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圖：Yiran Jia
作者：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
譯按：
本文原題「The Five Futures of Russia」，見於美國《外交事務》雜誌2024年5/6月號，4月18日上線。
作者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生於1959年，是美國歷史學家，現任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曾長期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其三卷本斯大林傳記之三即Stalin: Totalitarian Superpower,1941–1990s即將出版。
作者於本文中探討了俄羅斯未來局勢演變的五個可能：1）成為法國那樣一個擁有根深蒂固官僚和君主制傳統但不再威脅到鄰國的民主國家；2）人口等內部困境迫使俄羅斯收縮戰線；3）淪為中國的附庸；4）朝鮮化，即在國內實施高壓統治，在國際上遭到孤立，擁有核武器，仰賴中國但也有能力回懟中國；5）內部陷入混亂動盪，聯邦部分瓦解。
作者就美國可以如何因應給出了對策：「美國的榜樣和經濟實踐曾經扭轉了俄羅斯的發展方向，它可以再次如此……」。但也認為，華盛頓及其夥伴決不能誇大它們影響俄羅斯發展軌跡的能力。
譯文約一萬五千字，除截圖之外的所有配圖均為原文所有。
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
去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那天，弗拉基米爾·普京恰好年滿71歲。這位俄羅斯總統認為，此番暴行是他的生日禮物，因為那改變了他在烏克蘭實施侵略的背景。
也許是為表示感激，10月晚些時候，他請俄羅斯外交部邀請了哈馬斯的高級代表訪問莫斯科，此舉凸顯了雙方利益的一致性。幾周後，普京宣佈，他打算在2024年3月缺乏對手的總統選舉中爭取第五個任期，隨後舉行了他的年度新聞發佈會。他為一群聽話的記者提供了特權：聽他自鳴得意地吹噓西方對烏克蘭戰爭的疲態。普京在直播中自誇：「我們謙虛一點說，幾乎在整個前線，我們的武裝部隊都在改善狀況。」
2月16日，俄羅斯聯邦監獄管理局宣佈，47歲的反對派活動人士阿列克謝·納瓦利內（Alexei Navalny）在北極圈以北的一個流放地突然死亡。納瓦利內曾在那裏持續向數百萬追隨者傳達如何抗議普京公民投票的指示。一個月後，人們最多只能說，克里姆林宮至少等到了投票結束，才宣佈普京獲勝。
普京舉手投足都有新沙皇的做派。但真正的沙皇不必擔心迫在眉睫的繼承危機，也不必擔心這會對他目前的掌權造成什麼影響。普京則擔心，這也是他必須模仿選舉的部分原因。眼下他可以當總統到2030年，那時他將年滿78歲。在俄羅斯，男性的預期壽命甚至不到67歲;那些活到60歲的男性預計可以活到80歲左右。俄羅斯確認的百歲老人很少，某一天，普京也許會加入他們的行列。但就算是斯大林，仍難逃一死。
普京的前任鮑里斯·葉利欽最終成了那位罕見的未來沙皇，他指定了一位繼任者，並為其鋪平了通向權力之路。1999年，因為面對長期的健康挑戰，也擔心他和他的腐敗密友的「家人」在他下台後可能面臨牢獄之災，葉利欽選中了普京保護他的自由和遺產。「照顧好俄羅斯」，他臨別時這樣指示說。2007年，76歲的葉利欽以自由之身去世。但保護者沒有效法自己的主人。2008年，意識到葉利欽面對過的同一連任兩屆限制，普京曾短暫卸任總統。他任命了一位政治上的無名小卒接替他的位置，轉而擔任總理，並在2012年回歸第三個總統任期，後來有了第四個。最終，他誘使他的冒牌立法機構修改憲法，實際上取消了任何任期限制。斯大林也曾堅定掌權，哪怕其病情已經惡化。他拒絕接受繼任者的出現;最終，嚴重的中風給了他致命一擊，他跌倒在了自己的尿坑裏。
普京不是斯大林。這位格魯吉亞獨裁者締造了一個超級大國，同時將數千萬人的生命打發到了饑荒、勞改營、死刑地窖和指揮失當的防禦戰爭中。相較而言，普京臨時拼湊了一個流氓國家，同時在一場有選擇餘地的戰爭中將數十萬人送上了不歸路。但這一對比仍具有啟示意義。事實證明，儘管有一個制度化的執政黨，但斯大林的體制沒有他就無法生存。可在始於蘇聯崩潰、延續到1991年之後很久的那段天崩地裂的歲月中，普京鞏固了一個新的獨裁政權。這種脆弱性和路徑依賴性的融合，源於許多不容易重組的因素:地理、一種國家-帝國身份、一種根深蒂固的戰略文化。（十九世紀的俄羅斯諷刺作家謝德林評論他的國家說，每五到十年，一切都會發生重大變化，但兩百年後，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謝德林，即Mikhail Saltykov-Shchedrin，生於1826年，卒於1889年。——譯註）
但不論普京可能何時離開，如何離開，他個人風格濃厚的獨裁統治都已面臨有關未來的疑問；從更廣泛意義上說，俄羅斯也是如此。
普京政權自認為破冰船，代表人類粉碎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在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和中非，他的舉動一次又一次令華盛頓及其盟友和夥伴感到驚訝。這引發了人們對下一個嚴重意外的擔憂。但長遠來看呢？考慮到不可避免的領導層死亡和更重大的結構性因素，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裏，俄羅斯可能如何演變，或者不可能如何演變呢？
