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結論是：1、中共永遠不會放棄對青年一代的意識形態（洗腦）教育，這是世界左派運動從娘胎裏帶來的胎里病。即使是江澤民的中版「奶頭樂」，也是一種控制青年思想的軟導向；2、中共過濾信息、控制學校的意識形態教育培養了三類占青年主流的人：粉紅思想群，處於失業貧困狀態的政治愛好者與極端政治反對者。當然也會有少數理性思考者，但最樂觀估計也就5%左右。

所謂國情包括中國城鄉人口結構、中國製造業衰落、世界範圍內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取代人力等各種因素。中國農村現在的經濟狀態，很難無限承接城市過剩勞動力；1220萬返鄉人員當中的絕大多數本就出身於農村，他們不是插隊落戶的城市知青，而是返鄉青年，按照中國統計口徑，農村人口有責任田，回鄉就算「就業」。一言以概之，中國漸失世界工廠地位之時，上千萬農村家庭幫助政府「消化」了這些失業者，否則中國的城鎮青年失業率將不止20%。

顯然，在這一輪東亞地緣政治角逐戰中，「中國威脅」輸慘了。導致慘敗的真正責任人是推動「中國威脅」背後的北京執政者。不過，北京政府從來不承認自己是威脅，也不承認自己在東亞的失敗，他們會把所有的失敗都歸咎於美國對華的打壓和遏制。這不，兩天前新科外交部長秦剛接見美國駐華大使，要美國深刻反思自己的錯誤。這種幼兒園小朋友式的思維和語言，讓人除了搖頭就是嘆息。

破壞民意代表機構，官方不覺得難看，便再沒有難看的問題。非常清楚，當解釋政策不是要去說服反對的巿民，那堆說不通的道理是讓你看到，這裏就是不講民主，甚至不用講理，而是只講立場-「愛國愛黨」。只要「愛國人士」鼓掌歡呼便可以，其他人明白便明白，不明白也要接受，不接受也不得反抗，因為不要說示威抗議，香港傳媒對政府稍有微言亦務必溫溫吞吞，避免捲入官非。

根據央視的說法，西方國家為了實現打壓中國的策略，「竊取我國軍事軍工、經濟金融等重點領域的情報消息」。中國國安機構在調查後發現，許多境外機構，特意淡化其外資背景，「規避中國法規的省查與監管」，藉由「諮詢公司等行業，竊取我國重點領域國家秘密和情報」。問題在甚麼資訊算得上是「情報消息」，如果經濟金融資訊都算是「情報消息」，那麼所有諮詢公司都有可能被視為間諜機構。

在我看來，事情很簡單，當對方只使用暴力手段來對付你的時候，你就只能用暴力手段回應。所以要弄清楚的是，是誰先使用暴力的？就此而言，當然是政府先開槍，人民才反抗的。當時學生和市民最大的共識，就是不要挑釁政府，所以絕對不會有學生主動先對軍隊使用暴力的問題。事實上，北大教授，北京大媽，都是用身體阻擋坦克，沒有任何暴力發生。是政府面對和平理性的人民，先採取了暴力手段。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當然會進行反抗，也有進行反抗的權利。

中國在五月初修訂了《反間諜法》，將所有「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物品」納入保護，相比之前「國家機密和情報」的範圍要大得多，「間諜」的定義已被無限擴大。更重要是這些事件釋出的整體信號：在中國，獨立收集資訊面臨的風險大大上升，即使是對企業進行「盡職調查」等相對常規的工作也是如此。這似乎很有可能對外資產生直接的寒蟬效應。

毛澤東，習近平一直以民族主義者自居，但他們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皇權主義者。所以不要看他們說什麼，要看他們做什麼，關鍵是最後得到了什麼。中共也敲過算盤。世界一哥山姆，不但硬功奇強，陰招也多。慣使民主、自由、人權等招法。這些招法動靜不大，看似隔山打牛，但又尤如化骨綿掌一般，獨裁政權一旦沾上，當時沒什麼感覺，過了幾個時辰，筋骨寸斷，非死即傷。

習近平如果發動戰爭，將面對亞太小北約的團滅。亞太小北約的總體實力不是共軍所能夠戰勝的。就像拜登總統警告北韓一樣，一旦發動戰爭，就是共產黨滅亡之日。習近平可以找普京去避難，其他的官員們往哪兒逃呢？老婆、孩子、錢包都在歐美國家，發動戰爭後還敢去嗎？所以，阻止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不僅是老百姓的需要，也不僅是周邊國家的需要，更加是中共各級官員們的需要。

五四時期的毛澤東，還不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徒，也不主張暴力革命。五四時期的毛澤東思想很龐雜，主要是無政府主義。五四運動爆發時，毛澤東在湖南。他和湖南的青年一道成立了湖南的學生組織，和北京的運動相呼應。在這一年的7月，毛澤東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他在發刊詞主張的是「呼聲革命」、「無血革命」。中共說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但是我們要知道，就在五四那一天，北京學生遊行到美國公使館門口，高呼的口號是「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盧沙野的撒野暴露了中國任命外交官的標準，忠誠和好鬥是主要的，資格和修養是次要的。盧沙野的狂放和肆無忌憚，正好符合習近平大國外交的重要內核之一——鬥爭精神。王毅對習近平的大國外交思想有個專門的闡述，其中，要求中國外交官要有勇於擔當、敢於鬥爭的使命，盧如此撒野顯然是被習的大國外交思想所鼓勵。當然，盧對習的大國外交思想也有貢獻，比如，堅決反擊對中國的批評，傳播習近平的外交思想和獲取國內民眾的喝彩等。

從民主成分看，特區政府的地方行政已經一步退至舊時，甚至是回到區議會出現前，由港英政府一手主導地方政務諮詢的殖民年代。眼下當局的佈局，是以三類地方組織為基石，即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前兩者都是70年代以來，殖民政權遺留下來的委任組織。特區政府即使不避忌諱，也該看到，由這些委任成員互選產生四成區議會議席，並由他們提名才能參加直選，由此產生的區議員與民主無關，只能是執政者權力的延伸，而執政者的認受性有多少，區議會就有多少。

在過去，早期覺醒的維權者被地方當局視為麻煩，可是很快他們意識到這是財源。因為為了「維穩」，中共中央要錢給錢，要權給權。地方由此拿到「維穩經費」，簡直比編造項目通過大興土木向中央申請錢容易太多了。於是地方＂維穩部門＂不斷編造事實激化與覺醒者的矛盾，藉此索要更多的＂維穩經費＂。可是最近中共北京爪牙們的做法實在反常。俗話說「事出反常必有妖」，難道這「妖」真的就是＂維穩經費＂不足了嗎？

去年本港樓價大跌一成半，令負資產數量急增至逾1.2萬宗，創十八年新高。惟隨着今年第一季樓價回升7%，負資產個案亦減少。實際上，單單負資產本身不等於已構成問題，但真正令人擔心是過去兩個月，本港銀主盤成交顯著增加，反映部分業主開始陷入財困令物業被銀行接管，如果情況持續恐將秏盡購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