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為《重生的觀音》的一章：
    
     博大精深的藏傳佛教，猶如一條大河，從雪域高原發源，流向印度，又從印度流向歐美各國。回眸遠望，透過歷史和神話的迷霧，大河的源頭，兩位異域女子盈盈而立。她們像兩枝來自異鄉的奇花，被命運從故國的深宮移植到雪域高原，卻在高原的土地上盛開，花香綿綿，流芳後世。

     
     這兩位異族女子是吐蕃國王松贊干布的兩位王妃，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在西藏歷史上，吐蕃王松贊干布和他的這兩位異族王妃是及其重要的人物。他們的事跡藏漢史書上都有記載，不過，那些記載不是極其簡單，就是混合了大量神話與民間傳說，一些基本年代也略有出入。儘管如此，前人留下的史料，仍然能夠為我們拼出西藏歷史畫冊上一幅壯美的畫面。
    
     公元631年，吐蕃第三十三代贊普松贊干布遣使前往尼泊爾，求娶尼泊爾國王盎輸伐摩之女赤尊公主。佛祖釋迦牟尼誕生地在後來的尼泊爾王國境內，尼泊爾人很早就接受了佛教信仰，因此，盎輸伐摩國王和他的女兒都是虔誠的佛教徒。赤尊公主公主入藏時，隨身攜帶父王所賜的一尊八歲等身不動金剛佛像，以及佛經，法輪和其他法物。
    
     公元641年，即唐貞觀十五年，松贊干布迎娶大唐宗室之女文成公主。松贊干布求娶文成公主的經過，《新唐書》第二一六卷《吐蕃傳》中有一段記載。從那段短短的記載來看，松贊干布娶文成公主為妃的過程堪稱一波三折。《吐蕃傳》中的「棄宗弄贊」即松贊干布，他從「太宗貞觀八年，使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開始，直到「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歷時數年才如願以償。
    
     在此期間，為了求婚松贊干布還大動干戈，跟大唐帝國打了一仗。由於唐太宗不肯許婚，松贊干布聽信使者之言，說是土谷渾挑撥離間，導致太宗不肯許婚。松贊干布遷怒於土谷渾，發兵攻打。土谷渾無力抵抗，「走青海之陰」，逃到青海湖以北的地方躲避，任吐蕃軍隊「掠其人畜」。打敗土谷渾之後，松贊干布還不肯善罷甘休，繼續進兵攻破党項，白蘭等諸羌，然後「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名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擺明了非娶大唐公主不可，若太宗不肯許婚， 戰火就要燒大。
    
     都督韓威偷襲未成，被吐蕃軍打敗。太宗 「乃詔吏部尚書候君集為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右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出闊水道，右領軍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為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 牛進達在松州夜襲吐蕃兵營，「斬首千級」，打了一場勝仗。這時，松贊干布部下大臣厭戰，八人自殺，以屍相諫，松贊干布只得退兵。退兵後，松贊干布派使者謝罪，並再次請婚。這回唐太宗答應了，松贊干布派大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以及各類珍寶作為聘禮。
    
     文成公主也是虔誠的佛教徒，入藏時，她攜帶一尊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三百多卷佛經，以及大量卜算，工藝和醫學方面的書籍。兩位身為佛教徒的異國公主入藏，她們帶來的佛像和經書，自然會促進佛教在吐蕃的傳播。因此，學者們認為，松贊干布時期是藏傳佛教的開端。
    
     著於十四世紀的藏文史書《紅史》中，對兩位公主入藏有簡短記載：
    
    
     松贊干布迎娶尼泊爾國王俄賽郭恰之女，忿怒度母化身之赤尊公主，在陪嫁物中有同釋迦牟尼八歲身量相等的世尊不動金剛佛像，以及彌勒法輪，自現旃檀度母像，並建造了拉薩幻顯神殿（即大昭寺）。又迎娶唐朝皇帝唐太宗的女兒文成公主，陪嫁物中又與釋迦牟尼十二歲身量相等的覺臥釋迦像，並修建嘉達日沃且神殿（即小昭寺），並建造自成五位一體現觀音菩薩像等。
    
