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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中共秘密翻建天安門城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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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國慶節」後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如期展開,10月下旬搭好腳手架木,11月下旬舊城樓拆完,1970年1月中旬做完大木安裝,3月中旬扣上瓦頂及有關設施、油漆彩畫,3月底以前落架清理。

天安門城樓的建築隱患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委多年暗地裡操心不已的重點難題,「文革」爆發後毛澤東及高層領導頻頻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小將,號稱「雄偉壯麗」卻危機四伏的頂部門樓高懸在領袖人物的頭上,讓知道內情的高官們擔憂後怕。1968年3月24日天安門管理處向市委緊急報告說:「天安門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檢閱廣大革命群眾的地方,是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嚮往中心。為了保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絕對安全,向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負責,我們意見,要下定決心,採取治本辦法。」

早在1952年,就有技術人員就天安門城樓的損毀情況提議大修。1956年市道路工程局草擬書面報告,反映「天安門木結構早已變形嚴重」,要求全面修繕。1957年後北京市即以「天安門城樓安全檢查組」名義,多次以口頭或書面報告要求翻修天安門,但高層屢屢沒有明確回復,以致1968年有人憤憤不平地表態:

那些在中央和地方的走資派,寧可花錢修廟宇(如智化寺等)及其他城門樓(如前門、端門、午門),就是不顧天安門安全問題的重要,不予翻修。現在,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掌權了,面對天安門當前存在的一系列嚴重問題,我們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了。為此,我們再次建議翻修天安門。(見1968年3月24日天安門城樓安全檢查小組《關於天安門城樓木結構構架安全檢查報告》)

1968年3月初北京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為了保證當年五一節天安門城樓的建築安全,特意召集市建委、房管局、房修一公司、房修二公司、建工局建築一公司、規劃局、建築設計院等單位負責人專題研究,會上決定調集技術幹部、老工人14人組成檢查小組,於3月11日至23日對城樓的主要承重構架進行全面檢查。行前所有工作人員都表達了對偉大領袖的無限忠心,宣誓要進行解放以來最認真、最詳細的一次大檢查。

檢查人員在城樓內部近半個月攀爬查驗,發現木結構的惡劣程度大大超過預先的想像。大廳內金柱已有兩根糟朽,其中一根柱心通朽,另一根朽空過半,1963年時曾經林業研究所化驗,已認定情況比較嚴重。八根五架梁,是承受屋頂荷重最大的梁,已有六根斷裂;其上三架梁,也有一根斷裂;十六根雙步梁,通裂八根,有的梁頭已被壓酥,有的梁頭或梁身糟朽。八根角梁,也有七根腳丫子榫出位。令人沒想到的是,作為皇家門面城樓,當年建造時偷工減料,竟使用了不少諸如楊木之類的劣等木材。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時,大都會在這些木樑構建的大廳里休息、與人交談,糟朽的大金柱已經直接威脅毛的人身安全。

檢查人員還發現,所有的檁、枋絕大部分脫榫,有的榫頭被切斷,有的歪閃出位,有的跨間下垂或糟朽、斷裂。四周二十四根承檐枋及兩山采步金,普遍外扭,一般都扭出十公分左右。屋面四角及明間屋檐亦顯著下垂,普遍達十多公分。東西兩山草架柱和踏腳木,普遍外張,尤以西山最大,達十九公分。

經過幾次會商,檢查小組酌量再三,最後給出的結論是:「城樓結構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和用材不當,加之,三百多年來歷史上曾多次遭受較強烈地震的衝擊,在屋面滲漏,長期缺乏維護和長期失修的情況下,整個木構架的變形越來越大,梁、柱等脫榫、走閃、彎垂、斷折、糟朽等情況越趨嚴重。」(見1968年4月1日《市革命委員會工交城建組致吳德同志並報謝副總理》)

這實際上已把天安門城樓定為嚴重危樓了,只不過用語上略顯委婉、內斂,沒把話說得過於震驚、駭人。

從保存下來的《天安門屋頂結構平面上架檢查示意圖》中可以看到,平面圖上大都密集標有「枋下垂榫裂」、「枋朽」、「枋裂」、「枋出榫」等字樣,足以令審閱者驚慌不已。在另外一件名為《天安門關鍵結構危險情況示意圖》中,明確標出了斗拱、礅斗、童柱、角梁等破壞性圖示,並給領導加以簡易的專業說明:「斗拱壓扁壓酥上面所有的力量通過很小的斗拱傳給柱子。」「下面合力大於上面的合力所以破壞。」

