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壓反革命運動
戰爭，從來不只是打仗的事兒。
1945年10月25日，國共兩黨重慶談判結束不久，中共中央就發出《關於成立國軍工作部的指導》，要求在中央軍委和中央局、分局設立國軍工作部，選派一批幹部，打入國民黨內部，長期埋伏，結交朋友，積蓄力量，等待時機。
戰局的迅速扭轉印證了中共這項決策的英明。誠如已故黨史專家高華教授所言：「特別是解放軍渡江後，國軍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積「起義」、投共，許多時候，解放軍幾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編國軍就可以了。」
「解放戰爭」期間，中共僅依靠政治工作就瓦解了數百萬國軍，許多國民黨軍高級將領被策反，「棄暗投明」，投入了社會主義的懷抱。然而，戰爭的結束沒有帶來光明坦途，他們用所剩無多的餘生和整個民族一起歷經劫難。
「和平將軍」抑鬱而終
中共建政之初，就有一批中下層國民黨投誠將領在「鎮反運動」被當做國民黨殘餘槍決，但歷來受到重視的「統戰」工作沒有因革命勝利而廢止，國軍叛將中素有名望者頗受禮遇，被奉為座上賓，張治中就是其一。
張治中是黃埔系骨幹將領，原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是蔣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但同時也與周恩來私交甚篤。作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7）唯一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軍將領，被人們稱為「和平將軍」。
1949年，張治中作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乘飛機到北平和談。談判破裂後，他在周恩來的盛情挽留之下留在了北平，並於6月宣佈脫離國民黨。建國後，張治中發揮餘熱，先後曾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
1959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中被打倒，身在廣州的張治中得到消息後馬上寫了一封長信給毛澤東為彭德懷喊冤，幸而這封萬言書被周恩來截收，張治中之子張一純回憶說：「現在想想，實際上是周總理保護了我父親啊。」
然而，當「文化大革命」狂風驟起，屢受總理庇護的張治中也未能躲過衝擊。
「文革」發動之時，張治中在北戴河療養。狂熱的紅衛兵得到毛澤東「熱烈支持」，到處打、砸、搶，全國亂翻天。在北戴河的張治中耳聞如此亂象，感到萬分驚訝。而此時，他家已經被前來「破四舊」的紅衛兵的「清洗」兩次了。
8月28日，張治中剛從北戴河回到家，又有一批紅衛兵前來掃蕩，樓上樓下，翻箱倒櫃，砸了花瓶，最後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佩劍，揚長而去。臨走前，「紅衛兵」還責問：「你們這裏沒有領袖像，沒有毛主席語錄，沒有一點革命氣氛，要馬上把牆上的字畫取下來，換上相片和語錄。」他們走後不久，秘書就跑到新華書店買了毛澤東像和毛主席語錄掛上。親眼目睹這一幕，張治中感慨地對秘書和家屬說：「今後若干年，這必將是一個大笑話！」
8月30日，周恩來倉促間擬定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張治中是12位被點名的重點保護對象之一。之後，周恩來派人將把張治中送到解放軍總醫院保護起來，改名叫林友文，不准親屬探視也不能通電話。張治中病危時，其一女二婿正被隔離審查，經周恩來與專案組交涉，張治中才得以同家人作臨終前的團聚。
張治中雖未受到皮肉之苦，但精神上始終受着折磨。1969年4月3日，張治中抑鬱而終。張一純說，「其實他身體沒什麼問題，就是心情不好，有些事情想不通。」
「佛教將軍」含冤而逝
張治中畢竟因被周恩來列入「應予保護」的名單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身處湖南的唐生智則因共產黨內的冤案牽連而無如此福分。
唐生智是原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因身為軍人又信奉佛教而被稱為「佛教將軍」，北伐時期，彭德懷、賀龍、陳賡都曾是其麾下部將。解放戰爭末期，唐生智參與湖南和平起義。建國後，任湖南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委員等職。
「文革」開始後，唐生智家屢屢遭到前來「破四舊」的紅衛兵洗劫，大量字畫等文物被抄沒，最終不知所終。1968年，劫難才真正開始。林彪等人提出，湖南有劉少奇、程潛、唐生智這「三條黑線」，其中程和唐是國民黨的「殘黨餘孽」。
