「殺毛」一事應可存疑，指控林彪涉案就更是一個天方夜潭。筆者期待相關檔案的解密和有關當事人披露出更多的真相。我們基本上可以認定的是，林立果確實想通過非常手段打擊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林立果曾對江騰蛟等人提及林彪痛恨江青、張春橋這夥人，此一點應無疑義，否則林彪也不會在廬山會議上「太歲頭上動土」公然打擊毛澤東的心腹張春橋。
筆者還想對該書中就林彪事件的某些看法提出不同意見，就教於方家。
〔1〕有關「國家主席問題」，該書作者設有專門一個小節予以論述。作者說：「毛拒絕擔任國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在列寧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也沒有強有力的國家主席，顯而易見，這個職位並不是一個革命國家的必要組成部分。此外，毛曾經擔任過那個職務，他討厭它的繁文縟節，而且他不需要權力的裝飾。」（該書328頁）
筆者認為，中國的政權結構與蘇聯既有相同之處，也有某種不同。其相同之處是，兩國都是以黨領政，黨中央總書記（蘇聯）或黨主席（中國）居於絕對領導地位，是最高權力的核心和領導者，而黨的最高領導者不必非兼國家主席不可。中蘇兩國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的國家主席是國家元首，蘇聯雖然沒有設國家主席一職，但不等於蘇聯沒有國家元首。蘇聯的國家元首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38年前先後稱為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執委會主席、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執委會主席。1959年以前毛澤東身兼黨主席和國家主席於一身，搞的是大權獨攬，而列寧與斯大林沒有兼任這一職務，只說明他們在權力上的獨裁程度尚遜於毛澤東。雖然國家主席一職在中國純屬政治上的擺設，但畢竟還是出現了「天有二日」的現象，文革中的毛澤東剷除劉少奇後吸取了讓位於劉少奇的教訓，這一次毛無論如何都不願重蹈覆轍，毛自己則不好重新拾起劉少奇戴過的這頂帽子，又不願交予他人——包括他的「接班人」林彪，所以毛乾脆提議將該職廢除，而其所持的理由皆為強詞奪理，無以服人。毛澤東的這一陰暗心理，聰明如林彪、周恩來者都不曾看透，更遑論其它人了。因此，該書作者認為「毛拒絕擔任國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並不準確，因為那實在是大大的「出人意料」了。
毛澤東真的不需要「權力的裝飾」嗎？1970年9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該草案第一章「總綱」第二條即稱：「毛澤東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是全國全軍的最高統帥。」毛澤東對此笑納，甘之如飴。從世界範圍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革命國家」還是民主社會，國家的憲政體制都需要有一個國家元首。廬山會議通過的這部憲法其最後的定稿恰恰說明毛澤東需要這麼一個「權力的裝飾」。換句話說，無論是面子還是里子，毛澤東都要佔上，還要對社會、大眾有個交代。正如文革史史家余汝信所言：「『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不就是『國家元首』羅嗦一點的說法嗎？這一『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是1970年憲法草案的一個創造性提法，它更類似一個尊號，無須履行任何實質性職權。國家元首的部分職權，實際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集體行使。」「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極左理論完全浸透於憲法條文之中；與現代民主精神背道而馳的以人入憲，以接班人入憲；毛澤東在國家政治體制中並無具體職務但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國家元首的部分實際職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集體行使但卻無國家元首的名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改稱主任而無實際職權，這些，都是1970年憲法修改草案首創的『特色』。」（余汝信《國家政治體制建設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屆人大的籌備與夭折》，見「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597期，2007年9月11日）因此，說毛「討厭它的繁文縟節」不過就是其表面現象而已，廢除了「國家主席」一職，使毛澤東既可享有「國家元首」之實，又無需擔心大權旁落，真可謂一舉兩得。
〔2〕該書作者在提及設立國家主席問題時說：「事實上，在7月下旬，據說毛讓其秘書打電話告訴林彪辦公室：『我不當，你也不當。讓董老去當，讓幾個年輕人當副主席。』」作者進一步推測說：「這也可能是一種挑釁：讓年輕人擔當此職，有可能就此威脅到林的地位。面對這種情況，林彪還會繼續拒絕擔任此職嗎？」（該書331頁）
