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來源，是西方的發明嗎？
2005年底，劉曉波與劉軍寧曾有過一場頗有意思的爭論：中國傳統中究竟有沒有自由？劉曉波認為沒有；劉軍寧認為有，並試圖從中國傳統思想中尋找自由主義的本土資源。多年以後重新看這個問題，我覺得兩人的觀點都有道理，卻又似乎都沒有觸及最底層的問題：自由究竟是什麼？自由一定要等到一種思想、一套制度出現之後才存在嗎？
我的理解是：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自由的萌芽。自由並不是西方人發明出來的一件產品。甚至可以說，自由先於自由主義，也先於現代憲政制度。
一、生命本身就趨向自由
一隻鳥被關進籠子，會尋找出口；動物受到束縛，會掙扎；一個孩子受到強迫，會本能地拒絕。人當然更加如此，人會選擇自己喜歡的食物，愛自己願意愛的人，遷徙到自己願意生活的地方，說自己願意說的話，按照自己的理解安排生活。所有這些行為背後，都存在一種最原始的主體意識：我的生命屬於我自己。
當然，這裏的「自由」還不是洛克、密爾或者現代憲法意義上的自由權。它首先是一種生命事實，一種主體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並不存在「中國的」或者「西方的」之分。文明並沒有創造人的自由意志，文明真正做的，是如何對待這種自由。有的文明承認它，有的文明壓制它；有的制度把它變成權利，有的制度把它變成君主偶爾賜予臣民的恩惠。
而奴役正說明自由的存在。如果人天然就是奴隸，就根本不需要那麼龐大的禮教、等級、刑罰、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去訓練人的服從。正因為人不斷試圖掙脫，統治者才需要不斷製造枷鎖。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奴役是後天製造出來的秩序，而自由卻根植於生命本身。
二、中國傳統當然有自由
如果採用這個尺度，那麼說「中國傳統沒有自由」，顯然過於絕對。莊子的「逍遙遊」，難道與自由毫無關係？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難道不是人格自主？魏晉名士對禮教的疏離，李贄對虛偽道學的挑戰，以及中國歷史上無數拒絕權貴、退隱山林甚至犯顏直諫的人，身上都存在強烈的主體意識。甚至陳勝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也是對身份等級秩序的一聲猛烈質問。
中國歷史當然從來不缺少渴望自由的人。問題在於，中國傳統中的這些自由，大量停留在人格自由、精神自由和個體反抗的層面。莊子可以逍遙，卻沒有進一步追問：一個普通農民有沒有免於國家任意徵發的權利？陶淵明可以辭官，卻沒有形成一種制度，使不願折腰的人不必通過辭官才能保存人格。士大夫可以犯顏直諫，但皇帝仍然可以廷杖、流放乃至殺掉他。
這就是問題所在。中國傳統產生過自由人格，卻沒有充分產生自由制度。
三、從「我要自由」到「我有權自由」
這裏可能正是劉曉波所強調的問題。如果所謂「自由」專指現代自由主義意義上的個人權利，那麼中國傳統確實存在巨大的制度缺陷。現代自由與古代人格自由之間，有一道非常重要的門檻：權利。「我想自由」是一種願望；「我寧可不做官」是一種人格選擇；「我有自由的權利」卻已經是一種法律主張，到了這一步，問題發生了根本變化。
一個人一旦說「這是我的權利」，他就不再是在請求統治者開恩，而是在給統治者劃定邊界。我的身體不是國家的，我的財產不是皇帝的，我的思想不需要經過官府批准。我可以選擇自己的信仰，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可以與別人結社，也可以離開自己不願生活的地方。自由從個人內心的願望，變成了國家必須尊重的邊界，這可能才是現代文明最重要的突破。
四、現代文明不是發明自由，是把自由制度化
所以，我並不認為自由是西方文明「發明」的。西方文明真正偉大的貢獻，是經過漫長而血腥的歷史，把人的自由一步步完成了權利化和制度化。生命產生自由的要求；人格形成自主意識；權利確認這種自由；法律規定國家不得侵犯；憲政再把這種邊界固定下來。這樣，一個普通人面對國家時，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這不是你賞給我的自由，而是你無權奪走的自由。這句話與傳統政治之間存在一道深刻的文明分水嶺。
傳統君主也可能寬容，甚至可能允許臣民擁有相當大的生活空間。但那仍然是「恩典」：今天給你，明天也可以收回。現代權利政治卻把關係倒了過來：不是人民需要證明自己為什麼應該自由，而是國家必須證明自己憑什麼限制自由。從「君主恩賜自由」到「國家證明限制的正當性」，才是現代政治文明真正完成的革命。
五、中國真正缺少的是什麼？
這樣重新看劉曉波與劉軍寧的爭論，也許可以發現，兩個人討論的其實並不完全是同一個層面。劉軍寧試圖尋找的是中國傳統中的自由資源；劉曉波強調的則是中國傳統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制度。前者並非沒有根據，後者也擊中了真正的歷史困境。但我們還可以繼續追問一步：為什麼一個從來不缺少自由生命、自由人格乃至反抗精神的文明，沒有把這些東西充分轉化成普遍權利？
中國歷史從來不缺反抗者，不缺隱士，不缺狂士，不缺俠客，不缺寧死不屈的人，也不缺「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民間精神。真正稀缺的，是把個人反抗轉化為普遍規則。英雄可以拒絕下跪，但普通人仍然必須下跪；清官可以為民請命，但百姓仍然沒有權利；明君可以減輕賦稅，但產權仍然沒有成為不可侵犯的制度邊界。
所以中國歷史經常出現一種循環：人格性的自由不斷出現，制度性的自由卻遲遲不能建立。這可能比簡單討論「中國傳統有沒有自由」，更加接近問題的核心。
六、從生命自由到公民自由
自由真正的文明進程，不是從「西方」走向「中國」，而是從生命走向人格，從人格走向權利，從權利走向制度。一個人首先意識到我是一個獨立的人，然後說我有自己的生活，不願任人擺佈，再進一步，他開始說這不是我的任性，是我的權利；最後，一個現代政治共同體才可能出現：國家承認並保障這些權利，而且國家自身的權力受到這些權利的限制。到這裏，「人」才真正成為「公民」。
所以自由主義最深刻的意義，也許並不是教人追求某種西方生活方式，而只是把一個非常古老、非常樸素的生命事實說清楚：人不是為了國家而出生的，國家是為了人的共同生活而建立的；自由因此不是文明賞賜給生命的禮物，正相反，生命先於國家，自由先於制度。
制度的使命不是創造自由，是承認自由、確認權利，並阻止強者重新把自由的人變成奴隸。這也許可以成為我們重新理解那場二十多年前爭論的第三種答案：劉曉波看到的是自由沒有完成制度化；劉軍寧看到的是中國傳統並非沒有自由資源。而在兩者之前，還有一個更加原初的事實——生命本身就包含着走向自由的衝動。
自由先於傳統。生命趨向自由，人格意識自由，權利確認自由，憲政保障自由。文明真正需要解釋的，從來不是人為什麼想要自由，而是人為什麼會被奴役，以及我們怎樣建立一種制度，使任何人都不能輕易把另一個人重新變成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