探究有關俄羅斯發展軌跡賠率的讀者理當參考博彩市場。相反，西方官員和其他決策者務必考慮一系列演變:從當前趨勢中推斷一種可以便利應急計劃的做法。那些演變關乎努力不被驚到。不用說，這個世界總是令人驚訝，一些不可能預見的事情可能發生:眾所周知的黑天鵝。謙恭就是井然有序。儘管如此，俄羅斯的五種可能未來，目前是可以想像的，美國及其盟友理當牢記在心。
在多位總統任期內，華盛頓從慘痛的教訓中深刻領悟到，它缺乏改造俄羅斯這類國家（就此而言，還有中國）的手段。這些國家源自歐亞大陸上的帝國，自詡為古老文明，早在美國建國之前（更不用說西方的形成了）就存在。它們並非劇作家蕭伯納《賣花女》中的人物，從街頭流浪兒到優雅淑女的轉變時機已經成熟：也就是說，從威權的帝國主義政權轉向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重塑它們「人格」的努力，免不了指向相互指責和幻滅。
普京和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這樣的領導人並沒有反覆無常地逆轉一個帶給人憧憬的進程;很大程度上，他們是這一進程的結果。因此，華盛頓及其夥伴決不能誇大它們影響俄羅斯發展軌跡的能力。相反，它們理當為未來做好準備。
俄羅斯的法國化
法國是一個有着根深蒂固官僚和君主制傳統的國家，也是一個有着令人憂心的革命傳統的國家。革命者廢除了君主制，只為見證它打着國王和皇帝的名號回歸，然後再次消失，就像共和國來來去去。法國締造並失去了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幾個世紀以來，法國的統治者威脅着這個國家的鄰國，尤以拿破崙為甚。
今天，這些傳統在許多方面繼續存在。正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1856年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敏銳觀察到的那樣，革命者與過去徹底決裂的努力，最終在不經意間強化了中央經濟統制架構。儘管共和制度得以鞏固，但法國的君主制遺產象徵性地繼續存在於凡爾賽宮和其他地方的宮殿中，存在於無處不在的波旁王朝統治者雕像中，存在於一種非常中央集權的統治形式中，巨大的權力和財富集中在巴黎。儘管其帝國形式遭到褫奪，法國仍是一個極度自豪的國家，許多公民和崇拜者認為，法蘭西是一種文明，在世界和歐洲肩負一種揮之不去的特殊使命感，還是一種遠離其國界的語言（60%的日常法語使用者是其他地方的公民）。但至關重要的是，今天的法國享有法治，不再威脅其鄰國。
俄羅斯一樣有一個中央經濟統制和君主制傳統，不論其未來任何政治制度性質如何，這一傳統都將延續下去;還有一個令人憂心的革命傳統，這一傳統也不再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冒險，但作為靈感和警告的來源，繼續存在於制度和記憶當中。誠然，獨裁的羅曼諾夫王朝甚至比專制的波旁王朝還少受約束。俄國革命甚至比法國革命更殘酷，更具破壞性。俄羅斯失落的帝國就在其臨近地區，不在海外，且持續時間長很多：實際上是在現代俄羅斯國家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裏。在俄羅斯，莫斯科對該國其餘地方的宰制成都甚至超過了法國的巴黎。俄羅斯的疆域之廣袤，令法國相形見絀，這將該國深深嵌入了歐洲，但也嵌入了高加索地區、中亞和東亞。絕少有國家與俄羅斯有很多共同點，但法國也許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
2022年5月，聖彼得堡，一名身穿印有俄羅斯總統普京頭像T恤衫的男子。圖源：Anton Vaganov/ Reuters
當代法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雖然不乏詆毀者。一些人譴責他們所認為的過度的中央經濟統制主義，對確保不平等的服務而言不可或缺的高稅收，以及廣泛的社會主義精神。其他人則挑剔他們所認為的法國的大國自負和文化沙文主義。另有一些人哀嘆法國在同化移民方面的困境。但可能，人們固然對這個國家的這些或其他方面感到失望，可依舊認識到，它為一個繁榮、和平的俄羅斯提供了最接近現實的模式。假如俄羅斯變得像是法國，成為一個擁有法治系統，沉溺在其專制和革命的過往中，但不再威脅到鄰國的民主國家，那將是一項彪炳千古的成就。
法國歷經千辛萬苦，披荊斬棘，才成就了今日的光景。回想一下羅伯斯庇爾的革命恐怖，拿破崙災難性的擴張主義，拿破崙三世的自我政變（從民選總統到皇帝），巴黎公社的奪權，法國在二戰中的迅速落敗，隨後的維希政權通敵，阿爾及利亞的殖民戰爭，總統戴高樂1958年自退休中復出後實施的憲法外行動。
如下主張可能是誘人的：俄羅斯需要自己的戴高樂，以幫助自上而下鞏固一種自由主義秩序，儘管這樣的「救世主」目前尚未現身於俄羅斯。但只有聖徒傳記作者才相信，是一個人締造了今日的法國。雖說歷經動盪時刻，但在幾代人的時間裏，法國仍發展出了一個民主共和國家不偏不倚的專業機構：司法系統、公務員系統、自由而開放的公共領域。
