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的「洗腦」（Brainwashing）一詞，在中文中又被稱為再教育（reeducation）、強行說服（coercive persuasion）、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等等[i]。有關「洗腦」的奠基性的經典著作，幾乎都和中共的思想改造密切相關[ii]。由此，中共毫無疑問有着關於「洗腦」的專利權。然而，自愛德華·亨特第一次在他的開拓性的著作中使用洗腦理論以來，西方學者很少使用這一理論來分析中共的歷史和政治運動。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哈佛著名學者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在他三卷本的研究文革的權威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iii]中就從來沒有運用過「洗腦」的理論。而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卻無處無時都充斥着對中國民眾的「洗腦」實踐。這不能不說是當下西方學界對當代中國研究的一大缺憾。
這一空白在最近美國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舉行的一個名為《洗腦：毛澤東和後毛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的學術研討會打破了。該會於2023年5月29日至6月1日，由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勞改研究基金會、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以及加州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聯合主辦，計有二十多位學者專家參加。
這次會議的成功，首先表現在它從理論的源起和研究回顧上確立了洗腦理論作為研究極權政治的重要工具的地位。美國賓州約克學院的周澤浩博士的論文題名為〈愛德華·亨特與洗腦的起源〉[iv]。他介紹了這位閱歷廣泛富於傳奇的美國記者和作家，如何以他在1950年首次在報紙上提及「洗腦」這一新詞和他在1951年出版的《紅色中國的洗腦：對人的思想的有計劃破壞》一書[v]中首次使用了「洗腦」一詞，並以把這個概念介紹給大眾而聞名於世。周澤浩指出：亨特的特殊貢獻論證了「洗腦」這個詞「來自中國人民的痛苦。他們承受着微妙和粗暴的精神和身體壓力和折磨並因此發現了一種模式並稱之為洗腦……亨特顯然覺得他負有強烈和特別的使命感要把一個他所熟知的而大眾卻毫無知曉而極權政府又竭力想掩蓋的一個真相揭露出來」。簡言之，亨特的獨特點是他建立了這種洗腦手段和共產主義紅色政權的直接關係。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教授的論文題為〈洗腦理論研究：肇始、流變和新視野〉。他以五十多本洗腦經典著作的回顧研究、總結了洗腦及其研究在近百年的演變，歸納出三種不同的模式：1）古典洗腦；2）現代洗腦，和3）二十一世紀高科技下的洗腦。作為全球最大的極權體的中共正試圖向外輸出它的高技術極權主義模式，洗腦全世界。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陳奎德博士，以〈洗腦：一個思想史的追蹤〉為題從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的視角討論洗腦的精神淵源。他指出，「洗腦」一詞起源於共產中國。然而「洗腦」的精神和思想淵源卻可以追溯更遠。除馬克思之外，他主要梳理了德國哲學家尼采，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以及法國哲學家福柯的「唯權主義」對洗腦的思想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陳文中對當今社會中泛濫的「泛洗腦主義」的現象發出了警訊，即「洗腦無是非，所有人和群體都在洗腦和被洗腦。洗腦與人類社會一直就存在的『教育、傳播和宣傳』這些行業行為並沒有根本區別。」他認為：「和宣傳不同，洗腦具有壟斷性、強制性、長期性和不對稱性，即組織被遊說者解除對立的信息，也就是封鎖信息。封閉社會是洗腦的必要條件和核心要素。社會是否存在公開的反對意見，則是洗腦與否的判別標準。」在許多學者的論文中，對此也提出了思考縝密的見解。如夏明教授補充說：「『洗腦』和『教育』『說服』『灌輸』儘管都是試圖改變人們觀念看法的行為，但它們在使用強制手段上存在量的差異，在是否服務於受眾的利益上存在着質的差異」，這裏的關鍵區別是：受害者沒有選擇退出的自由。「洗腦不同於宗教轉宗。