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30餘年，被喻為緊跟中國改革開放脈搏的總理記者會突遭煞停。2024年3月4日，在中國第14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次會議的會前記者會上，人大發言人婁勤儉表示，今年人大會議閉幕後，國務院總理李強不會召開總理記者會，後幾年也不會舉行。大會新聞中心將增加部長記者會，為中外記者提供更多的採訪機會。
2024年3月4日，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婁勤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佈會
婁勤儉宣佈取消總理記者會後，外界認為其措辭相當含糊（「過幾年也不會舉行」到底是要「過幾年」？）；取消理由也很牽強，畢竟李強在2023年曾主持過一次記者會，表現被評為「中規中矩」。由於事出突然，新加坡《聯合早報》指，就連一些身居要職的高官也表示此前並不知情，還有全國政協委員認為這一決定有些「奇怪」，應該給公眾一個交代。
每年全國兩會後國務院舉行中外記者會的慣例緣起於1987年中共十三大，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在黨代會後舉行記者招待會，首開先河。1988年，中央電視台開始直播兩會結束後的記者會。1990年，受六四事件的後續影響，兩會後沒有舉行總理記者會。之後在1991年恢復，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出席。1993年起，兩會後總理記者會趨於制度化、常態化。1998年朱鎔基出任總理後，記者會更成為兩會中的焦點，時間也延長到兩個至兩個半小時。從1991年至2023年，這32屆總理記者會作為兩會的「休止符」，為沈悶的議程帶去了僅有的「亮點」，成為各界對兩會的重要期待。而歷屆總理在記者會直播中時不時爆出的「金句」，或引發的意外狀況，也令總理記者會成為兩會各項議程中，最具談資、收視率最高和最受關注的節目。
這一傳統恐成絕響，意味着國人再也無法收看「總理答記者問」這一具歷史意義的直播節目，中外媒體被剝奪了幾乎是僅有的能向中國頂層施政者當面提問的機會，全世界亦再失去了一個了解中國政策和動向的重要窗口。此次總理記者會遭無限期煞停，不意外地引發外界對中國政局的各種揣測，除了嘆息改革開放將進一步「開倒車」之外，各界亦憂慮中國的政治走向將陷入黑暗、陷入沉默。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失去了「有限的知情權」，之後要面對的會不會是無限的權力黑箱？
搭台唱戲，一場早已安排好的對外宣傳秀
2013年3月17日，全國人大閉幕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佈會（ AFP/ Ed Jones）
歷年的總理記者會主要由全國人大新聞局籌備，負責邀請和招待媒體。從1993年開始，總理記者會的與會媒體數量從600到800家不等，但通常一場記者會的提問人次不會超過20位。時間則一般控制在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半小時左右。不過，2012年溫家寶總理任內的最後一屆記者會時長近3小時。
由於總理記者會一開始的設立初衷就是為了提供一個採訪機會給境外媒體，以宣傳中國內政外交政策，因此負責「點將」的記者會主持人，均由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即退休的外交部官員擔任。原外交部部長李肇星就曾擔任多屆記者會主持人。
2009年，李肇星和溫家寶在總理記者會上（ AFP/ LIU JIN）
全國人大新聞局在發放時邀請函，會更多照顧外國和港澳台媒體。2007年，大會發放的750張邀請函中，外國記者佔了350張，港澳台和大陸記者各佔200張。提問機會也向外媒傾斜。1999年朱鎔基總理的記者會上，8個提問機會中外媒得到5個；而在溫家寶兩屆任期內的10次總理記者會中，每年都有6到7家外媒獲得提問機會。
外媒中，美國媒體獲得的提問機會最多，其次是英國媒體和日本媒體。每年都有一家台灣媒體和香港媒體獲得提問機會。在大陸媒體中，獲得最多提問機會的是《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
至2014年，只有央視和新華社曾經兩次獲得首次提問的機會。其餘「首發」的七家媒體分別是：農民日報、美國華爾街日報、鳳凰衛視、中國日報、英國金融時報、人民日報人民網和新加坡聯合早報。在朱鎔基和李克強的首場記者會中，首個提問機會均給了外國媒體。
每場記者會，中國的經濟發展是記者關注的主要問題，占提問的兩成左右，包括金融體制改革、物價體制改革、人民幣匯率、私營企業發展和國企改革。當然，外媒也會提出不少「敏感」議題，包括領土問題（西藏、台灣和香港）、人權問題、政治體制改革、貪腐問題等。香港記者關心的是「如何支持香港發展」，台灣記者則聚焦「怎樣加強兩岸合作」。
如何從幾百名記者脫穎而出？1998年朱鎔基在記者會上「欽點」一身紅裝的香港鳳凰衛視記者吳小莉提問後，令鳳凰衛視和吳本人從默默無名到家喻戶曉。亦有記者另闢蹊徑。2006年溫家寶的總理記者會中，有記者突然起身，揮舞着拐杖抗議「提問權要民主一點」。溫家寶隨即請他提問。76歲、來自台灣《人權新聞通訊社》的周自立於是問了與環保相關的問題，他指「上海的水是黃的，不能吃了，即便經濟發展得再好，豐功偉業也會化為烏有。」
