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共紀念韓戰50周年前後，官方找到一批黃繼光戰友出面回憶。半個世紀後冒出的目擊證人們，咬定都看見黃繼光堵槍眼了。但謊話自相矛盾，害得石、王文章「判明的情節」又被否定不少，於是不得不再做刪改。第三版黃繼光堵槍眼刊登在新華網。
前後N個版本「黃繼光堵槍眼」基本事實出入很大，細節更是破綻百出，完全不能自圓其說。歷史瞬間被刪來改去，塗抹得不知所云。
蹊蹺的是，黃繼光於1952年上甘嶺陣亡，這位特級戰鬥英雄的光輝事跡，居然沒出現在四年後長影拍攝的《上甘嶺》裏。而其他英雄都被拍成電影，單單不拍黃繼光這樣的「鋼鐵之軀」？說明編纂得太離譜，連假戲都難做。
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的「模範事跡」造假嚴重
雷鋒——名聲最大，造假最厲害。在中共樹立的所有英雄模範人物中，知名度最大的莫過於雷鋒。毛澤東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
官方宣傳稱雷鋒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為人民服務，天天做好事。而雷鋒做的那些好事恰恰都是假的。他攙扶大娘過馬路、給貧下中農寄錢、「精心」保養汽車、打着手電筒在被窩裏學毛選、關心小學生、給公社積肥等光彩奪目的照片，都不是新聞照片，而是正正經經認認真真搞出來的「劇照」。為雷鋒擺拍的黑白、彩色照片有二百多張。
不僅做好人好事的照片是補拍的，《雷鋒日記》也是補寫的。雷鋒日記是解放軍報的編輯記者們在一個月內奉命集體創作的成果。據說，《雷鋒日記》當年發行量僅次於毛選。
全國人民學習雷鋒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但在他的遺物中，人們發現了好些當年時髦的高級商品，如毛料褲、皮夾克、皮鞋……，還有一塊價格不菲的瑞士手錶，這在當時不是一般工薪階層能買得起的，這在當時是被看作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招致批判的。遺物中的這些高檔消費品和雷鋒那雙千針萬線、補了又補的破襪子形成鮮明對比，哪個代表真實的雷鋒？
焦裕祿——「什麼焦裕祿精神？你一提我就煩！」這是1999年蘭考縣委書記宗家邦沖記者喊的話，隨後記者被趕出門去。
焦裕祿1962年12月被調到河南蘭考任縣委書記，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終年42歲。
1966年2月《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表播報的新華社副社長穆青領銜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以下稱大通訊），全面介紹了焦裕祿的事跡，據說把全國人都感動哭了，但開封地區和蘭考縣的幹部卻十分反感，說報導嚴重失實。地委宣傳部長發怒：「焦裕祿來蘭考才多長時間？干出啥成績？蘭考是啥典型？宣傳出去，叫人家來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鹽鹼呀！看您兩個人合穿一條褲子呀！」（《三聯生活周刊》2009年9月24日）
之前，任彥芳編寫的素材稿《焦裕祿在蘭考的475天》在地縣幹部中傳閱，得到認可。任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總編室編輯，他回老家蘭考體驗生活時，據縣委檔案中焦裕祿親自起草、批閱的全部文件，及縣委工作日誌和同事的回憶，為自己編寫了這份素材。看過素材稿的人都知道，焦裕祿在蘭考付出的最大精工作精力、用的最長時間、花費的最多心血、乾的最多工作，是執行黨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的決議，即以階級鬥爭為綱，抓農村的兩條路線鬥爭。
而新華社的「大通訊」報導，把焦裕祿做過的事情丟掉沒寫，而寫了他沒有做過的事情，把縣長張欽禮的一些事安裝到焦裕祿身上，又添加了關心群眾疾苦和活學活用毛著作的虛構故事。
穆青為什麼不寫焦裕祿做過的事？因為蘭考縣的「三害」並不只是「風沙、內澇、鹽鹼地」，更大的「三害」是焦裕祿堅決貫徹執行的「三面紅旗」（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
穆青生前接受採訪時曾回憶說，稿子改到第5遍，他拿給了時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吳覺得稿子的結尾「哭墳」一段寫得太悲慘，「應該有一點昂揚的氣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翹起來。」第7稿改好，吳冷西通過了。這個昂揚的尾巴就是：「三年前焦裕祿倡導制定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經過三年艱苦努力，已經變成了現實。」
但真實的情況是，焦裕祿到蘭考走馬上任時，見到的是一群群逃荒的乞丐。他離開蘭考去開封治病時，送他的還是乞丐。
新華社是黨中央喉舌，大喉舌報導的意圖來自最高層。大通訊中的「焦裕祿」與真實的焦裕祿已相去甚遠，故意造假的目的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極中，找到一個能夠振奮人心的積極典型」。說白了，是要掩蓋「三面紅旗」造成的災難，把喪事當喜事辦。於是「焦裕祿精神」這個荒唐的政治神話出籠了。
王進喜——「工業學大慶」旗幟下的標杆人物。其「鐵人」先進事跡造假。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鍊成鋼第39集《英雄年代》又重點講了他的故事。
