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史專家余汝信編寫的《康生年譜》，先前我對這本書做過評論；2024年12月又出版了余汝信編寫的《陳伯達年譜》。
陳伯達是中共頭號理論家，曾長期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在1966年12月陶鑄被打倒後，陳伯達在名義上就成了中共的第四號人物，排名僅在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之後。但是好景不長，在1970年8月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批陳整風」，從此陳伯達消失於政壇。
在我的記憶中，陳伯達的垮台並未引起什麼震動。那一來是因為早在1968年9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勝利」，「全國山河一片紅」，尤其是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之後，中央文革小組，作為一個機構，就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從公眾視野中淡出了；二來是因為在陳伯達垮台的1970年8月，革命小將都被下工廠下農村，接受再教育，不再是革命小將，離開了政治舞台，因此對革命也就不那麼關心了，對中共高層的路線鬥爭也沒什麼興趣了，所以陳伯達的垮台在我們之中沒有引起什麼震動。
如果要問起我們老三屆這批人對陳伯達有何印象，恐怕大多數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陳伯達在1966年10月下旬所作的題為「兩個月運動的總結」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陳伯達對橫行一時的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嚴加批判，指其為「反動的血統論」。另外，陳伯達不時掛在嘴邊的「我是小小老百姓」這句話，也給我們留下較深的印象。
陳伯達確實算得上中共頭號理論家。事實上，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都是共產黨的理論家。過去，他們這種人在黨內的地位並不高，在群眾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也相當有限。可是在文革發動後短短几個月間，他們一躍而居於權勢的頂端，在群眾中享有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內閣重臣與封疆大吏們還要高得多。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是以往十七年（1949-1966）從未發生過的；不過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那麼，意識形態的專家們理當在其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共產黨的統治本來就是意識形態的統治，在這裏，意識形態的權力高於傳統形式的權力。精神的權力支配着世俗的權力，整個社會明確宣佈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這就意味着誰被賦予毛澤東思想權威解釋者的角色，誰就成了現實政治鬥爭的最高法官。換言之，中央文革小組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親自任命，由精通經典的教士而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了一種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論的人佔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格局。這看來更符合一般熱忱的信徒們所想像的理想國。
陳伯達是毛澤東的秘書，中央文革另外兩個重要成員，江青和戚本禹，也是毛的秘書。因為他們離毛很近，所以他們最知道毛和其他高級領導人之間的恩恩怨怨，最能領會和揣摩毛的意圖，所以被選來做毛的打手。
陳伯達被打倒，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毛的打手後來又被毛打倒，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戚本禹在回憶錄里講到，在「二月逆流」之後那段時期，陳伯達很惶恐。戚本禹說：」陳伯達老是動動搖搖，顧慮重重的，一天到晚說喪氣話，講文革不行了，再這樣搞下去，將來很多問題都要由我們來承擔責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們聰明，也更有政治經驗。知道得罪了那麼多人，最後就會殃及自己。他老給我們這麼說。我們說，你這叫前怕狼，後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還怕啥呢。毛主席勝利我們就勝利，毛主席失敗我們也失敗。可陳伯達不這麼看，他說，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陳伯達擔心，因為毛髮動的這場大清洗得罪了太多的人，而有些人到頭來還是要留用的，為了安撫這些人，毛就會把他們中央文革的某些人拋出去犧牲掉，但是毛本人的地位並不會改變。這就叫「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
其實，當年斯大林搞大清洗就發生過類似的情況。在大清洗中，內務部扮演了和中央文革在文革中類似的打手角色。斯大林先是任命雅戈達做內務部長，整肅了很多蘇共幹部，也引起很多怨恨，然後斯大林把雅戈達撤職，隨後又關押又槍斃。接下來斯大林又任命葉若夫當內務部長，葉若夫搞得更狠，又引起很大怨恨，然後斯大林又把葉若夫撤職，隨後又關押又槍斃。斯大林永遠正確永遠勝利，錯事壞事都是打手們幹的。陳伯達擔心他們落到雅戈達和葉若夫那樣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王力、關鋒、戚本禹的倒台就是重複了雅戈達和葉若夫的命運。
