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土高原上曾經有過一座城，後來，城的主人親手填埋了它。
宮殿裏柱子被拆走，地面被打掃乾淨，隨後他們運來各種土壤，將房屋、門道等部位仔細夯實，最後徹底封存。一座宮城變成土台，從歷史中被抹去，再也無人知曉。
沒有毀於戰火，也不是被洪水或地震摧毀，如此從容的退場方式，在人類歷史中堪稱奇詭。
這件事發生在五千年前，也正是因為用心的填埋，城的主人確實保護住了他們的家園。直至五千年後，當這座城重見天日，當日的建築格局幾乎完好無缺，厚實的牆體仍有兩米之高，剝開填土後，再現聳立之姿。
這座近幾年才被揭開的古城位於隴東，在今天甘肅慶陽市郊外的田野中，被命名為南佐遺址。遺址規模驚人，是商代以前中國北方最大的城址，並且更新了一系列「中國之最」——目前所見中國最早的磚、最早的窯洞，以及年代最早、最為清晰的都邑聚落中軸線……
黃土掩埋了這座史前巨城，也埋下了諸多未解之謎。
莊稼地里的「紫禁城」
8月初，慶陽的雨水讓黃土塬呈現出少見的濕潤。玉米長勢很好，綠色一直鋪到塬邊。穿過南佐村的鄉道，幾乎看不出這裏曾經存在過一座史前大城。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第一次來這裏，是2020年的夏天。當時他隨着一個考察團沿着一條「黃帝之路」的路線，從寶雞、天水一路向北，來到隴東。看到南佐遺址的高台，他當場撥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陳國科的電話，建議合作發掘南佐遺址。陳國科也正有此意。
南佐遺址考古從2021年啟動，韓建業是第一任考古領隊，幾年後陳國科接任隊長。南佐遺址發掘進展很快，今年入選了「2025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22年8月，俯瞰南佐遺址核心區大型宮殿建築發掘現場。
南佐遺址的心臟，就在那座鋼鐵搭建的考古大棚里。大棚突兀地出現在綠色玉米地中間，步入其間，綠色驟然消失，眼前被土黃色充滿。高大的夯土牆從地面立起，把空間切割成一個個房間和門道。遺蹟上方搭起了棧道，人走在上面，像是俯視一座巨大的地坑院。
但最先讓人感到震撼的，並不是它有多大，而是它竟保存得如此完整。五千年前的建築通常只剩零散痕跡，但眼前卻可見高聳的牆體、完整的門道和清晰的空間佈局。
南佐遺址核心區地貌圖/南佐遺址考古隊供
這並不是偶然。「他們自己把整個宮殿區給填起來了，要不然怎麼會保存那麼好？」韓建業說。正是這次看似異樣的舉動，無意中保存了舊宮殿，整座宮城變成高於地面約2米、面積數千平方米的土台，封存至今。
現在，院落主體已被發掘出土。這裏應該就是南佐的宮殿區，其中最核心的F1建築，面積八百多平方米。數字很抽象，得走進去感受。
「你只有走進去，才能感受到它有多大。」參與南佐遺址發掘的技工李國琛說着走進F1內部。夯土牆殘高仍接近2米，牆體普遍厚達1.5米以上。殘牆比他還高，人走在其中，完全被牆體淹沒，如同行走在戰壕之中。
這座宮殿分「前廳」和「後堂」，一面牆橫在中間，開着對稱的三道門。從中央門道穿行至後堂，一個直徑約3.2米的圓形火壇出現在房間中央，殘高約0.3米。它太大了，不會只是普通人家燒火做飯的灶。更耐人尋味的是位置——火壇恰好落在整個建築的中軸線上。內門、門道、柱列，再到火壇，組成一條清晰的軸線。
南佐人已經很在意什麼東西應該放在「中間」。一種關於中心、內外和尊卑的空間意識，已經可以從這些夯土牆之間辨認出來。這種規劃思想，與歷代宮城乃至明清紫禁城異曲同工。「擇中建宮、擇中建殿、層層遞進、主次分明，後世中國都城中軸線佈局的特徵與南佐基本一致。」陳國科說。
火壇後有兩個大柱洞，直徑約為1.7米，可見頂樑柱有多粗壯。牆體和屋頂尚在的時候，這應該是座高大、封閉、頗具壓迫感的建築。奇怪的是，這座重要建築卻被放在了低處，宮殿的地面，比東西側室要低半米。「將最重要的建築建於低處，這種做法具有黃土高原特色，與近現代當地『地坑院』的建築思路相一致。」韓建業說。
把視線從F1向外擴展，規模變得更為驚人。宮殿區外，九座大型夯土台呈拱衛之勢，外圍又有環壕圍合，構成面積約三十萬平方米的核心區。再向外，一處處院落、居址散佈在黃土塬上，外圍還有大型環壕。宮殿區、核心區、外圍聚落區，構成了層層展開的三重空間。
