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鼠年新春，第一隻黑天鵝突然降臨，竟是"武漢肺炎"，卻因當局隱瞞疫情，錯過黃金最佳控制時段，而擴散至全球，中共這個制度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顏面盡失，而武漢封城，又表演了它冷酷的專制效率，一千多萬人當韭菜割了。中國人心頭大概又要唱「義勇軍進行曲」了。現貼此文，引自《鬼推磨》第二章「師夷」。】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國歌里的這句詞，忽然在2006年，成了"時代最強音"（套用一句文革用語），我看到至少有兩篇文章用它做標題，極轟動的一篇，是劇作家沙葉新的《腐敗文化》，拿它做副標題，列數國內腐敗奇觀之"無底線"、"超想像"，讀來驚心動魄，是難得的好文。還有一篇，出自"烏有之鄉"網站，作者張宏良，標題上多加了"再次"二字，有副題"紀念毛澤東誕辰１１３周年"，於是"最危險"的內容就不大一樣了，但也相當"嚴峻"，抨擊矛頭指向"國際壟斷資本"。
先說張文，其主旨是中國再次"被瓜分"，"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隨意擠壓的'國際奶牛'"，"不僅是犧牲了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孫後代的資源基礎"。作者列舉的數字很驚人，比如，中國以僅佔全球４％的GDP總量拉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１５％，四年內為世界貢獻的GDP總量約一點五萬億美元，但付出的代價是：８０％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絕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結，三分之一的國土已被酸雨污染，三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四億多城市居民呼吸嚴重污染的空氣，世界銀行報告列舉的世界污染最嚴重的２０個城市中，中國佔了１６個，全國６６８座城市的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圍，有毒食品已經百分之百的覆蓋了全部行業，中國每億元GDP工傷死亡一人，２００３年死亡達十三點六萬人，是名副其實的"帶血GDP"，假如算上私企外企隱瞞的數字，每年死亡人數相當於一場南京大屠殺……。
此文認為中國被西方"殖民化"，罪在"買辦集團和漢奸集團的作用"，所以中國人民又面臨"民族救亡任務"，而且"仍然只能依靠毛澤東思想"。顯然，對於一模一樣的事實（上述環境代價），可以得出南轅北轍的結論，不過我們最終會發現，分歧還是基於事實的不同，其中也包括被隱瞞或忽略的另外一些事實、歷史。
毛澤東雖然沒讓中國成為"國際奶牛"，但他殘酷地從中國人嘴裏摳出糧食來，拿去跟蘇聯交換"國防工業"和核技術，等於用耕地極少而人口最巨的中國農業，同時來供養整個蘇聯人口，其代價便是人所共知的"大饑荒"，中國餓死３６００萬人（采楊繼繩數字），到了"人相食"的空前慘境；有人喜歡比擬，比如前文的"相當於南京大屠殺"，這裏也好有一比：老毛在中國製造的大饑荒，相當於美國扔在長崎的那枚核彈，在中國扔了４５０枚。
更甚者，毛澤東是明知故犯。根據張戎夫婦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假如１９５８、５９兩年不出口七百萬噸糧食，中國一個人也不會餓死；而"大躍進一開始，毛就告誡中共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並且多次大講"死人"——五七年他在蘇聯說："為了世界革命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又說："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五八年底有一次講得最露骨："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便很難確定，究竟哪個時段才算"最危險的"，是大躍進的五八至六零年呢，還是中國發生"經濟奇蹟"的近十年？究竟是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更出賣中國利益呢，還是毛澤東拿幾千萬條性命去買蘇聯的核技術更缺德？毛澤東搞文革把中國整到了"崩潰邊緣"，鄧小平則為了糾正文革而搞改革外加開放把中國弄成了"殖民地"，孰者更不可忍？
所以"最危險的時候"，對中國來說已經是常態，"救亡"乃是永遠的任務，"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妨一直唱下去——這便意味着中國人只能到境外去找罪魁禍首，以及倒霉的根源，從傳統上的日本人、蘇聯人到歐美人，"全球化"後新添了"跨國公司"，還有"海外經商留學的幹部子女配偶"（可能"裸官"家屬就包含在這一項里），自然也包括海外民運分子、法輪功、達賴喇嘛、流亡維族人……。但是，到2006年"新洋務"造成的禍害，已經顯露無遺，則是左右兩派的一個罕見的共識。
中國高速起飛的內幕極為血腥，用西方學術如經濟學，很難破譯它，所以康乃爾訓練出來的章家敦，預言不准《中國即將崩潰》。剝奪私有財產最內行的這個列寧式政黨，施用鐵腕，將十五世紀英國的"羊吃人"圈地運動，重演於二十世紀末中國，它是如何可能的？大致上，中國用以俘虜西方消費者的商品，只是輕工業產品，尤其是紡織品和服裝，這裏的經濟學問題複雜而微妙，從產出地來說，中國龐大的紡織業主體，在國營體制下形成巨大規模，而又成功私產化，才能變成接攬全世界訂單的超級服裝業，而舉世無兩，這是中國低廉的棉農生產，與城市低廉的紡織、服裝勞力形成一條龍產出，才能做到的，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這個轉型，是否只有極權體制才做得到？否則利益分配的糾紛早已抵消了任何效率；而在消費地，西方壟斷了高科技產業而使勞動力價格居高不下，再也無法承擔生活用品的低廉產出，必須尋求新的產出地來維持生活費用不高漲，這個兩廂情願的遊戲，才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底蘊。
事實上，中國發明了一種"資本主義"，或者說在全球化之中，資本主義獲得了新的生命、形態和體制，以及新的意識形態，而學界目瞪口呆，不置一詞，因為依靠過去的經典知識和理論，已經解釋不了，導致人文知識發生嚴重危機。當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制度"崩解之際，解釋其失敗似乎輕而易舉，可是面對這個新的怪胎，大家只是給出一堆新名詞："後工業社會"、"福利社會"、"媒體社會"，"後資本主義社會"、"後現代社會"、"後極權社會"等等，一向剖析資本主義的顯學"自由主義"學派，也集體失聲，大家心安理得地躺在帕克、托克維爾、伯林、哈耶克等經典大師的理論體系上睡大覺。
國內學界亦蜂起解釋"崛起"，所謂"盛世學"成時髦，其實也可視為對一場"新洋務"的評估。有所謂"新左派"，以"獨立自主"來解釋中共與西方、國際社會、WTO等的不合作部分——國家超控，此即"未崩潰"的奧秘，但不誠實地隻字不提這塊自留地里的"一黨天下"；也有人批判"人為割裂"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而要尋求六十年的"一種整體性視野和整體性論述"，那大概就是"前三十年極權"與"後三十年買辦"的整體性而已。總之，揭示鄧小平這次"新洋務"的根基，應追溯到將他打成"最大走資派"的毛澤東那裏，方為一條完整的"中國道路"，這卻是一個超越左右兩派的新範式，還沒有被人發現呢。
但是中國的"新洋務"顯示，西方的資本輸出，成為後起國家極權體制的幫凶，也加深了那裏傳統的奴役觀念，由此而驗證的是：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海外市場，惟有配套專制，才最符合利潤原則；而專制掌控下的市場經濟一旦成立，便明顯優勢並有效於自由制度下的西方市場，特別是廉價勞力的拼比（"搶爛市"）加劇西方的失業，令其更依賴進口廉價產品，以餵養中產階級，所以利潤原則最終解構到西方自己身上。這些，都要等到三十年後，西方才會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