教會傳教士會不斷招募新的信徒，但也有老的信徒不斷流失退出。邪教組織與正常宗教不同，從信徒層面來看，個人一旦接受洗腦，可能喪失自由意志，也就失去了自由選擇；但在民主國家裏，家人和同事朋友還有自由與警方、新聞媒體或社會福利機構聯繫，進行救助。從家庭和社會層面來看，脫離洗腦的黑手控制還是有可能。但在一個極權國家，除去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機率甚小），居民沒有遷徙自由和退出自由。」對思想改造有系統研究的民運理論家胡平在他的論文〈從思想改造到「不准妄議」〉中指出：「嚴格的思想控制應該包括兩個必要條件。1、控制者要能夠控制不同思想和信息的傳播。2、控制者要對不接受控制的人施加暴力懲罰。按照這種嚴格的定義，我們就可以把洗腦和一般的政治宣傳、商業廣告、宗教修行、社交媒體以及諸如此類區別開來。」加州聖瑪麗學院的徐賁教授也在他的〈當今中國後真相社會的專家宣傳和洗腦〉指出：「宣傳和洗腦不是同一個概念，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環境裏卻是緊緊地聯繫在一切，難解難分。宣傳原本並沒有貶義，是散播信息，廣而告之，通常是為了爭取對自己的好感。在言論自由的環境裏，你對我宣傳，我也可以對你宣傳，不允許所謂的『強制性說服』(coercive persuasion)。但在一個專制國家裏，政府宣傳的目的是強制性說服，而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時候，就會成為企圖改變人們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洗腦。」
[page]
除了對洗腦的理論和觀念的澄清，會議的另一個重要貢獻便是具體地聯繫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來形象地闡釋洗腦在極權統治中的作用。論及中共的洗腦，一般的讀者會聯想到它們都發生在中共在全中國執政以後。但原上海財經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裴毅然在他的論文〈從「洗禮」到「洗腦」——延安整風的歷史定位〉里揭露：所謂的「延安整風」運動，並不是對來參加抗日的數萬知識青年的革命洗禮，而是一場殘酷的洗腦運動。這甚至在當時共產國際駐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日記中就已經用「洗腦」來進行描述了。具體到分析為什麼中共在其執政後的思想改造運動能夠在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中——如朱光潛、馮友蘭、蕭乾、費孝通、潘光旦、吳景超等—能獲得如此的成功，一般的研究都認為是江山易代，山河變色給他們帶來的「不理解而信從」的外在的歷史壓力。與此不同的是：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榮休教授宋永毅的論文〈為什麼「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洗腦能夠成功？〉還揭示了他們在改朝換代之際主動向中共乃至毛澤東本人輸誠效忠，企圖走「由士而仕」的追逐傳統功名道路的潛意識。在中共的所謂「土地改革」中，這些知識分子又積極參與「鬥地主」，成為共產大軍中的迫害者群體的成員，交出了參加共產革命的「投名狀」。而在土改中流行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農民的盲目崇拜，其實質是中共以反智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愚昧來治國治民，刻意製造知識分子農民化和非知識化的異化過程。最終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來自外在的強制便會通過持續不斷的鬥爭和「檢討」轉化為他們內心的自覺。這還不僅僅使他們的道德急速蛻化，還使他們最終或成為當權者的瘋狂的幫凶，或成為政治運動中麻木的幫閒。如果說宋文從中國知識分子內因的角度分析了他們缺乏抵抗中共的思想體系，那麼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周翠珊博士的論文〈毛澤東治下對基督教的洗腦〉卻提供了另一幅頗具暖色的歷史圖景。中共在1950年代推行的「三自愛國運動」，但是已在中國生根的基督教組織及領袖們進行了不屈的抵抗。他們為了保全對信仰體系的忠貞和維護個人獨立自主的精神世界，盡力使教會群體在政治無孔不入的現實中依然反照純潔無瑕的團體生命。他們中後來還出現了不少林昭、倪柝聲那樣的反抗思想改造而至死不渝的英雄。論及中共用洗腦來達到社會控制的政治運動，人們比較熟悉的恐怕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文化大革命中的「鬥私批修」和「接受再教育」運動等。