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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盧德之 百度上關於盧德之的介紹：盧德之，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倫理學博士。1962年出生於湖南省桃江縣碑磯村。大學畢業後擔任過基層行政職務，後就職於湖南省民政廳、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20世紀80年代中期，積極參與和組織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和城市社區服務的探索及實踐。20世紀90年代初期，擔任國有企業領導並參與國企改制工作。20世紀末，投身民營經濟大潮，為民營企業發展和維護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以及社會公益事業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盧德之是華民慈善基金會法人代表，理事長。
盧德之現除擔任企業職務外，還擔任世界生產力科學院院士，中外企業誠信聯盟副理事長、中國跨國公司促進會副理事長等社會職務。曾發展經濟學、倫理學、管理學等領域的論文數十篇，着有《交易倫理論》。
共識網編者按：據了解，這是盧德之先生與某要員在十八大召開前的一次談話記錄
一、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
當前，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已經不表現為落後的社會生產力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而表現為官民矛盾和貧富矛盾。
改革開放30多年的巨大成就，得益於權威主義，包括經濟上的權威主義，也包括政治上的權威主義。如果沒有這種權威主義，中國社會是發展不到今天的。但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到，當這種權威主義繼續發展，甚至達到泛濫的程度的時候，在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權利意識和保障意識加強的情況下，大眾權利如何保障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由此，就產生了人們對公平正義和基本權利的追求與傳統權威主義之間的矛盾，從表象上看，直接體現為官民之間的矛盾。
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政策，在客觀上讓一部分能力強的、科學知識水平高的或人脈關係廣的人，首先致富了。我把富分為正義的富和非正義的富，即便是正義的富也會引起人們的嫉妒感，而非正義的富實際上是通過尋租方式，或者說通過權力來獲了不正當的經濟利益，勢必引發人們的不滿和仇恨，這就導致產生了貧富矛盾。如果不正當致富的人，再憑藉自身優勢繼續擴大財富分配差距，就會導致貧富矛盾不斷激化。
二、關於社會信仰與法治
我們到底確定什麼樣的理想和價值觀，這是一個很要命的問題。這幾十年，我們強調共產主義的信仰，問題是到底有多少人真信呢?不要說普通百姓，就是黨的高級幹部也真的說不清。一個沒有信仰和理想的時代，是非常可悲的，就像一個人沒有靈魂一樣。我們確立什麼樣的價值觀呢?很多人認為沒有普世價值，也許完全普世的做法確實沒有，但普世價值是有的，比如西方社會強調的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東方社會強調的和諧、中庸等，東西方文化中都承認的大愛、博愛，就應該是「普世價值」，或者換一個說法叫「共同價值」。
關於法治問題，需要提倡法治精神，既包括立法，也包括依法治理。比如關於領導人的住房，要有法律、有規矩，然後依法治理，就不會出現動輒把幾百萬、上千萬的房產變為個人所有的情況。如果美國總統總佔着白宮不走，也許，華盛頓就出現好多個「白宮」了。
三、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一)當前政治體制的反思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真的得到了大多數勞苦大眾的擁戴，否則也不可能取得1949年執政的成果，但經過六七十年的發展與演變，現在至少從表象上看，有幾大問題難以克服。
一是以黨為核心的體制，讓很多人不舒服，或者說大多數沒有幸福感。中央電視台正在找一個話題：你是否幸福?連莫言先生都不知道。我真的搞不清有多少人感覺到幸福。當了官的，包括當了很大官的人，感覺不幸福，沒當官的人，更感覺不幸福;發了財的人感覺不幸福，沒有發財的人更感覺不幸福;有知識的人不幸福，沒有知識的人，也感覺不幸福。我們設計了一種制度，讓多數人不幸福，豈不是一種異化嗎?二是不能有效地防止野心家的產生。薄熙來之流是被揪出來了，黨內是否還有一個又一個的「薄熙來」?如果這個人的野心成功了，成為了很高很高的領導人，大家明明知道，也沒有辦法把他拉下來，那怎麼辦?原來還有個中顧委，現在連中顧委也沒有了。這怎麼辦?可以這麼說，在當今的社會制度中，很少有像我們這樣的體制，這麼容易產生這麼多野心家、陰謀家。三是不能讓最優秀的社會精英脫穎而出。奧巴馬式的人物在中國現在沒法誕生，在中國現在，當大官、當大學者和大企業家後面沒有人，都不行。四是不能有效地防止腐敗。我們的領導人也難以自律，比如說住房問題，過去中紀委有明文規定，哪一級幹部該住多大的房子，但帶頭改變或者說破壞這些規定的，又是領導人，連高級幹部也怨聲載道，這成何體統?我們做出那麼大的犧牲，革命的目的難道就是剝奪「剝奪者」，而讓自己成為「剝奪者」嗎?難怪被人們稱為「可恨的利益集團」。
對以上現象，如果做一個政治學分析，我們會發現現在的權力既缺少優越性、又缺少監督性，更缺少競爭性。讓三性做到三位一體，就更難了。