問題主要不在於葉利欽不是戴高樂。問題在於，1991年的俄羅斯相較於三十年前的法國，距離一個穩定的西方式憲政秩序仍有極大距離。
戰線收縮的俄羅斯
一些俄羅斯人可能歡迎俄羅斯轉型成為一個類似法國的國家，其他人則會認為這個結果令人厭惡。
當代世界所見證的普京主義首度出現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俄語期刊和志願者社團中，那是一種基於反西方主義的威權、憤恨、神秘的民族主義，名義上尊奉傳統價值觀，且鬆散地借鑑了斯拉夫主義、歐亞主義和東正教。人們可以構想一位接受那些觀點的威權的民族主義領導人，他和普京一樣，堅定不移地相信美國決意要摧毀俄羅斯，但同時也對俄羅斯陰雲密佈的長期未來深感不安，並樂意為此指責普京。也就是說，這個人對普京的基礎選民有吸引力，但同時也認為，烏克蘭戰爭正在傷害俄羅斯。
人口形勢是俄羅斯的「血與土」民族主義者的特別痛處，更不用說軍方高層和許多普通民眾了。自1992年以來，儘管有可觀的移民湧入，俄羅斯的人口仍在縮減。其勞動年齡人口在2006年達到峰值，約為九千萬，目前不到八千萬，這是一個災難性的趨勢。烏克蘭戰爭中的支出夯實了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基礎，但哪怕是在這個高度優先的行業，該國勞動力縮減的局限性也愈發凸顯，因為這個行業的合格工人比需要的少了大約五百萬人。未來十年，生產效能最高年齡段（20歲至39歲）工人佔比將進一步下降。沒有什麼做法將逆轉俄羅斯的人口損失，哪怕綁架烏克蘭兒童（國際刑事法庭正因此起訴普京）也無濟於事，何況烏克蘭戰爭造成的過高傷亡正在加劇這種損失。
生產率提高或可抵消這些人口趨勢，但目前看不到這方面的跡象。在生產自動化的規模和速度方面，俄羅斯在世界上幾乎排名最後:其自動化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極小一部分。甚至在烏克蘭戰爭規模擴大，開始侵蝕國家預算之前，俄羅斯在全球教育支出排行榜上的排名就低得令人吃驚。在過去兩年間，當普京誘使或強迫數千年輕技術工作者逃離徵兵和鎮壓時，他就已經自願放棄了俄羅斯經濟的相當多未來。的確，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聲稱不會懷念他們，但許多人內心深處知道，一個大國需要他們。
考慮到其橫跨歐亞大陸的地理形勢，與世界許多地區的長期聯繫，以及機會主義的神秘力量，儘管受到西方制裁，俄羅斯仍能進口發展經濟所不可或缺的零部件。俄羅斯資源豐富，公眾也已習慣這場戰爭，但俄羅斯精英仍了解那些該死的統計數據。他們很清楚，作為大宗商品出口國，俄羅斯的長期發展仰賴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普京入侵烏克蘭使得俄羅斯更難利用西方作為技術轉讓的源頭，他象徵性地接受了哈馬斯的虛無主義，更無緣無故令俄羅斯與以色列的關係緊張。以色列是高科技產品和服務的主要供應國。在更基本的層面，俄羅斯的精英階層在物理上已與發達世界隔絕: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中的隱居地不論多麼令人愉快，都無法取代歐洲的別墅和寄宿學校。
儘管俄羅斯的威權當局再度證明了自己在戰爭中的韌性，但普京嚴重缺乏國內投資和多樣化，他加劇了人口困境，他在俄羅斯陷入技術落後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仍可能迫使鐵杆民族主義者（其中有許多精英人士）承認，俄羅斯正走上一條弄巧成拙的道路。許多人私下已認定，普京將自己日漸衰老的個人政權的生存，與這個盡人皆知的國家作為一個大國的生存混為一談了。至少從歷史上看，這樣的認知促成了一種路線轉變，即從對外過度擴張轉向國內振興。去年夏天，僱傭兵領袖葉夫根尼·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的敢死隊向莫斯科進軍，但這沒有誘發軍官追隨，這成了普里戈任取消行動的一個原因。但也沒有刺激政權的支持者實時為普京辯護。這一插曲為普京政權提供了一次無意為之的全民公決，暴露了俄羅斯高壓力量內部的某種虛空。
戰線收縮可能源於普京加快退出，或者可能追隨他的自然死亡，還可能從政治上實質性威脅到他的統治，進而強加於他，而不將他趕下台。不論是哪一種情況，都將主要涉及策略性舉措；因為人們意識到，俄羅斯缺乏無休止反對西方的手段，為嘗試反對西方付出了高昂代價，並有可能為換取對中國的屈辱性依賴而永遠失去至關重要的歐洲關係。
淪為中國的附庸
目中無人的親普京俄羅斯精英們吹噓說，他們已經開發出了一種優於西方的選擇。
中俄紐帶令許多分析人士感到意外，他們意識到兩國過去有棘手的關係，這包括上世紀六十年代臭名昭著的中蘇決裂，其高潮是一場短暫的邊境戰爭。雖然這場衝突通過劃定邊界得以正式化解，但俄羅斯仍然是在被中國人貶低為不平等條約的文件中控制着從清帝國那裏攫取的領土的唯一國家。這沒有阻止中國和俄羅斯強化關係，包括進行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過去二十年裏，這一類演習的頻率和範圍都增加了。在俄羅斯對北約擴張和西方干涉烏克蘭的不滿方面，兩國意見完全一致；在烏克蘭，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仍然至關重要。
