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1965年大多已經十六歲。對我來說，這一年最重要的事情，是參加上海中考，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中學。
那是文革前上海最後一次正常舉行的中考。考試科目包括語文、數學和政治，志願在考試前填報。那時讀高中，通常意味着準備繼續考大學；讀中專和技校，則可以較早就業。許多家庭子女多、經濟負擔重，因此即使孩子成績不錯，也會把中專作為優先選擇。
我從小對航空感興趣，訂過航空雜誌。姑姑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航空系，在北京一家國防科研單位工作；舅舅也在南京航空學院任職。受他們影響，我把交大附中填作第一志願，航空中專作為第二志願。
那時沒有家長接送考試，也沒有補習班。複習主要靠自己，我做得最完整的一件事，是做完了一本幾何習題集。至於語文和政治，因為當時政治教育已經明顯加強，學習內容和時事、政治口號聯繫很緊，考試也離不開這些內容。
1965年8月，錄取通知陸續送到家中。那天，我正在富民新村和弄堂里的夥伴打牌，聽見有人喊：「傅為民，交大附中！」我這才知道自己被錄取了。新村里還有一位小學同學也考入交大附中，另一位夥伴考入復旦附中。
我初中就讀於靜安區新成中學。這所學校在區內並不算重點，同班幾位關係較好的同學，成績也未必一直名列前茅，卻分別報考了上海中學、復旦附中和交大附中。最後有三人考入市屬重點高中，在學校里一度成為很受關注的事情。
班裏還有不少同學進入區重點、本校高中、中專或技校。其中一位同學陸星兒，後來成為作家。她1968年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後來考入中央戲劇學院，從事專業創作多年。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次中考雖然把我們送進高中，卻沒有把我們送到原先設想的大學道路上。1966年文革開始後，高考停止，我們這一屆高中生後來大多上山下鄉。有人參軍，有人被推薦上大學，也有人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重新進入大學。
家庭出身與重點高中錄取
進入交大附中後，我逐漸發現，1960年代的升學並不只是看考試分數，還要看家庭出身和政治審查。
當時的「家庭出身」，是根據父母及家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的經濟地位和政治身份劃分的。農村家庭常被劃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僱農；城市則有工人、職員、資本家、小業主、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等類別。
這些劃分直接影響升學、參軍、招工和政治待遇。所謂「紅五類」家庭通常受到優待，「黑五類」子女則受到嚴格限制。職員家庭處於中間位置，政治上不算突出，但一般也不屬於重點排斥對象。
交大附中1965級新生中，幹部和軍人子弟比例較高。我所在的高一六班共有四十七名學生，據我後來了解，幹部子弟約佔四分之一，工人和貧下中農子弟也占很大比例。被劃入「黑五類」的家庭子女，幾乎沒有機會進入這樣的學校。
這並不意味着所有幹部子弟成績都不夠，而是說明在達到一定成績後，家庭出身和政治條件很可能影響最終錄取。至於這種影響具體有多大，當年學生並不可能知道，只能從班級構成中看出一些跡象。
與高中相比，我初中班裏的家庭背景較為複雜。有資本家和小業主家庭的學生，也有普通職員和工人家庭的學生。到了文革開始以後，原來只是檔案中的家庭類別，迅速變成同學之間公開區分和攻擊的依據。
交大附中的一年正常學習
1965年，交大附中共招收三百五十多名學生，分為八個班。其中一至四班學習英語，五、六班學習俄語，另外兩個班是兩年制預科試點班。
我被分到高一六班，全班男生三十四人、女生十三人。學校只有高中部，實行寄宿制，管理較為嚴格。我們平時住校，周六下午下課以後才能回家，周日晚間再返校。
