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時的邵洵美，現收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手稿部
我和邵洵美（1906-1968）先生相識，純然是偶然的機遇，雖然從三十年代初以來，通過報刊等傳播工具已對他相當熟悉了，與他開始相識的時間記得是一九五二年。
那一年，韓侍桁在南京路新雅酒家請客，宴請斯湯達的小說《紅與黑》的譯者羅玉君教授。邀請作陪的有李青崖、施蟄存、劉大傑、余上沅、邵洵美諸位文苑人士，我們夫婦也叨陪末座。那時韓侍桁在自己從事文學翻譯工作的同時，還辦了一家叫國際文化服務社的出版社，他自行編輯了一套《世界文學名著譯叢》，很想將原來由南京正中書店印行，當時已經絕版的羅先生的舊譯《紅與黑》收入這個《譯叢》重新與讀者見面。所以舉行這個座談式的宴會，一來和新老故舊敘舊，二來也是請大家共襄盛舉的意思。其中邀請的客人中，除了李青崖和施蟄存兩位是我在震旦大學的舊同事外，余上沅、劉大傑又是我當時在復旦大學的新同事，都算是熟人了，只有邵洵美、羅玉君兩位，卻是初會。
記得是在眾人已入座舉杯的時候，邵洵美才匆匆地趕來。他身材高大，一張白潤的臉上，一隻長長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件古銅色又寬又長的中式絲綢舊棉襖，敞着領口；鬚髮蓬亂，頗有些落拓不羈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氣。這就是我第一次與他相見時的印象。
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們夫婦又應邀在韓侍桁家裏吃蟹，也是吃到中途，邵洵美撞進來了，匆匆入座就食。這兩次相會，大家都是天南地北的閒聊，我們之間並沒有多少對話。但在事後，卻引起我將他和自己印象中的邵洵美相對照。他早期辦過「金屋書店」，出版過《金屋月刊》，後來又是新月社重要人員之一；還主編過《十日談》《時代畫報》等。他的詩集《花一般的罪惡》《火與肉》等，更被視為中國唯美派詩歌的力作。解放初，四川中路出現過一家時代書局，用突擊的形式出版了不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早期著作，因大半屬於第二國際人物，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著作，而受到《人民日報》的嚴厲批評，這個書局也就曇花一現式地消失了。據傳言說，它的出資老闆正是多次經營出版事業的邵洵美。由於對於他在文學界的舊印象，我當時不禁啞然失笑：他怎麼忽然異想天開地要吃馬列主義的飯來了。
一九五五年，我因胡風案被捕關押，到了所謂「自然災害」期間，由於饑饉成災，我在長期的羈押生活中，也像大多數同監犯那樣，得了浮腫病，大小腿全腫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蔓延到腹部上來了。一九六〇年秋冬之際，監獄當局終於把我送到提籃橋監獄的病院住院治療，那裏的「人民醫生」（因為在這裏看病的還有「醫務犯」，即犯法前的職業醫生）略為檢視了一下，便開了個「高蛋白」的藥方，我被留下住院治療。我吃的所謂「高蛋白」，其實就是黃豆芽、豆腐之類的蔬菜，偶爾有幾片油煎帶魚。但就是這樣的「高蛋白」，也有神效，我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三天，腿部的浮腫居然逐漸消退下去了。其實這病醫生不看，我這個「醫盲」也明白，那不過是「餓病」，只要能吃飽肚子就一切正常了。因此三天後，在監獄病房服役的「勞改犯」（即判刑的犯人）就叫我下床勞動打掃衛生，負責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並為他們餵飯、餵水。我曾向這位自稱是病區負責人的勞改犯提出抗議：「我的病還未好利索，而且我快五十歲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養的年輕犯人，身體比我強，你為什麼不叫他們起來勞動呢？」他理直氣壯地訓斥我說：「你怎麼能和他們比？他們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來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沒有公民權，叫你幹什麼你就得幹什麼，要不報告管理員，說你對抗改造，那就要吃手銬了，我勸你還是識相點！……」這不啻是一堂政治課，使我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還不如那些年輕的阿飛流氓，因為他們是「普通」刑事犯啊。因此，怪不得當這位「頭頭」「教育」我的時候，那些懶洋洋躺在床上的年輕病犯，個個擠眉弄眼，向我這個政治犯投來蔑視的眼光，嘴裏還不乾不淨的奚落我……