最有政治意味的是,這些示意圖的上方都印有毛澤東一條較不為人知的語錄:「不要等問題成了堆,鬧出許多亂子,然後才去解決。領導一定要走在運動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後面。」像「不要等問題成了堆」、「鬧出許多亂子」這樣有特殊意味的句子,對各級負責任的官員是頗有警示、提醒作用的。

約有十幾張城樓現場拍攝的圖片被送到高層,其中一張據說是遭到當年八國聯軍炮擊、在西采步金柱上留有20公分炮彈洞的照片最引人注目,可以明顯看到扭動和斷裂的情況。其他照片都標有諸如「三架梁斷朽」、「明間爬梁下垂13公分」、「承重結點脫榫斷榫酥裂」等文字說明。在這組照片中,工程技術人員在樑柱上用粉筆手寫的「朽」、「脫榫」、「酥朽」字樣也格外醒目,較為嚴重的局部區域甚至都被保護性的鐵片架層層包住,完全看不清內部的狀況。

從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杜春永1968年3月24日在一份文件上鋼筆批示來看,在送上報告和照片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已口頭答應翻修了。但高層之間在探討是否使用年限2000年?這樣投資是否太多,費料過多?高層負責人士只能籠統地提出,還應該本着「好、快、省」原則來辦事。

為了保證1968年五一節和國慶節的安全使用,天安門城樓安全檢查小組提出幾項技術上可行的應急措施,比如,明間朽空過半的大柱,在其南北兩面各附一根10米長的大型槽鋼,直頂大梁下皮,防止柱身及屋架坍塌;西山通朽的大柱已有下塌跡象,將山牆拆開一段,南北兩側各抱一根附柱,以防大額枋及檐頭下塌;對斷裂的七根大梁(即五架梁)及一根梁,分別加柱子頂住;明間頂棚內,兩根爬梁下垂十多公分,已超過允許垂度,分別用兩塊大夾板予以加固;所有的斷榫,或出位較大的梁和檁、枋,一律給予支頂或拉結,等等。但是,檢查小組坦率地表示,這些技術手段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在不發生較大地震情況下,僅能暫時維持現狀。一旦遇到較大地震,那就難測安全了。

據此,北京市委、市革委會1968年5月15日向周總理、李富春、李先念副總理報送了《關於翻修天安門城樓的請示報告》,同時抄報了國家計委和建委。請示報告明確了「擬採用木結構進行翻修」的方案,並稱:「根據北京市建築隊伍的技術水平和施工力量,是能夠完成這一任務的。」原稿中有一句這樣的話:「這是有根據、有經驗、有把握的。」市委某位領導人為穩妥起見,發文前用鉛筆刪去這句話。報告送上後,在周恩來尚未正式批示前,李富春首先提出「確保安全抓緊施工準備工作」的意見,北京市接報後立即開始翻修籌建工作。

出於焦慮和擔待,北京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提出馬上進行材料和技術的準備,在1968年國慶節後立即開工,在第二年五一節前掛完瓦,拆除外面的施工架子,在國慶20年大慶前(即1969年10月)全部竣工。市委上報的請示報告也是據此提出施工計劃設想,裏面寫有「國慶節後立即動工,挑頂拆架,拆除舊門樓和清理場地;在今年十一月到明年四月,苫背掛瓦;明年五月至九月,做好內部及兩山後檐的油漆彩畫」的詳細步驟。從後來的實踐效果來看,限制於諸多技術條件,當年根本不可能順利開工翻建,這完全是不顧實情、盲目應答的一廂情願之事。

天安門城樓安全檢查小組當即提出了三種天安門翻修方案,檢查組全體人員明確表示集體傾向於第一種方案,於是這個方案自然就傾注不少論證的文墨。這個改良性的木結構方案可概括為:「保持原有古建體形,對原有建造不合理的地方,全部使用一等木材和乾材進行徹底翻修」。具體策劃為,將屋頂挑開後,對所有脫榫、走閃的大木,如梁和檁、枋的脫榫,柱和梁的歪閃等一一給予撥正;對所有斷裂、糟朽、壓酥、壓扁的大木的斗拱全部更換。

