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在戰爭年代僅為一個方面軍的統帥，不像彭德懷那樣指揮過中共所有山頭的部隊，而只指揮過中共眾多山頭中的一個山頭的部隊，只掌握過中共武裝總體力量中的一個分支力量，如第一次國共戰爭時紅一方面軍中的第一軍團、抗日戰爭時八路軍中的第115師，以及第二次國共戰爭時解放軍中的第四野戰軍，故跟隨他征戰多年的老部下僅為中共眾多將領中的一小部分人;就在這一小部分人中，又有一些較傑出者，如黃克誠(曾為四野第二兵團政治委員，後為解放軍總參謀長)、鄧華(曾為四野第七縱隊司令、第15兵團司令，後為志願軍第一副司令以及瀋陽軍區司令)，洪學智(曾為四野第6縱隊司令，第15兵團副司令，後為志願軍副司令以及解放軍總後勤部長)等四野名將，早在1950年代末就因彭德懷案而遭貶謫，故不能為林所倚重。
由於上述一系列原因，林晚年在使用人問題上，既很難募得賢人、難誠服眾人。林在文革中最為倚重的四個老部下，即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雖都有些資歷和戰功，但都算不上全軍的拔尖者。
四人中，銜上將者僅黃一人，余皆中將，而全軍僅銜上將者就有五十七人。他們甚至算不上「四野」的拔尖者。若論資歷，他們中無人能比上黃克誠與譚政;若論戰功，他們中也無人能比上鄧華與洪學智。
抗美援朝時，志願軍主力兵團——解放軍第13兵團——曾有臨陣換將一幕，即中共中央軍委在該部出征前把由鄧華領銜的解放軍第15兵團部與由黃永勝領銜的解放軍第13兵團部進行對調。換將理由很簡單，就是鄧比黃更有指揮作戰能力。鄧後來果不負其命，成了這個世紀少數幾個能將美軍打得沒脾氣的統帥級或准統帥級人物之一。
鄧華與彭德懷在朝鮮戰場上建立了十分親密的袍澤情誼，後也因此於1959年廬山會議後受到株連，被整得聲淚俱下。十分巧合，此次具體負責整治鄧華的人，正是當初臨陣換將換下來的黃永勝。軍中榮耀已從戰場換到會場，以迎合政治領導取人。中共軍隊一些將領越來越變得像政客了，並形成風氣，影響深遠。
林彪把軍中許多大權交與他的老部下，致使「四野」風頭太勁，同時激起其它「諸野」心中不平。「四野」有驍將，「一、二、三野」也有悍將。如陳錫聯(曾為「二野」的主力縱隊「二縱」的司令，後為解放軍炮步司令)和許世友(曾為「三野」的主力縱隊「九縱」的司令以及山東兵團司令，後為南京軍區司令)等，都是名震全軍的猛將軍，自是不服黃永勝一干人。
他們不服也為毛澤東所用。毛後來正是藉助其它「諸野」的力量來打擊林彪集團的，其中尤為藉重許世友、陳錫聯、李德生(曾任「二野」6縱17旅旅長)、張才千(曾任「二野」中原獨立旅旅長)等將領的力量。有趣的是，這幾位將領在歷史上都屬於出自大別山的紅四方面軍，都不是毛的嫡系。
毛的老部隊為出自井岡山的紅一方面軍。該方面軍中最為善戰的將領，也可以說是中共全軍中最為善戰的將領，當數紅二軍團長彭德懷和紅一軍團長林彪。建國後，先是前者被毛打倒，繼是後者因被毛猜忌而出逃遇難，另外他們許多老部下如黃克誠、譚政、黃永勝等也被連帶整倒。毛到晚年時已將井岡山的人整得差不多了，故轉而依重其它山頭的人，其中許多人出自大別山，做過毛的老對頭張國燾的老部下。
上述林彪用人情況在中共非軍隊系統中也能見到。一個地方長官一旦升任全國長官，就大肆提拔自己先前主政過的那個地方的幹部，從而造成一種很不協調的局面：權力是全國性的，用人卻是地方化的，或是有嚴重地方化傾向的。其結果既難以廣攬人才，又難以誠服眾人，往往使用一個人就會得罪一批人，就會被大家指責為搞幫派。
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林彪被以《黨章》形式確立為毛主席接班人;在隨後召開的九屆一中全會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以及葉群均被安排進中央政治局。軍人集團遂成政客集團，軍權遂加黨權。
若從人數上看，這個集團加上正日益接近他們的陳伯達，剛好佔21人制政治局的三分之一，超過中央文革集團，而與元老集團相當。
若從政治運作上看，這一集團比前一集團更有實權——握着「槍桿子」，比後一集團更具聲勢——有着「左派」形象，至少當時在許多人看來他們是反「二月逆流」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
值此，林彪集團進入了全盛期。然而，這一集團並不滿足這些成果，還想獲得更多東西。
其一，他們已在形式上獲得許多軍事指揮權，但還想在實際中運作這些權力，藉用聶榮湊的話說，還需要「預演」一下，看看「副統帥」的號令靈不靈。〔《聶榮臻回憶錄》，頁862。〕1969年10月17日，林彪發佈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
其主要內容為：抓緊反坦克武器生產，組織戰時指揮部並進入臨戰狀態，要求各級領導加強戰備值班，嚴密注視中蘇邊境形勢。18日，黃永勝等人將此號令下達全軍，致使整個國家武裝力量聞風而動，迅即進入指定狀況。19日，林彪以電話記錄並急件傳閱方式將此號令報告毛澤東。林這是打着「副統帥」的牌子來行使三軍統帥的權力，並對毛先斬後奏。