    
     《紅史》作者蔡巴貢噶多吉關心的，顯然是兩位公主帶來藏地的佛像和法物，以及她們修建的佛殿，對於文成公主進藏的始末，以及兩位異族公主之間的關係，作者未着筆墨。有關她們的故事，以及大昭寺和小昭寺的故事，在更早的西藏史書《西藏的觀世音》中有許多饒有風趣的敘述。
    
     《西藏的觀世音》，亦稱《松贊干布遺訓》，《大悲觀世音菩薩別記――遺訓淨金》等，史傳為來自古印度的阿底峽尊者（公元982－1054）在拉薩大昭寺釋迦牟尼佛殿寶瓶柱的頂端發現的「伏藏」，因此又稱為《柱間史》。這部史書相傳為松贊干布親自寫下的遺訓，其中的許多故事為後世史家引用。
    
     這部藏文古書記錄了藏民族的早期歷史，以及吐蕃國王松贊干布以及他的兩位異族王妃的事跡。書中詳細記載了迎娶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的經過。兩位公主修建大昭寺，小昭寺的過程也有詳細的敘述，敘述中還夾着類似說唱的詩文。這兩個故事前半部分相似，但在「迎請文成公主」這章中，對贏得公主的過程有一大段描述，是在「迎娶赤尊公主」一章中沒有的。值得注意的是，《柱間史》中，松贊干布向唐太宗請婚的過程，從《吐蕃記》中記載的武力逼婚變成了吐蕃大臣噶爾東贊（祿東贊）以智慧戰勝天竺，大食，霍爾，沖木等國的幾百名求婚使臣，贏得大唐公主的故事。五世達賴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記》中，也記錄了類似的故事，很有可能是沿用了《柱間史》中的記載。
    
     從史學角度來看，《柱間史》中雖然有一些史實，但書中所述的歷史事件並非信史，而更接近於一個民族的「神話歷史」。「神話歷史」的價值不在於史料的真實程度，而在於神話故事背後所隱含的思想和價值觀。松贊干布的請婚從武力強求變成以智力取勝，是一個富有深意的價值轉換。它意味着，在接受佛教的慈悲觀念之後，藏民族從崇尚武力轉變為崇尚智慧。這個轉化過程中，兩位異族王妃居功甚偉。在藏人的心目中，她們是度母的化身，她們主持修建的兩座最早的佛殿，即拉薩的大昭寺和小昭寺，至今香火不絕。
    
     大昭寺還供奉了一尊十一面千手觀音像。這尊塑像傳說是松贊干布親自命人按照自己的相貌建造的。有關這尊十一面觀音像的來歷，《柱間史》中有詳細的敘述。這尊觀音像的「心臟」，是一尊「蛇心旃檀天成十一面大悲觀世音像」，傳說這尊蛇心旃檀觀音像是松贊干布的本尊。松贊干布去世時，化做一道光，幻入這尊以他的相貌塑造的觀音像中。《柱間史》中說，松贊干布，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同時幻入這尊十一面觀音像中。當然，這並非信史。松贊干布去世之後，文成公主在藏地還生活了幾十年。但是，種種傳說賦予這尊十一面千手觀音像特殊的意義。松贊干布之前的國王並沒有留下圖像，也沒有留下具體的，可以讓後世的族人緬懷和崇拜的塑像。因此，這尊觀音像就成為藏民族歷史和宗教具體的源頭。藏民族的早期歷史仿佛縹緲的雲煙，而松贊干布從雲煙中顯現，凝固在這尊十一面觀音像上。
    
     象徵慈悲精神的觀世音菩薩被尊為西藏的保護神，也是藏民族精神的象徵。圍繞着這尊觀音像的種種傳說，使這尊塑像成為西藏歷史和西藏精神的象徵。因此，這尊十一面觀音像成為西藏最神聖的佛教聖像之一，千百年來，受到無數虔誠教徒的頂禮膜拜。
    
2

    
     十一月初的一個下午，我帶着相機去達蘭薩拉大昭寺，打算去拍達蘭薩拉辯經院的學僧們辯經。每天下午兩點到三點半，是辯經院學僧上辯經課的時間。青年喇嘛們按照不同的班級，在大昭寺前的一塊草坪上辯經。辯經的場面已經成了達蘭薩拉一景，每天下午喇嘛們辯經的時間裏，有很多遊人帶着照相機和錄像機來拍照。
    