檢查組專家舉證說,木結構比鋼筋混凝土、鋼結構的優點多,木結構建築如薊縣獨樂寺(九百多年歷史)、文化宮太廟(五百多年歷史)至今仍然堅固安全,完整無缺。專家們稱,此方案的優點是耐久,耐震,工期短,花錢少,局部出問題,容易加固或局部翻修。缺點只有一條,防火性能差。

鑒於北京基本地震裂度為八級,專家小組認為新修的天安門城樓抗震應按九級考慮,為此詳細鋪陳一系列的抗震措施,比如取消圍金柱的柱頭斗拱,加固樑柱結合,使之形成抗震框架;上部結構童柱間加支撐,瓜柱加叉手加強穩定性;加長角檁椀與角梁形成三角桁架,防止滑動,防止扭曲變形;適當加大明間檁子、五架梁和端部挑尖梁的斷面尺寸,並採取組合梁形式;明間單額枋改用鋼樑(外包木枋);改善局部應力過大的現象。如斗拱加大坐斗面積,加大上層檐斗拱尺寸,榫接加大榫頭斷面,對承受剪力特大的雀替改作鋼牛腿等等。

專家們還共同確定了一條合理選用樹種的原則,就是要堅決廢棄劣質木材,在承載應力較大的部位,使用柚木、楠木、黃柏等堅硬樹種,像柱、梁枋等主要受力構件,一定要使用物理力學性能較好的樹種,需進口木料色皮、滿桑尼亞、卡殼洛達等,而像扶脊木、檁則可使用變形小重量輕的杉園木。(見1968年3月24日天安門城樓安全檢查小組《關於天安門城樓木結構構架安全檢查報告》)

請示報告中對第二、三種方案只是簡要介紹,這兩種方案都是要大體保持天安門原有體形,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重建,只不過第二種方案是在保留紅牆座不動的條件下拆掉現有門樓,由於混凝土重量大,需在紅牆座上截做個滿堂紅的鋼筋混凝土加固層。而第三種方案就是徹底將現有門樓及紅牆座拆掉,全部採取鋼筋混凝土結構舊地重建,是完全意義的新建築物。兩種方案的缺點均是「工期長,花錢多,費模板」,但讓領導動心的是,在第三種方案中可以在重建城樓紅牆座中預設人防工程,這對於未來保障毛澤東的安全又是至關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

高層主政者最後採用的就是第三種方案,乾脆利落。

1968年8月2日,北京市革委會計劃組、工交城建組正式向國家計委、國家建委遞交《關於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列入國家基本建設項目的報告》,內中稱:「各項準備工作已全面鋪開,為了按期施工,保證六九年『五一』、『十一』節的使用,請將天安門城樓修建工程,作為中央項目列入國家計劃,並作為國務院重點工程,由國家建委直接掌握。」8月20日國家計委、國家建委軍管會批複同意作為重點項目列入計劃,復函大多是老套、虛飾的政治性文字,諸如有「懷着無比深厚階級感情」、「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等,但有兩句話最為深重:「天安門城樓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檢閱無產階級革命大軍的莊嚴場所。因此,建築結構必須確保安全,翻修工程必須按期完成。」

設計者在早期參與設計時,首先想到的是城樓上領袖人物們使用方便的問題,如要利用現有人防設施,增設備用電梯一座(原有電梯一次只能容納三個人);在西端休息室增設了衛生間,適當增加城台上的廁所,將西配房後的廁所改作永久性的;在城樓上要建五個休息室、三個服務室。最引人注目的是,考慮到毛澤東在天安門檢閱時,要從城樓前廊下三步台階才能走到正中的檢閱位置,就準備將前廊台明地面坡度適當加大,同時把廊前城台地面適當提高,使這三步台階變為一步台階。後來覺得留下這一步台階也不便,乾脆建議前廊台明向前推至女兒牆的扶手處,取消台階,欄板移至扶手位置,不顧及後排人能否觀禮。(見1968年2月18日市建委革命領導小組天安門檢查組《關於天安門城樓翻建設計方案的報告》)