權力本來是有優越性，它是讓人嚮往的，是受人尊重的，是讓許多有識之士去爭取的。可是在當下，由於我們理論上的說不清，比如我們老說我們是「人民的公僕」*，怎麼「公僕」的錢比「主人」還多呢?在這一理念的影響下，我們的官員正式的、按規則獲得的待遇是很低的，我問過一個年輕的縣委書記，他的工資也就3000左右，一個縣委書記每月拿3000多的工資，如果他一點不腐敗，能有尊嚴嗎?連吃飯的錢都缺少了，但是哪個縣委書記少了吃飯的錢呢，缺的部分從哪裏來，只能通過各種渠道。理論上講，收一包茶葉和收100萬元性質上是一樣的。也就是說，雖然按規則官員們的待遇都很低，但大家都沒有按規則，都是在按潛規則行事，這就出現了兩個問題，要麼規則是虛假的，要麼不承認規則是虛假的，那規則下的官員都是壞人，因為官員們很少沒有收過茶葉、收過煙。規則不發揮作用，發揮作用的是潛規則。
權力失去優越性的狀態下，權力的監督性如何能體現?是按規則監督，還是按潛規則監督?如果按規則監督，都是壞人，按潛規則監督就沒標準了，壞人監督壞人，或者小壞人監督大壞人，更有可能是大壞人監督小壞人。
當然，也談不上權力競爭性。權力的競爭性分為內部競爭和外部競爭，或者說是黨內競爭和黨外競爭，黨外競爭讓社會大眾來選擇權力的代表者。當然，在中國一下子搞普選太難，先要實現黨內的有序競爭，而權力優越性、監督性不能保障，也難以有黨內權力競爭的有序性。你有多大的功勞、多高水平、多強的能力和多高的道德水準，變得很蒼白了，主要是靠利益關係和裙帶關係來選擇當權者，這就很難防止野心家的出現了。也就當然無法防止腐敗了，反腐僅僅成了攫取權力的手段了。
一種制度腐敗並不可怕，但要是腐朽了，就沒轍了。因為它已經無生命體徵了。我們這個制度現在，第一要防止暴死，如果要死，也要爭取安樂死;第二、要爭取新生。怎麼新生法?我覺得要防止兩點，第一是防止過早地推動多黨制、一人一票的選舉制，過度地自由化;第二、要防止固步自封，不想對党進行改造的保守主義，不想進行黨內改革，就是不想黨活;要想實現黨活，必須黨改。我期待我們的領導人能夠真正成為新時期幫黨、幫體制找到活路，促進體制走向再生的推動者，再無能也至少要做一個安樂死的醫生。絕不能讓暴死成為現實，那樣付出的社會成本太高了。
怎麼實行黨改，不妨學習國民黨的經驗，現在的國民黨很像六十年前的共產黨，現在的共產黨也有一些像六十年前的國民黨，但現在國民黨改出成績，國共這兩兄弟都是有理想的，也都犯過錯誤，也許他們是未來中國兩岸統一、社會進步的主導者。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與共識
在當前，中國的各種改革中，最重要、最緊迫的是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執政黨的改革，而執政黨改革的核心是分權與監督的問題。
分權要求執政黨內部的組織結構非常清晰，從少數人控制的傳統權威性權力機構變為科學合理的現代權力結構。現代權力機構分為三個層面：一是權力的決策層，按照中共黨章的規定，就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二是權力的執行層，也就是現在的中共中央委員會;三是權力的監督層，即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三者應為平行機構，決策層為最高決策機構，執行層是最高執行機構，監督層是最高監督機構。但目前是執行機構代行決策職能，導致決策機構虛化，監督機構又置於執行機構的領導之下，導致監督職能也受到了弱化。
改革，對內是執政黨內部權力結構的改變，對外是執政黨職能的調整，執政黨只管好大政方針，管好軍隊就可以了，應該充分發揮人大、政協和政府的作用，真正行使相應權力，成為真正的權威。人大、政協和政府的主要領導大都是黨員，只要管住黨員，就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了。
目前，人們對政治體制改革有幾點基本共識：一是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勢力能夠取代中國共產黨的地位;二是改革非進行不可，不改等死，改還有活路，但亂改等於找死;三是改革必須分步驟進行，切忌民粹主義泛濫，不要讓所謂推倒重來的革命在這塊土地上再發生，等等。
(三)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的方向究竟在哪裏呢?大家各說各話，莫衷一是。我記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教授曾經講過：不用擔心中國學習美國的技術，因為美國可以更快地發明新的技術;最應該擔心的是中國學習的是美國獨立宣言、憲法等代表美國價值的東西，當中國開始拷貝這些東西時，才是中國真正強大的開始，那才會對美國構成實質威脅。他這麼說，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我們的改革方向是不是就是西方或者美國推行的體制呢?我覺得我們可以學習他們的精神，不可照搬他們的體制。中國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社會發展有自己的邏輯和慣性。現在真要冒出三四個黨，西方勢力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分別支持某一黨派，可能天下就會大亂，中國很可能又倒退到了一百年前，但現在中國亂不起、傷不起。
二三十年以後，中國能否搞兩黨制或多黨制，目前無法預料，也不能拒絕，但當下的十到二十年，中國不應該搞多黨制，不能分散和弱化現在執政黨的權威性。當然，這個黨是否改名，不叫「共產黨」，叫「共享黨」呢，可能從理論和實踐上，各方面更能接受。或者說，我們對「共產」的理解應該有新的認識，以前人們覺得「共產」就是「共同擁有財產」，我們現在更應該理解為「共同分享發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