中俄關係和解早於普京和習近平的發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放棄莫斯科，這一轉變的分量要重於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轉變。鄧小平為中國製造商爭取到了進入美國國內市場的機會，這是促成日本、韓國和台灣轉型的同樣手腕。鄧小平與共產主義蘇聯的決裂，實際上是與美國和歐洲資本家的經濟聯姻，開啟了一個繁榮得驚人的時代，這個時代催生了中國的中產階級。但中國和俄羅斯依舊互通有無。
鄧小平親自挑選的接班人江澤民曾在蘇聯的一家工廠接受培訓，他在不破壞中美婚姻關係的情況下，讓俄羅斯回歸，做了中國的情婦。江澤民下達的命令幫助俄羅斯重振了孤立無援的軍工複合體，並現代化了中國自己的武器生產和軍隊。1996年，江澤民和葉利欽宣佈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儘管雙邊貿易規模不大，但中國國內的經濟繁榮間接幫助蘇聯時代的民用生產起死回生，因為它提高了全球需求，從而提高了蘇聯曾經生產過的從鋼鐵到化肥等質量低下但數量眾多的工業輸入品的價格。正如美國曾幫助締造中國的中產階級那樣，中國也在締造俄羅斯的中產階級和普京的經濟繁榮方面發揮了作用。
但兩國人民之間的社會和文化關係依舊膚淺。俄羅斯人在文化上講是歐洲人，絕少俄羅斯人能講中文（相較於英語）。儘管一些中國老年人講俄語（這是莫斯科以往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心地位的遺產），但數量不多，中國學生大量就讀俄羅斯大學的日子也已成為遙遠的記憶。俄羅斯人擔心中國的實力，許多蔑視俄羅斯人軟弱的中國人在網上嘲笑俄羅斯。中國共產黨的堅定分子依然無法原諒莫斯科在歐亞大陸和東歐摧毀共產主義的行為。
但普京和習近平之間深厚的個人關係彌補了這些脆弱的基礎。兩人發展出了一種愛慕關係，在任期間的會面已有驚人的42次之多，並公開稱讚對方為「我最好的朋友」（習近平對普京）和「親愛的朋友」（普京對習近平）。持久的反西方主義尤其是反美主義撐起了志趣相投的兩人的威權團結。隨着中國這個曾經的小夥伴成為高級夥伴，這兩個獨裁鄰國升級了它們的關係，2013年，它們宣佈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官方數據顯示，2023年，俄羅斯和中國的貿易額超過2300億美元;而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兩國三十年前的貿易額在160億美元左右徘徊，直到2010年代中期才達到780億美元。此外，2023年的中俄貿易額數字不包括利用第三方（如吉爾吉斯斯坦、土耳其和阿聯酋）偽裝的數百億美元雙邊貿易。
中國仍從俄羅斯購買軍用飛機發動機。但在其他方面，依賴方向是相反的。西方的制裁加速了俄羅斯國內汽車工業輸給中國。莫斯科目前持有大量人民幣儲備，這些儲備只能用於購買中國商品。但，儘管幾十年來有無數次會議舉行，雙方仍未就建設一條新的大型天然氣管道達成最終協議。這條管道將從西伯利亞出發，經蒙古進入中國。 中共領導人積極避免在能源或其他方面依賴俄羅斯。相反，中國已是太陽能和風能的全球領頭羊，正在努力取代俄羅斯，成為核能領域的全球頭號玩家。
儘管俄羅斯精英強烈譴責美國想像中的征服或肢解俄羅斯的決心，但他們大體沒有反對普京令俄羅斯臣服於中國。最近，俄羅斯評論家們開始再度講述亞歷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的故事，他在十三世紀作為併入了莫斯科公國（Muscovy）的邦國之一諾夫哥羅德的王子在任，莫斯科公國是俄羅斯帝國的前身。面對雙重挑戰，涅夫斯基的選擇是與西方的十字軍開戰，他在冰川之戰（Battle of the Ice）中擊敗了條頓人，同時為接納東方蒙古人的入侵，他穿越中亞，來到蒙古金帳汗國的首都，獲得承認，成了俄羅斯的大王子。在這一講述中，西方的基督徒決心破壞俄羅斯的東方基督徒身份，而蒙古人只是希望俄羅斯朝貢。箇中意蘊是，今天遷就中國並不要求俄羅斯放棄自己的身份，而若未能對抗西方，俄羅斯就只能那麼做了。
這是胡扯。俄羅斯人用了幾個世紀的時間才，從他們的學校教科書統一稱為蒙古枷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但俄羅斯在與西方的關係中存活了幾個世紀，自己從未成為西方國家。可是，以非西方方式存在並不一定意味着反西方：當然，除非人們拼力爭取，要在一個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中保護一個非自由主義政權。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的邊界內存在了二十年，直到普京認為這種情況不可容忍。眼下，燒毀與西方聯通的橋樑並指責西方縱火之後，他除了仰賴中國的恩惠，幾乎沒有其他辦法了。
中俄關係中巨大且日益加劇的不平衡誘使分析人士將俄羅斯視作中國的附庸。但只有中國可以判定一個國家是不是成了它的附庸，北京通過這個附庸對俄羅斯的政策甚至人事發號施令，並承擔責任。它與俄羅斯之間不存在具備約束力的條約義務。普京只掌握70歲習近平的一面之詞，而習近平是會過世的。儘管如此，兩位領導人仍繼續譴責美國的霸權行徑，密切合作。