這樣一座經過嚴密規劃、耗費巨大人力建造的城，後來為什麼被拋棄了？
上圖：2022年8月23日，南佐遺址聯合考古隊領隊、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韓建業在考察遺址核心區內分佈的大型夯土台情況。圖/新華下圖：陳國科在南佐遺址考古現場。圖/南佐遺址考古隊供
「人造河」和最後的儀式
「這個火壇是去年挖出來的。」李國琛指向一處圓形遺蹟，「當時我開玩笑說，這裏連門衛都有了。」這個火壇位於靠近宮殿區南大門的房中，就像一個門衛房。
火壇是南佐房屋中的常見配置，或許兼有取暖和照明功能。而宮殿後堂那個直徑3米多的大火壇，應該還有儀式性用途。
走在遺址中，很多細節遍佈腳下。比如貼着牆的附壁柱洞，外部還圍着一圈夯土，意味着南佐人會在柱子上抹泥覆蓋，讓柱子與牆面融為一體。南佐人的生活雖然簡單，卻不乏精緻，有很多精裝修的設計。
現在回到這整座宮殿區，看看當時它是怎麼被填埋的。
他們先專門做過清掃，以至於基本沒留下器物。柱礎及附壁的柱洞裏沒留下柱體痕跡，說明他們回收了有利用價值的立柱、梁架等構件，對房屋進行過破拆。這件事做得很細緻。接着，他們把黃土、紅燒土、夯土塊等運來，填在各個建築里，一層層夯填，其中還夾雜着木炭、陶片、動物骨骼等。F1「前廳」填得尤其精細，以黃、黑二色土相間版築夯填，土質堅硬緻密。
在填埋了大部分區域後，他們在F1東側預留出一個約七十平方米的房間，考古隊將其命名為F2。這是遺址中細節最多的房間，保留了大量生動的行為痕跡，極有可能是專門預留出的祭祀禮儀空間。
在室內東牆下如同供桌的土台上，他們將一組大型彩陶罐等器物整齊地擺上去。在房屋中間，他們打碎高規格的大型陶器，撒在地面，又埋進獸骨、糧食等，最後放一把火，在烈焰中向神靈或祖先匯報。
至今，作為祭器的彩陶罐還保存着，各種打碎、播撒、燒烤的痕跡，都保留在建築里，使得考古人員可以推斷當時的儀式現場。考古人員判斷，南佐人有「毀器」和「燎祭」的風俗。
F2一旁，還出現了一處古怪的遺蹟。一條人工挖出的「小河」，在15平方米的範圍里彎了至少12道彎，表面塗過白灰。這條「河流」顯然不是自然水溝，而像是祭祀空間的一部分。水是否真的流過這裏，人們又圍繞它舉行過什麼儀式，仍不得而知。填埋這處空間時，南佐人一股腦倒進了無數的稻穀。考古人用麻袋裝了一袋又一袋，至今還有不少黑色炭化水稻留在遺址中。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南佐遺址考古現場負責人張小寧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填埋之後的宮殿區上方，又建了一些晚期建築，說明當時核心人群可能已經遷都了，但仍然留有一部分人繼續留守這裏。
在夯填後的台基上，考古隊發現了夯土牆的聯排房屋，但因為接近地表而保存很差。這表明在原來「宮城」區之上又營建了新的宮室建築，但總體建築格局已不可知。在F1建築使用的時期，南佐人在此生活了約三百年。填埋宮室後，他們在這裏又留守了近兩百年。
左上圖：2026年8月，南佐遺址宮殿區安裝着傳感器。攝影/本刊記者倪偉 左下圖：南佐遺址內的人工「河流」遺蹟攝影/本刊記者倪偉 右上圖：炭化水稻圖/南佐遺址考古隊供 右下圖：考古隊員在南佐遺址核心區大型宮殿建築發掘現場展示炭化水稻遺存。
巨城如何建造
李國琛開着小皮卡在鄉道上穿行，車裏到處都是土，腳下還躺着一把小鋤頭。離開大棚里的宮殿區，幾分鐘後，他在一片莊稼地旁停下。前方是一座方形高台，方方正正，整齊的側面可見層層夯土，像一塊擱在莊稼地上的巨型千層酥。
這裏是南佐遺址的西三台，邊長約四十米，今天地面以上還能看到兩三米，勘探發現地下還有三四米，整座台子殘高可達五至七米。站在這裏回望宮殿區，大棚已經縮成幾百米外的一小塊。南佐遺址的尺度真正顯現出來：這樣的高台不是一座，而是九座，圍繞核心區大致對稱分佈。九台和環壕共同圍出約三十萬平方米區域，可以認為是都城範圍。
這九座台拱衛中心的佈局，再加上既寬且深的環壕，有明顯的防衛目的。它們是不是瞭望台？
當時，如果站在九台台頂，向內能看到工整的宮殿群，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片片大型「社區」，白灰面窯洞、溝渠、倉儲窖穴散佈各處，人們在其中來來往往。這就是南佐平民的日常生活。外部區域面積是都城的二十倍，整個遺址南北長約三公里、東西寬約兩公里，面積超過六百萬平方米。
