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大學畢業後加入英國《每日電訊報》，曾在羅馬駐站。2008年來中國，先駐上海，2012年2月份調往北京。在上海的時候主要任務是關注農村問題和南部工業區的經濟發展，到了北京，時政成了主要的報道領域。2012年的主要作品有重慶系列報道以及十八大報道等。
摩爾(Malcolm Moore)，這位被前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戲稱為「高富帥」的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似乎並不如人們想像中那麼光鮮。在他位於北京建國門的外交公寓裏，他向《南都周刊》記者「哭窮」。
「在北京駐站成本太高了。房租貴，出差貴，我們比不得《紐約時報》啊!」身高超過兩米的摩爾說。
在2011年底，廣東出了烏坎事件，摩爾跟英國總部的編輯報了這個選題。他把從上海到廣州的機票、從廣州到烏坎的租車費用等預算列了個清單，並且提醒編輯，這趟很可能會白跑。他問值不值得試一下，編輯回覆：「當然」。
在中國做新聞總會碰到這樣的困境，花了大量時間和經費，最終報道也做不出來，哪怕你是老外記者。
中國血統
摩爾的名片上印着中文名：馬謙，是別人給起的。「我不認識這兩個字，在中文裏有特殊意義麼?」
他坦言自己中文聽說讀寫都不行，也曾想過學習中文，設想只要自己刻苦學習，一定能成功。但他低估了掌握這一門語言的難度。
「事實證明，我實在不是這塊料。但這個障礙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用心，加上中文助理的幫助，也能保證新聞報道的專業性。」
雖然不會中文，這個大個子卻有一半的中國血統。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廈門人。外祖父曾在上海復旦大學讀書，日本入侵時離開，先去了馬來西亞，後來去新加坡定居，1992年去世。
摩爾可能是駐華記者里的第一高人了，但他的媽媽並不高，「就是中國女性的普通身材吧。我的身高是遺傳自父親，他是英格蘭人，大高個兒。」
「小時候，經常聽她提起中國。我當時想，如果將來有機會，一定要多了解一下這個國家，2008年來到中國，這個童年的夢想實現了。」摩爾說。
外祖父的老家在鼓浪嶼。摩爾曾去那裏尋找過舊居，但已經找不到了。他出生在新加坡的母親能說普通話和閩南話，非常高興兒子被派回中國工作。現在他母親這一系的親戚基本都在新加坡，有三個姑姑和很多表兄弟。
摩爾出生於新加坡，少年時代就隨父母旅居各個國家，基本上就讀的都是國際學校。他的英語聽不出英國腔，能說意大利語和法語。
錢緊的無奈
雖然《每日電訊報》是英國派駐海外記者最多的報紙之一，但和彭博社、《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等比起來，他們的資源還是要少得多。電訊報駐京有兩個人，摩爾是文字記者，還有一位攝影記者，兩人還僱傭了一位中國籍的新聞助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勤快些。」摩爾說。
為了一篇調查報道，《紐約時報》的記者可以一年心無旁騖，出差不需要打報告，甚至雇一公司幫助調查。「頂級的報道有雄厚的財力支撐。如果我能寫出那樣的稿子，馬上退休，沒有遺憾了。」摩爾對此只能表示羨慕。
摩爾認為，在和美國記者競爭中國新聞報道上，英國記者目前處於下風。和美國同行比起來，美國的讀者更認同中美關係的重要性，他們對涉及中國的新聞，包括中美在各個領域的競爭更感興趣。
而英國和中國，無論從經濟還是外交上，都遠不如中美關係那麼受關注。英國讀者可能對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關係更感興趣。有些西方報紙的策略是不設駐外記者，有突發事件時臨時特派。
「作為一份嚴肅報紙，必須保持在國際報道領域的競爭力。我個人認為，海外記者站是非常重要的，駐外記者深入居住在中國，更能寫出好的報道。」摩爾以自己的烏坎報道獲獎為例：「這說明讀者希望看到駐外記者這類型的報道，採編的投入得到了回報。」
全球的紙媒目前都遭遇危機。摩爾稱，他也不清楚自己所在的機構是否能持久地維持高昂的採編成本，「在網絡時代，讀者天然以為新聞都是免費的。」
進烏坎
關於烏坎事件，摩爾和他的編輯算是「賭中」了。《每日電訊報》這篇《直擊烏坎》(Inside Wukan: the Chinese village that fought back)的文章發表後讀者反響強烈。摩爾也憑藉此文，獲得了英國2012外國記者協會年度新聞獎(Foreign Press Association Awards)。
評委會的頒獎詞中說，摩爾的這篇報道很有啟發性，它講述了一個「弱者也能發出強音」的故事，「用巧妙的方式為讀者描述了當下中國」。