共同致力於一個對它們各自的獨裁政權來說是安全的世界秩序，並主導它們各自的區域，正在推動形成一個事實上的俄羅斯作為中國附庸的局面，這兩個國家都不想這一局面出現。
俄羅斯的朝鮮化
在加劇俄羅斯對中國的依賴過程中，普京或其繼任者可以從朝鮮的經歷中獲得自相矛盾的啟發，這反過來可能叫習近平或其繼任者停下來思索再三。
韓戰期間，北京介入拯救平壤時，毛澤東引用過的一句諺語說：唇（朝鮮）亡齒（中國）寒。這個比喻暗示了緩衝的行為和相互依賴的條件。多年來，一些中國評論人士懷疑支持朝鮮的價值，尤其是在朝鮮2006年進行挑釁性的核試驗之後。面對中國也加入了的聯合國制裁，朝鮮領導層積極推進其核武器和導彈項目，那些導彈不僅可以打到首爾和東京，還可以打到北京和上海。但中國領導層最終仍在2018年重申支持平壤。考慮到朝鮮在食品、燃料和其他許多方面對中國的極度依賴，北京似乎將其領導人金正恩置於其牢牢掌控之下。
但忠於平壤的人士有時警告說，牙齒也可以咬嘴唇。正如北京的執政圈一次次發現的那樣，金正恩沒有總是順從庇護他的主人。2017年，他謀殺了在海外受中國保護的同父異母弟弟金正男。金正恩可以不受懲罰，因為他知道，無論他怎樣激怒北京，中國都不希望平壤垮台。假如朝鮮政權內爆，朝鮮半島將在美國的條約盟國韓國的護衛下重新統一。這將意味着中國最終輸掉了韓戰，這場戰爭已因一紙停戰協定而暫停了七十多年。失去韓國緩衝區，可能令北京所希望的併吞台灣的選擇和內部時間表變得複雜，因為中國將面對一個更加敵對的外部環境。從歷史上看，朝鮮半島的動盪往往外溢到了中國，大量難民的湧入可能破壞中國東北地區的穩定，還可能造成嚴重得多的後果。因此，北京似乎陷入了與平壤的反向依賴關係。習近平不希望發現自己與莫斯科處在類似的境地。
2023年5月，莫斯科，閱兵儀式中的俄羅斯軍人。
俄羅斯和朝鮮之間不啻有天壤之別。前者的國土面積是後者的142倍以上。朝鮮擁有俄羅斯所沒有的王朝，儘管每個金家的繼承人都由黨的代表大會例行公事般批准為領導人。朝鮮也是中國的正式條約盟友，是北京在世界上唯一的這一類盟友，兩國在1961年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一些中國評論認為，因為平壤發展了核武器，假如有攻擊發生，中國就不再有義務防衛朝鮮，但該條約並未被廢止。）朝鮮的對手是韓國這樣一個朝鮮族國家，這使得朝鮮更像是東德（當然，東德早已不復存在），而非俄羅斯。
雖說有這樣那樣的不同，俄羅斯仍可能成為一個特大號的朝鮮:在國內實施高壓統治，在國際上遭到孤立且多有越軌之舉，擁有核武器，可悲地仰賴中國但仍有能力回懟北京。
目前尚不清楚普京2022年2月在北京透露了多少有關他的烏克蘭計劃的信息，當時他成功收穫了一份宣佈「兩國友好沒有止境」的中俄聯合聲明，這份聲明很快令習近平顯得像是支持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中國公佈烏克蘭和平計劃後不久，習近平前往莫斯科參加一個峰會，一度與普京一起出現在克里姆林宮的一處裝飾華麗的樓梯上：1939年，納粹時代的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與斯大林及其外長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也曾並肩下樓，同時鞏固了蘇德互不侵犯協定。但克里姆林宮的一位發言人一口回絕了和平的可能性，儘管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政府接受了中國的模糊文件，認為它值得討論。（中國在基輔的低層級和平使命以失敗告終。）後來，中國外交官向全世界尤其是歐洲吹噓，習近平成功收穫了俄羅斯不在烏克蘭使用核武器的承諾，普京政權隨後宣佈它正在白俄羅斯部署戰術核武器。（中國繼續批評了這一部署。）
這些蹊蹺中的任何一樁都不大可能是赤裸裸的怠慢，但令觀察人士好奇俄羅斯是在向朝鮮的方向演變。因為哪怕是無意為之，那些事情也揭示出，莫斯科有可能令北京難堪，而不用承擔後果。
自普里戈任兵變事件發生後，習近平強調了他所稱的「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暗示，中俄特殊關係將比克里姆林宮目前領導層的任期更為長久。事實上，一個威權的中國絕難承受失去俄羅斯的後果，假如那意味着在其北部邊境出現一個親美的俄羅斯，這一前景就好比出現了一個親美且統一的朝鮮半島，但威脅性大大加劇。至少，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這可以部分對沖中國面對的海上封鎖）的獲取將面臨風險。
但哪怕中國從俄羅斯那裏收穫的實質性利益微乎其微，阻止俄羅斯轉向西方仍將是國家安全方面的頭等要務。一個傾向美國的俄羅斯將令西方可以強化對中國的監視（這與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遜與毛澤東的和解令西方能夠從新疆對蘇聯進行監視，手段如出一轍，但方向相反）。更糟糕的是，為守護其廣闊的北部邊境，中國會突然必須從其他地方調配大量資產。因此，中國必須做好準備，消化莫斯科方面類似平壤的舉動。
俄羅斯陷入混亂
普京政權會利用混亂和未知的威脅抵禦內部挑戰和變革。但在俄羅斯於國外（從東歐到中非和中東）大肆煽動混亂的同時，它自己也可能成為混亂的犧牲品。