韓建業說，這差不多是漢唐時二十個縣城的總和，是目前所見五千年前黃河流域最大的都邑性遺址，「甚至是商代以前中國北方地區最大的遺址」。
規模之外，還有另一筆賬。
韓建業計算過，僅僅修建圍繞九台的環壕，工程量就需要五千個人連續幹上一兩年。而為九台挖壕溝，只是整個南佐基建工程中一個局部，整個城址包括宮殿、居址、高台、道路、水利設施等等。沒有挖掘機，沒有卡車，也沒有水泥，黃土只能一筐筐挖，一擔擔挑，再一層層夯實。有人開溝，有人運土，有人築台，有人伐木，還有人負責測量，讓所有建築按照規劃落成，可能需要數千人連續勞作數年。
韓建業說，南佐是在很快的時間內規劃和建設的，史前遺址大都是如此，良渚、石峁、陶寺等遺址也是。一個靠血緣維繫的小村落很難做到，「一定是把很多不是同一個血緣的人集中到一塊，大家共同建設一個都城」。
南佐周圍還分佈着面積數十萬平方米的同時期聚落，韓建業等人推測，南佐建設時可能從周圍吸引或遷入了大量人口。原本依照家族、氏族結合的人群，被重新組織在一個更龐大的共同體裏，集中力量辦大事。
國家，由此誕生。
「只有出現了強制性的區域『王權』，集合起國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壯舉。」韓建業說。國家並不意味着有了後世的皇帝、官僚或郡縣，它首先意味着，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方式出現了：有人支配資源，有人組織生產，也有人承擔勞役，公共權力開始凌駕於血緣集團之上。
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一處遺址，從此，仰韶文化誕生，中國現代考古學也由此起步。距今約7000年至5000年前，以黃河中游為核心的仰韶文化不斷發展，古國開始誕生，這是中國邁入文明門檻的時期。這一時期，仰韶文化的最高峰在哪裏？現在終於找到了——就在南佐遺址。
1.南佐遺址內出土的帶有蓋塞的彩陶小口細頸平底瓶 2.厚度為3—5毫米的白陶器殘片 3.宮殿區內出土的陶磚 4.2022年8月，考古工作人員在南佐遺址研究基地整理出土的大量陶片。
六十年，一再錯過
今天南佐已經是慶陽的著名景點，來慶陽參觀北石窟寺的遊客，會計劃着要不要去南佐看看。今年上半年南佐遺址入選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後，遊客就更多了。今年發掘暫停一年，以室內整理、研究為主，但全國趕來的學者絡繹不絕。
多年以前，北京大學資深教授、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就記得有一個南佐遺址。有人給過他一張鉛筆勾勒的南佐F1建築結構圖，他給韓建業看過。嚴文明是韓建業的老師，偶爾對他提起過這個遺址，那時，考古學界還很少注意其存在。
南佐首次發現於1957年春天。當地文保員上報稱，附近的「疙瘩渠」邊經常翻出陶片、陶罐和石鑿等古物，考古工作者倪思賢順着線索找到那裏，眼前是一片開闊的耕地，三條溝壑切開土塬，斷崖上露出明顯的人為夯築痕跡。
更顯眼的是九個大土堆，當地人把它們叫作「九女綰花台」。今天已經殘缺的九台，在1957年還保存得比較完整。兩年後，倪思賢發表了一篇不過千字的調查簡報，南佐遺址第一次公開。這些遺址到底有多大？整體長啥樣？是誰壘築的？那時尚未發掘，無從知曉。巨大的古城，就這麼與人擦肩而過。
近三十年後，考古人回來了。1984年至1986年，以及1994年至1996年，考古隊對南佐進行了兩輪六次發掘。這一次，他們碰到了真正重要的東西——F1建築。但那兩次考古沒有發表正式報告，只在考古年鑑上留下簡略記錄。
接着，又是25年的錯過。