     我到達大昭寺的時候，辯經已經開始了。大昭寺前的廣場上人聲鼎沸，裹着絳紅袈裟的年輕僧人大多集中在欄杆後面的草坪上，也有幾個坐在殿堂的門口，或者靠着大柱子，正在激烈辯論。辯論的對手通常是一個坐着，一個站着，站的問，坐的答，為了加強語氣，發問的揚手頓足，做出獨特的擊掌姿勢；回答的就要看各自的學識了，有些若有所思，有些從容不迫，也有的一臉窘態，像是招架不住對手的追問。
    
     辯經的學僧裏面還有幾個穿着灰布僧袍的韓國僧人，也在用藏語辯經。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拿着形形色色的照相機，站在欄杆外，對着僧人們猛按快門。僧侶們顯然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場面，他們神情專注，一點也不注意周圍的動靜。
    
     達蘭薩拉大昭寺，當地的印度人稱之為「主神殿」，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是達賴喇嘛講經的經堂。這是一座兩層的黃色建築，式樣更接近於西式，看上去十分典雅。嚴格說來，「主神殿」是一個小型建築群。經堂的正對面是達賴喇嘛居所的大門，它的左側有經輪，佛塔，以及一間小咖啡館，右側就是辯經院，及其所屬的南嘉寺，佛塔，僧舍等建築。經堂與辯經院之間有台階和天台相連，形成一個整體。經堂的背面還有一排金色轉經筒。
    
     建築群在一道狹窄山樑的頂端，靠着廣場邊的欄杆遠眺，山高谷深，對面的山坡上冒出一座新建的賓館，碧綠的樹林裏隱約可見五彩經幡。修建大昭寺時，建造者們顯然考慮到了環境因素，儘量保留了一些原有的樹木，因此，經堂前後左右有許多參天大樹，整個建築群與四周的環境十分協調。與拉薩的原寺相比，達蘭薩拉大昭寺是另一種風格。她仿佛老樹上的一根枝條，移植到異國，在他鄉長成的一棵新樹，既保持了老樹的基因，又長出了不同的樹形。
    
     拉薩大昭寺有一尊十一面千手觀音像。這尊塑像是大昭寺，也是藏民族最神聖的觀音像之一。 關於拉薩大昭寺和十一面觀音像的來歷，藏民族流傳着一個動人的故事。
    
     傳說赤尊公主入藏後，先幫助松贊干布國王擴建紅山宮。紅山宮裏，王妃和國王各有宮殿，其間有金銀橋相通。一天，「尼泊爾公主行至自己的宮殿，迎請國王於銀橋，向國王請示建立佛殿之事，國王道；『你可任意選土擇地建佛殿』。」於是赤尊公主派人在東之乃卡地方建立佛殿。白天修築好了，夜晚就被摧毀，佛殿始終無法建成。赤尊公主還在雅隆，烏如吉雪和後藏等地挑選山靈水秀的地點，為一百零八座佛殿奠基，但同樣無法建成。
    
     赤尊公主聽說文成公主善卜算，派侍女拿了一升金沙送給文成公主，請她推算應在何處建立佛殿。「漢妃遂展開八十種博唐圖表推算，得知雪域藏地乃羅剎女仰臥相。臥塘之湖乃羅剎女之心血，三座山為其心骨。此地位於羅剎女之心上，故應山羊負土填平此湖，在上面修建佛殿……」赤尊公主心裏頗有疑惑，但還是照文成公主的話而行，以山羊負土填湖。填了一半又放棄了，另外在拉東的乃塘修建佛殿。結果還是白天建造，夜晚被毀。赤尊公主入稟國王，國王與赤尊公主騎馬來到湖邊，叫她取下戒指，拋到空中，戒指落地之處，就是修建佛殿的地點。赤尊公主默禱本尊后，將戒指拋向空中。戒指「忽裹一光團，降落湖中。」光團中幻化出各種光形成的九層寶塔，連成一片光網，其中出現神殿的圖紋。赤尊公主於是決定填土平湖，建造佛殿。
    