我在病院住了十三天，就給搬到稱為「休養監」的八號樓監獄。那個面積長寬六尺只能住一隻老虎的獄室，竟密密麻麻地擠了七個人，還有一隻臭氣四溢的馬桶，放在身旁。這裏一天雖然也是三餐，但在午晚兩餐，都發一個犯人稱之為「巧克力饅頭」（其實是高粱粉、玉米粉與花生殼的混合品）的雜糧饅頭，大約有一兩來重，像我這樣的食量，就可以吃得半飽了，到底比我原來住的第一看守所的伙食豐富多了。
在這裏「享福」不到五天，我又被押回第一看守所，被收押在二樓的一個監房裏。這在監獄生活里叫「調房間」，同「抄靶子」一樣，是監獄生活的例行公事，我一腳踏進獄室的門，發現裏面空蕩蕩的，只有一個體弱的老人蜷縮在一個角落裏。當管理人員在身後鎖好門以後，他抬起頭望着我，呆滯的目光突然發亮。他小聲對我說：「我們不是一塊在韓侍桁家裏吃過螃蟹嗎？」我向他點點頭，一邊用下巴指着門口，要他不要再說下去。因為我從幾年的監獄生活中摸到一個規律：凡是管理人員押進一個犯人後，他雖然把門鎖上了，但都會在門外停留片刻，從門上的小監視孔里觀察室內犯人的動靜，如果發現異樣情況，他會馬上開了門衝進來，進行盤問，甚至一個個地調出去審問：「你們談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們認識不認識？」如果交代了相互原來認識，馬上會被調離，並要你交代彼此的「關係史」。總之，要弄出一大堆麻煩來。因此，當我這麼向他示意後，他馬上就醒悟了，看來他也是個「老舉」，生活已教育他懂得了吃這號官司的「規矩」了。
開過午飯後，我同他各自坐在自己的鋪位上閉目養神，雖然剛吃過飯，但至多六百毫升（註：當時犯人以「毫升」為計量單位，來估量所領飯食的多少）的菜皮爛飯，仍不堪果腹。因此，閉着眼睛靜靜聽着彼此的肚皮嘓嘓地叫，倒也是一種奇妙的音樂。這時，他忽然向門口走去吆喝「報告」，向管理員討來鋼筆墨水，說是要寫交代材料。等拿到鋼筆墨水後，他卻從屁股下面的鋪位上拿出幾張草紙，放在膝蓋上低頭寫着什麼，過了不一會兒，我忽然被他撞醒，他把寫好的草紙塞給我，我向門口警惕地看了一眼，才低頭讀他寫的東西。原來是一首七言詩，題為《獄中遇甄兄有感》，其中有「有緣幸識韓荊州」一類話，我含笑地向他點點頭，表示我看過了，謝謝他的盛情；同時告訴他，這東西馬上得撕毀，撂在馬桶里，要不給管理員「抄靶子」時發現了，我們都得吃手銬。說着，我動手把它撕掉，起身摜在屋角的馬桶里，又端起旁邊的臉盆，把留下準備擦地板的洗過臉的髒水沖了進去……
我說了半天，這裏得交代一句：我在這個獄室里所碰到的正是邵洵美先生。想不到從此我們竟在這間獄室里做了近四個月的「同監犯」，這真如俗語所說：「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從第二天起，監房裏陸續來了不少新客，大約有十幾個。記得其中有一位是白俄，他在英國劍橋讀過書，原來是上海英文《字林西報》的編輯。此人有五十多歲，彬彬有禮，雖然身在囚中，仍不失紳士風度。還有一個日本中年男子，據說敵偽時期在濟南大觀園開過一個店名「壺」的咖啡館，大約是個日本浪人。還有一個台灣人，五十多歲，是上海一家細菌研究所的研究員。其餘都是中國大陸上的人，都是五十歲上下的，他們都屬於舊社會的上層階級，有新式資本家，也有上層官吏，還有天主教的神甫，好在這裏只准用番號互相稱謂，誰也不知道誰的真實姓名，雖然牆上貼的監規上寫着不准互相交談案情，但時間一久，也多少互相知道了一點；同時，監房的人多了，也便於相互低聲交談，一發現走廊有管理員的腳步聲，就有人警惕地大聲咳嗽打信號，馬上就沉默下來了，個個規規矩矩地坐在自己的鋪位上。最佳的彼此交談機會是一日三頓飯後，大家排成一隊，繞着地板「活動」的時候，大家邊活動邊竊竊私語。這個監房的犯人談話使用的語言，除了漢語外，還有日語、英語、法語等多種語種，因為在押犯人大都懂得一種或兩種外文，很像一個「國際監獄」。
我從邵洵美的談話中，得知他是一九五八年繼續「肅反」時被抓進來的。他說他在早年和南京政府的要員張道藩與謝位鼎（早年在開明書店曾出版過一本研究法國文學的書，也是一個現代派詩人，後來棄文從政，做過國民黨政府駐梵蒂岡大使）三個人磕過頭，結為把兄弟。抗戰勝利後，張道藩給了他一個電影考察特使的名義，他自費考察了英美電影界，會見過卓別林等著名影星，所以「肅反」時被作為「歷史反革命」給關了進來，已關了快五年了。