在2019年完稿的《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嚴文明特意提起：「（南佐）顯然也是一個都城級的聚落遺址。我早就知道這個發現，後來從所里發掘檔案中進行了核實。我想這項工作以後還是要做的，不能不了了之。」他提醒道：「像大地灣和南佐那樣高等級的聚落，在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區還沒有見到，是值得特別關注的。」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2020年。韓建業考察南佐時，九座高台還立在董志塬上，有些已經殘破殆盡，但西三台卻依然高出地面數米。在仰韶時代遺址中，他沒有見過如此醒目的大型夯土台，「感覺還是挺震撼的」。再想到嚴文明那張鉛筆畫——地下還埋着一座大型建築——他判斷：「這個遺址應該非常了不起。」
這恰好擊中了他一直感興趣的一個問題。
距今五千年前後，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時期，全國已經發現多個重要遺址，但慶陽、平涼這一大片黃土高原核心區域，文化譜系卻不清楚，大型聚落更沒找到。韓建業一直覺得，這裏不應該是一片空白。
他拿出手機，給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陳國科打了那個電話。當時，甘肅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隴山西側及河西走廊，隴東有些被忽略。「因此韓老師提議重啟南佐遺址的發掘時，我想依託南佐遺址，把以大地灣和南佐為中心的隴山兩側區域的文明化進程做一系統研究。」陳國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南佐遺址我們深知其重要性，重啟發掘是帶着探源隴山文明化進程的問題意識在裏面，並不只是一時興起。」
次年，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蘭州大學組成的聯合考古隊進入南佐。
第一個問題就有些棘手：F1找不到了。
距離上一次發掘已經過去25年，探方早已回填，莊稼重新長了起來，地面沒有留下明確標誌。張小寧回憶，他們找到幾十年前參與過發掘的村民，村民也只回憶出大概位置，「於是我們就在那裏佈設探方，很幸運，我們一下子就找見了F1」。
超出預期的是，他們發現F1不是一棟孤立的建築。隨着東側建築、祭祀區域以及南北向的夯土牆陸續出現，一個更大的宮殿院落呼之欲出。「從這時開始，我就堅信它一定有一個非常完美的設計。我腦子裏一直在畫圖，一直在想這些東西，後來很多佈局，確實都符合腦子裏的畫面。」韓建業回憶。
嚴文明那時已經接近90歲。此後韓建業每年去看他，都會講講南佐發掘的新進展。那張鉛筆草圖，一點點變成了越來越完整的平面圖。嚴文明很高興，卻因年事已高始終沒能親臨南佐遺址。
五千年前中國發生了什麼？
南佐人在董志塬上大興土木的時候，萬里之外，另一些人也在建造自己的都城。
長江下游的良渚，已經出現規模宏大的宮殿區和水利系統。貴族死後，數百件玉器隨之進入墓葬，玉琮、玉璧象徵着權力與信仰。西遼河流域，牛河梁的山間已經建起祭壇和神廟；長江中游，石家河也在形成龐大的聚落群……
時間撥回到五千年前，這些地方誕生了最耀眼的一批古國。當然，這只是今天認知所能抵達的範圍，或許還有更多遺址埋在地下。這些地方幾乎同時發生了變革，普通村落之上出現大型中心，大量人口被組織起來，去修宮殿、築城牆、建設水利和祭祀設施。
過去討論這個時代，良渚一直是最典型的坐標，宮殿、貴族墓、城牆、水利系統以及高度發達的玉器禮制，使它成為觀察早期國家最完整的樣本。相比之下，黃土高原在這一時期面目模糊。更晚的陶寺、石峁等已經顯露出強大的古國形態，但向前追溯幾百年，黃土高原似乎缺了一環。
南佐遺址填補的正是這個缺環。「南佐遺址在學術上的震撼力，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郭偉民評價，「它的發現，改變了學術界對黃土高原和黃河流域文明進程的認知。」
六百萬平方米的遺址，三十萬平方米的核心區，以及背後龐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使學界將南佐和良渚放到同一張地圖上討論。韓建業說：「目前看來，中華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標誌性遺址，首推浙江的良渚和甘肅的南佐。」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王巍也多次用「南良渚、北南佐」概括兩者的重要性。「南佐遺址有趣的一點，是它的總面積和中心區面積，這兩個數字竟然跟良渚很接近——良渚外城六百三十萬平方米，莫角山宮殿區也是約三十萬平方米。」王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數字當然只是巧合，但說明以隴東為代表的區域文明進程不但不晚，而且基本上與良渚同步，規模也近似。」