     為了支持赤尊公主，松贊干布命尼泊爾工匠以他的面貌造十一面觀音像，如此「可譴除障礙，不再生違緣」。松贊干布親自為這尊觀音像準備材料，包括各種珍奇的聖物。夜晚，松贊干布睡覺時夢到諸佛和菩薩降臨，第二天一看，那些材料已經自動變成了一尊十一面大自在觀音像，蛇心旃檀觀音像亦被安放進造像裏面。此後佛殿終於建成。這座佛殿就是大昭寺。赤尊公主將她帶來的佛祖八歲等身像供奉在這座佛殿內。松贊干布命尼泊爾工匠建造的十一面觀音像也移到大昭寺供奉。為表示對家鄉的思念，大昭寺的大門朝向西方，尼泊爾的方向。
    
     此後，大昭寺數次遭到破壞，又經過幾度修復和擴建。公元1409年，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為大昭寺釋迦牟尼佛像供奉純金五佛冠，並首次舉行了傳召法會。藏曆正月十五日夜晚舉行酥油燈節，在大昭寺以及八廓街擺上供品和香火。這就是藏傳佛教中的傳召法會和酥油燈節的來歷。公元1642年，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大昭寺經過大規模擴建和裝修，具備了現在的規模和風貌。
    
     大昭寺曾經是噶廈政府機構的所在地之一。從五世達賴喇嘛開始，掌管財政，稅務，糧食，司法，外交等政府部門就設在大昭寺的二樓。在西藏歷史上有重大政治意義的活動，如「金瓶掣籤」也在大昭寺進行。可以說，大昭寺不僅僅是一座佛殿，它凝聚了藏民族的歷史，文化和集體記憶，已經成為藏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象徵。從西藏各地一路磕着長頭走向拉薩的藏人，他們的最終目的地就在這裏，就在大昭寺中，藏人稱之為「覺仁波切」的十二歲釋迦牟尼等身像，以及這尊十一面千手觀音像前。
    
     為了供奉佛祖十二歲等身像，文成公主修建了小昭寺。小昭寺的大門朝東，面對文成公主的故鄉。金城公主入藏後，將兩寺供奉的佛像調換，此後，佛祖十二歲等身像一直供奉在大昭寺。
    
     兩位異國公主帶來的佛像，松贊干布國王的十一面觀音像，以及作為觀音像之「心臟」的蛇心旃檀天成觀音像，這四座西藏最古老的造像，在雪域高原一同度過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漫長歲月。
    
     達蘭薩拉大昭寺中，也供奉着一座十一面千手觀音菩薩像。這座觀音像於公元1970年開光。這座十一面千手觀音像與拉薩大昭寺的古代觀音像之間，有一段神秘的因緣。那段因緣的背後，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
    
3

    
     1967年初，正是中國內地文革運動最動亂狂暴的時候，紅衛兵和造反派在毛澤東的謀劃和支持下，在地方各行政管理層面實行「奪權」，全國各地政府，包括公檢法系統的正常行政功能一時失效，整個國家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在此期間，以革命的名義，全國到處發生不同規模毀打砸搶事件。
    
     1967年2月 7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條發自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報導。這篇題為《藏人指控中國人褻瀆寺廟》的報導說，2月6日，達賴喇嘛的執行代表圖登寧捷在記者招待會上展示了兩尊佛像的頭部，其中一個高約十六英寸，另一個高約十二英寸。圖登寧捷告訴與會記者，這兩個觀音像頭像來自拉薩大昭寺，是大昭寺供奉的十一面千手觀音像上的兩個。1966年8月25日，紅衛兵洗劫了拉薩的「主佛殿」（大昭寺），剝下塑像上貼的金片，然後將這座建於公元七世紀的塑像砸毀，碎片被扔到大街上和水溝里。同時遭到毀滅的，還有一千多座大小佛像。
    