對於發生在1958年初到1959年中的「向黨交心」運動，恐怕知之者不會太多。作為物理學博士，卻又是中共黨史研究專家的丁抒教授填補了這一歷史空白。他的論文揭示了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對全國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和民族資產階級人士又一場新的殘酷的階級鬥爭。其要害是強制上述人士向中共坦白出他們在反右鬥爭里沒有做或沒有說的「與黨不一致」的思想，達到對其「誅心」的目的。這次運動發動時，雖然中共信誓旦旦地鄭重承諾：「對於自動交出有過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不按右派分子處理。」但最後這場「交心運動」還是成了大規模的「反右補課」，把至少十多萬坦誠卻幼稚的「向黨交心者」打成了右派分子。
[page]
除了反證中共洗腦的歷史性，這次會議的論文還具有鮮明的當代性和挑戰性。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共的極權制度和其洗腦操作，不僅有延續還有新發展。加州克萊蒙學院講座教授裴敏欣的論文〈中國監控體系的現狀和歷史衍變〉以其嚴謹查證，揭示了習近平時代就公安幹警的人數到達了200萬（不含武警）。就預算而言，比毛時代漲了足足24倍！而中國公安系統的「特情」和「耳目」至少擴充到了100萬。澳門大學教授郝志東的論文題名為〈1949年以後中小學教科書洗腦內容、方式與功能簡析〉。一方面，他揭示了70年以來中共的教科書的內容一直向中共的政策認同。另一方面，他又指出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後強調「核心教材傳授什麼內容、倡導什麼價值，體現國家意志」。意識形態和黨的領導被強調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尤其是表現在對領袖的個人崇拜上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吹捧毛主席是「大救星」，習總書記是「定盤星」等等。美國華憶出版社主編喬晞華博士的論文〈洗腦、宣傳和電影——以傳播學和文本挖掘視角析〉從電影的視角對近年來中共的大外宣電影《長津湖》《戰狼2》等進行了別開生面的分析。他認為：如果僅從互聯網和影視劇看，中國現在無疑是最有血性的時代。不少人一開口就是民族的生存、國家的安危與世界的格局。網絡上總是熱血沸騰，今天滅日本，明天干美帝。但一觸碰到現實，一走出電影院，一離開互聯網，面對眼前的社會，中國人就慫了。這是極度的精神分裂，這種分裂不僅是導演和整個製作團隊的問題，也是中國國民現狀的一種反映。打着愛國主義的旗幟，其實是民族主義的心態。民族主義的崛起是因為長期以來中國一直陷於一種民族自卑。如果是一個非常自信的民族，它就不需要用這種方式強調自己牛逼。越是強調自己牛逼的，都是內心非常深刻的無法擺脫的自卑。
關於習近平洗腦的新發展，在中國大陸內外廣受歡迎的啟蒙作家和自由思想者徐賁教授還指出：與毛澤東時代一切聽從「最高指示」的命令式宣傳相比，後毛時代的官方宣傳明顯地加強了對政權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宣傳。今天的政治宣傳更是已經從毛時代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初級形態，變化和發展成為由專家、教授為主打的政策、制度和政治文化宣傳。這是極權主義宣傳的一種更高級形態：「專家宣傳」——包括他們發揮的智囊、智庫、謀士、顧問、教授、學者、網絡大V等「正能量」角色功能。他們除了在最高層打造出各種「劃時代」的執政合法性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等——之外，更多地是在馭民政策和專制文化方面貢獻「專家見解」和「專業知識」，對公眾施展誘導、說服和矇騙的影響作用。與上述橫向的截面研究不同，史丹福大學的吳國光教授在他的論文〈從洗腦到認知戰：試析中共的宣傳大戰略〉中採取了在長階段歷史（the longue durée）上着眼宏觀制度研究的視角，把中共在不同時代所形成的宣傳大戰略分別概括為：毛時代的洗腦、後毛時代的精緻宣傳和習近平時代的認知戰。但是這三個階段也有着始終如一的特點，即灌、騙、戰，是中共宣傳大戰略的必備因素，從洗腦到認知戰莫不如此；只是，毛式洗腦重在灌，後毛精緻宣傳重在騙，習近平的認知戰重在戰。以多元反抗「灌」，以真實反抗「騙」，以獨立自由反抗「戰」，方能破解中共政權對我們大腦的改造、控制和摧毀。只有當這樣的破解奏效時，中國人才能恢復為大腦功能正常的人，中國才有希望。