王巍解釋，距今八千年左右開始進入溫暖的大暖期，農業發展，人口增加，社會開始分化。距今六千年左右加速，社會複雜化進程明顯提速，再經過近千年的積累，到距今五千年前後，中華大地進入文明形成的關鍵階段。由此，各地在這一時期不約而同出現規模龐大的古國。
嚴文明曾用「重瓣花朵」形容中國史前文化的格局——各文化區如同不同的花瓣，各自發展，又彼此聯繫。根據這個比喻，南佐遺址就是一片被遺忘許久的大花瓣。
古人的活動範疇和交流半徑，往往超出後人的想像。南佐遺址發現的白陶、黑陶等器物，以及綠松石、硃砂、水稻等遺存，顯示出超遠距離的貿易能力，輻射至長江中下游、黃河下游等地區。那時，人們生活在良渚的水網、牛河梁的山地、石家河的平原和南佐的黃土塬上，各自耕種、建城、祭祀，也交換物品、技術和觀念。
文明尚未匯成一條大河，但許多支流已經同時奔湧起來。
左上：南佐遺址出土的陶子口缸 右上：骨器下圖：陶器組合。本版圖/視覺中國新華國家文物局供
傳說背後的真相
站在南佐遺址的宮城裏，容易產生一個疑問：五千年前這裏生活的人，會不會就是古史傳說中的那些人？關於這個問題，韓建業也思考了很多年。
在中國史書和民間傳說中，黃帝既是華夏始祖，也是五帝時代的核心人物。《史記》將黃帝列為五帝之首，但由於這些記載距離所謂「五帝時代」太過久遠，可信度始終存疑：他們究竟是真實歷史人物，還是後世塑造的文化符號？
韓建業認為，五帝時代並非完全脫離歷史背景的傳說。根據他的研究，五帝時代大約存在於距今4700多年至4100年前，彼時中華文明已經形成，進入初步發展，跨區域王權國家的萌芽可能已經出現。但他同時強調，不能簡單把傳說與具體遺址畫等號，真正可靠的方法，是尋找傳說與考古材料之間的相互印證。
一些學者嘗試尋找過黃帝、炎帝、蚩尤等傳說人物背後的考古線索，也包括對黃土高原地區的探索。南佐遺址處在黃土高原腹地，也是早期華夏文明發展的重要區域。這裏出現如此龐大的中心聚落，與古史傳說中黃帝時期「天下有共主」的敘事，形成了一種耐人尋味的聯想。
事實上，韓建業關注的不只是確認一座「黃帝遺址」，而是試圖重新理解傳說時代背後的歷史進程。五帝時代並不是關於幾個英雄人物的故事，而是一段不同區域集團競爭、融合，最終形成更大政治共同體的歷史。
現在，這段歷史加入了新的角色和線索。南佐的出現，「激活」了一系列遺址的互動關係。陳國科說，南佐遺址很可能是關中、隴東地區的一個古國都邑，陝西的扶風案板、藍田新街、寶雞福臨堡等遺址很可能從屬南佐古國，南佐遺址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重要實證。
經過測年，南佐遺址使用了約四百年，在距今約5100年至4700年之間。而正是在距今4700年以後，陝北有大批石頭城聚落突然湧現。韓建業因此提出一種假說：南佐衰落以後，部分人群可能向陝北遷移；經過幾百年發展，北方又出現了內蒙古清水河後城咀石城址、陝西神木石峁遺址這樣的中心。
最近兩年，陳國科帶着考古隊，在南佐遺址不斷發現新的驚喜。他們在F1之外又發現了一處結構幾乎一模一樣的大型院落，對夯土台、壕溝等進行細緻的解剖。「南佐遺址的考古才剛剛起，未來要做永久性持續性的考古工作。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與當地政府一起保護好南佐遺址。」陳國科說。
張小寧碩士一畢業就來到南佐遺址，全程參與近年的發掘，一年四季幾乎都在考古現場度過，對這裏有特殊的感情。「對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探索，是我以後會努力探索的方向。南佐遺址就是研究這一問題得天獨厚的遺址。」他說，「從這個角度講，我是極其幸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