該書作者在這裏的推測應該是對毛澤東原意的誤解。作者此處所言的時間有誤，毛讓秘書給林辦打電話的時間不是1970年7月，而是當年的4月份。4月11日，林彪向秘書於運深口述了幾條意見：「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林彪的意見同時報給了在長沙的毛澤東和北京的中央政治局。這是林彪第一次就「設國家主席」問題表示了自己的態度。毛澤東的秘書高必成打電話給林辦，說他已向主席轉報，主席聽後笑了，說設國家主席，誰來當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當了，你不當，我不當，那就讓董老來當吧！再找兩個年輕人當副主席，紀登奎和汪東興。於運深一字不差地記了下來，報告葉群。（舒雲採訪林彪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見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221－222頁）另據原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回憶，陳伯達說：「什麼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說過，中國農民多，可以讓陳永貴當。」（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6月版378頁）從中共高層互動的情況來看，包括林彪在內的政治局大多數成員都認為，毛澤東是國家主席的不二人選，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毛澤東出任這一職務。林彪提議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應是揣摸毛澤東的心態而提出，「勸進」總比貿然響應更為穩妥。毛澤東口中所言的「董必武」或「陳永貴」可當國家主席不過是一句戲言而已，很大程度上說的是「氣話」——毛的不滿是因為林彪、周恩來等人竟然都不理解毛澤東推辭國家主席職位背後的真實含義與動機。毛澤東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本意是，毛澤東決不可能去接被打倒了的劉少奇的班，那麼既然毛澤東自己都不當，其它任何人也都不能當！國家主席一職在中國意味着國家元首，名義上對軍隊有統率權，即使國家主席只是一個名義上的職務，毛澤東也不會再讓給別人了。正是因為毛澤東很在意這一「裝飾品」，故毛澤東必須對此堅持到底。從中共的組織原則來講，中共當政者的實際權力來自於執政黨——中共中央，中共歷來堅持的是，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毛澤東這個黨主席從來以「中央」自居。劉少奇的權力並非來自於國家主席，而是來自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因而才可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劉少奇倒台後，由毫無實權的董必武任國家代主席，董必武甚至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需要時才出來應應景，平時幾乎是無事可做，因此「國家主席」在當時僅僅是個政治上的花瓶而已。毛澤東口中的「年輕人」——紀登奎、汪東興在當時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構成對林彪地位的威脅，林彪又何須對此擔心呢？林彪本人是中共黨章上規定的接班人，是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只須韜光養晦、按部就班即可接下毛澤東身後的大位，林彪有何理由和必要去追求這個毫無實際權力的國家主席職位，步劉少奇的後塵呢？
〔3〕該書作者認為：「……因此，不管是林彪在『緊跟主席』，還是葉群出於家庭的野心主動爭取，他們都在催促憲法起草委員會的軍方成員（吳法憲將軍和李作鵬將軍）堅持設立國家主席。」（該書331頁）
該書作者說林彪和葉群（出於「野心」？）都在「催促」吳法憲、李作鵬堅持設立國家主席，並沒有事實依據。該書作者有可能受到汪東興等人日後根據政治形勢批林的需要而「回憶」的影響，如汪東興回憶說：「據吳法憲1971年10月21日交代說：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見到林彪時，問他對憲法修改有什麼意見，他說，主張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林彪要我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要寫上設國家主席。7月，葉群又向吳法憲當面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裏擺？很明顯，這是示意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版25－26頁）林彪在當年的4月11日從蘇州通過電話向毛提出：關於國家主席問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否則，不合人民的心理狀態」，林彪還表示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周恩來年譜》下卷361頁）4月12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討論林彪意見，「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周恩來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1970頁）顯然，政治局多數人都同意林彪的意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幕的8月22日下午，毛澤東在廬山上他的住地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商定有關會期、日程、分組等事項。「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討論中除毛澤東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以由國家主席授權。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也附和。毛澤東在會上仍然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周恩來年譜》下卷386－387頁）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比林彪走得更遠、也更積極。汪東興特別突出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無非還是想證明林彪有野心，林自己想當國家主席。至於葉群的那句話——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裏擺？——已經被證實，那不過就是中央專案組製造出來偽證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