歷史的發展總是變幻莫測。曾幾何時，文革結束以後，中共在痛定思痛中亦有所改觀。不幸的是：在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毛時代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政策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復辟回潮。中共在對中國社會大規模的「洗腦」中使用的工具，不僅有原教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更有瘋狂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一不幸的回潮不僅發生毛後的中國，還具有當代性和世界性的。2022年2月由普京發動的俄國侵烏戰爭中，竟然出現了俄民眾中有80%以上支持侵略戰爭的現象。即使在民主世界的美國，導致企圖推翻合法選舉結果和民主政府的陰謀論和民粹主義思潮至今還很有市場。在這些非理性的政治運動的背後，我們也不難發現或由政府、或由宗教、政党進行的「洗腦」的痕跡。面對這樣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參加這次會議的學者，也盡力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page]
近年來活躍於網絡的獨立學者郭伊萍的論文題為〈意識形態因素在蘇聯後俄國民主轉型失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指出：俄國民主的失敗是一種很經典的失敗，因為俄國民主是不自由的民主。在哈耶克主義自由觀的影響下，葉利欽開始了他在蘇聯解體後的俄國所進行的體制改造，改革的重點被放在了推行經濟私有化上，所謂「最大自由」，重點在於給予資本主義以無限自由，如何改造權力腐敗泛濫的蘇聯式政治體制問題被嚴重忽略。普京時代的俄國，社會上犯罪率明顯下降，普京禁止了街上的黑幫，自己卻用黑幫手段統治俄國。在意識形態上，普京用保守主義替代了蘇聯時代的共產主義，他的保守主義思想核心是一種基督教、民族主義和傳統帝國意識的混合物。俄國民主改革失敗經驗給我們帶來的一個重要教訓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絕不等同於市場自由或資本主義自由。追求民主自由單憑一腔熱情是遠遠不夠的，民主是一個人類理想，也是一門科學，是一項系統工程，建設民主需要領導者有高超的思想和智慧、有考慮周全的科學性制度設計和法律建設，還需要有來自政府和民間，尤其是政治精英和社會精英們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完成。威斯康星大學郭建教授的論文題名為〈陰謀論與覺醒文化：殊途同歸的美國兩極政治〉，直面於近年來眾說紛紜的美國政治。他事先說明：根據我們的親身經歷和由此而來的通常理解，在政治意義上的「洗腦」是自上而下的、強制性的政府行為，而我要討論的美國社會的「洗腦」——一個連官方媒體都不允許存在的國家的「洗腦」——並非強制性的政府行為，而是在民主體制下仍然能夠出現的蠱惑人心的宣傳與教化，是某些個人或群體推銷政治商品的行為，目標在於影響民意，或以自身的政見和意識形態同化大眾（尤其是年輕人）的頭腦。他進一步指出：川普本人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自我膨脹到不斷有妄想溢出的商人，以至於政治上的「左」與「右」對他來說並沒有任何意義。他與右翼勢力聯手，靠右翼勢力當選和執政，不過是一種偶然。而他搞民粹、蠱惑群眾的本領卻是地道的右翼政客望塵莫及的，以至於共和黨為得到選票而被川普綁架至今。另一方面，郭文也沒有放棄對美國極左派的「覺醒文化」即以膚色為標誌的壓迫者/受害者兩分法、歷史修正主義、政治正確論等等的批判。儘管左右兩極在意識形態上針鋒相對，卻從各自不同的途徑走向現代民主的反面，在顛覆理性、客觀、寬容、自由等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方面，兩者是一致的。而且，兩者從各自不同的側面折射出極權政治的特色。這種相似匪夷所思，卻又十分真切。二十世紀左右兩極的歷史教訓應該能夠成為對當下兩極分化的美國和國際社會的警示。在會議這方面的論文中，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歷史教授程映虹的論文〈法西斯主義新人與共產主義新人：探討思想改造的新視角〉和紐約州尤蒂卡大學政治學教授權准澤博士與人合作的論文〈金正恩的偶像化〉都不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角度，還提供了國際政治領域的全新知識。