我和邵洵美同監時期，正是冬春之交。我們這個監房關押的人，大概都是些老犯人，所以很少有提審，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挨過一天又一天，誰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只好聽天由命。那時正是所謂自然災害時期，因此大家每日關心的並不是何時被釋放和與家人團聚，而是如何能活下去，千萬不要「豎的進來，橫的出去」。因為我們都掙扎在飢餓線上，一天盼來盼去，就是希望早晚兩餐稀飯能厚一些、多一些，哪怕多一口，也是運氣；中午那頓乾飯能幹一些、多一些。因為早晚那兩餐稀飯，都是些湯湯水水，除過一些爛菜皮，米粒歷歷可數；中午那一餐乾飯，其實是菜皮爛米，形同爛稀飯，用筷子都挑不起來。按照不成文的監規，每個犯人由當局發給一隻腰形鐵皮盒子（俗稱「鐵盒子」），開飯前，犯人們向着監房的小窗口排好隊，一一把手裏的鐵盒子伸向小窗，由獄警逐一打飯。打好飯後，犯人們顯出非常珍惜的神情，如果鐵盒子外面留有幾粒米粒，就趕緊伸出舌頭舔乾淨，然後又小心翼翼地把稀飯或乾飯倒在自己早已準備好的搪瓷杯子裏，按通常的標準，稀飯約有一千毫升，如果能有一千掛零，就沾沾自喜，感到自己額角頭高，別的犯人也露出不勝羨慕而又不免帶點嫉妒的神色；如果不到一千毫升，那簡直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感到憤憤不平。中午的乾飯能有六百毫升，就算是最高標準，甚至算是一種榮耀了。——這些受過高等教育，又是都有些社會身份的人們，此刻的生活境界和人生欲望已經縮小到一般動物的境界了！人的窮通貴賤原來不過一張紙的兩面，它們之間並不是不可逾越的。犯人們把領來的飯倒在自己的搪瓷杯子裏後，就都回到自己的鋪位上，以一種莊嚴而鄭重的神情來吃飯，大家都吃得很慢，吃得有滋有味；吃到一半，就都捨不得吃了，而是把飯盒包在自己的棉被裏，留到肚皮叫的時候（上午十時，下午三時，晚上七時以前，因為開飯時間為早上八時，中午十一時，下午五時），再拿出來吃。吃完後，一般人都再用手指一下一下地刮光搪瓷杯子裏的剩餘粥湯米粒，放在嘴裏舔，一幅幅不堪入目的貪婪相，活現出動物本能的求生欲望。邵洵美並不聽從大家的好意勸告，幾乎每餐飯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一再氣喘吁吁地說：「我實在熬不了了！」這時也往往使他觸景生情地談到自己的過去生活。
邵洵美的岳祖父是清末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他的妻子是盛家的大小姐。盛宣懷去世時，除了法租界的大片房地產外，光現款就有三千萬兩銀子。幾個兒子都是些只知道吃喝玩樂的紈絝子弟。邵一家五口人，僕人倒有三十多個。他是英國留學生，在國際飯店沒有建立以前，西藏路的「一品香」是上海最大的西菜館和西式旅館，他是「一品香」的常客。他那時每年過生日，都在「一品香」，因為他屬老虎，他事前都向「一品香」定做一隻像真老虎那樣大的奶油老虎，作為生日蛋糕。到生日那天，這隻奶油老虎擺在一隻玻璃櫥內，櫥的四周綴滿紅綠電燈（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霓虹燈）。他過的就是這樣的豪華生活。只是幾次經營上的失敗，他才家道衰落了。他說，他被捕前，雖然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社外翻譯，每月可先預支二百元稿費，但他仍入不敷出，往往以賣藏書補貼。那時外文書不吃香，一本牛津世界文學名著才賣一毛錢。而他就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外翻譯，還是經夏衍同志力薦取得的。為此，他很感謝夏衍的助人於危難之中的真誠友情。他告訴我，大約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間，他正在上海辦「金屋書店」，一天有個朋友來對他說，有個叫沈端先（夏衍原名）的朋友是你的同鄉（浙江人），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生活無着，你是否可以為他出版一本書，接濟他一下。邵洵美聽後，欣然同意，接下由沈端先翻譯的日本作家廚川白村寫的《北美遊記》一書後，馬上拿出五百元錢付給沈端先。此事，邵洵美並未放在心上，但建國初期，邵洵美生活困難之際，夏衍卻不怕惹出麻煩地及時給予他幫助，使他很是感動。臨被捕前，《新民晚報》的朋友曾約他以他的家庭生活為題材寫一部連載長篇小說《大家庭》，他覺得這個題材很像現代的《紅樓夢》，可惜還來不及動筆，他就被搭進來了。
