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北岸的山西平陸今年遇到了春旱，縣裏常樂鎮後村的村幹部老裴又一次想起了村里沒有灌溉井。他們為了打井求過令政策——1962年至1971年間，令政策隨父親在後村生活了將近10年，從讀小學到讀初中，直至離開村子到太原工作，再之後在省城步步高升。
和絕大多數時候一樣，令政策沒有給後村打井提供任何資金上的幫助，他也沒有幫助村里修路、修校舍。他不僅對昔日的鄉親如此，據說即使平陸縣或運城市的官員到省城找他辦事，也得不到他的幫助。
不過，有村民記得，令政策的父親令狐野，曾在自家窯洞前打了一口井，供村民們取水。這口井和窯洞一樣，早已被填埋。
2014年6月19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宣佈，時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面對一撥一撥來到村莊的記者，後村的村民還是說：「這家人為人正派，出事了我們都還不敢相信。」
勤儉之家
1962年，52歲的令狐野帶領全家妻兒老小解甲歸田。他沒有回自己的出生地、原配和長女生活的平陸縣常樂公社洪陽村，而是在常樂公社集鎮附近的後村定居下來。當年的令政策已經十歲。
青年時期的令狐野，懂草藥，又學過西醫。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輩山西人不一樣，令狐野不愛勞作，買了面穿衣鏡，經常照鏡梳頭。邊務農邊從醫的父親在鄉間口碑甚好，看不慣令狐野的新派作風，砸碎了他的鏡子。令狐野負氣出走，在集市上開了個小藥鋪。抗日戰爭爆發後，令狐野舍妻棄女，攜帶藥品投奔延安，走上了革命之路。據《陝西省志·衛生志》，1938年11月，陝甘寧邊區醫院搬遷，28歲的令狐野被任命為醫務科長，此後一直在中共醫療衛生系統工作。
在延安，令狐野再娶，1949年至1959年左右，妻子為他生下四子一女。令狐野在報紙上選擇了五個當時見報率較高的詞彙：方針、政策、路線、計劃、完成，為五個兒女取名。網上有說法稱建國後令狐野曾在公安部工作，又有說曾任陝西華清幹部療養院院長，但對於令狐野49年後確切的職位變遷，以及他為何於52歲時拋去官位攜全家返回鄉下，目前尚不得而知。目前已經103歲高齡的令狐野還健在，作為離休幹部在山西一個干休所頤養天年，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
回到後村定居後，令狐野請人修建了一個窯洞。與平陸當地的窯洞通常只有洞口不同，那是一個典型的延安窯洞，十二個門洞洞洞相通，佔地一畝多，花費了一千多元錢，窯洞口掛着很多當地人從沒見過的白門帘。村裏的孩子都穿着自家紡織的土布，而令狐野的孩子穿着從供銷社買的洋布，儘管也縫了補丁。令狐家的孩子用蜂蜜蘸饃，同齡的孩童拿着饃換令狐家孩子的蜂蜜。這些生活細節都表明了令狐野「延安幹部」的身份。
令狐野返鄉時，是「「新中國」」的十三級幹部。根據1956年國務院規定的軍地級別對應關係，十三級幹部即副師級，屬於高級幹部的基線，每月工資165元。他的妻子原是護士，每月工資也有60元。在常樂，人們稀罕地稱返鄉的延安幹部令狐野「十三級幹部」。
返鄉之後，令狐野在鄉里免費行醫，夏天農忙時給生產隊送人丹、保喉片，為全縣培養了幾十個赤腳醫生，並且提供免費吃住。與鄉里相處也很融洽，餅乾、糖塊、罐頭，有好吃的都給農民的小孩。一位村民說，自己這輩子吃的第一個罐頭，就是孩提時令狐野給的。
令狐野的幾個孩子也非常友愛，除了最小的令狐完成幼時不懂事把玩伴的頭打破了以外，其餘幾個和同齡人從不打架、吵架，甚至有的從不高聲說話。