     1966年爆發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從「破四舊，立四新」運動開始的。「四新」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恐怕現在也沒人能夠說清楚，而「四舊」的具體內容卻是一開始就很明確的：一切代表「封、資、修」的東西，都屬於「四舊」，在被「破」之列。首當其衝的，是代表「封建思想」的宗教文化。在舉國上下一片砸寺廟，毀佛像，燒舊書之類摧毀「舊文化」的過程中，沒有人知道， 隱藏在雙重鐵幕背後的西藏究竟發生了什麼。
    
     文革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愚昧，也是最慘痛的一頁。事隔多年，這場在黨中央領導下，長達十年的經濟，文化和精神的全方位自殘運動在中國並未得到清算。文革仍然是一個禁忌話題，對文革的深入研究依然障礙重重。
    
     內地如此，西藏更是如此。關於西藏文革的情況，長久以來官方諱莫如深，民間也無人研究。直到2006年，兩本書的問世才填補了文革研究，也是西藏現代史上的這個空白。這兩本書是西藏女作家唯色編寫，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殺劫》和《西藏記憶》。
    
     1991年，唯色的父親澤仁多吉在拉薩去世。唯色的父親是一位解放軍軍官，也是一位業餘攝影愛好者。在收拾父親留下的遺物時，唯色發現了一批照片。她將這些照片保留下來，那時她還不知道，她保留的照片是有關西藏文革最全面的一批民間照片。1999年，唯色把照片寄給《天葬》的作者，她後來的丈夫王力雄。王力雄把照片寄還給她，鼓勵她用「記憶」來對抗「遺忘」。此後，唯色費時六年，採訪了70多位當事人，記錄下他們的回憶，據此整理出版了《殺劫》和《西藏記憶》這兩本書。這兩部著作是迄今為止有關西藏文革僅有的專著，更可貴的是，書中的圖片，文字和當事人的回憶，為西藏文革史的研究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在《西藏記憶》裏，唯色記錄了一位當年砸大昭寺參與者回憶。這位化名韃瓦的人當年曾是拉薩中學的紅衛兵頭頭。砸大昭寺，是拉薩紅衛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動。
    
     根據韃瓦的回憶，前一天（八月二十三日？）晚上，紅衛兵司令部根據「上面」，即自治區的意圖開了個會，說第二天要去帕廓街搞宣傳，居委會的人也要參加。但是當時沒有說要砸大昭寺。次日一早，各路人馬匯集在一起，其中有紅衛兵，也有居民，總共約上千人，前往大昭寺。他們一邊走一邊呼口號，到了大昭寺南邊的講經場，就開始演出，然後開大會。正在講話的時候
    
     「……突然就亂起來了。抬頭一看，這大昭寺的樓上出現了好多人，好像都是居委會的群眾，我後來還聽說過，有些人還是各縣來的積極分子。究竟是怎麼回事反正不知道，反正都是老百姓，拿着十字鎬、洋鍬什麼的，也不知道從那裏鑽出來的。我們不是在這樓下的講經場嗎？這牆上都有壁畫，居委會的幾個年輕人，提着十字鎬衝上來就挖壁畫，敲掉了一大塊。……就在說話時，樓上已經有人把金頂挖下來了，正往下扔。這下子下面也就亂套了。這一亂就散了，全都散開了，我們也沒有辦法指揮了，人都往大昭寺方向跑去……」
    
    
    
     韃瓦進了大昭寺，看到裏面到處都是人，有藏人也有漢人，還有「三教工作組」的幹部，甚至有穿軍裝的人在拍電影。有些人趁亂順手牽羊，試圖偷走貴重的法器和佛像裝飾。
    
     那天砸大昭寺只是一個開端。後來的若干天裏，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大昭寺被洗劫一空，大量經書和唐卡被付之一炬。文成公主入藏時帶來的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被紅衛兵砍了一刀，佛像身上的珠寶裝飾全部被剝去，但佛像倖免於難。其他所有的佛像，包括相傳松贊干布，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入滅時幻化而入的十一面千手觀音像，全被砸毀。大昭寺內一千多年來積累的金銀珠寶全部散失，至今下落不明。
    
     大昭寺的劫難尚未完結。1968年6月7日，拉薩發生「六·七大昭寺事件」。 那天，解放軍拉薩警備區部隊攻進被「造總」（「拉薩革命造反總部」）佔領的大昭寺，開槍打死十二人，打傷多人。佛教聖地成為名副其實的屠殺場。
    