按照戚本禹的回憶，陳伯達那句話「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是在二月逆流期間講的。為什麼陳伯達會在二月逆流期間講出這句話，因為在那時他差一點成為犧牲品。
這事要從「打倒陶鑄」談起。1966年春夏之交，陶鑄從廣州調進北京，接下來迅速地升任為第四號人物，排名僅在毛、林、周之後。陶鑄也增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陶鑄不贊成對劉鄧無限上綱的窮追猛打，因此被江青視為保皇派。於是，江青和陳伯達便在一次群眾集會上公開定性「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與會群眾邊喊出「打倒陶鑄」的口號。毛也表示贊同。（第323頁）殊不知沒過幾天，毛得到來自多方面的對中央文革不滿的信息，提出讓副總理和老帥批一批中央文革。江青不出席會議，因此批評就都衝着陳伯達了。毛也批評陳伯達喊「打倒陶鑄」，是「一個政治局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第340頁）陳伯達自然感到非常緊張。
陳伯達本來就知道當中央文革是個得罪人的差事，搞不好就會成為犧牲品。陳伯達本來是不願意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但是推不掉，只好勉為其難；又遇上專橫霸道的江青，他這個組長也當得很窩囊。陳伯達是在獲知毛對陶鑄的負面評價後才在群眾集會上喊出打倒陶鑄的，但是毛又變了主意，不打算打倒陶鑄了，那麼，像他這樣「一個政治局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的做法就該倒霉了，不打倒陶鑄就該打倒自己了。陳伯達發現自己擔心淪為替罪羊結果還是成了替罪羊，所以他嚷嚷要自殺。陳伯達還引經據典說共產主義者也可以自殺，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就是自殺的。陳伯達要自殺還要引經據典，這看上去很迂腐。其實不然。因為共產黨的規矩是，黨員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屬於黨。黨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黨沒叫你去死你自己卻要去死，你就是背棄了黨，因此自殺就是自絕於黨就是背叛黨。陳伯達怕自殺招致黨的責難，所以他要引經據典來保護自己。
不過好在虛驚一場，因為毛又一次改變了主意。由於那幾個老帥和副總理對中央文革的攻擊過於猛烈，在毛看來，那就是對中央文革的否定，也就是對文化革命的否定，也就是對毛自己的否定。於是毛的態度來個180度大轉彎，轉而力挺中央文革，批判幾個老帥和副總理掀起的「二月逆流」，同時正式宣佈打倒陶鑄，陳伯達有驚無險，度過一劫。
陳伯達在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上被毛打倒，但不是作為替罪羊，而是由於「跳船」。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先單獨見毛，告訴毛他打算談談憲法的問題，也批評批評張春橋關於「天才」的觀點。毛同意了，毛對林說張春橋的後台一定是江青，並且對林說不要點張的名。林彪在會上講話後，引起與會的一百多個中央委員的熱烈反應。陳伯達在會前不知道林彪要講這番話，在林彪講完話後還特地向林求證是否事前向毛告訴過他講話的主題。在得到肯定的回覆後，陳伯達發揮其理論家的優勢，連夜編輯出一本恩格斯、列寧和毛的關於天才的語錄，為林彪講話助威。與會的中央委員們都聽出來林彪講話批評的是張春橋。一來是他們大都對作為中央文革的張春橋很不滿意，又看到連毛身邊的汪東興都那麼起勁，更相信林的講話也是毛的意思；再加上過去一年多中央很明顯在收拾文革派勢力，各地造反派組織的頭頭大都被「五一六」的罪名一網打盡。幾個在1967年初靠造反奪權而上位的省市一把手，黑龍江的潘復生、山東的王效禹、山西的劉格平和貴州的李再晗，本來在1969年3月的九大上都升任中央委員，可是其後都被免去了他們在所在省份的一把手職務，只剩下上海的張春橋還在當他的上海市一把手，下來也該輪着張春橋退位了。這就是為什麼一百多個與會者一邊倒的擁護林彪講話。不點名的批評張春橋。
飽受抨擊的張春橋十分緊張。江青帶着張春橋和姚文元面見毛。據說張春橋抱着毛的褲腿哭訴。這時又重演了二月逆流那一幕。毛轉而保張，和一百多個與會者唱反調，「反潮流」，並且挑出陳伯達予以批判。陳伯達被打倒，但不是作為毛的替罪羊，而是被毛認定為「跳船者」：你陳伯達本是中央文革的人，你本該和文革派站在一起，可是你看到反文革一派的勢力大，跳到他們的船上去了，所以要打倒你。
九屆二中全會後，陳伯達就被軟禁，第二年（1971年）被關進秦城監獄，既不審也不判，一直到1980年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時才作為林江反革命集團的主犯被判刑18年，從1970年算起，應在1988年出獄，不過在1981年判決後即獲準保外就醫。1981年3月29日，陳伯達在給胡耀邦等領導人的信中，一方面認罪，一方面又為自己做某種辯解。陳伯達寫道：「在文化革命發生不久，我在事實上即同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分裂，我久被江青、康生打擊，請求考慮此段歷史，是否有可寬恕之處。」（第549頁）7月15日，中央派人到醫院告訴陳伯達，轉達中央的態度。意思是，中央知道你的情況和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是有區別的。政治結論不會改變，但實際處理、生活待遇和今後的安排，會有所區別。（第551-553頁）
1989年9月20日，85歲的陳伯達在家中去世。陳伯達這一生，可恨又可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