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13日晚，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蘆荻來到毛澤東住處，為患有眼疾的毛澤東侍讀古籍。
談話由蘆荻請教幾部古典小說開始。毛澤東先談《三國演義》和《紅樓夢》，隨後轉向《水滸傳》。蘆荻問起毛澤東過去所說的「《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毛澤東肯定了這一說法，並發表了後來廣為傳播的一段評論：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毛澤東認為，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代表了一條投降路線；他還用當時的政治語言稱宋江「搞修正主義」，並批評金聖歎刪去受招安以後的內容，使讀者不能完整看到宋江走向投降的過程。
從談話形式看，這是一次由古典文學問題引起的即興評論；從內容看，它又絕非與現實政治隔絕的文學討論。「投降派」「修正主義」「反面教材」，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具有明確現實含義的政治概念。
蘆荻隨後整理談話記錄。8月14日，負責宣傳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看到記錄，立即寫信請示毛澤東。姚文元高度評價這段談話的現實意義，建議將其印發中央政治局成員，轉交《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組織評論文章，並重新出版《水滸傳》的不同版本。
毛澤東在請示上批示「同意」。
當天，中共中央辦公廳即以1975年第196號文件印發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從一次深夜交談到成為中央文件，前後不足一天。這個速度既顯示姚文元對政治信號的敏銳，也顯示當時的政治運行方式：最高領袖的一段談話，一經本人批准，便可以越過通常的研究、討論和政策論證過程，直接轉化為全黨學習材料。
8月28日，《紅旗》雜誌發表《重視對〈水滸〉的評論》。8月31日，《人民日報》轉載該文，又發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把宋江稱為古代投降派，並把現實中的修正主義者稱為「現代投降派」。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學校、機關、工廠和農村隨後組織學習，一部古典小說由文學作品變成辨認現實「投降派」的政治教材。
運動初期沒有公開宣佈現實中的宋江是誰，但政治影射很快變得清楚。
1975年，周恩來病情嚴重，鄧小平受命主持國務院和中央日常工作，並着手整頓鐵路、工業、軍隊和教育。整頓強調恢復規章制度、提高生產效率、糾正文革造成的混亂，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所代表的激進派發生衝突。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講話，要求評論《水滸》必須「聯繫實際」。她說，宋江上山以後架空晁蓋，又把盧俊義等原來反對梁山的人安排進領導層，隨後問道：「現在有沒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這番話把文學評論進一步轉化為現實政治指控。宋江接受招安，被解釋為向舊制度投降；宋江取代晁蓋，被解釋為修正主義者篡奪革命領導權；梁山吸收盧俊義等人，則被用來攻擊重新啟用老幹部和恢復正常行政秩序。
在這樣的政治語境中，周恩來和鄧小平都可能成為「投降派」的影射對象。病重的周恩來顯然感受到了壓力。根據身邊工作人員後來回憶，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在準備接受手術時大聲表示：「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6年，《紅旗》第一期發表姚文元的《評論〈水滸〉的現實意義》。文章進一步強調宋江「篡奪了領導權，排斥了革命派晁蓋」，把評《水滸》的重點從接受招安推進到黨內領導權鬥爭。
然而，這場運動並未形成一次公開點名、集中處理幹部的獨立政治清洗。各地雖然按照要求組織學習，但經過多年連續運動，基層幹部和群眾對新的政治暗語已經相當疲倦。許多人知道評論的並不只是小說，卻未必能夠確定中央究竟要求他們批判誰。評《水滸》因此更像一次政治輿論準備：它製造「投降派」和「翻案」的概念，為隨後更加直接的鬥爭提供語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此後，政治運動迅速轉向「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原來隱藏在宋江、晁蓋和盧俊義背後的現實矛盾，不再需要繼續借小說表達，鄧小平成為被公開批判的對象。
同年4月，北京民眾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同時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事件遭到鎮壓，鄧小平再次被撤銷黨內外職務。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被捕，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評《水滸》也隨之退出政治舞台。
文革結束後的官方敘述，傾向於把評《水滸》解釋為「四人幫」歪曲、利用毛澤東文學評論的陰謀。這一解釋指出了姚文元和江青的主動作用，卻迴避了另一個基本事實：毛澤東的原話本身已經高度政治化，而且姚文元提出擴大宣傳後，毛澤東親自批准「同意」。
根據現有材料，更符合事實的過程是：毛澤東提出「投降派」和「修正主義」的解釋並批准傳播；姚文元迅速把談話組織成宣傳運動；江青進一步說明「架空晁蓋」的現實指向；全國宣傳系統則把這一解釋擴展到所有單位。
評《水滸》並非文革中第一次以歷史和文學影射現實政治。此前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和「批林批孔」已經採用過類似方法。它的特殊之處，在於發生在毛澤東、周恩來相繼病重，最高權力繼承尚未明確，鄧小平全面整頓與激進派路線激烈衝突的時刻。
這場運動留下的歷史圖景因此十分清楚：一次即興談話，一份當天發出的中央文件，幾篇權威報刊文章，便足以使全國共同尋找一部古典小說中的「現實敵人」。真正推動運動的，不只是某個人對《水滸傳》的解釋，而是一個能夠把領袖語言立即轉化為全國政治行動的體制。
主要資料來源：
中共中央辦公廳：《毛主席關於〈水滸〉的談話》，中辦發(1975)196號，1975年8月14日。
《紅旗》雜誌：《重視對〈水滸〉的評論》，1975年8月28日。
《人民日報》：「竺方明」署名評論及轉載文章，1975年8月31日。
《人民日報》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1975年9月4日。
江青1975年9月17日在大寨的講話記錄。
姚文元：《評論〈水滸〉的現實意義》，《紅旗》1976年第1期。
蘆荻關於為毛澤東侍讀及談論《水滸傳》的回憶。
趙煒等關於周恩來晚年言行的回憶資料。
Roderick MacFarquhar、Michael Schoenhals：《毛澤東最後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