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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特殊使命共識網:[中共要員]關於若干重大問題的談話紀要

 

在當下,中國大陸可以借鑑97年以前的香港,一黨長期執政的新加坡和蔣經國時代的台灣,這些地方有豐富的經驗可以汲取。
 
  四、關於經濟狀況的分析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得益於兩點:一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二是得益於法治建設,社會對產權的保護,總的來說還是不錯的。這兩個東西都是共產黨權威主義執行的結果。怎麼把中國社會儘快推動民主與法治的軌道,這是執政黨和社會精英必須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我不擔心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中國經濟如果出了大問題,肯定是政治體制出了大問題,即出現了暴死的狀態。蘇聯體制暴死後,還可以休克療法,中國現有體制暴死,連休克療法的機會也沒有了,可能出現長期的分裂動盪,吃苦受難的最後還是廣大民眾。所以中國的經濟也是政治問題,某種意義上,政治問題也是經濟問題,十八大後,如果我們能夠把發展重心移到幾億農民身上,也許就會出現生機。例如真正把農民的養老、醫療、教育、就業等民生問題作為根本問題對待,社會就會逐步走向公平,社會矛盾就會大大減少,內需市場就會大大拓展。朴正熙用10年時間改變了韓國農村問題,未來十年能否學習朴正熙,較徹底地把三農問題解決好?達到什麼的狀態呢?到台灣去看看,那裏就有點像我們追求的社會形態了,那裏不是均貧,而是均富,大多數人是中產階級,到那個時候,發展民主政治就有了基礎,你看他們成天吵吵鬧鬧的,但誰也不想造反,殺人放火,因為誰都是有產者,不熱衷於革命。
 
  對於經濟的研究,我認為既要有宏觀的國家經濟學研究,又要有中觀的行業經濟學研究,當然也要有企業經營管理的微觀經濟學研究。關於企業經濟管理研究,現在我們初步與國際接軌了,行業經濟研究還做的不夠,但已經剛剛起步,宏觀戰略的國家經濟學研究差距太大了。小平同志說2040年左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現在看來已經提前30年實現了,那說明我們的戰略研究不是現在不夠,當年是小平同志也研究得不夠。50年後怎麼辦?體制問題、環境問題、資源問題、人口問題等等如何解決?必須要有「大智慧」、「大思路」,而且目前要實現「大突圍」,
 
  有一點值得大家,特別是中國的企業家注意。無論如何中國的市場都是一塊肥肉,它一定會不斷發達,因為我們還有幾億人的市場沒有啟動,中國的需求肯定會不斷擴大。歐美經濟在走下坡路,這個趨勢不管一些經濟學家怎麼說,都是不能改變的。這個時候,我們應該用我們的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到境外,特別是到西方去尋找、去獲取一流的品牌、一流的研發能力和一流的市場。從我們的實踐來看,歐美在放棄一些技術、市場和品牌方面反而好辦,但中國現在的接納能力非常有限,一是我們的國企死守着經營得一塌糊塗的金融工具不放,二是我們的金融市場又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務。
 
  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業,可以確定一個框架安排,幾大國有商業銀行(佔了70%的銀行存量資產)進行安全性保守化經營,因為這些存量資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不能貿然冒險。拿出30%的商業銀行,來做資本創新性業務,保證五到十年內,利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從境外收購兼併中獲得突破性進展。要獲得品牌是需要很長時間的,我們國家沒有這樣的時間等着我們去發展品牌了,而獲得先進技術,光靠我們自己不夠,現在社會又如此浮躁,確實很難有很多「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科學家沉下心來,搞研究,人家做一個螺絲釘的實驗需要三五年,我們可能三天就搞完了,怎麼可能形成先進的技術數據呢。只有該引進的引進,能收購的收購,對中華民族來說,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歷史機會,這些觀點我與我的摯友唐萬新先生討論過多次,他的許多見解值得特別重視,他比我更懂經濟。
 