這次會議致力於從國際的格局中來透視和剖析極權政權的洗腦活動，其中一個別開生面又令人興趣盎然的報告當屬余茂春教授的〈國際外交中的中共洗腦宣傳〉。余教授曾擔任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現已回歸學界任海軍學院中國史教授併兼任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的演講指出：共產黨洗腦的意識形態根源存在於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在世界歷史上，思想改造最成功的典範，就是中國共產黨，而且中共的洗腦運動比奧威爾的警示還要早得多。中共對於國際洗腦並不因為其暴力管轄的範圍而加以放棄，反而是投入更大的資本和人力，採取完全不同的手段，其中主要的方式方法是統一戰線和大外宣。其手法也數不勝數。第一、是「精英抓捕」（Elite Capture）。以美國為例，中共統戰部門對大批美國前政府官員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正是這一群人，成了中共在美國政界，財界，甚至軍界的代言人。他們為一己私利替中國政府和中國國營公司做說客，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長期以來對美國的國家利益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第二，中國政府不遺餘力地在全世界煽動蠱惑，把世界上所有重大問題都描繪成美國所為，為人類公敵。其目的是想欺騙世界輿論，把中美關係中因為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衝突而帶來的雙邊關係的冷卻全部歸罪於美國，而忽略一個最根本的事實，那就是，有關中國的問題，根本就不是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之間的問題，而是中國這個獨裁專制的統治模式與全世界所有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間的根本衝突。第三、最近十幾年來，中共輸出自己統治模式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在世界各國設立所謂的孔子學院，借儒學之名搞滲透和國際洗腦，美其名曰佔領國際輿論高地和控制「話語權」（The Discourse Power）。美國人對東方社會尤其是中國社會缺乏整體的深層了解也是對中共的洗腦式掉以輕心的原因之一。第四、在國際交流中利用翻譯來為全世界進行思想改造。第五、在其大外宣中向世界隱瞞中國仍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政權這個基本現實。余教授總結道，美國自尼克遜總統以來的對華政策基本上是失敗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1972年尼克遜重新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的時候，也說過同樣的話，他認為以前的幾十年來，美國對華政策也是不對的，需要改變。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48年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上千頁的《中國問題白皮書》，其中心思想也是說美國到那個時候為止的對華政策也是錯誤的。所以總的來講，在2016年以前，美國對華政策基本上都是錯來錯去的。這是一個非常悲慘的歷史。
由於時間、財政等等方面的限制，這次突破性的學術會議只持續了兩天就只能結束了。然而，意猶未盡與會者都堅信它絕不是這個有意義的課題探討的結束，相反是它的一個更有意義的開端而已。
注釋：
[i]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wiki/Brainwashing
[ii]如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The Calculated Destruction of Men's Minds. New York: Vanguard Press,1951。又如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Norton,1961.
[iii]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I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1999.
[iv]本文中所引用的所有論文，都包含在本書中。下面的引用亦完全相同，故不再另做注。
[v]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New York: Vanguard Press,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