專家小組測算天安門翻建需要琉璃瓦十萬多件,四十六種規格,燒制需時七個月。為了保證預定的轉年五一節扣上瓦頂,天安門檢查小組已在1968年5月31日與門頭溝琉璃瓦廠訂了生產協議,除四噸半純鉛由國家建委供應外,還有劈柴550噸、大同塊煤500噸、一等紅松規格料四立米半,白布200市尺,需由市裡解決,尤其白布和紅松是作模具用的,急於使用,希望能在一周內及時提供。(見1968年6月3日天安門檢查小組《關於天安門琉璃瓦製作需要材料的報告》)但到了8月,由於「文革」運動的影響,琉璃瓦廠兩派群眾組織尚未聯合,相爭劇烈,導致琉璃瓦件的生產受阻。經過多次呼籲,門頭溝區總算派了一支軍宣隊進駐督促,但由於隊員多是一般戰士,又不斷調換,生產問題仍得不到有效解決。(見1968年8月12日天安門檢查組《天安門城樓翻修準備工作情況彙報》)涉及天安門翻建,基層單位派別組織可以不顧其重要性,照樣紛爭不止,市革委會直接出面調解效果也不佳,可見出「文革」造成的部分失控和政府部門執行的無奈。需指出的是,這兩份有關琉璃瓦的報告,均以「天安門檢查小組」的名義上報,但前一份蓋的是「天安門管理處」代章,後一份卻是「市建設委員會革命領導小組」代章,由此看出申報、經手單位的級別正在不斷調高,到了最後階段不少報告都以「市委、市革委會」聯合署名。

技術上的準備還算順利,翻修任務確定由市房管局古建隊施工,結構、建築改進設計方案於1968年7月下旬報市革命委員會審批,整個天安門各部尺寸的實測工作已於7月底結束,水暖、電氣、攝影、廣播、電話等設備的設計工作,確定由廣播局、供電局、新華社、新影、電話39局等單位自行設計,並組成綜合設計組解決各專業間的矛盾。

由於以往天安門城樓照明燈具條件差,光亮度不足,致使電影、電視拍攝時只能拍近景,不能反映毛主席接見革命群眾、外賓的全景。中央新聞電影紀錄製片廠提出,為了在電影、電視中表現出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要適當增加碘鎢燈,電氣迴路增加至12個,容量增加近4萬瓦。天安門城樓長期未建有功能齊全的播音設施,每逢重大節日實況錄音帶都要運至廣播大廈延遲播放,由於距離遠,交通不便,影響播音的及時。因此廣播局也希望,現有廣播機房向西擴建兩間或向南伸展2米,作為播音室和電視設施、電纜充氣之用。

天安門城台前檐女兒牆距檢閱扶手僅有50公分,攝影記者在此空當進行拍照,由於距離太近,拍攝領袖人物的照片比例不合適。同時空間窄狹,記者轉身行走很困難。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圖像完美,擬將50公分厚的女兒牆減為30公分,以增大女兒牆與扶手間的寬度,改善攝影條件。

還有人提出,當毛主席由城樓走向前廊城台時,由於通往城台的台階窄小,兩牆欄板又高,記者不能從兩側拍照,都擠堵在正面,影響主席和廣場革命群眾間的視線。因此建議擬將靠台階兩端欄板的長度適當改小,台階內移20公分。(見1968年9月20日天安門翻修工程指揮部辦公室《關於天安門城樓翻修中各項設施設計方案的報告》)

天安門城樓正脊兩端的制高點,上面有龍獸等屬於「四舊」的雕飾。這時候高層已排除了「工農兵」、「萬年青」、「井岡山」等預備圖形,明確定為「延安」圖案。

這個方案的敲定是一個處處為最高領袖着想、竭力周全的漫長過程,在當時的條件下技術人員憑據己力已達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譬如毛澤東常用的休息室,原來安裝日光燈,就因為擔心日光燈容易發生毛病,屆時影響毛澤東的安全和使用,技術人員衡量再三,決定採用更穩妥的小花燈。原來大廳內縱橫交錯的明設電線全部改為暗裝,易滲水結凍的水暖管道變成暗溝,電熱開水爐由後廊移到檻牆內……這些不起眼的小措施都是從根子上消除不安全的隱患,顯現當時人們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唯恐閃失的緊張心態。

1968年8月上旬,檢查組已大致確定天安門翻修工程需土建各工種工人四百多人,加上各項設備施工,高峰時工人約有五百多人。房管局準備了進場施工人員的名單,上報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審批。(見1968年8月12日《天安門城樓翻修準備工作情況彙報》)