     文成公主修建的小昭寺也未能逃過一劫。搗毀小昭寺佛像的任務被「分配」給拉薩第二居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組織居民去砸寺廟，大家十分不情願，但在取消戶口和糧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砸小昭寺。小昭寺供奉的佛像是尼泊爾赤尊公主帶來的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這尊佛像是金屬打造的，無法砸毀，於是被鋸成兩半，扔到一個倉庫里。
    
     劫後的大昭寺被不同機構佔據。先是成為「紅衛兵破四舊成果展覽辦公室」，堆放西藏各地送來的「四舊」，然後又被兩個造反派組織前後佔據過一段時間。造反派撤出後，大昭寺隨即被軍隊佔據，樓下的佛殿被用作豬圈。軍隊撤離之後，大昭寺被改為政府招待所。
    
     大昭寺的毀滅是西藏文化遭受摧殘的一個縮影。經過「平叛」和「文革」兩度劫難之後，昔日雪域佛國的幾千座寺廟中，保持完整的只剩下八座，僧人剩下不到一千名。
    
     1966年10月15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中央民族學院干訓班西藏學生談話時說：
    
    
     「西藏地區經歷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國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農奴解放，平叛之後，進行了經濟制度的改革，取消了農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獲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幾萬喇嘛，百分之九十已還俗，要組織這些解放出來的小喇嘛參加生產。
    
     ……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徹底打碎，解放小喇嘛。但是，破除迷信則是長期的，迷信思想在沒有新思想代替之前，是一下子消滅不了的，這是長期改造的事。現在，西藏正在破四舊，打廟宇，破喇嘛制度，這都很好，但廟宇是否可以不打爛，作為學校，倉庫利用起來。佛像，群眾要毀可以毀一些，但也要考慮保留幾所大廟，否則，老年人會對我們不滿意。」
    
    從這段談話中可見，文革期間對西藏宗教文化的摧毀，並非沒有得到最高領導層的支持。1972年，周恩來批示修復大昭寺，那是因為，隨着中美關係改善和中日建交，中國將逐步對外開放，西藏也將開放。被洗劫一空，變成了招待所的大昭寺，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據，絕不能讓外國人看到的。
    
     修復後的大昭寺，只有文成公主帶來的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像和一尊松贊干布像是原物，其他所有的佛像都是重塑的，壁畫也是重繪或者修復的。文革之後，被鋸成兩半的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的上半身在北京發現。十世班禪喇嘛把這半尊佛像運回拉薩，與下半身拼接，依然供奉在小昭寺。
    
4

    
     拉薩大昭寺十一面千手觀音像上的這兩個頭像，是怎樣來到達蘭薩拉的呢？《紐約時報》的報導引述圖登寧捷的話，說頭像是「被人在夜深人靜時從水溝里撿出來」，偷運到達蘭薩拉的。 報紙上沒有詳細說明。
    
     一個晴朗的秋日，我再次來到康加拉山谷里的羅布林卡。根據一位藏人朋友提供的信息，我專程來尋訪建造千手觀音像的塑造者，一位名叫邊巴的著名佛像塑造師。
    
     我跟着翻譯卡爾瑪走進一間金屬佛像塑造室。一群年輕人正在用傳統的方式手工鑄造佛像。大家全神貫注，房間裏只有一片叮叮噹噹的敲打聲。一位面容清癯，中等身材的老人背着手，腰板挺直，站在一個青年身邊，注視着他正在敲打的大型蓮花座。老人顯然是這裏的藝術指導。我請翻譯卡爾馬詢問這位老人，佛像塑造師邊巴在不在。
    
