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沒有如果。但歷史有警報。
1989年的六四，首先當然是中國人的歷史。學生、市民、知識分子乃至部分體制內人士，以自己的方式要求政治改革。運動內部有分歧，有幼稚，有混亂，參與者也絕非後來敘事中整齊劃一的聖徒。但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人確實行動過，而中共也用行動回答了他們。
這個回答，其實不只給了中國人，也給了世界。
六四以前，西方對中國抱有希望並不荒唐。毛澤東時代結束，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中國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市場開始出現，外國資本進入，年輕人接觸西方思想。一個經歷過文革的國家似乎正在向另一個方向走。日本提供日元貸款，美國擴大交流，歐洲企業進入中國，都有當時的現實理由。
但是1989年以後，情況已經不同。
六四等於做了一次極其昂貴的壓力測試：當經濟改革與中共的政治壟斷不衝突時，中共可以改革；一旦政治開放威脅黨的統治，究竟哪一個優先？
答案已經出現。
這並不意味着西方從此必須封鎖中國，更不意味着美國有責任推翻中共。中國未來怎樣，首先是中國人的事情。西方真正需要做的，其實簡單得多：保護自己。
你可以繼續貿易，可以投資，也可以相信中國未來可能政治轉型。但國家政策不能建立在「也許」之上。政治轉型不是算命，要看行動。釋放政治犯、擴大新聞自由、建立司法獨立、限制黨的權力、使軍隊國家化——做一件，信一分；做十件，信十分。
可惜後來很大程度上倒過來了。
六四之後，日本很快推動恢復對華貸款，並幫助北京走出國際孤立；西方重新擴大對華貿易投資。到了2001年，中國加入WTO，一個更大的歷史實驗正式開始：讓中國進入全球市場，讓中產階級成長，讓經濟自由最終推動政治自由。
這個理論不能說毫無道理，但問題在於，它把順序搞反了。
正常的風險管理應該是：你先改變，我再增加信任。
當年的做法卻越來越接近：我先給你市場、資本、技術和產業鏈，相信這些東西最終會使你改變。
兩者的風險完全不同。
假如第一種辦法失敗，中共仍然不改革，中國可能沒有後來發展得那麼快，但美國、日本和歐洲損失有限。第二種辦法一旦失敗，事情就麻煩了：政治沒有按照預期改變，資本卻已經進去；制度沒有改變，工廠已經建好；戰略方向沒有改變，技術、人才、供應鏈和出口能力卻已經形成。
更有意味的是，六四之後兩年，蘇聯解體。
西方從中得到的教訓大約是：共產主義終究抵擋不住市場、開放與時間。
北京得到的教訓卻恰好相反：蘇共失去黨的領導、意識形態控制和軍隊控制，所以亡黨亡國；中國絕不能重蹈覆轍。
於是出現了歷史上頗具諷刺意味的一幕：西方越來越相信時間會改變中共，中共卻越來越認真研究怎樣避免被時間改變。
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中國加入WTO以後成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中國人自己的勤奮、教育、企業家精神、政府組織能力和龐大市場當然是發展的根本原因，不能把中國崛起簡單歸功於西方。但同樣不能否認，美國市場、歐洲市場、日本資本、外國技術、全球供應鏈和國際金融體系，大幅降低了中國工業化和技術升級的成本。
最後出現了一個冷戰時代都沒有出現過的對手。
蘇聯有核武器和龐大軍隊，卻沒有中國今天這樣的製造能力和全球貿易網絡；日本經濟曾經強大，卻沒有挑戰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戰略意願；俄羅斯有意願，卻缺少中國的經濟和工業規模。
今天的中國卻把經濟規模、完整工業體系、科技能力、核武器、常規軍力和與美國進行長期競爭的政治意願集中在了一起。
這當然不是六四以後某一個決定造成的，更不能證明另一條歷史道路一定更好。歷史沒有實驗組，也沒有機會重新運行一次。
但是有一個問題，美國和西方今天應該能夠回答了：
當年為什麼一定要先相信中國將來會改變，才知道自己今天應該怎樣保護自己？
其實根本不需要。
1989年已經提供了一次風險提示。警報響了，不意味着必須開戰，也不意味着必須永久脫鈎。它只意味着，此後每增加一分信任，都應該等待一分新的行動。
中國人當年已經用自己的代價問過一次。
中共也回答過一次。
西方看見了這個答案，卻認為時間還會給出另一個答案。三十多年以後，它付出產業轉移、供應鏈依賴和戰略競爭的巨大成本，重新買回了1989年已經免費得到的信息。
歷史沒有如果。
但歷史最大的遺憾之一，大概就是：警報其實響過，只是有人聽見以後，又睡着了。