8月20日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確定了參加天安門工程審查小組人選,主要負責所有施工人員的政審。市裡強調,天安門是具有偉大世界政治意義的建築物,必須確保此項翻建工程絕對安全和保密。參與人員必須是本人歷史清楚,沒有較大的政治歷史問題,個別有一般歷史問題,但已查清並作了結論的專業人員可以放寬參加。經查本人確實沒有反動言行,直系親屬和主要社會關係中沒有被殺、關、管分子,沒有海外關係和反動嫌疑分子。(見1968年8月20日天安門工程人員審查小組《關於天安門城樓翻建工程人員審查條件的報告》)原稿中尚有「階級鬥爭覺悟較高,有較好的集體觀念,有較高的革命警惕性,政治責任心好,無自由主義表現」的典型性字句,這些標準化言辭被市領導刪除,並用電話告訴審查小組:「這幾個條件內部掌握,不批文字,不公布。」

房管局革委會領導在行文中一直持謹慎、惶恐的態度,連續幾個文件的第一段話就時常使用這樣句式:「這次翻建工程是直接關係到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安全的頭等重要的政治任務,必須有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強有力的領導班子,以確保施工的順利進行。」房管局請求北京衛戍區最少也要抽調四名解放軍同志擔任政治思想方面的領導骨幹,施工隊伍準備按部隊建制,組成一個營,下設三個連。(見1968年8月26日《市房地產管理局革命領導小組致市革委工交城建組》)

8月27日工交城建組即向市委領導謝富治、吳德報送《關於組織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領導機構的報告》,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和施工中的絕對安全」為由,建議對天安門工地實行軍管。吳德在報告上方用鉛筆寫道:「如經批准翻修,首先應把領導小組和工程指揮部建立起來,以便着手工作,此事請富治同志閱批。」謝富治鉛筆大字批示:「必要時討論一次。」

未等謝富治他們討論,房管局革命領導小組兩天後又匆忙地向上報告說,當前的壯工大多數是預約工,都沒有人事檔案,不便政治審查。經過暗中安排,左挑右看,從現有180名壯工中只能憑以往的政治經驗挑選出稍微可靠的60來人,剩下的120人不敢貿然使用,因為誰也無法保證這120人會不會出事。他們緊急請求領導派出解放軍工兵一連,參加天安門工地的施工,一方面既解決壯工的不足,另一方面增強保衛力量,也有利於工程的安全。(見1968年8月29日《關於請求解放軍工兵支援天安門城樓翻修的報告》)

不到一周時間,房管局又以「天安門城樓翻修技術小組」名義,再次提出工人檔案比較簡單,有的還沒檔案,政治審查十分困難,為保證天安門的絕對安全,要求調派解放軍一至二連戰士加入工人隊伍,參與施工,防止壞人破壞。(見1968年9月6日《關於天安門城樓翻修準備情況的報告》)

面臨無法預測的政治危險,房管局革委會領導慌亂中自有主意,不嫌麻煩,十天內四次上報,堅持提出調派軍人滲入施工隊伍,其心思的縝密與穩妥可見一斑。

城樓翻修所需的梁、枋、檁等木材於1968年7月中旬由上海陸續運至北京,天安門安全檢查小組已迅速添置特殊設備,準備8月10日開鋸加工大木。新設立的施工組要求木料全部要求為一等材,部分特等木材需楠木、柏木,且為乾料。他們估算木材需1650立方米,全部翻修投資為125萬元。(見1968年4月22日天安門城樓安全檢查小組《天安門城樓木結構翻修概算主要指標及施工計劃設想》)過了不到一個月,在市革委會致周恩來等國務院領導的正式請示報告中,木材需要量已升至2000立方米,投資增加到150萬。(見1968年5月15日《關於翻修天安門城樓的請示報告》)

木構件用材的乾燥問題開始顯現出來,從加納進口的木材尤其顯著。加納木材含水率高達百分之四十,濕度大,易劈裂、變形、悶腐,影響膠結,雖然在技術上可以採取措施加速脫水,但處理周期長,缺乏實踐經驗,不能絕對保證質量。