在村里上學的令政策寡言少語，但口才很好，當着班級的宣傳委員;挑燈夜讀，學習刻苦，但成績從來不是第一，總在第五、第六。
和令政策同齡的鄉親楊晉(化名)，時隔40多年，仍然清晰地記得當年他看到的一幕：在溝壑縱深的黃土高坡上，在一片綠油油的玉米地北面，令政策和兄妹們站在自家窯洞口，聲情並茂地練習演講，令狐野坐在小板凳上，逐一點評。窯洞頂上，站着好奇的鄉鄰鼓掌喝彩。
「我常常站在窯頂上看着他們在院子裏演講，滿心的羨慕，覺得他們家的孩子很厲害，是有文化的。」這樣的家庭教育讓五兄妹長大後，口才頗為出眾。
作為延安革命幹部的兒子，令政策從小按着父親的要求下地幹活，年少時拾麥粒，年長時鋤土。
村裏的老支書還記得一件事。克行艱苦樸素的令狐野為了省幾個碗，砍了一根木頭，在上面鑿出五個槽，把菜和饃盛在槽里，讓令政策和兄妹五個圍着木槽吃飯，「像餵牲口一樣」。事實上本不必如此，令狐野夫婦每月的工資相當於全村勞動力的收入。
「紅衛兵」
1966年，令政策剛剛讀了一年初中，「文化大革命」來了，學校停課。和其他地方一樣，在常樂公社，動輒舉行萬人大會，學生們也被要求列隊參加，聆聽鬥爭指示。「紅二代」令政策還被選出來，代表同學們到首都北京，在天安門城樓前潮水般的「紅衛兵」中接受毛澤東的檢閱。
作為從延安回來的革命幹部令狐野，階級立場也十分鮮明。他在後村免費行醫，但會先問病人的「出身成份」，成分不好的人很難進他家門。洪陽村村民馬瑩(化名)說，曾有一名病人說自己出身不好，來一趟不容易，請他多開一些藥。令狐野大怒，當場撕碎處方，把病人攆走。甚至在挖建自家窯洞時，對於來幫忙的鄉親，他也按照「出身成份」分別對待。如果是貧農，他就會多給工錢，遞煙倒水，如果是富農地主，他就會少給錢，並指派粗重的活。
「令狐野有個很有意思的人，性格比較偏執，愛在政治的問題上較真。」馬瑩說。
在集市買東西的時候，令狐野也會計較別人的出身成份。80多歲的譚家(化名)還記得令狐野買過他的蔥苗，因為他是貧農，令狐野慷慨地多支付了一元錢。
緊接着就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知青下鄉的先進事跡，是令政策的弟弟妹妹在班級讀報的主要內容。1969年，皮膚黝黑、高高瘦瘦的令政策下放到硫磺廠當工人，負責搬石頭壘火爐，每月工資38.9元。硫磺廠里的味道很嗆，工人們沒有口罩，令政策和大家一起住在工廠平房的宿舍內，等到放年假才能坐大卡車回家。幾個月後，令政策調到了常樂公社醫院，在藥房「拾藥」，有點步父親後塵的樣子。但這種日子沒有持續多久。
在同學何貴(化名)眼中，令政策極為忍耐。他出身好，不乏上門說媒者。在常樂公社醫院「拾藥」時，有人給他介紹了一位在棉花加工廠上班的姑娘。何貴說，有一段時間，令政策常常對他傾訴心事，說無法接受姑娘有白頭髮，可是既不敢違抗父命，也不敢拒絕姑娘。有一次，他服了幾片安眠藥，睡了整整一天。
後來，這樁婚事終究沒成，令政策和當地郵政局的一個女話務員談了戀愛。
為官生涯
1971年是令政策的仕途起點。
出身延安幹部家庭、政治條件優良的令政策時年19歲，被「組織」選中，從常樂公社醫院直接調到山西省委辦公廳機要處，開始了43年的為官之路。
2012年，令政策回鄉，第一次參加中學同學聚會。同學何貴回憶，那一天，身為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令政策也能來，在場的人都很意外。「政策很平等，沒官架子」。在喝酒敘舊時，60歲的令政策對着同學們感慨，一直不知道當年究竟是誰看中了他檔案，「總要找到那個人，好好感謝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