其二，這一集團已經通過《黨章》的形式獲得「毛主席接班人」的名分，但還想通過《憲法》的形式獲取「國家主席」的職務，並為此不惜與毛大唱反調。
1970年3月至8月間，毛澤東多次指示在《憲法》中不寫設國家主席一節，並表示自己不宜再當國家主席。林彪集團則多次要求寫上此節，並建議毛任此職。不僅吳法憲、陳伯達一再提出這一主張，而且林彪本人也數度出面闡釋這一主張，認為「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頁21。〕
其間還發生一場關於「天才」問題的爭論。在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此前這句話曾被寫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毛審閱時未提異議。此後這句話又被寫入「九大」政治報告討論稿和新黨章草案，毛審閱時則將「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這三個副詞划去。此次討論《憲法》草案時，林彪集團堅持要將這三個副詞寫進去，張春橋等予以反對，於是前者指責後者「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在林彪集團關於設國家主席並由毛擔任此職的提議中，前半句話是實話，是他們決意予以實現的;後半句話則有很大彈性，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幌子。若不設國家則罷，若設國家主席無非兩種可能，如毛想任此職，則此職非毛莫屬;如毛不想任此職，則此職非其接班人莫屬。
就以往經驗看，前一種可能似乎不存在。十八年前，毛就厭倦了當國家主席所必須做的那些繁文縟節的事情;文革以來，他更是天馬行空，更是不願接受任何約束;另外，他年事已高，不堪過多政務勞累，故若要他再做此事就是要他早死的話。
林彪明知道老人家不想做此事，卻硬要設此職，顯然是想讓毛以外的某人去當此國家主席。其夫人葉群在與吳法憲私下交談時談出了這個某人：「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裏擺?」〔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頁394;《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幕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頁25-26。〕林竭力以毛的名義去訂一份毛不想吃而他自己很想吃的飯菜，並希望毛在這分飯菜被端上來後因毫無食慾而順手推給坐在旁邊的他這個定飯者，任其享用。許多人不解，林彪已被定為毛的接班人，成了執政黨的第二號人物，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者，為什麼還要冒與毛作對的風險去謀求那個很不確定的國家主席職務呢?
就當時情況看，林這樣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此時雖有第二號人物的名義，卻無相應的實權。在黨、政、軍三權中，他雖已掌握較多的軍權——最高軍權不在其內，但只享有很少的黨權和政權。因為，在執政黨的黨權方面，仍是大權獨攬於毛本人，小權分散於諸多集團與諸多個人;在共和國的政權方面，仍是事無巨細地由周恩來經營着。
執政黨高層三大集團中，周恩來集團樹大根深，基本上不聽命於林彪，像軍隊老帥請假這樣的事，也是直接報周恩來批准，而無須由林彪點頭;〔《聶榮臻回憶錄》，頁863。〕中央文革集團雖根底較淺，但直接依附老人家，也基本上不聽命於林彪;林彪集團與其它兩個集團僅呈三足鼎立之勢，前者對於後兩者來說並不具有特別明顯的優勢。
如果林彪在獲得毛主席接班人名分後又獲得國家主席職務，那麼，他的上述境況就會大為改觀。他既可以按法統直接號令周恩來集團所控制的政務系統，也可以按法統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團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統。當時中共高層已在議論文化大革命結束問題。如果這場革命一旦結束，那麼，中央文革集團所掌握的許多權力就應該按法統歸還給政府方面，或者說歸還到國家主席名下。
這就使得林彪集團，一方面在與中央文革集團關係上，一步加強它在實權方面的優勢;另一方面在與周恩來集團關係上，又能進一步加強它在聲勢方面和法統方面的優勢。
林彪不是不知道他執意要設國家主席的風險有多大，但也估算過這個風險有可能帶來的回報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