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後出任公安部長中共建政後，謝富治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原昆明軍區老幹部馬天佑告余，那時的謝富治還是很清廉的。一次，謝富治到邊境某縣蹲點，輕車簡從，粗茶淡飯，和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返回時，發現車子後備箱裏...

中共常講，公、檢、法是專政機器。公、檢、法官員就是中共的專政工具，需要時，利用利用，不需要了，馬上翻臉不認人。即便像楊奇清這樣救過毛澤東命的人，中共說關進監獄就關進監獄。

拖延越久，清償的難度和代價就越大，這是黨內外和國內外的共識。執政黨被反右的罪惡綁死在恥辱柱上而不願自我解脫，這就是當代中國人所共見的事實

一個歷史時期走到末路時，統治集團內部一定會出現種種亂象，像晚明時所謂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疑案，搞得明朝末年統治集團內一片亂象，為明朝的崩潰埋下了伏筆。文革後期，中國政壇上也出現了中共三位重要官員離奇死亡的事件。當時社會上傳言紛紛，老百姓演繹出許多故事，這種現象其實反映的正是毛的文革已走入窮途末路。

許多殺人動機都出於個人恩怨，甚至是為了一點兒個人的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人，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扎死了這一家人。姓田的欠了陳家的錢，把陳家一滅，就不用還錢了。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於殺人賴掉。更有甚者，有人霸佔了黑五類家的婦女，還說「給你換換成分」。

1969年「國慶節」後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如期展開，10月下旬搭好腳手架木，11月下旬舊城樓拆完，1970年1月中旬做完大木安裝，3月中旬扣上瓦頂及有關設施、油漆彩畫，3月底以前落架清理。

1949年中共建政後，馬思聰被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的首任院長，之後創作了一些讚美中共的曲目，比如1966年2月創作的歌曲《焦裕祿悼歌》。然而，噩運很快降臨到馬思聰的頭上。1966年5月文革爆發後，馬思聰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大吸血鬼」遭到了造反派的批鬥。昔日熱鬧的馬家一下子變得門庭冷落。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示堅決、熱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

1966年所謂的紅八月，紅衛兵把打砸搶的惡浪推向社會，一群痞子惡棍也蠢蠢欲動，想借打人甚至殺人表現自己的革命性。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後被開除黨籍）不僅不制止還鼓勵紅衛兵，他的講話使紅衛兵及造反群眾的打人、抄家運動迅速失去控制。北京大興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集體屠殺事件」。

曾山解釋說，他在新四軍軍部當組織部長的時候，按照延安黨中央的指示，確實和日本方面的人員有過接觸，但這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祝春亭註：滑天下之大稽，與日本秘密接觸和睦相處，竟然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整個活動安排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革聯」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辯解。「紅聯」站在曾山一邊，對着幹。兩派互不相讓，即將釀成一場武鬥。

徐景賢深為張春橋沒有留下回憶錄之類的東西而遺憾，徐景賢說，若再不允許像他這樣的「文革當事人」發表回憶資料，恐怕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都會淹沒，然而在他的回憶錄《十年一夢》中卻對他親手製造的累累血債進行了掩蓋，甚至還對當時在上海掌權的經歷仍然興味無窮。這一切都迴避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徐景賢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期間，他與他的上海幫同黨們所製造的針對林昭、劉文輝等人的一系列冤案。

謝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積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據陳康將軍言，謝富治臨終前，陳康將軍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時謝富治尚認人，見老黨員尤激動，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陳康臨別時，謝緊握其手，反覆曰：「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我在雲南沒幹壞事啊!」

我作為一名中共官吏中的縣長，沒有絲毫能力對11名骨肉至親施以半點救助，這是我終生第一大愧疚。這一深深愧疚之情將保留在我的骨灰中。即使在我個人最順利的當縣長的五十年代中期，在省里開會時我向帶隊的昭通專員原德明請假：「這次散會後要經宣威才能回威信，我已經好多年沒有回過老家了，我想請三天假回去看看。」想不到原德明這位43師軍轉乾的專員竟然翻臉大聲訓斥我這個縣長：「你還在留戀你那地主階級家庭嗎?不准!」

自從毛澤東執掌中共的帥印後，他比斯大林棋高一籌，發明用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的方法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翦除黨內異己和反對勢力，替代肉體虐殺。然而在暗地裏，暗殺和滅門在中共執政後依舊是黨內鬥爭在絕密狀態下採取的終極手段。譚甫仁、謝富治、李天佑、李震以及朱德和皮定鈞神秘死亡的原因，至今仍為中共塵封，不為世人所知。

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的謝富治，文革中首提「砸爛公、檢、法」口號，在北京市公安局三萬餘人的隊伍中，挖出了九百餘名「地富反壞右」，只剩百把好人，其餘均進學習班。由於謝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晚年犯下「心病」。另據陳賡之女陳知進透露，康生一生害了許多...

徐景賢深為張春橋沒有留下回憶錄之類的東西而遺憾，徐景賢說，若再不允許像他這樣的「文革當事人」發表回憶資料，恐怕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都會淹沒，然而在他的回憶錄《十年一夢》中卻對他親手製造的累累血債進行了掩蓋，甚至還對當時在上海掌權的經歷仍然興味無窮。這一切都迴避了一個不爭的事實：徐景賢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期間，他與他的上海幫同黨們所製造的針對林昭、劉文輝等人的一系列冤案。

這些荷槍實彈的「雄師」們萬一衝進「梅嶺一號」樓，見到了偉大領袖毛澤東，一個個立即會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但是，謝天謝地，這種「玩笑」和歷史鏡頭幸虧沒有發生，因為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如果說「毛澤東的梅嶺一號安然如常，絲毫沒有波及」，恐怕就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的實踐是，當時楊成武等人保駕着氣急敗壞的毛澤東從後門逃出了東湖賓館，據說連拖鞋都沒有來得及換……

林彪九一三事件摔死後，毛澤東不得不另選接班人。這時的華國鋒雖然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廣州部隊政委、湖南軍區第一政委等職務。一直到1972年謝富治病逝後，華國鋒被毛澤東提議擔任公安部長一職後，他才真正在北京站穩了腳跟。 1978年1月16日...

遇羅克是誰下令殺害的？據友人Y君說，吳德之子曾親口告訴他是周恩來。周說：「這樣的人不殺，殺誰？」這個「一打三反」運動，毛澤東「文革」講話、文稿中卻尋不到半點依據。「文革」很長時期，在黨政軍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來。如果「一打三反」運動的發動和開展，不是出於毛澤東的話，那這一決策的最初出台，應在周恩來身上。況且，即便毛澤東曾經有過類似指示，但在實際執行上，一系列強硬操作指揮實踐者，鎮壓毫不手軟，也是周恩來。

盧福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卻在被捕後迅速「叛變」，成為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的一員。建國後盧福坦被捕並在文革中被康生秘密處決。文史作家王學亮在《黨史縱橫》上撰文指出，康生「叛變」說並無史料支持，但他處決盧福坦的舉動卻引人懷疑。 1937年11月，康生從...

謝富治由於在「文革」中整過太多人，積怨甚深，以至於他的晚年一直處在恐懼之中。中共開國中將陳康在謝富治臨終前曾看望過他，當時謝富治還能認人，他見到「老同志」時十分激動，口中不停念叨：「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陳康臨別時候，謝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