管中窺豹？在「被安排」下捕捉意外和脫序
2008年，北京一家餐館的電視正在播放中共總理溫家寶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式的新聞發佈會的講話（ AFP/ PETER PARKS）
即便記者會直播的形式讓現場少了過濾與宣傳的意味，但事實上所有的問題都是預先準備好的。媒體圈內人盡皆知的秘密就是，看似隨機的記者會實則是一場事先安排好的公關秀。《紐約時報》2014年文章披露，總理記者會所有的問題都事先經過了審查，外交部的官員和外國記者早在大會召開幾個月前開始談判，允許討論哪些話題，及可接受的問題該怎樣措辭，並規定哪些問題絕對不能出現（在2014年，它們是昆明火車站持刀砍人事件、西藏自焚事件、周永康）。而這樣的安排已經至少存在了10年，外媒之所以願意「被利用」和配合中國政府操縱其公眾形象，是因為惹怒中國官員會有危險，他們有權推遲或拒絕給記者發籤證。其他的指責還包括「假」記者，一些外國記者其實受僱於受中共官方操縱、冒充海外新聞機構的媒體公司。
即便總理記者會被官方「控場」，中外記者愈來愈淪為「作秀」的工具人，但這有限的百餘分鐘仍然考驗每一位總理的口才和應變能力，更是他們展現個人風格的舞台。朱鎔基、溫家寶和李克強三位總理都以拋數據、掉書袋見長。旁徵博引的同時，他們偶爾展現出來的幽默感，令這些高高在上、不苟言笑的中共領導人難得有機會，將人性化的一面展露在公眾面前。
[page]
2002年，朱鎔基最後一屆總理記者會上，法新社記者提問「下一屆總理應該在哪個方面向你學習，哪個方面不該向你學習？」時，朱鎔基表示，自己除了埋頭苦幹外沒有什麼優點。並稱「某家香港報紙說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學習我」。自嘲過後，他補充指：「但是這家報紙說得不對，桌子是拍過，眼睛也瞪過，不瞪眼睛不就是植物人了嘛，板凳絕對沒有捶過，那捶起來是很疼的。」，並指「我從來不嚇唬老百姓，只嚇唬那些貪官污吏。」
在記者會上，總理或會就中國本年度的重大政治事件表態，這自然是各路媒體最期待的「大新聞」，因為這代表了中國政府對此最高層次和最權威的回應。2012年溫家寶最後一次總理記者會上，溫代表中央首次對「王立軍事件」表態：「我可以告訴大家，中央高度重視，立即責成相關部門進行專門調查。」有關中央對重慶的態度，溫家寶表態稱「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這一表態，在當時薄熙來尚未被官方宣佈涉案的情況下，被外界解讀為釋放出某種特殊的政治信號。
2012年，溫家寶在總理記者會上（ AFP/ LIU JIN）
李克強總理曾在記者會上預先透露有關改革勞教制度的進展，「有關中國勞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關部門正在抓緊研究制定，年內有望出台。」半年後，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廢止勞教制度。
與前任留下的豪言壯語式的金句相比（溫家寶：「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朱鎔基：「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習近平的高壓時代，李克強留下的金句則更有現實意義。
2020年，李克強在總理記者會上談到中國當前6億人口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幣左右。2020年正值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全面脫貧收官之年。李克強透露的這些信息也被認為和習近平及黨中共唱反調，甚至「打臉」習近平。在2019年的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也透露了一個涉及民生的重要數字，他說：「我們的醫保雖然覆蓋全民，但是水平不高。尤其是我們的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5萬元，遇到大病靠自己扛是很難的。」
2020年，北京一家購物的大屏幕上播放着李克強舉行的總理記者會（ REUTERS/ Tingshu Wang）
這些偶然或刻意流露出的肺腑之言，還包括溫家寶在卸任的最後關頭，語重心長地警示：「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如今，溫家寶的憂慮顯然已經成真了，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果岌岌可危。
受絕對控制的記者會何必廢除？中共「二號人物」實在多餘？
2023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左）和國務院總理李強（右）（ AFP/ GREG BAKER）
