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政策後來失敗，常被解釋為一次善意的誤判：當年誰也不知道中國發展起來以後會變成什麼樣，美國只是希望貿易帶來開放。
這個說法最經不起時間檢驗。
六四鎮壓發生在1989年。美國國會通過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是2000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2001年。中間相隔十一年。
也就是說，美國決定把中國全面接入全球貿易體系時，並非面對一個本性未明的政權。坦克開進北京、軍隊向民眾開槍、隨後大規模追捕異議人士，都已經發生。中共也從未承諾放棄一黨專政。此後又有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導彈危機、對政治反對力量的持續鎮壓，以及黨對軍隊、司法、媒體和主要經濟資源的絕對控制。
這些都不是後來解密才知道的情報，而是全世界已經看見的事實。
六四還不是克林頓面前最後一次警告。
1999年7月，中共開始在全國迫害法輪功。大批修煉者被抓捕、拘押，國家宣傳機器全面發動，相關書籍被集中銷毀，律師代理受到限制，司法機關被要求配合黨的政治任務。克林頓政府自己的《1999年度人權報告》已經記載，中共從當年7月開始鎮壓法輪功，據報有數萬名修煉者遭到拘押。
四個月後，1999年11月15日，克林頓政府與中國達成雙邊入世協議。次年，克林頓又全力推動國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待遇。
這個時間順序非常重要。
克林頓不是在不知道中共會鎮壓獨立社會力量的情況下作出決定。就在美國討論加入世界貿易體系將如何增加中國個人自由時，中共正在以一場全國性政治運動證明：只要一個社會組織不受黨控制，無論它是否擁有武器、是否爭奪政權，中共都可以調動警察、宣傳、司法和行政機器將其摧毀。
六四說明中共會用軍隊鎮壓公開的政治挑戰；迫害法輪功進一步說明，中共甚至不能容忍一個獨立於黨的龐大信仰群體。前者發生在十一年前，後者就發生在克林頓推動中國入世的談判桌旁。
克林頓當然沒有簽署一張「中國必將民主」的保證書。但他向國會和美國社會推銷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時，最重要的政治理由之一，正是貿易、互聯網和經濟開放會把中國「更快、更遠地推向正確方向」。經濟自由將擴大個人空間，中產階級將要求更多權利，國際規則則會逐步改變中共行為。
這套理論為美國承擔產業轉移和市場衝擊提供了道德包裝。
問題不在於這種變化絕無可能，而在於美國把國家利益押在這種可能性上，卻沒有為另一種結果做好準備：如果中共拿走市場、資本、技術和外匯，卻拒絕政治改革，甚至利用這些資源強化專政，美國怎麼辦？
1999年迫害法輪功，實際上已經提前給出了答案。
中共不會因為經濟開放而自動接受社會開放。它可以歡迎外國資本，同時鎮壓本國信仰群體；可以要求進入世界貿易體系，同時在國內製造政治案件；可以學習西方技術，同時禁止律師依法為被迫害者辯護。經濟領域的有限開放與政治領域的嚴密控制，不但可以同時存在，甚至可以相互支持。
但克林頓政府並未因此重新檢驗自己的理論。相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2000年發佈人權報告時，仍然主張中國加入世貿將增強其內部要求開放的壓力。
這樣一來，這套理論實際上失去了被事實證偽的可能。
中共有所開放，證明接觸有效；中共擴大鎮壓，則證明更需要接觸。無論中共做什麼，美國得到的政策結論都一樣：繼續貿易、繼續接觸、繼續等待變化。
如果一個理論無論面對什麼反證都不改變結論，它就不再是經過檢驗的戰略判斷，而是一種信仰。
後來的事實更加清楚。中共沒有被市場改造，而是把市場納入黨國體系；沒有因互聯網失去控制，反而建立防火牆和數字監控；沒有因加入國際規則而放棄產業補貼、技術掠奪和市場壁壘，反而學會在規則之內外同時獲利。
美國企業獲得了一部分利潤，中國則獲得完整工業體系、巨大外匯儲備和支撐軍事擴張與國內監控的財政、技術能力。
美國原本希望經濟發展削弱專政，結果經濟發展為專政提供了更多工具。
這不能全部算在克林頓一人頭上。美國企業、國會共和黨人和整個全球化精英階層都參與了這項選擇；中國入世也需要其他成員同意。但總統的責任不因參與者眾多而消失。克林頓政府主動推動協議，並把中國政治轉型的可能性作為政策合理性的核心依據。
今天若再說「我們從未保證中國一定民主」，便是顧左右而言他。沒有人追究一張不存在的保證書。真正的問題是：六四已經證明中共在政權安全與政治開放衝突時會選擇鎮壓；1999年迫害法輪功又證明，這種選擇沒有改變。美國為什麼仍然相信經濟力量最終必然壓倒黨的統治意志？
克林頓可能不是相信中共善良。他相信的是一套歷史規律：市場經濟、全球貿易和互聯網具有不可逆的自由化力量。這種信念符合冷戰結束後的時代氣氛，也讓美國可以同時追求企業利潤和政治理想。
然而，國家戰略不能把願望當成約束機制。
如果對方按照你的預期改變，大家一起獲利；如果對方拒絕改變，它仍可保留獲得的市場、技術、產業和資本，而你承擔製造業流失與安全風險，這就不是穩健政策，而是一場單邊下注。
真正的反省本應非常簡單：
我們知道六四發生過，也親眼看見1999年迫害法輪功，仍然高估了經濟開放改變中共制度的力量；我們沒有為失敗設置及時止損機制。
克林頓至今沒有把這句話說完整。他可以承認中國發展沒有完全符合預期，也可以強調入世協議中確有開放市場的具體條款，卻始終沒有正面回答：美國為什麼在中共已經兩次用大規模鎮壓表明政治底線之後，仍把自己的工業與安全押在中共最終會改變上？
六四不是後來出現的反證。
迫害法輪功更不是。
前者發生在賭局以前，後者發生在下注之時。克林頓不是沒有看見，他只是相信自己的歷史理論，比中共正在採取的行動更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