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紅二十軍第174團1營在團長劉敵的率領下發動兵變，並攻佔了富田縣城，釋放了所有被捕人員，將包括李韶九在內的中共當地政府人員全部逮捕。這就是「富田事變」，或稱「富田事件」。當晚，事變領導人召開了緊急會議，認定李韶九所為是受毛澤東指使的。次日，二十軍士兵在富田廣場召開了大會，被捕人員講述了事情的經過，還展示了滿身的傷痕。憤怒的士兵們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

趙爾陸原本是得到林彪保護的。但是，林彪死後，中共將趙爾陸之死的責任，全部推到林彪身上。趙爾陸當了羅瑞卿在國防工辦的「替罪羊」，林彪成了真正整死趙爾陸的「替罪羊」。

習仲勛也是僅次於劉志丹和高崗的陝北著名農民領袖，習二十歲出頭就擔任陝北蘇維埃主席，被毛稱為「娃娃主席」。一九六二年，康生以小說《劉志丹》反黨為藉口，製造「習仲勛為首的反黨集團」冤案，西北、陝北和延安的一萬多地方幹部都被牽連進去，都成了「反黨分子」。對於這個冤案，毛澤東予以肯定，趁機在全國大搞全面階級鬥爭。

林彪還有著名的「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等。林彪勤於讀書，喜歡思考，厭煩「官樣文章」，因此，他創造了「文革」中的許多詞彙：「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高舉」、「緊跟」、「照辦」、「治軍原則：一點兩面、三三制」、「三種情況三種打法」、「活學活用」、「走捷徑」、「天天讀」、「背語錄」，等等。他還提出了「頂峰論」、「天才論」、「領袖決定一切論」……

毛澤東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這顆射向彭德懷的重型炮彈即將發射之時，於1965年9月接見彭德懷並安排他到西南三線，並非人們常說的「國有危難，便要重用彭德懷」，並非讓彭德懷在三線搞出點「名堂」，將來可以帶兵打仗，而是毛澤東精心設置的一個圈套，或者說是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的一個戰略部署。這樣做既可以方便自己在北京動手，又可以撇清自己的責任，還可以為以後監視、囚禁、批判彭德懷埋下伏筆。

犧牲並不都崇高。舊社會黑幫靠自殘相鬥，有捨身跳油鍋的。這故事拍出來畫面慘烈情節感人，可你看完多半會問「這TM的一群流氓玩命跟我有什麼關係？」對，只有明白了犧牲背後的「為什麼」，你才會被真正打動。如果不探究這「為什麼」，志願軍的犧牲，黑幫的犧牲，日本武士道的犧牲，就統統沒有區別了。

志願軍司令彭德懷批評他，大意是：「我們的衛生部長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替敵人說話。」周恩來因此親自問志願軍副司令洪學智，你們「做了手腳」沒有？洪答，「做了，不然那時沒法交差。」這又足以證明對美軍的所謂指控和所謂調查是弄虛作假的產物，證明中共高層對這種弄虛作假是清楚的，但是中共領導從來沒有因此而向美國道歉，向全世界承認錯誤，也沒有因此教育自己的黨員引以為戒痛改前非。這又是一個鐵的史實。

十大元帥除羅榮桓早逝外，大多遭到迫害，有些甚至慘死。（網絡圖片）中共軍事史上僅有十人擁有元帥軍銜，他們是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中共建政後的1955年9月，中共當局授予為中共建政立下戰功的這十人以元帥軍銜。按...

富商遺孀披散着頭髮四處奔走，用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勉強湊足了十萬塊送給黃公略贖子，但看到的卻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富孀哀號一聲氣絕。黃公略除了嗜好殺人外，亦好色縱淫，所掠大家閨秀無一能倖免。如果女子反抗，立刻用大刀將其碎屍；如果女子順從，則玩弄數日後賞給其衛士做公妻。因為衛士人多，女子很快就被蹂躪致死。黃公略的殘忍，可與明末張獻忠相仿。

龔楚的叛變絕不是官方所說的意志薄弱受到誘惑，而是他的信仰和當時蘇區執行的共產國際政策越行越遠。周恩來到蘇區後堅決執行共產國際的三光政策，不但把地主殺掉還把富農殺掉，蘇區經濟在重重盤剝之下迅速走向崩潰的同時，周對內部人也展開比毛更瘋狂的清洗，大批中下層幹部被殺，一點不亞於張國燾在四川搞的清洗。