32年裏，特別是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黃金期，從李鵬到朱鎔基到溫家寶，再到後來的李克強，幾位總理先後利用總理記者會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眾的施政講話，在這一舞台上展現了這些中共二號人物對經濟和總體局勢的領導能力，又利用這一窗口對外投射出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民主」的漸進發展。憑着有限的透明，又因着絕對的控制，每一年的總理記者會都在傳遞着北京想要對外傳遞的公眾形象，以吸引外資，促進市場經濟發展，更鞏固了中共統治的認受性。
這一運作成熟的機制何以要廢除？原因可能在於如今的中共，不再需要有「二號人物」。中南海的權力架構中，總理名義上是僅次於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第二號人物。過去，「江朱體制」和「胡溫體制」下的國家主席和總理的權力較為平等，但習近平上任後，「習李體制」卻轉為「南北院之爭」。邁入第二任期後，李克強更處處受掣肘，以前屬於總理管轄範圍的事務逐漸被轉移至黨中央下屬的各個機構。也正因此，在李克強卸任前夕，他頻頻在總理記者會等媒體見面會上「說真話」，與最高領袖「唱反調」。
新任總理李強長期在地方政府任職，並無國務院的工作經驗；他的升遷之路全靠習近平的提攜。而他上任一年以來，行事低調，包括打破總理出訪搭乘專機的慣例，降格為搭乘包機，極力避免留下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平起平坐」的印象。在李強上任的同年，國務院公佈最新的《國務院工作規則》，取代在2018年印發的版本。其中最明顯的修改在第一章總則中，刪除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保留並修改為「國務院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同時，原總則第三條中「執政為民、依法行政、實事求是、民主公開、務實清廉」的內容也被全部移除。在第三章工作原則中，新增了「重大決策、重大事項、重要情況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新《規則》更完全刪除了原第六章「推進政務公開」的內容。
國務院的職能被史無前例地矮化了。因此，作為「最弱勢總理」，李強和如今的國務院只是習近平路線的執行者。《南華早報》有分析稱，取消記者會甚至可能是李強總理本人的建議，因為這樣一來，既能凸顯習近平的領袖地位，也能顯示李強對領袖的忠誠度。
不裝了，安全感最重要
2023年，上海的一塊巨型宣傳廣告牌（ REUTERS/ Aly Song）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發展」一直是中共領導人掛在嘴邊的關鍵詞。但近十年以來，「安全」，或者「維穩」開始逐漸取代「發展」，成為中共主政者施政的側重點。
《日經亞洲》社論指，負責在「安全」和「發展」間做決策的人，不是李強，而是負責「國安」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政治局常委第五號人物蔡奇。而蔡奇是個強硬的執行者，由他來權衡國安和經濟發展孰輕孰重，他一定會把手伸向維護黨國安全那一邊。在「安全」的框架下，所有政治、金融活動都必須在中央掌控之下，甚至於，所有牽扯海外的活動基本上都是可疑的。這種無端的恐懼，也可能影響了中共頂層面對外國記者的意欲。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就認為，不舉行總理記者會可以避免「某些勢力」「唱衰」中國。
政治局常委蔡奇（中）於2023年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REUTERS/ GREG BAKER）
外界觀察到，當局以往的慣例正被一一打破：在取消總理記者會之前，原本應於去年秋天舉行，且按中共黨章規定「至少一年舉行一次」的三中全會遲遲無動靜。是改了會議舉行時間，抑或是取消？無人知曉。與此同時，中國去年已陸續關閉外界取得中國公司資訊、法庭文件與學術期刊的管道，更修改《反間諜法》和擴大《國家秘密法》覆蓋範圍，加強審查外國公司駐中辦員工。
在傳統的共產主義路線中，主政者將民主國家提倡的政務公開、公民知情權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目前的情況就是，權力機構對政策法規的解釋越來越少，重要的數據也不再公開發表。而普通人在日常傳遞的信息，也有可能會觸犯日益收緊、措辭模糊的各種鉗制言論自由和資訊流通的法律法規。
而取消總理記者會，顯示了中共頂層積重難返的維穩思維，他們不僅不願意接受中外媒體的現場提問，甚至連事先安排好的問答也不願意參與。唯一的政情觀察窗口被迫關閉，沒有舞台，就不需要影帝，總理終變成「總也沒人理」。
惋惜也罷、無奈也罷，中國公眾不得不面對的是，資訊正在變成稀缺資源，大事小事都被裝入黑箱。從法治回到人治再後退至一人治，北京的政治正進入可怕的集體自閉，若任何政治新聞都只能以「吃瓜」的形式出現，小道消息將逐漸替代新聞和報告的採編，直至連「謠言」都遭滅聲。
如同吳國光教授的最新評論所寫，「木偶劇，影子戲，踩高蹺，唱雙簧，這些中共向來拿手的把戲，如今都不給你演了，就給你看一場啞巴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