唐生智的外孫女艾曉明回憶：1968年2月，中央軍委文革專案組南下長沙，要求唐生智檢舉1927年劉少奇命令武漢工人糾察隊交槍。唐生智不願無中生有，因而受到審查逼供，白日交待，夜裏反省，有家不得歸。
此後，專案組又要唐生智檢舉賀龍的所謂歷史問題，他們認定「賀龍是唐生智派到紅軍里的國民黨奸細」。唐生智對此堅決否認，說：「這純屬無中生有。賀龍走上革命道路，並在革命進入低潮時要求加入共產黨，完全是他自己的覺悟。」
專案組起初尚屬客氣，只是天天談話，讓唐生智寫「黑材料」。兩個月的審查，沒有撈到半點油水，只好悻悻的離開。不久，回京得到「密令」的專案組卷土從來，態度更加惡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唐生智堅韌不屈，一直不肯就範。惱羞成怒的專案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槍來威脅，「你講不講，不講，我斃了你！」唐一聽「斃了你」三字，頓時火冒三丈，撩開衣服，拍着胸膛，走到那人面前說：「小子！你衝着這裏來吧！老子南征北戰，槍林彈雨都走過來了，幾時怕過死！」。無計可施的專案組，命令當地造反派把唐生智關抓去省政協「上學習班」，繼續逼問，一關就是十個月。
1970年春節後，唐生智腸癌復發入院，但就連在病房裏整天都有人監視。唐仁里回憶：「我父親住院時候，連吊針都沒得打，只給個藿香正氣水讓父親吃。」1970年4月6日，唐生智含冤而逝。
桂系巨頭刎頸而亡
1955年2月12日香港《大公報》發表了一封黃紹竑將軍給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等人的信，以老友的身份奉勸這些昔日戰友、同僚「轉向光明的道路」，信中說：
「某些人說中國人沒有自由，甚至說如我這樣的人都已喪失自由。這是極荒唐的胡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已經公佈了，憲法裏對於公民自由的規定是何等廣泛而不受一些限制，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及的，我參加五年多政府的工作，深自體驗到政府執行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十分貫徹的。」
黃紹竑與李宗仁、白崇禧並稱新桂系三大巨頭，國民革命軍上將軍銜，文武雙全，謀略過人，為一時俊傑。1949年8月31日，黃紹竑聯合其他43位國民黨將領和官員在香港通電起義，歸附中共。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等職。
在新中國初建階段，黃紹竑積極參政議政，他對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見解，並且以軍人的率性屢屢仗義執言。
黃紹竑說：「我所以提黨政關係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我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這樣會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
黃紹竑很早就認識到法律的作用，他把整風比作洗澡，把法律制度比作洗臉，「洗澡可以幾天洗一次，或個把、幾個月洗一次，但洗臉必須每天洗一次或者兩次。整風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樣是需要的，光是整風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無法永久保持整風的效果。」另外，他還建議人大常委、政協常委專職專業，認為「兼職本身就是官僚主義」。
禍從口出，這位國共爭鬥中的中共死敵在「大鳴大放」之後再次變成了共產黨的敵人。1957年，黃紹竑被打為「右派頭子」。1958年2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黃紹竑同章乃器、章伯鈞、黃琪翔、陳銘樞等人一同被罷免公職。
面對疾風驟雨的批判，黃紹竑兩次服用安眠藥自殺，都被幸運地搶救了過來。但是，他沒能挺過「文革」劫難。
「文革」開始後，黃紹竑在小雅寶胡同的住宅很快被抄，存款現金全被抄走，家中連開伙的錢都沒有，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1966年8月31日下午，黃紹竑來到西總布胡同5號看望自己的老友李宗仁，面露驚慌之色。在座的程思遠對黃紹竑說：「看來你有心事。」黃紹竑說：「我不為自己打算，我擔心的是德公。」回家之後，即以剃刀刎頸自殺而死。
據傳，黃紹竑留有遺書：「余當年棄國投共，始令億萬黎民今於水深火熱之中。余投共而罪該萬死，唯國人卻無辜矣，即九泉下亦無面目見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