哪怕在大規模戰爭的極端壓力下，普京政權看起來多少仍是穩定的，西方廣泛制裁下的崩潰預言也沒有得到證實。但在過去一百多年裏，分別從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發號施令的俄羅斯國家都解體了，兩次都出人意料，可徹頭徹尾。許多合理的假設因素都可能導致崩潰在不遠的未來發生:一場失控的國內兵變，一場或多場超出當局管控能力的自然災害，一次事故或對核設施的蓄意破壞，或一位領導人的意外或非意外死亡。像俄羅斯這樣制度朽敗、合法性不足的國家，在一場突如其來的壓力測試中很容易發生兵敗如山倒般的連鎖反應。混亂很可能是未能收縮戰線的代價。
但哪怕是在無政府狀態下，俄羅斯也不會像蘇聯那樣瓦解。正如那位克格勃最終首席分析師所哀嘆的那樣，蘇維埃聯盟就像是一塊巧克力:它的所有組成部分（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分界就像有摺痕那樣，可隨時分開。相比之下，俄羅斯聯邦大多由不以族群為基礎、沒有準國家地位的地方單位組成。其構成人口是選派公民（national in designation），多半沒有名義上的多數，又往往身處內陸地區，如韃靼斯坦（Tatarstan）、巴什科爾托斯坦（Bashkortostan）、馬里埃爾（Mari El）和雅庫特（Yakutia）。但在北高加索等動盪的邊境地區，俄羅斯聯邦仍可能部分瓦解。加里寧格勒是俄羅斯的一個小州，在地理上與聯邦其他地區隔絕，夾在立陶宛和波蘭之間，距離俄羅斯本土有四百多英里，那裏可能易受影響。
假如莫斯科陷入混亂，中國可能採取行動，奪回被羅曼諾夫家族從清朝侵佔的阿穆爾盆地的廣闊土地。日本則可能強行啟動對北方領土（俄羅斯人稱之為南千島群島）和庫頁島（日本曾經統治過這兩個地區）的聲索，還可能啟動對日本在俄羅斯內戰期間佔領過的俄羅斯遠東大陸部分領土的聲索。芬蘭人可能設法收回他們曾經統治過的卡累利阿（Karelia）。這類行動可能激發俄羅斯的大規模動員，進而引燃國家整體上的分崩離析，或事與願違。
重重混亂當中，哪怕沒有重大領土損失，犯罪集團和網絡犯罪分子也可以逍遙法外。核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開發這些武器的科學家可能流散各處。這場噩夢原本是伴隨蘇聯解體的，但基本上得以避免，部分原因是，許多蘇聯科學家認為，一個更美好的俄羅斯可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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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還有下一次，要預測俄羅斯人大致如何在希望和憤怒之間權衡，是不可能的。混亂不一定意味着世界末日，但那是可能的。世界末日或許只是被推遲了，可沒有被避免。
歐洲大陸的死胡同
有一種俄羅斯的未來，本文忽略討論，但盛行於普京政權喉舌及其極右翼批評者當中:莫斯科作為其所理解的多極世界中的一極，對歐亞大陸頤氣指使，充當了世界事務的關鍵仲裁者。
「我們必須找到自我，了解我們是誰」，克里姆林宮的忠實擁躉謝爾蓋·卡拉加諾夫（Sergei Karaganov）去年曾若有所思。「我們是一個偉大的歐亞強國，是北方的歐亞，人民的解放者，和平的保障者，世界多數派的軍事政治核心。這是我們的昭昭天命。」（謝爾蓋·卡拉加諾夫，生於1952年，俄羅斯政治經濟學家。——譯註）
所謂全球南方——或者用卡拉加諾夫的話來說，是「世界多數派」——並非作為一個圓融無間的實體存在，更不用說以俄羅斯為核心的實體了。俄羅斯作為一個橫跨歐亞、自力更生的超級大陸的計劃已經失敗。蘇聯強行把持的不只有地處波羅的海和黑海的一個內部帝國，還包括一個外部的衛星帝國，但終究無濟於事。
儘管佔領了烏克蘭近20%的領土，俄羅斯的世界實際上正在縮小。從領土上講，眼下它距離歐洲的中心（加里寧格勒除外）較彼得大帝和葉卡捷琳娜二世征服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遙遠。此外，在出現於太平洋地區三個多世紀之後，俄羅斯從未成功地成為一個亞洲強國。這確實是事實，哪怕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了俄羅斯機會，令它可以為1905年在日本手中蒙受的失敗復仇，重新確立沙皇在中國滿洲的地位，並將其控制範圍擴大到朝鮮半島的部分地區。俄羅斯在文化上永遠無法在亞洲找到歸屬感，而且自蘇聯解體以來，貝加爾湖以東原本就很少的人口又縮水了。
俄羅斯在其近鄰的影響力也在減弱。在前蘇聯邊境地區，大量非俄羅斯人越來越不想與他們的前領主打交道，當然也不想被它重新吸納。亞美尼亞人心懷怨恨，哈薩克斯坦人謹小慎微，白俄羅斯人則陷入困境，對它不滿。歐亞主義和斯拉夫主義多半是死字:世界上絕大多數非俄羅斯的斯拉夫人已經加入歐盟和北約，或在大聲呼喚，要求加入。沒有俄羅斯對其歐洲鄰國的威脅，北約存在的理由就變得不確定了。但那意味着，俄羅斯只有發展成為一個持久的法治國家，才能削弱北約，而這恰恰是普京竭力抵制的。