每天課程和自修時間安排得很緊。下午上完課後，學生必須離開教室，參加體育鍛煉或課外活動；晚上有兩節自修課，大約八點半結束，九點熄燈。那時學校強調「又紅又專」，只顧學習會被批評為「只專不紅」，因此即使想延長學習時間，也不容易做到。
儘管如此，進入重點高中以後，學習壓力仍明顯高於初中。同學們大多把目標放在大學，尤其是復旦、交大等上海高校。大家吃住在一起，關係也較為單純。我記憶中，入學第一年沒有嚴重的同學衝突。
食堂一般八人一桌，每周交一張菜券。飯菜有紅燒肉、肉絲和油豆腐塞肉等，條件在當時並不算差。先到食堂的人負責分菜，同學之間很少為多少發生爭執。家庭困難的學生，可以申請生活補貼。
學校的老師大多有豐富教學經驗。語文老師要求每人準備一本練筆本，每天寫下所見、所聞和所想，雖然不算正式作業，卻幾乎篇篇批改。這種訓練後來對我的寫作影響很大。
我還參加了校廣播站，負責讀稿和播放音樂。廣播站設在食堂旁邊，星期天值班時，我會播放《長征組歌》《東方紅》等唱片，再到食堂打飯，回播音室邊吃邊聽。
因為喜歡航空，我又參加了航模組。一次活動中，組長給火藥團鑽孔，因摩擦引起爆炸，一團火球沖向屋頂。幸好他戴着眼鏡，眼睛沒有受傷，只是鏡片被煙塵蒙白。那次意外後來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
高中階段，我還加入了共青團。初中時我沒有入團，進入交大附中後，政治學習越來越多，加入團組織被視為學生要求進步的重要表現。審查時，介紹人給我提過一個生活作風方面的意見：有一次我周末回家，把泡在盆里的衣服留給同學洗了，今後不應再這樣。
入學後的氰化鉀失竊事件
1965年秋季開學後，學校食堂一度戒備森嚴。飯菜要經過檢查，校內有公安人員和警犬。後來我們才知道，暑假期間，化學實驗室丟失了一瓶氰化鉀。
氰化鉀是劇毒物質，一旦被用於投毒，可能危及全校師生。當時學校已有上千名師生，因此這起失竊事件引起了極大緊張。
後來據校內傳聞，案件與一名化學實驗室女管理員和食堂工作人員之間的私人關係有關。女管理員涉嫌偷取氰化鉀，試圖傷害對方家屬。涉案人員很快被控制，但裝有氰化鉀的瓶子一度沒有找到。
為了尋找這隻瓶子，校方和公安人員根據當事人的交代，在學校周邊河浜、溝渠和糞池中進行打撈。我們這一屆新生也被安排參加搜索。我所在班級的幾名同學曾下到糞缸里尋找玻璃瓶，最終沒有找到。
後來學校曾舉行有關案件的處理大會。我只記得那名女犯在場，神情較為鎮定，至於判決結果，已經記不清了。
這件事沒有公開報道，在學校內部也很少長期談論。多年後再向同學問起，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曾發生過這起事件。對我們這些剛入學的新生而言，它卻是進入高中以後接觸到的第一件令人震驚的校園事件。
正常學習的結束
我們在交大附中的正常學習，只維持了大約一年。
1966年夏天，我們曾到寶山郊區參加「雙搶」，幫助農民搶收、搶種。八月初回校時，原來安靜的校園已經完全改變。操場上搭起席棚，牆上貼滿大字報，高音喇叭整日播放口號，學校各處都在開會、辯論和批判。
我原來參加的廣播站也被新的組織佔據。課桌還在，正常課堂卻已經不存在。老師不能照常上課，學生也不再按班級學習。我們這些1965年入學的高中生，實際只完成了一年系統教育。
隨後，家庭出身成為公開鬥爭的依據。紅衛兵組織興起，學生被分成不同陣營。「幹部子弟」「黑幫子弟」「狗崽子」等稱呼在校園裏出現。過去一起吃飯、住宿、上課的同學，開始因為父母身份、政治觀點和所屬派別互相攻擊。
有人參加大串聯，有人抄同學的家，有人被批鬥、關押或毆打。學校後來經歷複課、軍宣隊和工宣隊進駐，但原來的高中教育已無法恢復。
我們這一屆學生原定1968年高中畢業，卻沒有參加高考。畢業分配時，大多數人被安排上山下鄉。此前通過中考進入重點高中的道路，在短短一年後便中斷了。
1965年的中考，曾經被我們視為人生新的起點。六十年後再回看，它更像是一個時代轉折前的最後一場考試。我們曾經穿着白襯衫，佩戴交大附中的校徽，準備讀完高中、報考大學；一年以後，校園停課，升學道路關閉，個人命運被捲入另一段歷史。
資料來源：傅為民《共和國同齡人的16歲花季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