他患有哮喘病，總是一邊說話，一邊大聲喘氣，而他又生性好動，每逢用破布拖監房的地板，他都自告奮勇地搶着去干。他一邊喘着粗氣，一邊彎腰躬背，四肢着地地拖地板。老犯人又戲稱他為「老拖拉機」，更為監房生活增加了一些歡笑。
又因為我和他在「外面」有兩面之誼，又都屬於同一行業——文化界，所以我們交談的機會就更多一些。當他得知我在解放前寫過《中國近代經濟社會》一書時，答應將來在外面相見時，將自己收藏的有關盛宣懷資料送給我，作為研究材料。因為他比我晚進來三年，又為我帶來不少外面訊息。另外，我還從他那裏知道，我的妻子任敏釋放後，和他的小女兒同在一個出版社工作，往來甚頻。他的小女兒和莎士比亞的翻譯者方平的婚事，正是由我的妻子從中作伐而結合的。因為我們和方平也是朋友。他說，也是這位方平同志，他的第一部莎翁著作譯本《捕風捉影》，因為在翻譯時得到過我的一些資料上的幫助，他在出書時寫的序言中，提了一下我的名字表示感謝，又托我轉送胡風一冊請教，為此「罪行」，一九五五年被人檢舉，下鄉勞動了一年，等等。
由於飢餓的監房生活，加上他的氣喘病日見嚴重，他對自己出獄的希望不免感到渺茫，甚至絕望。一次他竟鄭重其事地對我說：「賈兄，你比我年輕，身體又好，總有一日會出去的。我有兩件事，你一定要寫一篇文章，替我說幾句話，那我就死而瞑目了。第一件是一九三三年英國作家蕭伯納來上海訪問，我作為世界筆會的中國秘書，負責接待工作，蕭伯納不吃葷，所以，以世界筆會中國分會的名義，在『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用了四十六塊銀元，由我自己出錢付出。參加宴會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楊杏佛，還有我和林語堂。但當時上海的大小報紙的新聞報道中，卻都沒有我的名字，這使我一直耿耿於懷，希望你能在文章中為我聲明一下，以糾正記載上的失誤。還有一件，我的文章，是寫得不好，但實實在在是我自己寫的，魯迅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是『捐班』，是花錢僱人代寫的，這真是天大誤會。我敬佩魯迅先生，但對他輕信流言又感到遺憾！這點也拜託你代為說明一下才好……」
一九六一年初夏，我調到另一個監房，想不到竟這麼突然地和他分開了，而這竟又成為我們之間的永訣！
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我以「胡風骨幹分子」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旋即押回原單位復旦大學「監督勞動」，經過接踵而來的十年文革的苦難，我總算活了過來，在一九八〇年底得到平反，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在「監督勞動」期間，我一次問和我一塊被「監督」的潘世茲先生，知不知道邵洵美的情況，因為他們都是早期的留英學生，潘先生在調來復旦外文系以前是聖約翰大學的校長，家又住在滬西一帶。他告訴我說，他們多年沒有來往了，但似乎聽說他已從「裏面」出來了，日子非常艱難，聽說連睡覺的床也賣了，睡在地板上。我一邊慶幸他終於活下來了，一邊又不免為他的處境擔憂。而當時我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更談不到對他有什麼幫助和關心了。一直到我平反後，他的在中學教英文的兒子來看我時，我才知道他在文革前就釋放了，和他們夫婦一塊擠在一間小房裏艱難度日，挨到一九六八年在貧病交加中病故了。
我現在寫這篇文章，一方面為了履行二十七年前邵洵美先生在獄中對我的委託，一方面藉此表示我對這位在中國現代文學界和出版界有其一定影響和貢獻的詩人、翻譯家和出版家的一點紀念的微忱。因為多年來，在「左」的文藝思潮和路線的統治下，他的名字和作品久已從文學史和出版物中消失了，被遺忘了。這個歷史的失誤，也到了應該糾正的時候了。
（選自《我的人生檔案：賈植芳回憶錄》，賈植芳／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