俄羅斯沒有任何理由充當全球焦點，吸引各國的眼球。它的經濟模式幾乎無法啟迪世人。它無力承擔作為主要援助捐助國的費用。它的武器銷售能力下降：它自己也需要武器，甚至試圖回購它已售出的系統；且在某些情況下，已經淪落到要與其它劣等國家進行易貨貿易的地步。它已失去作為衛星供應商的強大地位。它屬於一個與伊朗和朝鮮為伍的劣等國家俱樂部，這些國家瘋狂買賣武器，藐視國際法，並預示着多得多的麻煩。但不難想像，假如不先解體，它們在下一個更好的機會到來時就會背叛對方。西方比反西方的「夥伴關係」更具韌性。哪怕是許多拒絕在烏克蘭問題上譴責俄羅斯的前蘇聯夥伴國家，包括印度和南非在內，也沒有將莫斯科視作發展夥伴，而是視作增強本國主權的腳手架。
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最多只能帶來戰術上的收益，而不是戰略上的收益:沒有人力資本的強化，沒有獲得尖端技術的可靠途徑，沒有向內的投資和新的基礎設施，沒有治理的改善，沒有願意相互承擔義務的條約盟友，而這些都是建立和維持現代實力的關鍵。除了原材料和政治謀殺，俄羅斯唯一輸出的是人才。
俄羅斯從未守住自己的大國地位，除非與歐洲關係密切。對普京或其繼任者來說，這會是一個漫長的回歸過程。他中斷了兩個多世紀以來瑞典的中立地位，和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的芬蘭化過程（赫爾辛基曾在重大外交政策方面聽命於莫斯科），促成兩國加入北約。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德國不斷演變的取向:想像一下歐洲的命運，事實上還有世界秩序的命運，假如二戰後的德國已演變到類似今天的俄羅斯，而不是經歷了令人矚目的轉型。德國扮演着通往俄羅斯的橋樑角色，按照俄羅斯的條件實現了和平統一，並確立了利潤豐厚的商業夥伴關係。但就目前情況來看，不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政治行為，或許還有其政治體制，莫斯科就不再能與柏林達成協議，以復活與歐洲的關係。此外，即令俄羅斯確實發生了體制改變，作為西方聯盟和歐盟的永久成員國，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目前仍堅決阻止俄羅斯與歐洲和解。
俄羅斯未來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佈滿荊棘，即更深入移向中國懷抱；一條路是不顧一切，重返歐洲。作為一個恢復了經濟活力的大國持久存在，避免對西方全面讓步或永遠屈從於中國，主導歐亞大陸，建立一種對威權主義和掠奪而言安穩的世界秩序：要有蛋糕，還要吃到蛋糕，這有賴於超出俄羅斯駕馭能力的逆天改命。
還有更好的選項嗎？
俄羅斯的基本大戰略顯得簡單直接:太過度投資於軍事、流氓能力和秘密警察，並試圖顛覆西方。不論其戰略地位變得多麼可怖（總是可怖的），只要西方也變得弱勢，俄羅斯就能勉強應付。
除了西方的解體，一些俄羅斯人還暗自幻想美國和中國開戰。西方和東方互相殘殺，俄羅斯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大大提高其相對地位。結果看似不言而喻:華盛頓及其盟友必須保持強大的團結，北京則必須在不挑起戰爭的情況下遭到遏制。
但傳統選項有嚴重局限性。一為和解，俄羅斯統治者偶爾需要，但絕少尋求，而且一旦他們這樣做，西方就很難維持。一為對抗，俄羅斯政權需要，但無力承擔花費，對西方來說，對抗的機會成本也太高。通往更美好選擇之路始於坦承失敗，但這與人們已接受的傳統不相一致。
承認俄羅斯「正當」利益的呼聲一再可從對美國政策的批評意見中聽到，但縱容以高壓手段獲得勢力範圍，進而以金錢買到的大國穩定，終究無法持久，與此同時，被犧牲小國的苦痛和折損美國價值觀的恥辱總是揮之不去。想想看，歷經尼克遜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上下其手，中國和俄羅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親近了。軍備控制事實上已不復存在。許多人甚至還不知道「關係緩和」（détente）這個詞意味着什麼，它就已消亡了，但在印度支那半島、拉丁美洲、南亞和其它地區，哪怕到現在，傷害仍一目了然。基辛格大可能這樣辯解：那些令人失望的結果錯在他人，那些人沒有堅持他在國際事務中精明均衡各方的做法。但事實上，任何仰賴個人高超手腕的均衡都不是均衡。
許多倡導接觸且在過往親力親為的人士斷言，數十年來美國與中國接觸的政策比看上去要聰明，美國的決策者對經濟增長會將中國引向一個開放政治體制總是抱有疑心，但認為無論如何那都是值得嘗試的。一些人還聲稱，他們對沖了失敗的風險。全球供應鏈顯而易見的動盪（新冠疫情暴露了這一點）和美國國防工業基地的可憐狀況（對烏戰爭暴露了這一點）證明了此類回顧往事時粉飾性說辭的虛假性。
在俄羅斯問題上，華盛頓確實採取了對沖措施，將北約擴張到了幾乎包括所有東歐和波羅的海國家。但那與其說是因為冷靜評估了俄羅斯的可能發展軌跡，不如說是因為雅爾塔（當時華盛頓最終無力兌現二戰後舉行自由公正選舉的承諾）的恥辱，以及1989年後潛在新加入者的加入請求。批評北約擴張的人士則指責是北約擴張導致了俄羅斯的復仇主義，就好像一個高壓的威權政權以安全名義入侵鄰國是俄羅斯歷史上始料未及的事情，假如北約不擴張，入侵無論如何不會發生：這會將更多國家置於更易受傷害的境地。
和平來自實力，再加上手段高超的外交。美國必須繼續對俄羅斯施加步調一致的壓力，同時鼓勵莫斯科收縮戰線。這意味着通過下一代軍事工具形成影響力，還要在與美國盟友和夥伴的密切合作中，並在一言九鼎但非政府的人士內部的所謂「第二渠道」（Track II）交流的幫助下，繼續展開談判。與此同時，華盛頓方面理當未雨綢繆，迎接俄羅斯民族主義再度校準的可能性，並積極助推。
