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之下林彪軍隊集團、周恩來政務集團、江青中央文革集團三足鼎立
文革爆發後，在毛澤東的一手策劃下，中央文革集團勢力崛起，林彪則一步步排擠其他「山頭」，由四野系掌握軍隊大權，與周恩來文官政務集團三足鼎立。執政黨高層三大集團中，周恩來集團樹大根深，基本上不聽命於林彪，像軍隊老帥請假這樣的事，也是直接報周恩來批准，而無須由林彪點頭;中央文革集團雖根底較淺，但直接依附毛澤東，也基本上不聽命於林彪;林彪雖獲得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並寫入黨章，但對於後兩者來說並不具有特別明顯的優勢。如果林彪在獲得毛主席接班人名分後又獲得國家主席職務，那麼，他的上述境況就會大為改觀。他既可以按法統直接號令周恩來集團所控制的政務系統，也可以按法統直接插手中央文革集團所控制的文化教育系統。當時中共高層已在議論文化大革命結束問題。如果這場革命一旦結束，那麼，中央文革集團所掌握的許多權力就應該按法統歸還給政府方面，或者說歸還到國家主席名下。
在文革左派聯盟中，繼中央文革集團之後，林彪集團也因過度擴張而招致毛澤東打壓。相對說來，老人家打壓前者要容易些，打壓後者則難得多。
前者是一個秀才集團，並且是一個角色錯位的秀才集團。他們本是些舞文弄墨的人，卻做了橫衝直闖的事，做了毛所說的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事。他們除了會說說寫寫造一些聲勢外，別無所長。因此，老人家用起他們來沒有什麼顧忌，打發他們走也不覺有什麼後怕。
後者是一個軍人集團，其中不乏身經百戰者。他們出身背景相近：資深軍人大多出自「四野」——第二次國共戰爭時中共武裝力量中實力最強的一支軍隊;少壯軍人大多屬於空軍——新中國國防力量中在現代化程度上與外軍相對差距最小的一個軍種。他們不輕易服輸，被逼得太急就會鋌而走險;他們多屬同一山頭，很容易形成有組織的反叛力量;最重要的是，他們都直接掌握武器，擁有實實在在的殺傷力。
因此，毛澤東為打壓他們必須用相當大的力氣，並要冒相當大的風險。
林彪集團擴張過程有兩個階段：是謀求對整個軍隊的實際控制權，以中共第九屆代表大會為其成功標誌;二是謀求國家主席權力，以中共第九屆二中全會為其失敗標誌。
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頂替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但在很長時間裏，因自己處於半修養狀況而不得不讓其它人掌有較多實權。當時中共軍隊較有實權者為羅瑞卿大將與賀龍元帥。前者一身兼任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後者主持軍委常務工作。
文革爆發前後，林彪與毛澤東聯袂整倒了羅瑞卿與賀龍。林也因此增強了他在軍中的地位，成了全軍乃至全黨全國的「副統帥」。不過，林彪此時所掌軍權仍然有限，既有毛澤東君臨其上，又有諸將帥鉗制身旁。
此時在中共高層軍界，一方面，林彪獲得提升;另一方面，其它諸帥，除了被打倒者(彭德懷和賀龍)和靠邊站者(朱德》外，也都獲得提升：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葉劍英四帥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兼任頗具實權的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徐以及聶榮臻進入中央政治局。另外，軍委屬下最重要軍職即總參謀長職，也由聶榮臻老部下楊成武上將代理。這後一方面將帥大都屬於周恩來集團，與林彪分享着中共高層軍權，並因此而對後者有相當大的制衡力。
顯然，這種權力格局是由毛澤東安排的，是為他搞文化大革命服務的。如前文所述，毛搞這場革命是以軍隊為依託力量的，而這個軍隊是由不同「山頭」組成的。因此，他要依靠這個軍隊，就應儘可能廣泛地照顧到它的各個山頭的利益，尤其要安排好它的各個山頭的代表人物，使他們成為自己在發動文革時所需要的支持力量，至少是象徵性的支持力量。
第一次國共戰爭時，紅軍的主要山頭有四個：紅一、二、四方面軍，以及陝北紅軍。第二次國共戰爭時，解放軍的主要山頭有五個：第一、二、三、四野戰軍，以及華北野戰軍(後一部劃入第一野戰軍建制，一部劃入第二野戰軍建制)。
到了文革初期，除了「一野」的司令員彭德懷以及「一野」前身紅二方面軍的總指揮賀龍外，其它四個野戰軍的司令員，即「一野」的劉伯承、「二野」的陳毅、「四野」的林彪、華北的聶榮臻，以及「二野」前身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徐向前，均獲晉級性安排。
毛澤東通過此舉安撫了軍中大部分山頭，並藉此向國人顯示軍隊大多數將領是與他站在一起的。另外，他把軍權交與林彪集團與周恩來集團分享，也有利於他對軍界上層實行分而治之，使他們能夠相互鉗制。
可是，反擊「二月逆流」運動打破了上述權力格局。陳、葉、徐、聶四帥均遭批判，另外朱德、劉伯承早已不管軍隊(一個賦閒多時，一個重病在床)，於是乎整個中共上層軍界就只剩下一顆帥星在那裏閃閃發光。林彪身邊已無與他旗鼓相當或相差不遠的軍中元戎了。
林彪在助毛整肅了那些與他分庭抗禮的帥級人物後，又尋機整肅了許多不怎麼聽他話的將級人物，並以此來警誡全軍。
1967年夏，林藉「7·20事件」之機積極參與整肅地方軍區大員，整倒了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等人。陳曾為紅四方面軍第四軍軍長以及後來中原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
1968年3月，林彪又積極參與整肅北京軍界大員，整倒了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第一政委余立金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楊、傅均來自華北野戰軍即所謂「晉察冀山頭」，為聶榮臻元帥老部下。余立金出身紅二方面軍六軍團，後一直在新四軍以及主要是由新四軍發展而成的第三野戰軍中負責軍事教育工作，屬陳毅元帥老部下。
楊成武也曾是林彪老部下。第一次國共戰爭時期，楊先後任過紅一軍團的二師四團政委和一師師長，林彪任該軍團的軍團長，故兩人過從甚密。楊在許多年後寫了《林彪軍團長教我怎樣當師長》一文，追憶了他與林這一段交往。抗戰爆發不久後，楊就不再歸林指揮，而長期跟隨聶榮臻轉戰晉察冀。文革爆發後，楊與「四帥」較接近，而與林彪保持一定距離，用後者話說，「楊成武不到我這裏來」，〔《聶榮臻回憶錄》，頁850。〕遂被林視為異己。
「楊、余、傅事件」後，黃永勝取代楊成武出任總參謀長並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也都進入軍委辦事組，也都成了中共軍隊領導層核心成員，就連剛參軍的林彪之子林立果也獲得可在空軍里調動一切的權力。至此，在北京最高軍事權力機構中，除軍委主席一職外，其它較有實權的崗位大都歸林彪集團所有，解放軍幾成「林家軍」。
不過，林彪在用人問題上有嚴重缺陷，他是一個握有重權的人，同時也是一個身體多病的人，不能親自過問許多事務，故需要有一批能夠代他行使權力的人;他又是一個猜忌心重的人，不大相信外人，故能夠代他行使權力的人僅限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他還是一個性格孤傲的人，不喜四下走動，不愛拉拉扯扯，故他十分熟悉且十分信任的人只能是跟隨他征戰多年的老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