     老人轉過身，看看我，然後對卡爾馬說了句話。
    
     卡爾馬對我說：「他就是邊巴。」
    
     我喜出望外，趕忙道明來意：「我想請教他有關達蘭薩拉大昭寺千手觀音像的幾個問題，請問他現在有時間嗎？」
    
     邊巴老人把我們帶進一間空房間。房間裏沒有家具，地上放着一個卡墊和一條捲起來的地毯。老人在地毯卷上坐下， 卡爾馬盤腿席地而坐，我坐在卡墊上，取出筆記本和錄音機。
    
     邊巴老人告訴我，他從小就在拉薩跟隨三位聲名遠播的佛像塑造師學習，學成之後，不久就成為著名的塑像師。但是當時的西藏，邊巴沒有機會塑造佛像。因此，他離開拉薩，來到達蘭薩拉，希望有機會為自己的民族貢獻才藝。
    
     1967年的一天，邊巴奉召前往法王府，拜見達賴喇嘛。聽說邊巴來到達蘭薩拉，達賴喇嘛請他為大昭寺塑造三尊造像，一尊是佛像，一尊是千手觀音像，一尊是蓮花生大師像。達賴喇嘛同時交給他一袋銀圓，和來自拉薩大昭寺的八個觀音殘面。
    
     「這八個殘面是一位西藏和尼泊爾混血的人，從拉薩收集來，帶到印度的。」邊巴老人說。
    
     「是八個殘面？不是兩個？」我問。
    
     「是八個，」邊巴老人肯定地說。
    
     「這八個殘面現在在哪裏？」我繼續問。
    
     「一個由達賴喇嘛保存在法王府里，七個鑲嵌在大昭寺的觀音像上。」邊巴老人說。
    
     「也就是說，現在的達蘭薩拉大昭寺千手觀音的十一面中，有七個是來自拉薩大昭寺的千手觀音像？」
    
     「是的。」卡爾瑪轉述邊巴老人的話，「這八個殘面很重。」
    
     我真想知道，當初那位勇敢的人是怎樣冒着生命危險，把這八個千手觀音殘面帶出西藏，奉獻給達賴喇嘛的。這裏一定有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
    
     「是什麼材料塑造的？」
    
     「是泥塑，」邊巴老人說。「傳說建造千手觀音像前，松贊干布國王做了一個夢，夢見必須用來自印度各個佛教聖地的泥土摻合來塑造觀音像。松贊干布派人去印度，到各個聖地取土。」
    
     「達蘭薩拉大昭寺的觀音像是用什麼材料？」我問。
    
     「銀子，也有泥塑。「邊巴老人說。
     1963年，一位西藏流亡者來到達蘭薩拉，奉獻給達賴喇嘛一袋銀圓。這時候，銀元早已無法做為貨幣使用，但是銀的成分依然有價值。達賴喇嘛把這袋來自中國的銀圓，以及七個來自西藏的的觀音殘面交給邊巴，囑他以此塑造一尊觀音像。這袋銀圓交換成印度的銀錠，鑄造成千手觀音的身體和手臂。七個殘面加上4個新面，成為觀音的十一面。
     「是哪七個？」我在筆記本上畫出觀音十一面的草圖，請邊巴老人說明。邊巴老人通過翻譯，向我一一說明。我按照他的指示，記下達蘭薩拉千手觀音像上，來自拉薩大昭寺七個觀音殘面的具體位置。
    
4

    
     拍完辯經照片後，我上到二樓，脫下涼鞋放在門外，走進達賴喇嘛的講經堂。經堂三面都有大玻璃窗，採光很好，加上內部不點香燭，因此沒有煙熏的痕跡。地板一塵不染，窗戶乾乾淨淨，莊嚴中不失優雅，有種令人覺得親切的現代感。牆上掛着兩排色彩明麗的大幅唐卡，帶來歷史的承繼。走進經堂的最初的感覺就是，古老的文化和現代化並非格格不入的。
    
     講經堂的面積不大，地板上大約能坐一百多人。此刻，一個中年男人坐在地板上，面對達賴喇嘛的金剛獅子法座跏趺而坐。他雙目微闔，看上去已經入定。他的存在使經堂里的氣氛顯得凝重，每個進來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躡手躡腳，說話也儘量輕聲細氣，好像怕驚擾了打坐的男人。
    
     達賴喇嘛的法座背後，有一座高大的金色釋迦牟尼佛像，法座兩側，一邊是巨幅唐卡，另一邊就是那尊十一面千手觀音像。觀音像旁邊還有一尊蓮花生大師像，兩座塑像都面朝西藏，遙遙佑護雪域的子民。
    