造假之一：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不是王進喜打的。據當年的石油工人回憶，王進喜調到大慶時，大慶油田已經打出了20口油井。但多家官網至今說「他率領1205鑽井隊艱苦創業，打出了大慶第一口油井」。
造假之二：用身體攪拌泥漿的不是王進喜。泥漿固井也只是當時開採油井的一道工序，並不是發生井噴時才採取的緊急措施。是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採油隊的兩位技術人員（其中一位姓劉），出於對工作認真負責，不顧一切地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才有了大慶第一口油井。
王進喜為何成了先進典型？當年石油部長康世恩，在聽取大慶油田建設匯報時，時任大慶油田第一口油井技術工作的老工程師向他如實地匯報了這一過程。康世恩對人工攪拌泥漿的事很感興趣，說：「不錯，應該樹個典型。」但是他並不想把奮不顧身跳進泥漿池的技術人員——「知識分子臭老九」樹為典型，而是轉身對一同前來匯報工作的大慶油田負責人說：找個人選樹個典型。
這位領導馬上領會，推薦了他手下的王進喜。伴隨着中共對大慶油田的高調宣傳，王進喜緊跟其後，成為了工業戰線上的標杆人物。
文革中，王進喜被批鬥抄家。1970年4月，在北京醫院被確診為胃癌晚期，11月15日病逝，終年47歲。原本樸實本分的一名工人，因為聽黨的話跟黨走，賣力配合中共虛假宣傳，結果早早把自己折騰死了。
二、吹捧中共領導人的謊言
教科書里，有關中共領袖高官們「豐功偉績」、「感人事跡」「光輝形象」越來越多，以「偉大領袖」占的篇幅居首。
《朱德的扁擔》引出的故事多
孩子們都讀過《朱德的扁擔》，幾十年來放在小學教材里傳頌着「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井岡山的艱苦奮鬥」。
文章是時任北京軍區政委朱良才1956年的徵文作品，後被收進小學課本。到了1980年代，有另一位當事人、原紅四軍軍需處長范樹德指出朱良才文章有誤，說那根扁擔是朱德讓他范處長買的一根毛竹，削成了兩根扁擔，一根給朱德，一根留自己用；扁擔上的字也不是朱德寫的，是他用毛筆寫的，一端是「朱德扁擔」，另一端是「不准亂拿」；挑糧重量，不是挑了「滿滿的一擔米」（當時一擔通常為100斤），實際上是40斤左右。
范樹德的回憶公開後，讓井岡山博物館不得不重新複製這個文物。他們派人帶着一根井岡山毛竹扁擔，前往廣西桂林請范樹德在扁擔上重新題寫這八個字。范欣然題寫後，扁擔陳列出來，有人發現「不准亂拿」的「亂」字寫成了簡體，而井岡山時期還沒有簡化字，這等於自曝是假文物。博物館不得不又派人去桂林登門，不幸的是范樹德已經去世。現在井岡山博物館展出的朱德的扁擔，就是范樹德書寫的帶有簡化「亂」字的八個字。
更離譜的，莫過於文革中朱德被打倒後，1967年2月，同樣一篇課文悄然換成了《林彪的扁擔》。更改後的文章稱當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動失敗後，帶着剩餘部隊上井岡山與毛會師的。1971年9月，林彪墜機而亡後，課文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擔》。
一根竹扁擔，事情不大也不複雜，但圍繞它發生的故事令人唏噓。中共百年歷史里充斥着這樣大大小小的謊言。
八角樓的燈光和真實的毛澤東
中共小學語文課文用《一根燈芯》和《八角樓的燈光》來吹捧毛澤東在井岡山茅坪鄉八角樓時的「光輝歲月」。
《一根燈芯》也出自朱良才將軍之筆。如果說《朱德的扁擔》把40斤變成100斤，是拔高吹捧，那麼《一根燈芯》就是文學創作了。
《八角樓的燈光》則刻意表現毛的艱苦生活和為了革命嘔心瀝血的感人形象：「寒冬臘月的深夜」，「穿着單軍衣，披着薄毯子，坐在竹椅上寫文章」。
然而，歷史果真如此嗎？
1927年毛逃到了井岡山，在得到了井岡山「山大王」袁文才的幫助後，得以立足。毛那時已經與恩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結婚，有三個兒子，卻看上了年輕活潑的只有17歲的賀子珍，兩人很快同居，1928年5月結婚。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寫那幾篇文章時，正和賀在八角樓里過他們的蜜月。
毛逃到井岡山後，本可以把生活十分艱難的楊開慧和三個兒子接到井岡山避險，但卻選擇了自己尋歡作樂。
毛明知道妻兒生活在國統區，居然不顧他們的生死安危，兩次攻打長沙。1930年在毛二次攻打長沙後，令何鍵極為惱怒，他逮捕了楊開慧和長子毛岸英。何鍵給出的條件是，只要楊公開宣佈與毛脫離關係，就可以饒其不死。雖然怨恨着毛，但骨子裏依然傳統的楊開慧並沒有背棄毛，而是選擇了拒絕。毛在聽到消息後反應漠然，沒有來營救楊開慧。不久，楊開慧被處死。李銳曾談到，在楊開慧的遺書中，稱毛澤東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但被官方刪掉。
後來，毛坐在擔架上讓人抬着過草地的情景令人瞠目結舌，它和八角樓的燈光反差也很大。而擔架上的毛，正是毛澤東真實的一面。
周恩來的人鬼雙面人生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一夜的工作》、《周總理的睡衣》、《十里長街送總理》《周總理，你在哪裏》……這些歌頌周恩來的課文，孩子們從小讀到大。課文里的周恩來，就是他們心目中敬愛的周總理。「人民的好總理，廉潔奉公，忍辱負重，勤政愛民，近乎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