在平型關大捷中，中共軍弟兄們在哪裏? 百團大戰到底斃敵多少，自傷輕重？通過這兩仗看，到底是不是中共向我們吹了70年的牛皮那樣——所謂抗戰是它領導的。今天咱們就事論事，來看看「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這兩仗究竟打得怎麼樣，能不能代表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的八年抗戰。

懶惰的百里08256：這個是歷史，但願歷史別總是再重複上演。金陵郭健：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九三年止，我國從中央到基層僅僅發行過的糧油禽蛋票約有二千四百四十一個地方，品種約三十萬，有全國、各省市、城鎮、農村口糧糧票、工種糧票、補助糧票、知青回城糧票、光榮家屬糧...

長途偷襲的志願軍沒有後勤供應，隨身攜帶的糧食彈藥不會超過一個星期，只要被圍的美軍在空中支援下能堅守一星期，志願軍必定撤退。一旦發現敵軍撤退，美軍必須立即出擊，拖住敵軍的後腿。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後來曾說，李奇微將軍是他戎馬一生中遇到的最難對付的將軍。

廬山開完會回到北京後，田家英曾特地跟李銳通過一次電話，其中講了這樣一句話，「我們是道義之交。」這句話不幸被李銳的老婆范元甄聽見，小范是紅杏早出牆的延安大美女，早就與李銳同床異夢了，於是小范向上級作了匯報，幾天之後，李銳家中的電話就被拆除了。毛當然不會相信李銳的話，後來派人查過田家英與俱樂部的關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得不暫時算了。

在中共歷史上，曾經有無數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黨集團」。這些人既有非共產黨人，但更多的是共產黨人，既有一般的幹部、黨員甚至群眾，也有中共中央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既有入黨不久的新黨員，也有20世紀20年代就入黨的老黨員，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黨、政、軍、公安、政法等領域的人員，既有已經被平反的，也有結論至今未變的。

西安事變的發生，使剿共工作功敗垂成，已如上章所述。隨着事變的解決，在「共赴國難」美麗的宣示之下，我們剿辦了近十年的共產黨，竟又搖身一變而成了我們抗日的夥伴。從前的共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從前的共軍首領朱德和彭德懷，被任命為該路軍的正副總指揮。客觀的形勢與局外的批評，都不允許我們不向「共赴國難」的路上走。而且國難嚴重至此，大家都有同感，就是共產黨也是人，何至全無人性，竟會借「共赴國難」之名，而來趁火打劫呢？

我們也向彭德懷提廬山會議的事，他只是反覆強調他不反對毛主席。他說：「毛主席的話不能說100%正確，也是99%是正確的。」很遺憾當時沒有詳細記錄，由於年代久遠，他還講過很多話都記不清了。我們還向他提過一些有關軍內各山頭派系的問題，就這樣漫無邊際地閒談，突出的印象是：彭德懷的記憶力極好。近70歲的老人對往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事情的來龍去脈說得清清楚楚。

1966年12月，彭德懷從成都被揪回北京批鬥。關於彭德懷被揪回北京的具體過程，存有多種說法。我作為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紅衛兵揪彭德懷行動的參與者，願意提供我所了解的內容。王大賓接到北京指示當時我是北京地質學院66屆學生。1966年12月，我和幾位同學步行...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懷疑，除了毛澤東原本在彭德懷的問題上並無「反省」之意以外，除了有關的著作對毛、彭見面的情節描寫太過文學化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毛澤東決定讓彭德懷離京去三線的同時，正在醞釀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這場「革命」的第一炮，恰恰就是以彭德懷為靶子的。

當我們好不容易說服了士兵剿共應先於抗日之際，無奈既無餉又無糧，部隊無法開拔。我們請中央發餉，中央沒有錢，向江西省政府挪借，以省庫空虛，也籌墊不出，要我們向地方直接籌派。我向官兵徵詢意見，大家一致表示寧可窮困而死，也不向人民要錢。正在無計可施，幸虧委員長以在野之身，商請浙江省政府籌借五萬元給我們，才得濟一時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