     我走到十一面千手觀音像前，抬頭仰視。觀音銀質的手臂展開如雙翅，正面在胸前合十的雙手繞着一串信徒供奉的珍珠項鍊，掛着一藍一白兩條哈達。
    
     十一面呈寶塔形，一到三層形式相同。自下而上為五層，一到三層為左，中，右三面，四到5層為中央單面。
    
     第一層，藏語稱為「察廈」，三面均來自拉薩。
    
     第二層，藏語稱為「巴爾廈」，中面與左面來自拉薩。
    
     第五層，藏語稱為「措廈「，來自拉薩。
    
     頂層，藏語稱為「唯帕克末」，來自拉薩。
    
     一到三層的九面戴着鑲嵌紅寶石和綠松石的五佛冠，黑眉紅唇，眉間嵌一顆小小的綠松石。
    
     金色的觀音雙目低垂，唇邊含笑，眉目間靈光流動，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氣韻。 歷經劫波，慈悲不滅，這就是西藏的觀世音。我雙手合十，至額，口，胸，五體投地。
    
     我想起邊巴老人的話：「嘉瓦仁波切（藏人對達賴喇嘛的稱呼）對我說：『這座觀音像是用中國的銀幣和西藏的觀音面鑄造的，將來我們要帶回西藏。』嘉瓦仁波切要我把觀音像和蓮花生大師像建成能夠移動的，這樣我們將來可以帶回西藏去。嘉瓦仁波切打算把佛陀像留給印度人民。」
    
     從1967年到1970年，佛像塑造師邊巴用了整整兩年的時間，完成了這三座塑像。
    
     走出大昭寺時，我突然想起唯色採訪的一位拉薩居民的話。這位化名「久吉」的女人告訴唯色：
    
    
     「達蘭薩拉當年修建大昭寺，在塑『土幾欽波』（十一面千手觀音）時，每次塑到一半就做不下去了，總是這裏那裏有毛病似的，沒法順利的塑造成功。於是就說可能是沒到時機吧，先放下再說。當西藏這邊發生文化大革命時，大昭寺的『土幾欽波』被砸了，當時正好印度那邊又重新塑佛像，沒想到這一次很順利，很快就塑好了。後來，當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西藏這邊的人去印度時，說起這件事，居然時間是一致的，這表明西藏這邊佛像的靈魂去了那邊。」
    
     倘若青史盡成灰，流傳後世的只有這個故事，那將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呢？隨着時間的流逝，歷史的真相將會被時光之水沖得如幻似影。歷史將會演變成傳說，傳說將轉化為神話，很多年後，人們聽到這個故事，一定會說：「不，這不是歷史，這只是神話，或者是民間傳說。這樣的可怕的『殺劫』從未發生過，也不可能發生。」
    
5

    
     十一面千手觀音像毀滅之後，造像「心臟」的下落是一個謎。很多年裏無人提及觀音像包含着的另一尊造像。似乎沒有人知道，那尊造像是與大昭寺其他的佛像一同被毀，還是被人秘密隱藏起來了。
    
     幾十年後，達賴喇嘛向一位名叫托馬斯·賴爾德的美國記者透露了天成觀音像的下落。大昭寺被毀時，泥塑的十一面觀音像被打碎，露出了裝藏在其中的造像。那尊觀音像是木質的，得以倖免於難。虔誠的藏人冒着危險，悄悄把那尊蛇心旃檀觀音像保存下來，輾轉送到達蘭薩拉，敬獻給達賴喇嘛。現在，這尊蛇心旃檀觀音像，松贊干布的本尊，在達蘭薩拉法王府，由達賴喇嘛親自保藏。
    
     托馬斯·賴爾德有幸見到了這尊從喜馬拉雅山南前往山北，又從山北回到山南的的觀音像。當達賴喇嘛雙手捧着那尊觀音像時，他舉起袈裟擋住口鼻，以免自己的呼吸褻瀆了松贊干布的本尊像。
    
     「我初次見到這尊觀音像時，」達賴喇嘛對賴爾德先生說，「感受到極大的ningjie，悲憫。」 他說着，淚水盈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