一旦俄羅斯沒有很快變成法國，那麼一個承認極端反西方主義長期代價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的發跡仍是俄羅斯在國際秩序中找到穩定位置的最可能途徑。短期內，朝這個方向邁出的一步可能是以有利基輔的條件結束烏克蘭戰爭:也就是說，達成一份不在法律上承認吞併，也沒有對烏克蘭加入北約、歐盟或任何其他會接納它的國際組織的權利構成條約侵害的挺火協議。在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軍官或官員有機會接受這些條款之前，普京大可能實現其戰爭目標，但俄羅斯將繼續付出高昂代價，因為衝突可能從消耗戰轉變為烏克蘭人的叛亂。
儘管聽來或許不可思議，但為創造適當的戰線收縮動機，華盛頓及其合作夥伴仍需要一種親俄政策:也就是說，西方決策者和民間社會組織理當利用簽證、工作機會、投資機會、文化交流，歡迎和獎勵那些希望區隔普京和俄羅斯但不一定接受傑斐遜式理念的俄羅斯人，而不是把俄羅斯人進一步推向普京的懷抱，從而證實普京有關一個堅決反俄羅斯的集體西方的斷言。假如只是等待和獎勵親西方的俄羅斯政府，那將是一個錯誤。
西方還應為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實施更大規模的破壞行動做好準備，但不要驅使它如此行事。一些分析人士一直敦促美國總統喬·拜登（或某位未來的總統）實現一個反向的尼克遜-基辛格時刻:針對北京啟動與莫斯科的外交接觸。當然，早在美國先前的佈局實施前，中國和蘇聯就已決裂。今天要分離俄羅斯與中國會是一項棘手任務。哪怕成功了，當莫斯科以高壓手段再度強加勢力範圍於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前蘇聯領土時，顧左右而言他仍是必要之舉。
與此同時，中俄關係的緊密已令雙方都聲名狼藉，而且將華盛頓在亞洲和歐洲的盟友與美國更緊密維繫在了一起。華盛頓可能會發現自己處在一個最新版的尼克遜-基辛格時刻:請求中國幫助遏制俄羅斯。
國內外的機會
過往七十年間的美國大戰略，其最大諷刺在於，它見效了，締造了一個蒸蒸日上、共享繁榮的一體化世界，但這一戰略眼下正被拋棄。
美國在未有回報情況下對其敵人開放了商業。但今天，所謂的產業政策和保護主義正在部分封閉這個國家，不只對競爭對手，對美國的盟友、合作夥伴、朋友和潛在的朋友也是如此。美國的政策已開始趨同於中國的政策了：這恰是中國遭遇困難之時。
誠然，無論是針對中國還是俄羅斯，技術出口管制在政策工具箱中都佔有一席之地。但目前還不清楚美國在積極意義上提供了什麼。在當前的國內政治氣候下，反映在作為貿易協議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之類倡議上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可能行不通。但一個靈活的政府可將這一類做法包裝為確保全球供應鏈安全的雄心勃勃追求。
世界秩序有賴於正當性，一個值得效法的榜樣，一個向奮鬥者開放的體制。美國一度是其盟友和夥伴經濟機遇的代名詞，也是其他國家經濟機遇的代名詞。那些國家渴望獲得美國領導下的那個開放的經濟秩序所承諾的，並通過在世界範圍內歷史性地減少不平等，令全球數十億人擺脫貧困，培養強大的中產階級，而多半兌現了的繁榮與和平。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美國放棄了這一角色，使得中國成了經濟機會（作為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和製造業實力（作為技術訣竅、物流優勢和技術熟練工人的樞紐）的代名詞。
為收復失地，重啟國內社會流動的引擎，僅有一百五十萬數學教師，且必須從東亞和南亞輸入該科目知識的美國，必須啟動一個在十年內培養出一百萬名新數學教師的項目。假如學生欠缺科學、工程、計算機和經濟這些普世語言，受到限制，只專注於自己和自己的不滿，那麼招收他們進入大學就幾乎沒有意義了。
2024年2月，烏克蘭扎波羅熱州羅博蒂內村（Robotyne）附近，被摧毀的一輛俄羅斯坦克的炮塔。Stringer/ Reuters
政府和慈善家應該將可觀的高等教育資金重新分配到達到或超過績效指標的社區學院。不論是在現有的高中重新推出這些學校，還是與基層僱主合作開辦新的獨立學校，各州都應啟動大規模職業學校和培訓。人力資本以外，美國還必須大幅度削減環境法規，取消對建築商的補貼，讓市場發揮作用，由此激發住房建設熱潮。這個國家還必須為年輕人提供或可包括代際內容的國家服務，以再度激發廣泛的公民意識和一種人人都在一起的感覺。
投資於人口和住房，在那種凸顯了圍繞科學和國家項目的令人震驚的冷戰動員特色的規模上重新發現一種公民精神，並不能單獨保證國內的平等機會。但這些政策將是一個重要的開端，是對打造與美國國際領導力相得益彰的美國國家實力的那個行之有效的模式的回歸。美國可以再次成為國內外機遇的代名詞，收穫更多朋友，並越來越有能力應對未來俄羅斯出現的任何情況。
美國的榜樣和經濟實踐曾經扭轉了俄羅斯的發展方向，它可以再次如此，不過這一次可以少一點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