施工組曾提出,阜成門和安定門兩個城樓已決定拆除,應及時安排力量,從舊城樓中搜集好料重新利用。但領導方面也預想兩城樓已是破舊不堪,估計也難於找出整塊上好木料。

1968年9月底、10月初,臨近做出施工決定的關鍵時刻,因國內找不到合適的特大規格木料,國外當年進口無望,整個指揮部陷入困境之中,焦慮萬分。在9月22日天安門翻修指揮部辦公室《關於天安門城樓翻修的緊急報告》手寫稿上,市工交城建組杜春永擔憂地寫道:「時間的確很緊。如抓緊還可施工,如再抓不緊,只好推遲到20大慶以後幹了。」直接負責人楊壽山用毛筆批:「問題是材料準備如何是關鍵問題,如大木頭烘乾等問題。」

有人提出能否拆用長陵大殿的柱子,因為在明十三陵建制中長陵規模最大,柱子長度適宜。於是一隊人馬快速前往查看,大家發覺大殿建築龐大,拆殿會得不償失。也許使用皇家陰宅的舊物,也會給主事者落下心理的陰影。這樣一猶豫,也使長陵大殿逃脫一次毀滅的厄運。

做出推遲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的決定是在10月11日,促使這樣決定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十三根高12米、直徑大頭93公分、直徑小頭84公分的立柱,本來還寄希望外貿部與國外的聯繫通道,但此刻外貿部已回復今年不能解決,這就徹底斷絕了1968年開工翻建的期待,讓中央高層頗感無奈。市革委會致周總理、李富春、李先念副總理的專題報告中,建議將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推遲到1969年國慶節以後,對於1969年五一、十一兩大節日的使用,可採取臨時加固措施以保證安全。(見1968年10月11日《關於推遲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的報告》)吳德在修改報告時酌定再三,最後力求言語簡潔,刪去了原稿中「(推遲)比較有利,這樣可以充分的做好準備工作,使用乾燥木材,在翻修進度和工程質量上都有可靠的保證」這樣解釋性的句子。

吳德在報告中刻意想突出的主要一點是:「(推遲一年)這樣可以充分作好各項準備工作,承重柱子也有條件選用整料,木構件可以作到基本乾燥,在結構安全上會得到更可靠的保證。」中央高層領導接報後,只能同意翻修工程延至轉年國慶節後開工,並做了如下幾句指示:「準備工作不能削弱,而是要調整加強,以便充分做好一切準備工作,確保質量和工期。」這多多少少帶有一點批評和惱怒的意味,北京市革委會不得不加大了執行的力度,也有了一些自我檢討的意味:「應提前作出有關建築方案,以便對一些特殊要求、特殊規格的材料及早着手準備,避免臨時造成被動。」(見1968年11月19日天安門翻修工程指揮部辦公室致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關於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準備工作計劃的報告》)

從1968年5月開始翻修籌備,截至10月份,在材料、加工訂貨、運輸等工程費用已支付97萬元,主要為55萬元的木材、18萬元的琉璃瓦製品、9萬元的木材加工、9萬元的鐵活加工、3萬元的運輸等等,都由北京市財政局暫時墊付。很快,財政部軍管會致市革委會財貿組,通知說,增加北京市1968年基本建設預算97.7萬元。由此,天安門翻修預付款由中央財政解決。

1969年「國慶節」後天安門城樓翻修工程如期展開,10月下旬搭好腳手架木,11月下旬舊城樓拆完,1970年1月中旬做完大木安裝,3月中旬扣上瓦頂及有關設施、油漆彩畫,3月底以前落架清理。

整個工程沒有什麼很大的技術難題,只是為了解決冬季施工的不便,建設者們搭建一個宏大的暖棚,把整個城樓圍得嚴實,臨時建造鍋爐取暖。所有建設者口風極嚴,沒有絲毫外露消息。外面來往群眾看不到裏面施工的任何情形,只是在1970年五一節後突然見到新的城樓,哪能想到它已是一個功能先進、裝備現代的全新建築。

只是在十多年前一則公開報道中有意無意披露其中拆除翻建的建設秘密,驚奇的讀者們才能對天安門城樓「刮目相看」。此時離建設時期已相隔三十多年,當年「文革」的語境、氛圍隨風盪去,當事人想完整敘述情景也變得不易,只有暗黃的檔案舊紙留存着歷史現場的點滴信息。

炎黃春秋》2012年第8期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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