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王月眉(Vivian Wang)指出，當北京發現網紅比記者更好用，外界對中國的理解只會更加非黑即白。
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採訪了《紐約時報》前駐北京記者王月眉(Vivian Wang)。王月眉今年2月1日在首都機場準備飛往首爾出差時，被邊控警察告知外交部已註銷其居留許可。
王月眉談到白紙運動：那天傍晚聽到亮馬橋可能有人聚集，騎共享單車過去的路上還在想大概是白跑一趟。到了現場，她發現願意開口的人非常多。但也發現絕大多數人只有微信，沒有任何加密通訊工具——即便前一晚上海已經抓了人，他們似乎並不覺得自己越過了紅線，只覺得訴求很簡單。
王月眉描述了近年來中國敏感邊界的移動。疫情初期武漢的醫護願意分享經歷，如今幾乎不可能採訪到體制內醫院工作人員;2020、2021年找教授做專家採訪很容易，疫情後須先報備，現在極難;就連經濟、就業、內卷都已成為敏感話題。
王月眉認為，中國政府已經發現自己並不需要記者——可以邀請網紅和視頻博主。這會導致外界對中國的理解只會更加非黑即白。袁莉表示，一個真正自信的國家會允許別人寫自己黑暗的部分，現在的情況恰恰相反。
應用程式里的中國
美國網絡時事雜誌「中參館」(ChinaFile)發表文章《中國的應用程式生活》，作者金玉米(Jeremy Goldkorn)曾在中國生活二十年，2015年移居美國，這是他疫情後首次回訪。作者說，2026年在中國賺錢不易，花錢卻相當愉快——酒店、火車、機票、餐飲、衣物、汽車、手機、按摩，相較美國都便宜，而殘酷競爭在壓低價格的同時並未換來品質下降，因為消費者會在平台上毫不留情地打分。
文章說，中國已經全面無現金化，必須有一部綁定實名認證的手機才能使用支付寶和微信錢包，而且只有這兩個數字錢包管用。作者認為，一旦這些應用跑起來，就進入了疊加在物理世界之上的數字世界，全程只需要一個App。
代價隨之顯現。在北京海淀某片政府機構和住宅區集中的街道，每五十米就有一道橫杆，上面掛着十幾個功能不同的攝像頭——車牌識別、行人人臉識別、車內人臉識別、步態識別。
在文化空間上，作者的判斷是：2026年的中國，用於文化、社會或政治表達的空間非常有限，甚至比二十年前全國只有約一億網民時還要小。
從民間信仰看「我們是最後一代」
在線文化雜誌《中國書評》(China Books Review)在「中國在想什麼」專欄刊出訪談《李明潔談中國民間信仰》。受訪者李明潔出版了著作《神交：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紙神專藏」研究》。在她看來，紙神是老百姓的神譜，是中國民間宗教的神譜，既非道教也非佛教。民間的組織能力並未因禁止信仰而消失，因為宗教組織與基層社會的動員組織是同構的，本來就是一個組織。
對於上海疫情封控期間出現的反抗名句「我們是最後一代」，李明潔說，在中國傳統里，祖先死後會成為庇佑你的神，很多人至今這麼想;而那個年輕人的回答意味着，為了讓孩子不必承受自己的恐懼，他把自己與中國傳統、與民間信仰徹底切斷。她說中國人對子嗣和財富的期待極其頑固，連這麼重要的東西都可以拋棄，可見政策失民心到了什麼程度。
李明潔也解釋了為什麼西方同事對這段視頻的震動遠不如中國人：在西方文化里每條生命只向上帝交代，而中國人不是回到天國，是要成為看顧下一代的祖先——中國人是社會關係中的人，是秩序中的一個點，把他從關係里挖出來，他會非常痛苦。「斷子絕孫」因此才是中文裏最惡毒的詛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