  五、關於國企改革
 
  這些年,人們都在說「國進民退」,實際上,既有「國進民退」,也有「國退民進」。從全世界的情況來看,幾乎每個國家都有國企。一些不應該、不需要或者沒有充分發育的競爭領域,簡單地拿到市場上火拼,是絕對不行的。比如造幣公司只能是國家的,再比如公交公司也只能是國企,因為需要國家大量的補貼。問題是這些年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太大了,而且要害的資源全都控制了。國企與民企在幾乎所有政策待遇上都處於極不平等的狀態,不管是銀行貸款,還是資源開發等等。我不想太多地講藏富於民的道理,只是想說,國企一方面在國計民生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地方讓人無法接受,比如現在的國企領導人,大都是由掌握權力的官員或官員的家屬轉換而來的,導致這些企業與權力之間形成了特殊利益連接,搞成了人們痛恨的所謂「利益集團」。再比如,因為國企工資高,福利好,成為掌權階層的子弟嚮往之地,還可以做官,成為他們既升官又發財的好地方。當經濟上行的時候,這些問題都可以被掩蓋掉。但問題是,全球經濟走下坡路時,所有問題就集中爆發了,可能比別的國家的情況還嚴重一些。我們發現國有企業相當多領導,既沒有企業家的視野胸懷,也沒有企業家的素質,既不能打造民族品牌,也無法創新技術,又無法形成先進的管理。這怎麼得了!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不能造就一批一流的企業和企業家,怎麼與別人競爭呢。用廚師來當醫生,怎麼可能有先進的醫療技術?特殊利益集團在國內撈夠了,卻在國際上沒有辦法參與競爭,這樣的話,這些企業怎麼辦,中華民族怎麼辦?再從深層次理解,我們相當一部分國企是把計劃經濟壞的東西和市場經濟壞的東西「有效」地結合在一起,一部分國企領導利用和控制這麼一個結合平台謀取私利,這是對中華民族不負責任的。要知道,也許官員有清官、貪官,也有能官、庸官,不管什麼人都可以沾沾官氣,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做企業就不一樣了,一百個人里也未必能出一個企業家,我做了快三十年企業了,也沒覺得自己做企業家做得多好,而且能掙錢未必是優秀的企業家,這個道理,很多人都不懂啊。國企必須改革,應該還資源於民,還利益於民,只有民富才能國強。不能藏富於民,國家控制的財力無限擴大,這是說不清的一件事。政府掌握那麼多財產,又說不清楚,國際上對你不放心,也是有理由的。隋朝的時候,國富民窮,皇帝隨時可以調動大量資源,但政權沒有幾天就亡了。希特拉統治時期,德國的GDP不如美蘇,但通過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把資源集中起來,甚至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世界性的災難。這樣深刻的教訓,我們必須吸取。
 
  六、關於富人怎麼做富人的問題
 
  小平同志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是希望先富帶動沒有富或後富的共同致富。但據統計中國有27%的億萬富翁完成了移民,另有47%正在考慮移民。我不反對移民。一方面,選擇居住地自由是天賦人權,這些同胞移民是有原因的。比如可以獲得心靈的自由和個性的發展。同時,還能夠有更優越的教育質量,更舒適的生活環境,更穩定的社會福利,更安全的法律保障等等,中國社會正處在發展過程中,在這些方面還不健全、不完善,發達國家確實比中國有優勢。另一方面,第三次移民潮的到來,也證明了中國社會在發展進步,人們的財富得到了積累,有了移民的條件,對於移民現象,能夠得到社會的基本認同,政府也允許人們更自由的選擇自己的居住地。有人說,這是在「用腳投票」,也有人說這是在「買保險」。我覺得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現在國內有很多「裸商」,孩子老婆在國外,自己一個人在國內繼續分享市場成果,這裏面有正義的富起來的,也有非正義富起來的,特別是非正義的富起來的人,走出去就出去了,過了幾代,洗乾淨再回來也是可以的,而且也應該會回來,畢竟根在這裏。但現在不能讓這樣的「裸商」繼續攫取多數人的血汗。要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這樣對得起小平同志,對得起生我們養我們的這塊土地,對得起父老鄉親。但我強調必須是自覺的承擔,是富人的資本精神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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