2011年9月份烏坎事發時，摩爾從《金融時報》上看到了相關報道。但他沒有第一時間去現場，準備觀望一段時間，看看事態的發展。對於英國讀者來說，中國農村的官員腐敗、土地糾紛是太過平常的事情。
到了當年12月初，烏坎村民代表薛錦波死亡，「我感覺事態嚴重了，準備去一趟。」
恰逢當時是外國記者續簽簽證和記者證的時間段，很多記者的護照都交到了簽證處，沒辦法坐飛機，新聞競爭可能沒那麼激烈了，摩爾甚至有些小慶幸。「但去了後才發現，好多外媒同行都已經在現場了。」摩爾笑着說。
進入烏坎，還靠了點運氣。摩爾和他的新聞助理對當地的地形不熟悉。接近烏坎時才發現遭遇了警戒線。「到了關卡時，我們前面出現了一輛政府的車。我們租的車貼了黑色的膜，警察從外面看不見我，估計是把我們的車也看成是跟政府官員一起的，一揮手放我們進了村。」
往前開了大約幾百米，看到一個用樹枝堆成的路障，在離路障大約100米的地方，有一些村民聚集在那裏，摩爾停下來觀察了十分鐘，但不能確定對方的身份。
「這時我看到幾個十三四歲的孩子。這下放心了，於是我下車向他們走去。」村民們見到摩爾，非常熱情。
「整個村子沒有一個警察，沒有一個官員，這種氛圍很奇特。海外讀者應該能從報道里嗅到些不尋常，他們開始關心遙遠的烏坎村的命運。」
隨後，BBC等外媒陸續趕到，摩爾幫助他們進入村子。他住在薛錦波的家裏四五天之後，選擇了離開，留在附近繼續觀察。
「新聞報道的一個原則就是，不能傷害當事人。」摩爾說。之後，越來越多的記者趕到了烏坎。
後來因為情況起了微妙的變化，《每日電訊報》又增派了一名記者進村。摩爾告訴《南都周刊》記者，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沒有任何政府官員「提供幫助」或者試圖干涉。
烏坎事件平穩解決後，在烏坎村進行選舉時，摩爾進行了回訪。這時各級政府部門已經重回烏坎，但沒有一個官員願意接受採訪。
與中共領導人邂逅
來中國的4年多，摩爾幾乎跑遍了所有的省份，與中國官員時不時都要打交道。
玉樹地震後，摩爾從蘭州租車直接到地震現場。
在玉樹市中心的一棟倒塌的商場，摩爾站在廢墟的一角。一輛中巴車停了下來，車門開啟後，第一個從車裏下來的是中國總理溫家寶。溫沒有做任何停留，甩開身後的軍人，從200多名藏族民眾和喇嘛中獨自穿過，直接走上廢墟。
巨大的廢墟上到處都是鬆動的瓦礫、鋼筋和玻璃，人走上去很不安全。溫家寶隨後在廢墟上做了一個演講。摩爾很吃驚，「他年紀很大了，這麼做很危險。」
這是摩爾和中國總理唯一的一次邂逅。
去年秋天十八大召開時，摩爾重點關注了廣東團。他在推特上直播見聞，說汪洋點名讓他提問。在會場上，兩人算是第一次見面。「他應該不知道我是誰，服務於哪家媒體。」摩爾說。
根據摩爾描述，汪攥着一份《南方日報》進入會場，並要求發言控制在10分鐘以內。汪還打斷一位自我表揚興起的代表，說「打廣告要收費的」。
摩爾見慣了嚴肅刻板的中共官員，沒想到汪洋在會上這麼放鬆。為了參加十八大的報道，摩爾特地在上海量身定做了一套西裝。廣東團三個小時的會議中，他一直都站着，位置正對着汪洋，「他應該很容易看見我。」
在記者提問環節前，一位女士過來收集外媒的問題：「您有什麼要問的麼?這樣我們可以幫助翻譯。」
「我的問題是，高級官員是否應該公佈家庭財產?汪洋書記個人的看法是什麼?」摩爾覺得自己的的問題是個燙手山芋，「我當時想，主持人不太可能點我的名了。」
很容易看出問答環節是事先安排好的。「比如在記者提問之前，工作人員已經把話筒放在了回答該問題的官員面前。」發佈會馬上就要結束，摩爾幾乎絕望了，下意識地搖頭，皺眉。
巧合的是，汪洋瞅見了這個不安分的記者。「好吧，我回答一下那位高富帥先生的問題，」他指着摩爾說。
「我有點懵。」摩爾回憶說。他把壓箱底兒的問題拋給了汪洋，但汪洋並沒有正面回答。
「他告訴我，『In time(合適時機)』。」
摩爾2013年的報道計劃里，第一件事情就是關注薄熙來的命運，等待薄案的開庭，期待更多的內幕出現。
摩爾對重慶的關注，從2012年持續到2013年。自2012年《華爾街日報》爆出英國商人尼爾·伍德死亡事件後，作為英國記者，摩爾自然也把重慶作為自己2012報道的重點之一。
他多次南下重慶尋找線索。剛開始沒有任何突破，連尼爾·伍德死亡的具體時間都未能查到。
第二次去重慶的時候，大量的細節就出現了。「但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這些當初很難獲得的信息，接觸的線人突然願意說了，而且最初一些看似天方夜譚的傳聞，後來在庭審中得到一一對應。」
現在關於重慶往事，越來越多的細節呈現了出來。摩爾雄心勃勃，「我認為最近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再下重慶，應該能挖出更多的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